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是对其所在领域的发展以及政治论争和公共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少数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著作独树一帜，经济学领域整个一个分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对政治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影响巨大，如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凯恩斯式的革命”、“凯恩斯时代”。到1940、1950以及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以规范经济供给为核心从而确保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的代名词。然而，到1970年代，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学术界，面对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即广为人知的“滞胀”，凯恩斯经济学开始走向衰落。众所周知，在1976年9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坦承：“通过消费以摆脱衰退”已经成为过去。1980年代，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指出，“凯恩斯使世界摆脱马克思主义而广受赞誉，却落得和马克思这位失败的救世主同样的下场”（Skidelsky 1996, p.107）。本章试图指出的是，尽管凯恩斯演变成了一种“主义”，但他并不像那些极力反对“凯恩斯式”经济学的斗士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位教条主义思想家。恰恰相反，他的理论源自他的哲学和信仰，是对当下问题和事件的回应。他的名字与一本书紧紧联系起来，那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它对英、美等许多国家的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反响，相关评论和研究层出不穷（Blaug 1991, p.ⅩⅤ）。然而，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凯恩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已经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人们对他的思想、生活以及“视野”的发展（Fitzgibbons 1988）也有了总体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