2 文献综述

2.1 乡村旅游内涵研究

关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源起，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出于外事接待的需要，我国在石家庄率先开启了乡村旅游的模式。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深圳举办了国内第一届荔枝节，随后开办采摘园，开启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但乡村旅游真正步入前进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就是从国家旅游局在1998年推出与大自然亲近为主题的“华夏城乡游”后，乡村旅游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2001年，国家旅游局在全国推行农业旅游示范点，并在2005年1月公示首批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名单（共306个），其中农业旅游示范点203个，2006年达到359个。特别是2006年后，国家旅游局推行中国乡村旅游年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步入快速发展模式，对其研究也越来越被重视，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高潮。有学者认为，乡村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是基于市场需求动机，如回归需要、求知需要、怀旧需要以及复合型需要等（Stern, 1992；谢彦君，1999；等等）。有学者认为，农业滞后发展亟须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乡村旅游应运而生（史玉丁和李建军，2018）。

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们一致认为，乡村旅游产业的兴起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多领域产生复杂作用。

关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方面，国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乡村旅游产业市场的巨大潜力所带来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作用，并迅速成为研究热点。急于摆脱乡村衰落困境的发达国家将乡村旅游作为改变乡村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与农业收入的提升成为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Pearce, 1990; Benjamin, 1994）。乡村旅游产业对于拯救和振兴乡村经济的作用，政府机构开始关注（WTO, 1993; USTTA, 1995）。此后，许多学者认同乡村旅游产业对乡村经济和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Oppermann, 1996; Sharpley ＆ Sharpley, 1997）。布里登汉恩（Briedenhann J, 2004）认为，乡村旅游能刺激并带动相关经济发展，提升了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弗莱彻和切奇克（Fleischer A ＆ Tchetchik A, 2005）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乡村旅游与农业的关系，发现乡村旅游能使农民更有效的工作。关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效果不明显的研究也较多。奥伯曼（Oppermann, 1996）通过对德国南部乡村的调研，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受到季节性制约，乡村旅游产业规模经济很难实现。里贝罗（Ribeiro, 2002）在葡萄牙乡村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存在大量的漏损现象。弗莱彻（Fleischer A, 2000）提出乡村旅游的发展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因为乡村人员具有的资金和能力的不同，乡村旅游开发收益会存在收益分配不均，富裕的人获得的收入是最多的，而处在乡村贫困线下的人口净收益可能是最少的，甚至有可能是负数（Manishapillay ＆ Christian M Rogerson, 2013）。乡村旅游产业对经济的影响还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有学者（Knight J, 2006）关注日本乡村旅游当地社区与旅游开发商、旅游者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的博弈。随着乡村旅游者的增多，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也会增加（Jackiewicz E L, 2005）。弗莱彻和弗莱斯特恩（Fleischer A ＆ Flesenstein D, 2000）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分析了利益矛盾的存在对乡村旅游产业影响较大。其甚至会阻碍乡村旅游的发展（Liu A, 2006）。确定利益诉求与利益冲突时，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背景条件不同而不同，需要仔细分析以研究对旅游的具体影响（Dickinson J E ＆ Robbins D, 2008；Daugstad K, 2008）。有学者（Ajayi＆Adeola, 2017）提出乡村旅游产业促进创业的产生，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由于资金的短缺与基础设施的欠缺，需要政府为创业企业家提供政策支持，从而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参与全球产业的竞争。国内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差异方面探讨乡村旅游产业对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影响（孟德友和陆玉麒，2012；杨学儒和杨萍，2017；等等）。部分学者从乡村旅游产业精准扶贫视角探索乡村旅游产业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的研究（吴靖南，2017；林移刚和杨文华，2017；黄炜和孟霏，2017；等等）。随着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发展及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变，学者们对乡村旅游产业的经济影响、创业驱动、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与实证分析（杨学儒和杨萍，2017；王乐君和寇广增，2017；于法稳，2017；等等），并且部分学者就乡村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迁等一系列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定量分析（潘小慈，2017；胡鞍钢和王蔚，2017；等等）。

