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基础与研究动态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两者之间能否协调，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概念的理解和内涵的把握方面入手，对国内外学术领域涉及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基础和动态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吸纳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整合各种文献，并以此为基础，从经济史视角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思路与基本框架。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工业化的内涵、特征与衡量

在汉字中，“化”是一个使用较为普遍的字眼。从汉字的意思而言，“化”字的意思是指性质或形态的改变。

1．工业化的内涵

“工业化”源自英文“industrialization”，可翻译为“产业化”或者“工业化”。在中国，一般将其翻译为“工业化”。虽然学术界对工业化的研究时间较长，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就工业化的概念本身而言，专家学者们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或者经典的定义，人们对于工业化的内涵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工业化即是实体产业中的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逐渐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学者把工业化理解为第二产业中制造业的发展，而且还把这种形式的工业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1]

第二种，如果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可以说是机器大生产对手工劳动操作的更替。这一观点是将工业化等同于与现代化。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工业化史》中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轻纺工业的机械化，一项新的能源——蒸汽机开始出现，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批量生产，生产规模从小到大，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把这种变化称之为工业化。”^[2]

第三种，“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3]这一观点强调了生产技术的巨大变革和生产力水平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效率的提高。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手工劳动，以较少的劳动投入带来更多的物质产出。从这个理解来说，工业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包括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机械化与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与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种，张培刚重新定义了工业化，他将原来的定义修正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4]很显然，张培刚教授对自己以前的定义增添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这一变化过程是动态的，是不断前进的，即所谓的“由低级到高级”；其二，这一变化过程是突破性的，是生产力发生了巨大变革，以至于引起了生产组织和经济结构的更替，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其三，在农业生产技术变革方面，农耕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使用机器耕作，利用更先进的工具兴修水利和建设其他基础设施，甚至包括改进农作物种子和动物品种、研发先进农药、改变土壤性能等。

第五种，工业化为“一种过程”^[5]。其一，它是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动入手，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作为考量指标，工业化就是实体产业中制造业的活动和第三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其二，除了考虑产出或收入之外，还要考虑劳动力的投入，即从事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人口比例增加的同时，整个经济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

第六种，从产业结构转换的角度，可以将工业化定义为第一产业的比例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即农业产业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不断上升的过程。显然，工业化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表现出来的。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工业化过程即“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生产要素的投入角度进行定义）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6]。

基于以上几种对工业化的理解，我们不难发现，第一种定义把工业化看成实体产业——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比重的增加。这一定义对于工业化的认识比较直观，也抓住了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工业。但这一定义对工业化的认识远远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入。把工业化仅仅理解为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比重的增加，似乎过于简单。事实上，工业化是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其内涵远比“比重增加”这一说法丰富得多。而鲁道夫·吕贝尔特更多的是从工业化经济史角度去谈工业化。他通过罗列和梳理工业化演变中的重大事件和变革来阐述工业化的要义，从生产力变迁的角度去理解工业化，所以其对于工业化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产业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当然，他对于工业化的认知具有经验主义的“历史倾向”。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的认识似乎更为抽象，他试图从生产函数角度提炼出工业化的本质。他在定义中提到了农业工业化问题，而在此之前的定义中，工业化定义中从未涉及农业问题。显然，张培刚教授对于工业化的认识是开创性的，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无疑是一个重大贡献。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是一部权威的经济百科全书。它强调了经济结构变动这一过程是工业化最本质的特征，指出工业化是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取代以后经济结构的变动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产出的角度进行考量，即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另一个是从投入的角度进行考量，即从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生产要素——从业劳动人口的比例。这一认识更多的是从动态过程去认识工业化，比前几种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相对于其他几种解释，西蒙·库兹涅茨对于工业化的定义更为简洁但包含极为丰富的内涵，他将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结合起来理解工业化。“产品的来源”从农业生产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是从产出的角度来考察工业化的特征。“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是从投入的角度来考察工业化的特征。

