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互联网时代的愚蠢与智慧

在互联网时代，抵御和消除愚昧比提升和造就智慧更为优先。“知愚识智”的策略是先知愚，后识智。愚蠢是智慧的反面，但这不等于说，不愚蠢就是智慧。在愚蠢与智慧之间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既不是完全的愚蠢，也不能都称为智慧。学识可以成为愚蠢与智慧之间的一个转折点。“学”就是思考，学识就是通过思考而验证和确定的知识。学识（learning）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知识只是了解，学识是进一步的理解，而智慧则是穷理。学识是以特定的方式（如批判思维或怀疑性思考）将了解到的事情确定为真实或真相。穷理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追索事物和现象的根本道理，化繁为简，有所领悟。

在互联网时代，粗浅知晓的知识（或称信息）与深思熟虑的学识之间的区别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也越发重要。在互联网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人类的口语时代还是文字时代，甚至是在持续了五个多世纪之久的印刷时代，无知与知识以及愚者与智者的区别一直被挤压在社会阶层的间隔之中。有知识的是那些能够熟练运用语言或具有读写技能的先知、诗人、僧侣、读书人、学者，他们同时是知识和学识的拥有者和权威人士。知识和文化曾经只是少数人才能享有，他们过的就是一种“有文化的生活”（cultured life）。对此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文化的生活》一文中说：“早期的文化标准要比我们现在高出很多很多。19世纪的时候，如果不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没有人会指望被看作有文化。在18世纪，乔治·华盛顿在法国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不会说法语而非常尴尬。人们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缺陷，意识到有文化的人应该拥有的那种知识的巨大差距：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知识、对宗教音乐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的知识、对包豪斯建筑学派（Bauhaus）影响的知识等。做个有文化的人意味着知识和兴趣的全面性。当然，没有人掌握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人是真正的全才，这就是为什么谁也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为什么文化本身仍然是个理想的原因。就像很多理想一样，文化虽然值得追求，却最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20]

今天，“文化”已经平民化了，普通的知识更是如此。谁都可以上网阅读，获得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的知识信息，知晓天下发生的事情。然而，正是因为供人们粗浅知晓的知识信息近在指尖，唾手可得，许多人不再愿意费力去寻求更可靠、更深入的学识。也正是因为网上的知识信息真伪混杂、真假难辨，因此才特别需要学识所强调的那种批判思考。批判思考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只是他们当中的少数智者，验证从网上得来的信息和知识，并将此用作个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认知原则。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抵御任何形式的外界操控，根据可靠的信息，自由而独立地对事物做出理性判断。

互联网时代的愚蠢不是完全无知，而是把需要验证、求实的知识信息不经思考就当成可靠而确定的知识。这种愚蠢让人很容易上当受骗，很容易被不实宣传误导或洗脑。愚蠢的症状包括：轻信、狂热、冲动、偏执、暴戾。遏制和消除愚蠢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因为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欺骗、宣传洗脑或散播不实信息，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不上当受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信易骗。

许多互联网批评者认为，网络阅读肤浅、破碎、浅尝辄止、不思考、少理解、无判断；而这样的阅读造就了网上读者的轻信易骗、思想懒惰和愚蠢低能。无论这种情况多么普遍，都不能说网上除了这种情况就什么都没有了。对网络阅读全然负面的评估与事实并不相符，因为网上并不是没有严肃认真、深入思考的阅读。不说别的，许多对网络阅读的批评就都是在网络上发表和传播的，如果不期待网络读者认真对待，又何必多此一举？

对互联网的批评容易偏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批评没有价值。美国政治学教授斯图尔特·索罗卡（Stuart N．Soroka）在《民主政治的负面性》一书中讨论了人类心理的负面倾向与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共生关系。他指出，在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负面信息在政治行为和政治交流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显得非常负面。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人在认知上有“负面趋向”（negative bias），对负面事物的关注超过正面事物，负面信息也比正面信息更让人感兴趣，对人的影响也更显著。而且，负面印象在人的记忆中比正面印象保留得更为长久。负面批评不仅是人性的，而且是制度的，人们可以在制度设计中有意识地运用人性的这一自然特征。新闻媒体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报道偏重于负面内容，不仅是因为受众更关心负面消息，而且是因为媒体原本就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在代议制民主中，监督错误是新闻媒体的核心功能。同样，民主政治制度也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也是把负面消息看得比正面信息更为优先。政治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让民众能对政府有所监督，而且也要使政治制度本身具有内部监督的功能。监督是为了发现和排除错误，是一种预警机制。^[21]

同样，批评网络或数码技术对人的认知、情感或其他方面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也主要是预警性的。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书籍都可以被视为这样的预警性著作。例如，《普鲁斯特与乌贼》和《浅薄》批评网络的破碎和浅层阅读，《重拾交谈》害怕人工智能可能毁掉人的恻隐心和亲密关爱，《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担心互联网会降低人的说理能力。这些都是本书在后面要讨论到的。这些批评都令人联想到美国作家吉利·曼德（Jerry Mander）在《消灭电视的四个理由》（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1978）一书里断言，电视会把人变成脑死的绵羊。波兹曼在《娱乐至死》（1985）中以类似的理由谴责电视毁掉了阅读文化。不过，波兹曼并不同意曼德“消灭电视”的主张，他认为，关键在于人自己要主动找到看电视的正确方式，不要被动地给电视愚弄成傻子。^[22]

任何关于媒介技术的批判或争论其实都不只是针对它本身，更是针对它可能对人造成的某种伤害或侵犯。人们害怕的实际上并不是媒介技术自身，不是电视、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而是使人劣质化或非人化的愚傻、浅薄、冷漠无情，或是把人变成机器和螺丝钉或齿轮。