关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是指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参与社会分工和以商品形式满足他人需要，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要。该“经济人”主要是指商品生产者，若离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人更多的是一个自然人。自然人会受到一系列欲望的刺激而让需求层次不断提升（马斯洛，1943），从经济诱因到精神诱因层次。正如古典经济学所提倡的，乡村旅游产业的诞生首先应当考虑其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随着乡村旅游产业的膨胀式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开始对乡村旅游产业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广泛研究，关注焦点集中在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地方文化、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形形色色。许多政府机构坚信乡村旅游有助于增强当地社区自豪感，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和遗产保护（WTO, 1993; USTTA, 1995），而某些社区居民对此并不十分赞同。澳大利亚南部高地只有5%的当地居民认为旅游会增强社区自豪感（Baric, et al, 1997）。认为乡村旅游有助于推动乡村与外界的社会文化交流是许多研究取得的共识（Oppermann, 1996;WTO, 1993; Nilsson, 2002），但当旅游者人数超过一定数量，并对乡村生活方式造成破坏时，这种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也就消失了（Macbeth, 1997）。乡村旅游对社会结构、婚姻、家庭等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一方面，因旅游收入分配不均，乡村旅游产业加剧了当地社区的分化和隔阂。乡村旅游还导致犯罪率上升、人口拥挤和个人隐私被侵犯（Long,1990; Macbeth, 1997）。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促进了社区团结和社会结构优化。有研究者（Huang, 1996）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共同认同的理想的乡村旅游形象，奠定了当地社区团结的新基础。有学者（Kousis, 1989）认为，在旅游业的影响下，希腊克里特岛内部通婚的模式已有所改变，婚姻的年龄差距增大，从业女性更加独立，因而乡村旅游对居民家庭、婚姻等具有积极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妻子与丈夫之间固有的分工，妻子的家庭权利逐渐增大（Evans, 1992; Dickinson, 2008; Nielsen, 2010）。然而，纵然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升，但是参与其中的农户妻子的比例相对甚少（Gasson, 1992）。有学者（Park D ＆ Nunkoo R, 2015）通过对韩国556个乡村旅游发展社区进行调研，发现社会资本的融入方式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社区结构具有较大的影响。此外，皮尔斯（Pearce, 1990）对乡村旅游主客相遇的动力机制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国内有关学者也开展了非常多的研究。杜江（1999）认为，乡村旅游产业往往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游客往往来自发达地区，这样发达经济孕育产生的强势文化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弱势文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并会促使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靠拢。李蕾蕾（2000）认为，乡村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可能凸显和增强接待地居民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尊感。乡村旅游促进了城乡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农村的“观念城市化”，带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何景明，2005）。乡村旅游有利于乡村文化的复兴以及乡村居民自身文化水平的提升，让乡村居民开阔视野，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同时基础设施也得到较大的提升（刘韫，2007）。乡村旅游对生产活动的性别关系产生较明显的变化，促进乡村两性平等（王伊欢和王珏，2009）。随着女性参与乡村旅游的增加，女性村干部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决策作用日渐显著（罗文斌等，2017）。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乡村旅游资源也渐渐失去了“原生态”，充斥着商业利益和城市化气息，往往对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保留乡村人文景观、规划旅游休闲区和村民生活区、合理安排乡村用地等方面考虑欠佳。同时，游客的大量涌入带来了交通拥堵、垃圾乱扔、社区治安、城市文化冲击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地方的旅游业严重干扰了村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逐步引发村民的不满情绪（梁军，2008；叶舒娟和杨效忠等，2009；翟向坤和郭凌等，2017）。一些地方的旅游业加剧村民家庭价值观矛盾，对农村家庭关系影响呈现复杂性，对邻里关系有阻碍作用（陶长江和付开菊等，2014）。关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方面，梅多斯（1972）在研究增长的极限之前，假设每个个体都是支持增长导向政策的，因为他们相信增长会给他们带来不断增加的福利水平。政府把寻求增长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在富裕世界里，增长被视为增加就业、提高流动性以及技术进步所必需的；在贫困世界里，增长被视为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但这些增长都是心理与制度的原因，若人类早些知道更有效利用资源，未来仍将是期望的那样（Aurelio Peccei, 1981）。因此，主流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回避增长与环境之间的问题。近年来，研究乡村旅游环境效应的结果喜忧参半。否定者认为乡村旅游不利于乡村环境的保护，大量游客的到访导致乡村景观被破坏和乡村环境的恶化（Maude, et al, 1985）。不少研究者强调，环境与旅游业发展存在发展和抑制两种状态（Cater, 1995; Hiltunen, 2007）。戈弗雷（Godfrey, 1998）认为，目前大多数的乡村旅游局限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发展均衡，而没考虑环境因素将会局限乡村旅游长期发展。环境因素会影响乡村居民的满意度（Park, 2015）。约翰斯通和提利尔（Johnston ＆Tyrell, 2005）认为，过多地强调环境保护会抑制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的支持者认为，从事乡村旅游者对周围环境颇为关注，总是竭力维护乡村景观，增加环境的美学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乡村环境（Garcia, 1995）。一些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生态旅游产品，会对全球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贡献（Hunter ＆ Shaw, 2007）。同时，发展乡村旅游会使农村区域环境更加协调（Fons, 2011）。个别学者留意到乡村旅游活动会对野生动植物产生一定影响，并提出了乡村旅游生物消费的道德问题（Hall, 2000, 2011）。我国关于乡村旅游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晚，顾筱和（2006）从旅游活动对人居自然环境和农耕自然环境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旅游活动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是负面影响。王永强和冯军（2010）则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瓶颈，主要是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与保护不够。王克军（2014）认为，各利益主体对环境不负责任角逐。余美珠（2011）提出，通过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式促进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美丽乡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因体制原因导致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结合不够紧密，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退化，出现“公地悲剧”。乡村旅游发展之于乡村生态建设是“双刃剑”，如何趋利避害？适合、适应、适度发展乡村旅游是关键（黄震方、陆林、章锦河，2015）。乡村旅游发展对生态的诉求应“适应”生态系统的属性要求。片面追求乡村生态景观的新奇、震撼、艺术感而大行其道的“大地景观”，忽视物种的本土性、敏感性与适应性，会导致外来物种入侵的生态风险。国家应加强生态资源产权和用途管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乡村旅游的“适度”发展（章锦河，2015）。王莹和许晓晓（2015）从环境区位角度探索乡村旅游产品差异。在现实中，乡村旅游经营模式相似，基本功能雷同，扎堆建设的过程中难免造成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许多乡村旅游地旺季和节假日时大量游客涌入，大量的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随意丢弃，不仅使生态环境负重过大，还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唐静等，2017）。

不论乡村旅游产业中交易行为活动对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影响，从行为主体的重复关联博弈来看，结果发生最终的影响将会反作用于交易行为的主体，并将影响他们的博弈决策，影响他们发生或拒绝交易行为，影响乡村旅游产业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的实现，影响乡村旅游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对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