要正确把握工业化的内涵，必须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工业化不是只发展工业而不发展农业和其他产业。当然，实现工业化肯定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而且必须重点发展工业。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农业和服务业等其他产业也应当同步发展。如果没有其他产业提供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维持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各种交易市场等，工业化很难顺利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不仅是发展工业，还必须降低劳动强度，简化劳动程序，提高劳动效率，优化劳动环境，提升劳动安全系数，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劳动者的幸福指数等。同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还必须带动其他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优化经济结构，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快提高国民收入。因此，加快实现工业化，必须协调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和工业与其他各类产业的关系，保持工业与农业等其他产业同步或协调发展，必须避免片面强调工业发展，而忽视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正如张培刚（1984）指出的，工业化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概念也是很广泛的，内容不仅包括工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还包括农业及其他产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7]也就是说，既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同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第三产业服务化等。工业化绝不局限于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发展，而是涵盖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8]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产业的比重并不是一直上升的，而是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形特征。农业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但绝对不会下降至零。显然，工业化既不是以工业取代农业的过程，也不是发展工业，而消灭农业和其他产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的比重将持续上升，尤其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图1-1显示了工业化的这种产业变动特点和趋势。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还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工业化几乎是每个国家都迟早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但这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工业化社会，或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就能顺利地发展，它需要一些先决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变革和创新意识、企业家、市场等。比较而言，后一些条件比前两个条件更重要。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能毫无障碍地进入工业化社会，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却迟迟不能进入工业化社会？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能迅速发展，而有些国家和地区不仅不发展，甚至还出现“工业化倒退”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成功的国家较好地把握了工业化实现的条件，顺应了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而那些不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却未能把握好，甚至违反了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和落后，走向繁荣与富强，提高综合国力，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实现工业化。

2．工业化的特征

工业化的特征包括：第一，工业化的本质特征表现为手工劳动被机器大生产逐渐取代，其实质是技术革命和技术进步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方式实现了新旧更替，劳动工具实现了机械化。第二，工业化的规律性特征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化发展，即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而居主导地位。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三，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特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机器大生产逐步取代了人工生产之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控制，教育得以普及，科学技术等工业文化得到普遍认同，社会文化不断进步。

3．工业化的衡量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主要以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的比重、变化的程度和工业劳动力在国家总劳动力中占的比重作为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或水平的高低，进程的快慢，以及是否成为工业化国家。这是片面理解工业化内涵的结果，仅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为主要评价指标，还不足以比较全面和准确地衡量工业化的状况。因为，仅从工业产值或劳动力的比重及其变化，不能完全反映出产业结构优化的程度、资源配置的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情况。在工业产值或劳动力的比重较高且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经济效益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而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结果造成农业发展非常落后、轻工业太轻、重工业太重和服务业太少的产业结构，进而导致产业产值与从业人员出现偏差。当然，工业产值的比重与工业劳动力的比重及其变化，虽然一般情况下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正相关，但也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在优先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工业产值有较大提高而工业劳动力却没有较多增加的情况，因为重工业是产值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

因此，要比较全面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以及是否成为工业化国家，还必须综合考虑农业、技术和收入水平，至少应该根据工业和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的大小，或工业和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份额的大小和变化的速度，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的程度和人均收入的水平等方面的状况来衡量。由于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机器大生产，而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手工生产且手工工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所以不能用工业生产的机械化率来衡量农业工业化的状况。工业化会引起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由手工生产逐步转向机器生产，工业化水平越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也越高，因此可以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率来衡量工业化的状况。由于有效的工业化必定带来经济效益的相应提高和国民收入的相应增长，所以衡量工业化应该加入收入指标，来反映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成效。具体衡量指标主要有工业化率、农业比重、农业机械化率和人均收入水平。

（1）工业化率

工业化率分为工业化率Ⅰ和工业化率Ⅱ：工业化率Ⅰ是工业产值与总产值的百分比，工业化率Ⅱ是工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的百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2）农业比重

农业比重有两种衡量方法：农业比重Ⅰ和农业比重Ⅱ。农业比重Ⅰ是农业产值与总产值的百分比，农业比重Ⅱ是农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的百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3）农业机械化率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率一般用机械播种、机械灌溉和机械收割等的百分比衡量。

（4）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2007年的人均GNI^[9]划分标准^[10]，人均GNI在93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936—3705美元为中下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在3706—1145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145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在工业比重超过农业的前提下，工业化率越高、农业机械化率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表明工业化的程度或水平越高；工业化率、农业机械化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得越快，表明工业化的进程越快。一般来说，在工业化后期之前的阶段，如果工业的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都达到40％—50％、农业的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都下降到10％左右、农业的机械化率也超过50％、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可以认为是实现了工业化。

上述衡量方式并不是完美的，没有反映工业化的资源、环境代价和收入分配的差距，40％—50％的工业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10％左右的农业产值和劳动力的比重、超过50％农业机械化率的数量界限和中等水平的收入标准是否准确合理，也有待深入探讨。而且在现代社会，工业化的技术内涵不仅是机械化，还包括“现代化”的内容，因此在现代社会要准确衡量工业化的程度和水平，还应该加上衡量“现代化”的指标，这些都说明需要进一步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衡量工业化状况的指标体系。

