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当初有人建议我写本书第二版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喜欢旧投资书籍，我从中受益良多。阅读这些书籍后，我知道了在某个时间点影响人们决策的因素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的想法是如何演变的，因此，我认为2007年问世的本书第一版仍然具有生命力，仍能给读者很多启迪。

这一观点至今未变，但我们在新版中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图表。我在更新内容时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尽管时光流逝，但一些基本的内容仍然适用，没有过时。要知道，过去的5年并不平静（再说一次，我不认为资本市场会在5年的时间里表现平静。人们往往认为，现在和最近几年的变化才是剧烈的。这是我在2011年出版的《费雪论股市获利》一书中谈及的常见认知错误）。正如我在2011年所写的，股市走出历史上最严重的熊市底部已有近3年的时间了，然而，三个问题仍如以前一样有效，更新后的图表、数据和评论会证明这一点。

我再次邀请劳拉·霍夫曼斯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第一轮编辑工作，并请她监督了数据和图表更新这项繁重的任务。劳拉是我们公司的网络杂志《市场看守者》（Market Minder）的总编，她还负责监督一个创建面向客户内容的团队。当她忙于其他事务时，她团队里其他出色的写作者会代她完成这些工作，这些写作者包括：托德·布利曼（Todd Bliman）、阿曼达·威廉姆斯（Amanda Williams）、伊丽莎白·德林格（Elisabeth Dellinger）和纳吉·斯里尼瓦斯（Naj Srinivas）。以其他方式支持劳拉的还有她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法布·奥纳尼（Fab Ornani）（我非常欣赏他在网络技术方面的才华）、莫莉·莱内什（Molly Lienesch）、科林·史密斯（Collin Smith）、杰克·甘布尔（Jake Gamble）、伊夫林·谢（Evelyn Chea）、克里斯·布拉德（Kris Bullard）、托马斯·麦克南尼（Thomas McEnany）、西恩·麦高（Cianne McGeough）、托马斯·佩雷斯（Thomas Perez）和莱拉·阿米里（Leila Amiri），他们都归属于公司副总裁戴维·埃克里（David Eckerly）领导。

丹妮尔·林奇（Danielle Lynch）和杰西卡·沃尔夫（Jessica Wolfe）完成了整理数据和更新图表的繁重工作。她们都曾为我过去出版的书出过力，她们工作勤奋、重视细节，一遍又一遍地核查数据，非常有耐心，在此对她们表示感谢。马特·施拉德（Matt Schrader）是我公司研究分析和生产团队的负责人，他确保了本书（及我公司）数据的准确性。

还要特别感谢威利出版社的团队，特别是劳拉·沃尔什（Laura Walsh），她一向很专业，而且极富耐心。

修订一本书远没有写一本新书那么耗费时间，尤其是像我这样得到了出版界诸多能人帮助的幸运儿。无论是公司事务，还是与写书有关的事务，公司联合总裁史蒂夫·特里佩特（Steve Triplett）和达米安·奥纳尼（Damian Ornani）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杰夫·西尔克（Jeff Silk）和安德鲁·特费尔（Andrew Teufel），还有威廉·格拉泽（William Glaser）和亚伦·安德森（Aaron Anderson）帮我打理公司投资组合事务，与这些聪明睿智的绅士共事，真乃三生有幸！

第二版没有介绍投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詹妮弗·周（Jennifer Chou）、伊丽莎白·安纳坦（Elizabeth Anathan）、吉尔·希区柯克（Jill Hitchcock）、格雷格·米拉蒙特斯（Greg Miramontes）、大卫·沃茨（David Watts）、皮尔森·克莱尔（Pierson Clair）、托马斯·格鲁纳（Thomas Gruner）和贾斯汀·阿布克尔（Justin Arbuckle）的帮助，第一版就不会问世，更不可能有修订后的第二版了，因此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利维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格伦·克利梅克（Glen Klimek）、梅尔·斯特曼（Meir Statman）和格罗弗·威克瑟姆（Grover Wickersham）为本书第一版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尽管有些意见我赞同，有些不赞同，但无论如何，本书因他们的意见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我还要感谢威利出版社的戴维·普格（David Pugh），他是第一个编辑本书的人，感谢我的代理人杰夫·赫尔曼（Jeff Herman），他在7年前就建议我开始考虑写另一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谢里琳（Sherrilyn），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没有她，我不可能完成本书的撰写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