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乡村旅游产业性质

在本质上，乡村旅游产业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分工产物，对利益主体和社会进步极其重要。我们关于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必须基于产业发展的主体即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一种科学性的全面考察。此时，一种具有产业经济学典型特征的理论路径，就是从产业生命周期的经济视角进行产业持续发展分析。因为产业阶段、专业化与规模化一直都是产业经济学的核心主体。

1.2.1 乡村旅游产业的概念

产业生命周期的哲学意义依赖于生产者投资偏好或预期。正是由于预期差异，按照霍德华的见解，生产者投资心理几乎可以导致市场出现任何定价，而无论其基本面如何，最重要的学科不是会计学或经济学，而是博弈心理学。会计学与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专家们通过工作和努力的科学计算，试图将计算结果直接或间接应用以提高和改进生产者福利。但在现实中，计量存在一定的困难，原因在于信息的拥挤、碰撞，市场有时候还会失灵等。因此，生产者将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科学计算的结果视为参照的基础上，更多地仍依赖于行为的动机对未来行为的博弈。弄清当前人类行为对某项投资的喜好与厌恶，是产业生命周期发展的关键。但是，生产者的个人经济行为仍然可以简化为两类：发生交易行为与拒绝交易行为。显然，发生交易行为是传统经济学试图通过理性逻辑计算的对象，为了清晰地呈现发生交易行为理论，本书首先简述发生交易行为的对立面，即拒绝交易行为的性质。这是本书分析的第一个论题和范围限制，实际上是理性经济学与伦理哲学分析的范畴。

约翰·R．希克斯告诉我们，既然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变化的世界，则此一时对问题能做出正确解释的理论，彼一时就可能是错误的了。也就是说，没有哪种理论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永远放之四海而皆准，也许我们某一天也会摒弃目前所坚持的理论，但并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时过境迁，它不再适应了。准确地说，拒绝交易与同意交易两种相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转化的动力关键是找寻到行为发生的动机。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行为的发生源于两种假定，即有限理性和投机。第一个假定认为，人类主观上是想理性行事的，只不过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这样做。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并且会对人们构思合同主体的方式起到巨大的影响。第二个假定认为，不能指望人类会自觉信守承诺，因为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会甩开协议的文字规定，背离协议精神。但是，对投机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于理解复杂经济组织方式所服务的目的来说，毕竟是一门基本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要用到塞勒的第三种行为假定，即风险厌恶的假定。这种假定与前面两种假定不同，这种假定显然有点不符合实际。但对于不符合实际的假定，通常要根据其导出的方式能否开花结果来判断。本书为风险中性辩护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资源的禀赋决定利益主体对资源的偏好，二是经济学假定人类都是理性经济人。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关于人类行为存在拒绝交易的思想，休谟曾给出一系列深刻的哲学阐述。

在拒绝交易行为的情况下，乡村旅游产业的也要经历一个成长甚至到衰退的演变过程。自乡村旅游这一概念出现后，人们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从未停止过探讨。虽然对乡村旅游并不陌生，但到底什么是乡村旅游、其性质是什么，学术界至今仍没达成一致。欧洲联盟（EU）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雷恩（Lane, 1994）提出类似的观点。我国学者杨旭、熊凯、王兵、范春、杜江和向萍、肖佑兴、何景明、郭焕成、查芳、刘德谦、林刚、刘艳红、谢彦君等讨论了乡村旅游的不同定义。谢彦君（1999）认为，乡村旅游以乡土化为关键，以与城市旅游互补和差异化为基本原则。刘德谦（2006）认为，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景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以及学习等旅游活动。郭焕成（2010）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目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可以看出，以上学者主要从资源、客体等方面进行论述，并且从本质上都认同乡土化是界定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最重要的标志。因此，既然乡土化甚为关键，是区分其他旅游活动的关键因子，只有透过乡土化抓住乡村旅游的本质，才能达到对乡村旅游真正的把握。我们要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就要对引起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即发展力进行分析，从乡村旅游自身内力与外力的相互作用去界定。乡村旅游自身资源禀赋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界定为乡土化发展内力，而乡村旅游自身资源禀赋以外的因素如行业环境与宏观经济环境等相互作用及其结果界定乡土化发展外力。那么，乡村旅游产业的乡土化发展离不开其自身内力，也离不开与之相互作用的外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外力与内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外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内力推动乡村旅游快速前进。也就是说，乡村旅游的行为主体若能主动借助外力发展内力和改变内力，就能促进乡村旅游乡土性不断加强，乡村旅游产业不断成长。此时，事物的关键转化为行为主体的行为发生是乡土化表达的最终方式，其行为的表达方式是否正确将直接关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乡土性本质的实现。因此，本书将乡村旅游界定为，在乡村区域范围内，以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田园景观与建筑物、村落结构与布局、民俗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农闲日常生活等为资源，以当地居民为主要服务者，向旅游者提供农事实践、学习与研究、娱乐、休闲、观光、度假、健身以及农产品采购等旅游活动。