另外，不少学者还认为（如陈佳贵等，2006），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也可以使用人口城市化率，本研究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就像一对孪生姊妹，它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工业化可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为工业化提供了空间载体。一般情况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表明，它们在实现工业化时，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基本上都在50％左右。基于此，简新华和余江（2009）称，可以把城市化率50％作为衡量工业化是否实现的指标之一。但是，考虑到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等问题，即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出现不同步或不协调的情况，因此，很难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准确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高低，这也正是本研究没有把城市化率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指标的重要原因。

（二）城市化的内涵、特征与衡量

1．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或都市化，源自英文“urbanization”一词，一般译为“城市化”^[11]。国内使用城市化或城镇化似乎没有任何区别，但国外大多使用“城市化”。在英文翻译中，“urban”的意思既包含“city”（城市），又包含“town”（镇）。不少国家或地区中，镇的人口规模一般都比较小，甚至不少地方根本没有镇的建制，“urbanization”暗含着人口向“city”转移和集中，即通常所说的“城市化”。与外国不同，中国的城市化独具特色。因为，中国设立有镇的建制“单位”，镇的人口规模与外国的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既有向“city”集聚的人口，也有向“town”转移的人口，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基于城市化内容的广泛性以及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至今并没有形成被一致认可的概念。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和个人研究的偏好，不同学科及学者对城市化的认识与理解的侧重点也不同，各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作文献给出的定义不下50种。

国内最早出现的专门研究城市化的学术论文是南京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吴友仁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该文认为“所谓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过程，或者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说，既包括一个区域城市人口或非农人口比重的上升，城市人口或非农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也包括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或新型城市化等内容。”（吴友仁，1979：第13页）。

人口学者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一空间转变过程就是城市化，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94）就持有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而农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身份转变，并向城市集中的这一过程。^[12]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胡欣（1999），他认为，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或现象。同时，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伴随着城市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持续提高。^[13]

经济学者认为城市化是农村经济形态转变为城市经济形态，或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形态转向以城市经济为主的形态这一转变过程。洪银兴（2003）认为城市化需要突出自身的功能，也就是必须在城市或城镇聚集人才，尤其是高技能型人才，聚集物流产业等服务业，形成庞大的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聚集主导产业、聚集科技研发机构，发展教育园区等。地理学者认为城市化既是产业、经济等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也是乡村地域特征向城市地域特征的空间转化过程。崔功豪和王本炎（1992）等不少学者指出，城市化是非农产业在特定地域空间上的集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当规模的消费区域。当然，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也在该区域相应形成，生活用地的集聚使得多种经济融合在一起。^[14]

社会学者则强调，城市化是城市行为方式对农村行为方式的取代，或者说是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刘勇（1999）认为城市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升级转化的过程，即由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生活方式的升级必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蔡俊豪和陈兴渝（1999）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城市社会对非城市社会更替的系统过程就是城市化，这一转变或过渡的目标在于形成城市文明。

随着城市化理论的发展以及不同理论研究的相互渗透，城市化的定义也更加综合化与层次化。许学强和朱剑如（1998）指出，城市化的内涵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第一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第二是人口集中点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第三是市中心向农村地域的扩张过程；第四是大众对城市文化的认可与接受。^[15]康就升（2004）将城市化区分为两种类型，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城市化Ⅰ是人口与非农产业在城市空间的集聚过程，被称为“实体性城市化”或“物化了的城市化”；城市化Ⅱ是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在农村区域的传播过程，农村群体逐步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显然，城市化Ⅱ与实体的、看得见的城市化Ⅰ相比，表现得极抽象，属于精神层次方面的变化过程。高珮义（1991，2004）则从五个层次阐述城市化：第一，乡村逐渐向城市转化；第二，乡村自身内部的城市化；第三，城市的城市化，即城市自身的发展；第四，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城市化；第五，作为城市化整体运动过程的城市化。^[16]刘传江（1999）也从五个方面归纳城市化：城乡人口分布结构转换、地域布局结构转换、传统价值观念转换、生活方式转换与人们聚居方式转换。^[17]