今天人们对人工智能前景的忧虑也是一样，有人说人工智能最终会控制人类，有人说不会。其实这两拨人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来得重要。他们都害怕人类会因屈从于控制而失去自由，因愚昧无知而被残害、因意志衰退而被毁灭。他们害怕的其实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类可能遭遇的不自由和人道灾难。然而，就算没有人工智能，不是还有其他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力量在使人类不自由，并把人类带向灾难和毁灭吗？高科技并不是导致这种灾难和毁灭的直接原因。

任何技术危机的实质都是人的价值危机。今天，有人发出了对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的警讯，应该看作是针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困惑和面临的歧途，而不只是针对机器。忧虑和害怕科技可能对人性造成本质的伤害，或把人类带上万劫不复的歧途，这经常被称为“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它不是单纯的反机器主义，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卢德主义。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因为相信机器夺走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工作，愤怒地捣毁机器，这是历史上的卢德主义。它基于一种怀旧的幻觉，认为是机器破坏了人以往简单、和谐的良好秩序，造成了工人的失业和贫困。机器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替罪羊。

新卢德主义与反机器主义的卢德主义是不同的。它提出的是更具本质意义的警告：科技正在让人们相信人与机器没有什么不同，技术至上论正在消弭“人为什么是人”这个根本问题的意义。大卫·奥巴赫（David Auerbach）在《不妨当一个卢德主义者》（It’s Ok to Be a Luddite）一文中说，在我们今天这个科技时代里，应该保留卢德主义（新卢德主义）的一席之地，“长久以来，人类对自己保持着一种特别的、有特殊荣誉感的人的观念。科技不可避免会改变这个观念。一旦如此，人之为人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23]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可能。在数码、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科技时代之前，改变人性本质的危险计划就已经在一些现实的社会工程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新卢德主义，它的批判锋芒所指实质上不是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而是任何要把人物化为某种工具的统治形式和社会工程。这些统治形式和社会工程必定要依靠剥夺人的自由和自由思想才能实现。互联网如今已经成为自由意志与权力控制反复博弈、持续争夺的重要阵地。互联网的自由意向注定它会有所抵抗，也注定它的自由意向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压。

打压自由是任何强制性社会改造工程的条件。奥巴赫指出，技术之恶的根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汉娜·阿伦特关注的那种得力于工业革命成果的机械化极权主义。但是，许许多多低科技的（非人化）暴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相比用机器代替人，把人变成机器是更可怕的事情。“人生来就应该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19世纪）卢德主义者反对资本家把他们当成可以与机器互换的劳工；今天的卢德主义者把技术视为一种威胁，是因为技术会取消每个个体人的价值，并把人变成功利主义的统计数字。”^[24]

人的非人化和机器化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新危险，什么才是真正的人之为人？人与机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这些也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新问题。以前，哲学家只是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中思考人的独特性，今天，多学科的思考者们则可以从人的记忆与计算机记忆、人的学识与互联网信息知识、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等对比来思考人为什么不应该是机器，人如何才能不成为机器。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里承认今天社会金钱万能的现实，但是他还是要追问，不应该用金钱来做什么？^[25]同样，即使到了机器万能的时代，我们也还是要追问，不应该让机器代替人做什么？今天，机器尚未万能，我们更应该要问，机器永远不应该代替人做什么？我们拒绝相信机器在所有的事情上可以代替人，为什么？如何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放弃人的自由意志？哲学的思考并没有过时，但今天我们终于也可以在哲学之外，从科技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许多关于人的问题。能否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能否从中悟出更深刻的道理，正考验着我们在这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智慧。知识是人的知识，学识也是人的学识，无论是知识还是学识，最终的目的和唯一的希望都是，人类在未来能比今天更优秀，更智慧，更幸福。

[1] “On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by Albert Einstein”，http：//www.gurteen.com/gurteen/gurteen.nsf/id/X0012CF86.

[2]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3]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赵亚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03—204页。

[4]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5] Carl F．Kaestle，“The History of Literacy and the History of Readers”，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Vol.12（1985）：11-52，p.13.

[6] Tom McArthur，“Functional Literacy”，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1998．http：//www.encyclopedia.com/humanities/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functional-literacy.

[7] UNESCO，Fundamental Education：Common Ground for All Peopl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46，p.32．

[8] Carl F．Kaestle，“The History of Literacy and the History of Readers”，p.13.

[9] UNESCO，Fundamental Education：Common Ground for All People，p.32.

[10]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From Socrates to Twitter．New York，Bloomsbury，2015，p.181.

[11] K．Levine，The Social Context of Literac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6，p.32.

[12] Carl F．Kaestle，“The History of Literacy and the History of Readers”，p.14.

[13]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14] 引自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2页。

[15] Anthony Pagden，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New York：Random House，2013，p．x.

[16] Anthony Pagden．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p．x．

[17]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网络自由决议》，http：//mp.weixin.qq.com/s/nDcDssehg CqFdcdwKHII6Q。

[18]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WGIG）”，June 2005，p.4.

[19] Malte Ziewitz and Christian Pentzold，“In Search of Internet Governance：Performing Order in Digitally Networked Environments.”New Media & Society 16（2014）：pp.306-322.

[20] Joseph Epstein，“The Cultured Life”，这里用的是吴万伟的译文，稍有改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417.html。

[21] Stuart N．Soroka，Negativity in Democratic Politics：Cause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22]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

[23] David Auerbach，“It’s Ok to Be a Luddite”．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bitwise/2015/09/luddism_today_there_s_an_important_place_for_it_really.html.

[24] David Auerbach，“It’s Ok to Be a Luddite”.

[25] 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