我们界定清楚乡村旅游的概念，才能将论题范围加以限定，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在本书的乡村旅游产业理论分析中，主导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人类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决策行为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可功利化的、可交易计算的效用函数，决定着交易行为发生或拒绝交易行为的发生，并且该效应函数可能会基于理性的经济效应或有限理性的情感效应获取。具体来讲，本书关于乡村旅游产业性质的分析，将依据交易成本中理性经济人博弈互动的语言来描述以及随着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不同，情感能量需求的博弈进行分析补充，通过理性与有限理性博弈互动，促进交易活动的实现，以进一步推进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这是本书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拒绝交易的社会行为，将不属于本书持续发展分析的范畴（有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旅游产业的拒绝交易的社会行为是对乡村资源持续发展的保护，该观点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本书认为，只有乡村旅游交易行为的发生，才会促进乡村旅游产业不断发展。

1.2.2 乡村旅游发展的分类限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条的规定，城市是指国家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而不涵盖国家设立的城市外的其他区域范围，即非城市化地区为乡村。一般而言，乡村的人口密度低、聚集规模小、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特征。鉴于此，本书首先将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从地理空间范畴进行区分，认为乡村旅游就是在乡村区域范围内发生的一切旅游活动行为。同时，世界旅游组织的《地方旅游规划指南》中界定乡村旅游的概念使用的英文单词为“rural tourism”。而乡村旅游近义英语还有“agro-tourism”与“farm-tourism”。虽然它们都可以近似翻译为乡村旅游，但含义却不同。“agro-tourism”与“farm-tourism”离不开农事活动，因此对于后面这两个近似翻译，许多人又将其译为农业旅游与农庄旅游。“rural tourism”更偏重于依据乡村风情发展来的旅游活动。因斯克普（Inskeep）认为，乡村旅游、农业旅游、农庄旅游相互替代。刘德谦（2006）提出农业旅游不能完全等同于乡村旅游，但却是乡村旅游组成的主体部分，推动乡村旅游快速成长。该理论解释逐渐被我国学者普遍接受。因此，本书后面的农业旅游与农庄旅游，虽不能代替乡村旅游，但可以统一归纳为乡村旅游的组成部分。只有界定清楚城市旅游、乡村旅游、农业旅游、农庄旅游，才能更好地将乡村旅游分析透彻，更好地进行分类。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乡村旅游分为传统乡村旅游和现代乡村旅游，并且这两部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分类最早被旅游学者谢彦君（1999）论及，主要从客源地角度出发，认为乡村旅游可以分为农业旅游（包括区域型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如水生作物以及园地和水域等生态旅游农业；结构性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主要以平面、立体、时序和链式生态旅游农业景观呈现）、乡村民俗旅游（乡村居民在生活和生产的节律、礼仪、舞蹈与服饰等）、农事旅游（亲身体验）。刘德谦（2006）致力于依据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从市场角度进行阐述。例如，他提出中国乡村旅游若从自身发展特色区分，可以划分为客源依托模式、目的地依托模式、非典型模式、复合模式，若对需求的适应类型区分，可以划分为休息娱乐型、收获品尝型、运动养生型、观光审美型、认识学习型、复合型以及其他非典型型等类型。张树民等（2012）从乡村旅游发展驱动因素分类，认为乡村旅游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乡村旅游、供给推动型乡村旅游、中介影响型乡村旅游、政府支持型乡村旅游以及各种力量混合型乡村旅游等。在国际上，雷恩对乡村旅游进行了分类描述。尽管从乡村旅游发展现实来看，乡村旅游发展往往是某种综合的形态，但是这种从不同角度分类的细分，无疑是辩证思维逻辑的一次有价值的理论实践，从不同侧面揭示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普遍联系，并在客观上推进了涉及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理论的规范与实证关系的研究和发展。于是，我们关于乡村旅游理论的分析，必须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语境限定。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为了聚焦本书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分析主题，我们根据传统意义上旅游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认为如果从资源静态角度依托截面观察，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简化地分为三类：一是氛围情境型，即民俗文化、乡村野趣、缓慢的生活方式以及淳朴稳定的人际关系等精神寄托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如邻里之间互赠农产品、田埂间盘踞闲谈、不同节日的禁忌等行为模式，其可见但不可规范化，时时刻刻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正因为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时时刻刻存在，在通常情形下被人们下意识地视为理所当然——主要强调其潜在、不可表述、不可规范的外在特征。二是地理空间型，即依据周边的景区或邻近城市却又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等区位优势意义上的乡村旅游。这是一种可以规划发展的乡村旅游，一般被人们用休闲山庄、主题村寨等形式予以实现。三是景观依托型，即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庭院景观以及村落景观等乡村旅游。这种类型的乡村旅游，不仅可见，并且通常具有与物质相关的实体形式存在于乡村。按照静态资源的细分，无疑将乡村旅游性质通过分类进一步实现，并在客观上推进了乡村旅游资源属性导致的利益主体博弈的动态研究。鉴于此，我们关于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分析，就是基于以上乡村旅游资源分类基础上进行研究。