国内大多学者对于“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不少学者认为二者是存在显著区别的。廖丹清（2001）指出，“小城镇化”与“城镇化”的提法值得商榷。他认为不能夸大小城镇的作用，不能把“小城镇化”与“城镇化”等于城市化，甚至涵盖城市化的全部内容。周加来（2001）认为城镇化与农村工业化相似，至多也就是推进乡村城市化的途径之一。然而，他认为小城镇在城市化战略中作用重大，如果中国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城镇化战略应当进行调整，制定新的城市化战略。赵春音（2003）则认为，城市化发展具有阶段性，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的起始阶段。城镇化源于社会转型期，具有中国特色，城镇化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城镇化是城市化过程的一种过渡模式。冯兰瑞（2004）认为，城市化强调了农民生活的空间发生了改变，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从农民转变成市民。然而，城镇化只是强调农民由乡村转移到城镇或小城镇，但农民的身份并未发生变化。冯兰瑞提出，21世纪，中国必须发展城市化道路，才是正确和明智的选择。城镇化道路无法改变农民的社会属性，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自然也不受农民欢迎，应当抛弃这一做法，加快推进城市化道路。胡必亮（2003）则认为，城市化是西方国家走过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先集中、后分散，强调的是城市数量的增加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城镇化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将集中与分散进行有机结合，强调与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有本质区别。在发展城市化道路的实践中，必须加快推进大都市区，大力发展都市连绵带。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与“城市化”本质上是相近的，可以相互通用。辜胜阻（1993）就持有这一观点。他认为“urbanization”的中文意思为城市化或城镇化，即中国的城镇和城市均来自同一个英文单词“urban”，所以城市化与城镇化不存在任何差异。^[18]刘传江（1999）认为市和镇在不少情况下被统称为“城市”，二者在经济结构方面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比较接近，对城市化的研究中既包含了“市”，也包含了“镇”。^[19]王梦奎（2003）指出，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都是指人口从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他强调，用“城镇化”的提法，可以防止乡村人口涌入大城市造成的“城市病”。孔凡文（2006）认为，城镇化与城市化应该可以是通用的，但他强调城镇化独具中国特色，更具有针对性，也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除上述两种观点之外，还有学者提出，既不使用“城市化”，也不使用“城镇化”。当然，也就不存在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分歧问题。林毅夫（2002）曾经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大中小各种城市的最优数量和具体规模应当是怎样？这一问题很难有确切答案。因此，在讨论城市问题时，用“城市发展”的措辞替代城市化或城镇化更为合适。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但这种趋势绝不意味着城市化就是要“化掉”农村、农业和农民。只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农产品，农业就必然存在，农业、农民、农村是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而只能在广阔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成本决定了农民只能分散居住，形成农村。即使是在交通十分发达、农业机械化程度极高的条件下，农民也不可能都集中到城市居住，因为那样成本太高。城市化只是农民或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变化过程，但农村人口不可能减少到零，城市人口也不可能增加到总人口的100％。另外，城市化还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逐步消失的过程，意味着城市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

2．城市化的特征

城市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和聚集的过程，其核心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变过程，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经济结构的转化，主要表现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逐步减少，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活动逐步向非农生产活动转化，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这是城市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因素。

第二，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绝对数量或比重增加，农村人口绝对数量或比重逐步下降，这是城市化的一般表现形式和量化特征。

第三，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化。在各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向城市集聚的同时，农村人居空间向城市转化，城市空间逐步扩张，城市规模由小变大，城市数量由少变多，从而带来了地域性质和景观结构由乡村向城镇的改变。同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日趋完善，城市形态不断优化。

第四，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城市地域面积的扩大，城乡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断加强，城市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推动传统乡村文明走向现代城市文明，这是城镇化深层的文化特征。

第五，经济要素集聚方式的转变。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市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产业趋于集群化发展，城市对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也不断增强，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推动下，生产要素更加健康、高效地在城乡之间流动和重组，由此使得城市的技术经济优势不断积累，助推城市化加快发展。

3．城市化的衡量

城市化的度量方式较多，大多采用城市化率来衡量，通常以城市人口总数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数的百分比来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此指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比较城市化进程的快慢。计算公式为：

其中，城市人口总数有多种统计计量方法，可能只是居住在城区的人口，这是最小的统计口径；也可能包括居住在郊区和卫星城的人口，这是中等统计口径；还可能加上城市的流动人口，这是较大的统计口径；甚至还可能包括大中城市在行政区划上管理着的郊县农村的人口，这则是最大的统计口径。本研究认为，所谓城市人口就是指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准确的数量统计，不仅包括城区常住人口、近郊区常住人口以及卫星城常住人口，还包括在城镇办有暂住证的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但不包括短期流动人口和郊县农村人口。

准确把握城市人口数量，还必须明确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这两对概念的区别。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是按居住地划分的人口类型，而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则是按就业产业部门划分的人口类型，是两对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又有联系，非农业人口主要居住在城镇，农业人口则主要居住在农村。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越高，就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越高。当然，城市化率提高速度越快也就说明城市化发展越快。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往往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率也越高。城市化率与城市化水平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城市化水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化水平通常采用城市化率的高低来表示。广义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城市化率的高低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的建设状况、管理水平和城市化的健康状况。广义的城市化水平，才更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化水平这个概念的含义。不能笼统地讲城市化率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因为高城市化率可能伴随着城市建设落后、管理水平低等严重的“城市病”，而不是高水平的城市化。准确地说，高水平的城市化应该是城市化率高而且城市建设先进、管理水平高的人性城市化、健康城市化和文明城市化。因此，全面准确地衡量城市化，必须采用广义城市化水平这个综合指标，包括城市化率、城市失业率或就业率、贫民窟的数量和规模、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生态环境、市民居住、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具体指标。

4．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差别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工业化主要是指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融合、生态宜居以及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也是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规模适度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必须关注“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产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能够体现和应当体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多元推动、产城融合、城乡统筹、全面协调、低碳生态、上下互动等基本特征。由过去的片面追求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空间扩张，转变为以提升城市生态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为中心，使城镇真正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生态宜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转移，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别：

（1）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转变的城乡一体的发展。传统城镇化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新型城镇化强调的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产城融合，其基本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

（2）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内容截然不同。新型城镇化以政策为导向，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注重重点项目建设，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注重城镇新区建设，发挥示范作用；注重增强产业支撑，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注重城镇精细管理，着力打造宜居城镇；注重瓶颈难题破解，做好建设要素保障。传统城镇化强调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或者以人为核心，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

（3）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和传统城镇化有很大的差别。传统城镇化强调外向型的工业化的带动，导致沿海地区和城市率先发展，内地相对滞后，而农村更加落后。新型城镇化强调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或协调科学发展，城市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共同科学发展。

（4）新型城镇化的手段是市场化，而传统城镇化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其结果只能带来半城镇化，而无法带来人口城镇化，势必会导致土地过度城市化，造成人口、资源、环境等无法维持可持续发展，不能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当然，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干预、过度的干预和急于求成。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最大区别就是要市场来主导，政府只起到引导的作用。

（5）新型城镇化基本的路径中最核心的就是可持续的发展。传统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而新型城镇化必须关注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就是要以信息化技术创新作为重大的推动力，强调环境的承载力，强调社会的均衡与和谐，同时也强调经济的转型，只有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共融互生、协调共存，才有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20]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一）国外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相关理论

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相关理论，国外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钱纳里和塞尔昆的结构变革理论、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手稿中都有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理论。他们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论述，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马克思认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乡之间的剥离”^[21]。显然，马克思将城市与乡村的剥离不仅看作一次伟大的社会分工，而且还将其看作城市发展的历史起点，看作国家的历史起点，以及人类文明的历史起点。“一切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为此，我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一种对立的运动”，“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像电闪雷鸣或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22]。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加快了工业化发展，同时也开启了城市化发展的起点。随着工业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城市化也随之得到发展的产业支撑。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又为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更便利的交通，以及更低的成本，从而促进城市产业更好地发展。“由此可见，城乡之间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产城互动、产城融合也愈来愈成为农业生产活动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23]。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2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理论认为，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分工就是通过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剥离来认识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城乡之间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能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产城融合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无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而言，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发展不是对立的，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的，而是城乡需要协调发展，相互推进。

2．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d of Labor）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的先河。刘易斯将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过剩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连接两个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他所建立的两部门模型也是典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模型。因为该模型描述的是农业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城市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并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工业化过程，也是城市化过程，二者实现同步协调发展。此后，费景汉（John C．H．Fei）、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更加重视农业的作用，并考虑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受阻，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农业和工业的均衡增长。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又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进行了反思，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及市场机制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创立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即乔根森模型。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向城市和工业部门的转移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这种二元论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二元论。在古老的《易经》中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阴极必阳，阳极必阴，物极必反。这是大自然的基本法则，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从人力资源的意义上而言，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是无限的资源，而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资源是不能够满足于无限的发展的，在城市和工业发展迅速膨胀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资源根本满足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于是就会出现人口流动的反流现象。事实上，近年来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3．钱纳里和塞尔昆的结构变革理论