首先，以氛围情境资源为基础的乡村旅游是乡村文化的沉淀的表现。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乡村民俗文化中，都有与人为善、和睦、热情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同时又都有小农意识。特别是在一定时期内，当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占主导地位时，或者被一些利益的诱惑偏离轨迹时，乡村氛围就可能演化、弥漫出某种利益冲突极为强烈的潜意识规则。这已经出现在当下中国乡村旅游产业中人们对于资源占用损坏、乱收费等某种潜意识规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混合，并影响和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时，现实乡村旅游发展中表现出的“服务形态”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不同于理想而依赖于个体行为差异的理想与非理想的特征。但是，一旦我们聚焦服务形态为经济变量时，显然氛围情境决定的乡村旅游往往在公开社会情境下，更具有应然的规范含义，以至于在当下旅游业分类中，人们将乡村旅游应具有的情境氛围的这种意识形态概念看成绝对必要性，即使并非不可改变，但短期内也总是成为人们对乡村旅游潜意识的期盼。由于意识形态的顽固性，当我们基于乡村旅游分类所限定的特定博弈格局，比如理性与有限理性行为误差的出现，进行服务形态理性均衡分析时，我们对于情境氛围的理想化，很难从理性的博弈格局中获得理想的结论。

其次，如果讨论地理空间型的乡村旅游，情况则完全不同。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的拥挤、繁忙以及空气污染严重等影响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在环境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城市人需要放松、恬静、淳朴的生活，需要寻求回归人性本能的地区。五天工作制实施以后，周末休闲放松旅游成为城镇人员的生活方式。但周末的两天休息时间又限制了长途出游的规划，近郊游成为最适合城镇人员的一种选择。由此以区位优势制胜的近郊乡村旅游，空间距离近、交通花费时间少、价格低廉吸引了众多城镇人员多次或反复进行乡村旅游活动的消费。随着消费人次的增加，旅游企业也随之被吸引，乡村旅游资源被包装、创新或转型，成为休闲、娱乐、户外拓展以及一系列农事主体乐园。乡村旅游资源随着旅游企业的加入被转让或被出租，当地居民可能会获得门票收入、农产品收入等一系列收入，但是他们可能会满足，也可能会不满足。随着资源经营权与使用权的失去，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极有可能朝着“两极”转变，一种是对乡村旅游带来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变化的认可；另一种是认为乡村旅游打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的追求与信仰的缺失让他们患得患失。这样一来便导致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不定性，有可能会繁荣，有可能会凋谢；有可能成为“大蛋糕”，乡村居民可分享的份额越来越多，而制作“大蛋糕”的人可能会有不满；有可能成为“小蛋糕”，乡村居民对分享的份额越来越不满，利益冲突不断增加，甚至“小蛋糕”会消失。对于地理空间产生的矛盾，有点类似于大锅饭时期不能真正地实现多劳多得，而阻碍长期合作的积极性。于是，在现实的乡村旅游客观发展状态中，利益主体纷纷加入对旅游资源的使用的博弈，寻求如何博弈均衡解，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今后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方向。显然，这种客观上制约、连接彼此利益均衡的解正是本书需要讨论的内容的一部分，可以深入揭示利益主体行为范畴和逻辑。