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构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其样本选取均来源于亚洲，即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选取指标、搜集数据、模型估计与检验，得出结论：城市化与工业化有极强的依存关系。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工业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将平均提升1.88个百分点。^[25]霍利斯·钱纳里等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选取90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得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结论，即人均GNP越高、工业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就越高。钱纳里和塞尔昆在其《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中，建立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模型，概括了二者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26]他们通过观察大量的统计数据发现，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演进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他们还强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之初，随着工业化的演进，产业结构发生转变，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当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共同达到13％之后，城市化开始提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小。

钱纳里和塞尔昆的结构变革理论等指出了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内在机理，同时指出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减小，尤其是到了城市化发展后期，工业化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小，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他们仅仅把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一个结果，忽视了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作用。

4．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托达罗模型创立。众所周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城市中出现大批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冗余劳动力试图离开乡村而进入城市，当时的人口流动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传统的人口流动模型对这一经济现象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此时，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托达罗指出，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人口流动产生的原因。他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并给出了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村就业的政策建议。^[27]托达罗不承认农业部门中存在剩余劳动力，他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种理性行为。只要城市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则农村人口就会向城市流动。托达罗模型从经济学角度合理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下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结果导致劳动力大量失业，而乡村劳动力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进而造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

显然，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暴露了城市化发展的过度和适度问题。城市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农业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教育发展等有密切联系，城市发展不是越快越好，劳动就业机会也不是越多越好。在看待城市发展问题上既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智。例如，他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的结论：在城市发展中，如果发展过快就会出现失控，甚至发展得越快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会越多。比如一个时期的“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高”，这就像人们所说的“人的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一样是富有哲理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劳动力生产要素的需求就会增加，也就会为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比如，深圳的一些工厂曾经一度出现过招工难的问题。然而，在社会发展出现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工厂会因为管理和经营不善、设备老化和产品落后、经济滑坡和债务压力等出现倒闭或破产，这就造成工人失业。工厂和企业倒闭和破产的越多，失业人数就会越多。那些一哄而起的企业，很有可能在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大浪潮中一哄而散，同时造成大批的劳动者失业。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可以说是一种理性思维。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都是根据对城市就业可能性的认识而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因此，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因而得出“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高”的结论。就人类智慧学的意义而言，社会发展总是围绕着出现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行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就业问题和失业问题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和失业问题，不能采取因噎废食的做法，即不能通过发展农业而抑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来保持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5．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

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ton）在其《城市经济学》一书中，从聚集经济理论出发，探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发现，工业的集中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28]，城市化所具有的聚集经济效益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巴顿高度重视聚集经济效益，他把聚集经济效益划分为十大类^[29]，认为聚集经济效益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关系的经济学成因。

巴顿的聚集经济理论中所提出的聚集经济效益观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是有限度的。在企业发展中，资金紧缺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够把零散的经济聚集起来，把多元化资源整合起来，比如劳动力资源的聚集，可以形成人力资源优势，把工厂和企业整合，可以进行规模化生产，把市场进行整合，可以形成规模化经营，进而提高社会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能量，形成一种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形成绝对优势，进而产生聚集经济效益。在经济发展中，做好聚财、存财、用财三件事情，是一种财富文化的智慧。

（二）国内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关注的热点与重点（如景普秋和张复明，2003）。国内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滞后论、超前论、偏差论、协调论和动态论等几种观点。

1．滞后论

持滞后论观点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与经济发展水平或工业化发展水平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持有这一观点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王小鲁、樊纲、叶裕民、顾朝林和杨波。滞后论观点的来源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将中国城市化与国际城市化做横向比较，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就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也不高，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第二，考虑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相对比例，或者说是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认为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化率往往是超过工业化率的。王小鲁和樊纲（2000）通过计算得到，1953年中国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5.1个百分点，到1978年的时候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26.4个百分点，此后城市化进程加快，至1998年，城市化率仍然落后于工业化率11.8个百分点。^[30]叶裕民（2001）通过中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上相应人均GDP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较，得出199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2.4个百分点的结论。^[31]顾朝林（2000）通过对工业化、城市人口增长和总人口增长等的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城市化水平增长缓慢的结论。^[32]杨波（2001）以世界平均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为标准，建立城市化国家模型，测算出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7.5个百分点。^[33]

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工业化水平，这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不和谐现象。城市发展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一旦出现了“短板”，就会影响城市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发展空间的增长等，从而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

2．超前论

持超前论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看起来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已经很高，即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当然，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他们认为中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着偏差，因为不仅没有计入正在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且也没有计入已经部分城市化了的流动人口。如果把这些隐性人口计入城市人口，那么目前中国实际上存在着超前城市化。陈阿江（1997）通过研究发现，如果按照从业标准统计，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统计进去，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已经高达50％，这一数据不仅高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45.42％，而且还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远远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4.64％。^[34]李珍刚（1998）认为，中国城市人口统计是以非农户籍人口为标准的，没有涵盖在城市中长期居住且有固定收入的“流动人口”。如果把这些人口也统计进去，1994年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33％。李珍刚还指出，中国的城市人口是按照城市户口统计的，没有包含乡镇企业务工人员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化滞后。显然，这是人为的假象。为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城市化不是滞后，而是超前，即隐性超城市化，或者说是城市化超前。^[35]邓宇鹏（1999）则认为，当前中国存在大量的隐性城镇人口。只有将隐性城市化与政府公开承认的城市化水平进行加总才是当前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按照这一计算方法对中国的城市化进行测度，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0.34％。^[36]实际上，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包括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的常住人口。正是基于此，超前论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与批评。当然，也有学者持有过度城市化这一种观点。陆大道等（2007）指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快，以至于超过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城市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从而造成过度的城镇化。同时，他还指出，在1981—2005年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并没有发生大幅度下降，当然第二产业从业人口也不存在显著上升，城市中普遍没有出现工业增长的迹象，“三集中”^[37]起来的城市化也只能是“空心”城市化，尽管为工业化提供了发展空间，但没有工业化作为基础，城市化发展后劲不足，充其量也就是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牵着老牛、赶着猪羊、扛着粮食住进高楼。^[38]

显然，城市人口问题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划分问题，以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分类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城镇化人口发展的重要瓶颈。城市人口比重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持有超前论观点的学者将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一国或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与城市化速度混淆在一起，甚至与城市化质量不加区分。

3．偏差论

持偏差论的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化并没有滞后于工业化，他们承认城市化与工业化有背离，而造成这一背离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是产业结构中工业产业比重较大；另一方面是就业结构中非农化滞后所形成的偏差，也就是工业化的偏差而非城市化的偏差。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郭克莎和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郭克莎（2001）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并非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业比重的相关性较低，但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却高度相关。因此，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而在于工业化的偏差。郭克莎强调，在城市化推进中，城市化率随着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变动，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滞后，影响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因此，城市化发展必须加快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39]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发现，滞后论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国情，也没有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年份汇率的差异，而且忽视了中国的工业化偏差问题。课题组还发现，隐性超城市化论混淆了城市化与就业非农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凡是进城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被统计为城市人口，自然也就不存在超城市化问题。^[40]钟水映和胡晓峰（2003）等学者认为滞后论存在着方法论的缺陷。他们指出，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也是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只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的关系独具特色，只有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城市结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问题才能得以解决。^[41]刘连银（1997）、李爱军（2004）、史育龙（2001）等学者也持有类似偏差论的观点。

偏差论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也确实存在着中国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差的问题。实际上，由于各种社会发展制约因素的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差异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地区差别问题、城乡差别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工业化超前与非农化就业滞后所产生的偏差等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应当注重政策导向，致力于缩小各种差别，调整工业发展结构和城市发展结构，促进中国区域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均衡发展，合理安排就业结构，促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4．协调论

协调论认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是基本协调的，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协调。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年，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并不协调，即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第二阶段，1992—2001年，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基本处于协调状态。刘耀彬和王启仿（2004）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通过构建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结果发现，1978—199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1992—200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处于基本协调状态。而且，从空间上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存在着地区性差异。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大部分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当然，中西部区域也有个别地区处于相对协调状态。^[42]

协调论者所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出于时代发展的乐观态度，尽管从表面上看，总体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是基本协调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隐性的问题。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发展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路程，因此，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是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日千里的。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协调论者所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只有1992—2001年的大约10年。而且，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划分为两个发展时期，并以此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协调和不协调问题，未免时间跨度小了些，以此推论，进入21世纪以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又该怎样评价呢？实质上，在论述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用“协调”或“不协调”来表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而言，这是一个不确切的定义。无论是1978—1991年还是1992—2001年，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5．动态论

动态论是对滞后论、超前论、偏差论和协调论的总结与深化。持动态论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石忆邵和黄群慧。石忆邵（2003）针对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大城市超前增长规律、城镇经济效益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他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协调主要是由工业化内涵决定的，即工业化发展模式决定着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模式。为此，不能套用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测度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43]黄群慧（2006）认为，滞后论、超前论、偏差论和协调论的主要差异来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以及二者是否协调的判断标准。他还指出，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既不是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一直相等，也不意味着二者始终保持同步增加或减少。因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随时间演进的动态过程，两者更多地呈现出动态演进关系。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不协调主要来源于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当然，导致这一不协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与工业发展模式。^[44]