最后，对于第三类景观依托型乡村旅游的分类，我们较为容易理解与接受，即借助自然景观或周边景点可以成功吸引客源。这类乡村旅游以观赏型为主导，旅游产品较为单一。因此，第三类乡村旅游在依据典型的资源禀赋优势获得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也可以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实现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旅游跳跃式成长，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产业的融合发展，如同某个人要过河，他可以严格服从市场规律，慢慢地摸索着过河，也可以通过别人架好的桥轻松地过河。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成本较大，且使人产生行为怪异。正如乡村旅游跨越式发展面对实质性的“河面”，如果“过河者”硬要坚持通过摸索着过河，那么对于他来说，客观与理想的两种不同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正是由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这一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周其仁（2014）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引入到人们的行为分析中。不难发现，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既有自由市场交易，又有政策干预的辩证关系。显然，正是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导致经济制度在其中存在的辩证关系，使得我们不得不意识到，经济制度与产权完善的状态，往往需要在当下利益主体行为决策的博弈均衡解中分析，得到一种正确的“过河”方式的解。

基于资源静态角度依托截面观察分类的乡村旅游，每一种类别在发展过程中都可以借鉴博弈论语言本身的理论优势进行均衡分析。考虑到意识形态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复杂性，且这种复杂性与前面描述的人类行为的拒绝交易行为所对应，使得意识形态下乡村旅游发展更多地涉及行为经济学中互动仪式链的情感范畴与塞勒的禀赋效应等理论。同时，为了聚焦本书持续发展的分析主体，我们对于乡村旅游资源的讨论范围进一步锁定为以上三种乡村旅游类别的变化以及引发其变化的机制研究。

1.2.3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平衡分类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行为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利用好自身资本，并实现最大价值，同时一定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强调自由市场中经济当事人的竞争会在不断分工系统中不由自主地形成合作关系。不难发现，斯密在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以及分工体系带来的效率时，没有区分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认为分工与合作就是附属在一起的，不需加以区分。有学者认为，分工是合作的前提；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合作才会有分工。不论分工与合作谁是谁的前提，关键是两者会同时存在于社会体系中。分工与合作的存在就会产生协调成本的问题，而成本这一关键问题恰恰被斯密的理想的自由市场所忽略。若无成本，斯密定理不会与纳什均衡相冲突。在“囚徒困境”模型中，两个人博弈时，每个人都有两种选择方式（要么合作，要么不合作），形成2×2矩阵，得到四种结果，即合作与合作、合作与不合作、不合作与合作、不合作与不合作。四种结果获取的矩阵收益为（3, 3）、（0, 5）、（5, 0）、（1, 1）。按照纳什均衡的结论来看，双方在博弈的过程都会担心因自己合作而对方不合作，最后自己的收益为0、对方的收益为5，于是行为人都会从自私的动机出发做出不合作的选择，最后大家的收益都是（1, 1）的收益。相反，若按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的指导，行为人都会收益最大化，双方会按照利己主义就是利他主义的原则采取“合作”方式，他们在合作与合作中就会停滞博弈而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博弈行为的发生，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阶段得到了最好的境况，即双方通过合作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这个个人收益最大化也是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但是在现实的“囚徒困境”中，该局面并没有出现。原因在于若斯密考虑合作成本、考虑分工，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时，应当就不会出现与理论相冲突的境地。但不论斯密的观点与纳什均衡存在怎样的冲突，纳什均衡确实在现实中存在。尽管纳什均衡是基于传统博弈中竞争理论基础上的非合作博弈的“零和博弈”结果，行为人的博弈也会得到平衡结果。

从纳什均衡的出现与现代合作理论的洞见，亚当·M．伯兰登伯格（Adam M Brfandenburger）指出，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是一种革命性的设想，合作将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市场，和合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和合发展就是齐心形成的合力，而力是在强调平衡的基础上，才会有合力向上的空间。因此，乡村旅游要在发展中寻求平衡。从理论性的或者说理性的角度来看，由于平衡概念给出了“每个人都采取对他人行为最优反应”策略，平衡的策略组合就是每个人都在自利的基础上发生的行为。此时，当且仅当两个行为人给出的策略位于平衡状态集时，才能形成稳定的发展状态，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果不从行为人的平衡解着手去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仅仅是人类设想的“乌托邦”。从实证角度或演化经济学角度去考虑，这种看法赋予行为人决策博弈以及他们之间的平衡概念以丰富的数据与案例。纵观中华5000年发展历程，经济发展多是由于产业发展所推动，而产业发展多是由于产业组织中的行为主体推动。因此，从产业内的行为主体促进产业发展来看，我们往往都是通过数据与案例的比较分析得出经验与总结而赋予其特定意义上的平衡含义的，如包括人类行为如何从中明确公平与效率的合作等。