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要素，而且各个要素之间具有相互的联系。作为发展要素，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联系，又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特征，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显然，国内外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关系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遗憾的是，基于国际经验标准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定量测度，其实际意义或参考价值不大。因为，二者发展是否协调主要是由工业化的内涵决定的，城市化来源于工业化的支撑，不同的工业化战略和工业发展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对于本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明显高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但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国情、工业化战略与工业化发展模式，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模式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并得出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论，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国内的研究仅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而且时间跨度较短，没有深入分析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互动机制，也没有触及影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本研究考虑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是一个随时间演进的动态过程，认为从经济史视角分析两者的动态演进应该更有价值。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缺憾，本研究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经济史考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借鉴国内外相关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理论，同时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哲学理论，深入研究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关系和基本规律，旨在为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 〔德〕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36页。

[4]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

[5]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61页。

[6] 〔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7]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出版社，1984年，第236页。

[8]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2页。

[9] 1993年联合国将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改称为GNI（国民总收入）。

[10] 采取世界银行的Atlas Method计算，该方法采用三年平均的汇率水平将各国的GDP数据转化为美元，然后进行比较，可以有效降低汇率变动冲击导致的跨国比较误差。

[11] 有资料显示：“城镇化”一词出现很显然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很多学者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取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与“城市化”的概念一样，“城镇化”的概念也是一片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不过，就数量看，对“城镇化”概念的论述要少于“城市化”。据粗略估计，在2012年之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至少有20种。

[12]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13] 胡欣：《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14] 崔功豪、王本炎：《城市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15] 许学强、朱剑如：《现代城市地理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16] 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7] 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18]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9] 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20] 倪鹏飞：“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第87—94页。

[2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57页。

[22]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13页。

[24] 苗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观》，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4年。

[25] 钟丽娟：“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经济信息》，2013年第5期，第7页。

[26] 〔美〕霍利斯·钱纳里、莫尔塞斯·塞尔昆：《发展的格局：1950—1970》（李小青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27] 〔美〕迈克尔·托达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 问题”，载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8] “18世纪后期受当时出现的工业高潮所支配，在英国的北部，城市数量增加起来了，以前那里曾经是城市化最低的地区”。“原料的分布不均、地方气候的特点、高昂的运输费用促使工业集中在一些有利的地区，扩大工业劳动力需要有住房和其他的服务事业，这些只有在城市环境中才能提供。结果，工业城镇发展了，伴随着这种发展就要求进一步扩大商业和零售活动，也满足当地居民和企业增长的需要”。资料来源：〔英〕K．J．巴顿：《城市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9] 巴顿将聚集经济效益划分为十大类，包括一定规模的本地市场，生产的专业化，公共服务事业的提供，辅助性工业的建立，熟练劳动力汇聚和适应当地工业发展需要的一种职业安置制度，经营家与企业家的集聚，金融与商业机构条件更为优越，范围更为广泛的设施，工商业者可以面对面地打交道，刺激企业去改革。

[30] 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113页。

[31]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9—84页。

[32]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4页。

[33] 杨波：“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定量分析”，《重庆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6—38页。

[34] 陈阿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检讨与战略选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11—15页。

[35] “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应该把乡镇企业职工、外出打工者及他们相应的家庭人口也算入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全国3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的调查，有30.4％的人口实际上应为城市人口，只是没有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承认，就把它叫作隐性城市化率。因此，中国1997年的实际城市化率应是隐性城市化率加政府公开承认的城市化率，即：30.4％+29.9％=60.3％，这一实际城市化率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市化了；但中国只承认户口城市化率的29.9％，所以是隐性超城市化。”参见李珍刚：“建国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前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76—77页。

[36] 邓宇鹏：“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当代财经》，1999年第6期，第20—23页。

[37] “三集中”就是“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集镇集中，耕地向农场集中”。

[38] 陆大道、宋林飞、任平：“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如何走向科学发展之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7页。

[39] 郭克莎：“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之我见”，《光明日报》，2001年8月21日，第B02版。

[40]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44—55页。

[41] 钟水映、胡晓峰：“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论的质疑”，《城市问题》，2003年第l期，第16—19页。

[42] 刘耀彬、王启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经济地理》，2004年第5期，第600—613页。

[43] 石忆邵：“关于城市化的几个学术问题的讨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33—38页。

[44] 黄群慧：“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第213—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