这就是为什么将事物的发展均衡状态看成人类社会行为理性互动的博弈结果，不论这个结果社会效益最大化或社会效益次优结果。因此，这里可以给出一种关于乡村旅游发展平衡主义的理论解释。如同前面我们讨论乡村旅游产业性质的时候认为拒绝交易行为不属于持续发展的讨论的范畴一样，这时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乡村旅游发展平衡时因为“囚徒困境”普遍存在，理性的选择原本应是不合作，那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在现实的生活里，合作是普遍的。经济学家解释说，如果是多次重复博弈，那么理性选择可以有“囚徒困境”的合作策略，只要折现率充分接近1。这在家庭关系中或血缘接近的群体里，是一种正确的解释。可是，我们观察到的许多合作行为是在“囚徒困境”的单次博弈中发生的，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英雄行为、2003年“非典”时期志愿者群体……当我们处于危难中总会有人舍身相救，是为什么呢？这类现象，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似乎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并因此成为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我们谈论乡村旅游发展问题，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就必须谈论单次“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问题，如乡村旅游者发生的行为往往就是单次合作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很苍白。因为单次“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问题一般都是在道德基础上发生，并且没有道德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汪丁丁（2010）提出，社会资本就是要解释陌生人之间一次性“囚徒困境”的合作解为何可能出现。汪丁丁指出，所谓的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内存在的全部有利于“囚徒困境”合作的解。但不是一切陌生人之间的合作都可能，因为社会资本具有排他性。例如，旅游企业的资本可以在乡村旅游目的地作为生产要素融入发展，促进乡村旅游迅速成长。但旅游企业资本投入后能否得到回报呢？比如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的塘山村的一次“失败”的旅游扶贫实践。资本的融入对于地处偏远地区的塘山村是一剂“兴奋剂”，很多村民纷纷从沿海地区回到家乡准备“大干一场”。但当旅游企业与村民真正开始就资本融入问题探讨时，旅游区计划以土地流转价格2.8万元每亩（1亩≈666.67平方米，下同）的费用征用300余亩土地。300余亩土地涉及90多户人家，其中有30户是所谓的“钉子户”。塘山村部分村民认为企业是欺负他们文化水平低，出价太低；部分村民认为企业故意征走他们最肥沃的土地；等等。对于村民与企业的分歧，现在看来，绝大多数村民后悔了，因为周边的村庄依托旅游企业带来了经济利益，村民们不需要背井离乡讨生活，政府还给予一系列惠民政策。同样，浙江武义郭洞古村落作为中国最早的古村落之一，1998年对外开放门票就高达300多万元，而2016年门票收入低至120万元，下降了六成。当地村民两次将毛竹搭的售票房烧掉，他们认为郭洞村火了，钱都被景区管理人员霸占了，没有给村民实质性的好处。这些故事表明，旅游企业与村民、景区管理人员与村民，即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不会轻易发生，它需要什么呢？关键是社会资本。普通人不是圣人，合作之前，每个人都不想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要避免风险的降临，前提就是要对合作者产生信任感。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一个核心要素。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信任感普遍缺失。如何建立信任感，这需要从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相互之间的渗透寻求答案，也是本书需讨论的一个问题。

如果将上一节基于资源静态角度依托截面观察分类的乡村旅游与这一节博弈平衡发展的概念进行对应比较，进一步地，我们可以给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静态平衡、动态博弈平衡以及如何通过寻求机制设计获得均衡等三类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步骤的简单分类。这里平衡更多地强调的是理性与有限理性的互动制约。换句话说，人类非经济行为在短期博弈中并不会表现出来，从动态决策树角度来看，讨论人类有限理性或非经济行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在动态决策树里面，增加了概率与随机变量，但这确是人类行为在有限理性状态下的理性决策平衡结果。于是，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设计相应的机制，实现人类行为的理性平衡。也就是说，本书的分析将限定于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非失衡、非意识形态冲突行为的范围。如同前面的分析，寻找合作解、寻找利益平衡点，就是为了乡村旅游发展平衡。显然，我们限定的这一假设与前面的乡村旅游产业性质以及乡村旅游发展分类的限定，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都是最终去获取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