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一部
一 大厅
巴黎人被旧城区、大学区和市民区三重城垣里一片轰鸣的钟声惊醒的那个日子，距离今天已经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了。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个日子，历史上并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忆。一大早就使得巴黎市民和那些钟如此骚动的那个事件，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那既不是庇卡底[12]人和勃艮第[13]人的进攻，也不是一个抬圣骨盒的仪式行列，也不是拉斯葡萄园的一次学生暴动，也不是“尊贵的国王陛下”的入城式，也不是巴黎的司法宫判处的男女盗窃犯的漂亮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那些盛装的戴翎毛的使臣们的莅临。才不过两天以前，就有那样一支人马——弗朗德勒[14]的使臣们，带着为王太子与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联姻的使命来到了巴黎。他们的到来使波旁红衣主教非常厌烦，因为他为了向国王讨好，不得不对那帮土里土气的弗朗德勒市政官笑脸相迎，并且用许多“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在他的波旁官邸招待他们，当时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把他房门口的精致帷幔全浇透了。
一月六日，这个若望·德·特渥依斯[15]所谓的“使全体巴黎民众情绪激动的日子”，一个从远古以来既是庆祝主显节又是庆祝愚人节的日子。
在那天，格雷沃广场[16]上要燃起篝火，布拉克小教堂要植上五月树，司法宫要上演圣迹剧[17]。身穿胸前缀有白十字的紫红羽缎上衣的府尹衙役们，前一天已经在各个十字路口用喇叭般的高音通知了大家。
男女市民一大早就关好家门和店铺，从四面八方向那三个指定的场所涌去。他们各有各的打算：有些人要去看篝火，有些人要去看圣迹剧，有些人要去观赏五月树。不过，巴黎游民很具备那种古已有之的见识，大多数要去看篝火——它正合时令，或是去看圣迹剧——它要在屋顶严实、门窗紧闭的司法宫演出。那些爱热闹的人都赞成让那花朵稀少的可怜的五月树孤零零地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园里，在一月的天空下冻得发抖。
聚集在通往司法宫的几条路上的群众尤其多，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两天前到达的弗朗德勒使臣准备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和愚人王的选举，这个选举也要在司法宫大厅举行。
在那个日子，要挤进司法宫大厅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它号称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大厅（真的，那时索瓦尔[18]还不曾测量过孟达里行宫的大厅呢）。司法宫广场上万头攒动，站在窗口看热闹的人们只看见一片人的海洋，而广场的五六条街口就像是通到海洋的河口，随时吐送着一股股人流。人群的浪潮不断高涨，冲击着那些屋角和房檐，它们像海岬似的到处突出在形状像不规则的大水池般的广场上。在司法宫高高的哥特式[19]前墙的正当中，有一座大阶梯，人流在那里分成了两股，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在中间的台阶上散开，又在两旁的坡道上扩展成巨大的浪潮倾泻而下。这座大阶梯不断向广场倾泻人流的情景，正像是万丈飞瀑落入湖泊。喊声、笑声、千万人杂沓的脚步声，汇成一片巨大的喧哗和声响。这片喧哗和声响随时增长着，涌向大阶梯的人流后退了，波动了，混乱了，原来是京城总督的弓箭手跑来干涉，京城总督的执达吏骑着马维持秩序来了。这个由京城总督传给保安队，由保安队传给武装警察队，由武装警察队传给我们巴黎宪兵队的传统，可真值得称道呢。
在所有门口、窗口、天窗和屋顶上，聚集着又安静又老实的千千万万市民的漂亮面孔，对着司法宫，对着广场，显得十分满意。我们不少的巴黎人都喜欢观看那些看热闹的人，只要看到墙背后有点什么动静，就会使我们心满意足。
假若我们这些一八三〇年的人有幸能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些巴黎人当中，同他们一道拉拉拽拽地、推推挤挤地、跌跌撞撞地走进这个司法宫大厅（它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显得何等窄小），那景象就不是既无兴趣、又无吸引力的了，我们就会觉得周围那些很古老的事物都显得十分新鲜。
假若读者愿意，就请他想象一下，当我们和那些穿宽外套，穿武士装，系裙子的人们一起跨进大厅的当儿，会产生什么印象。
起先只听见一片嘈杂声，只感到一阵眼花缭乱。我们头顶上是一道有木刻镶板的双尖拱，涂刷成天蓝色，饰有金色百合花的图案。我们脚下是黑白两色大理石交错铺成的路面。离我们几步远是一根大柱子，然后又是一根，又是另一根，一共有七根柱子在大厅里形成纵列，从横的方面支撑着双尖拱的起拱点。头四根柱子的周围摆着商人们的杂货摊，闪烁着玻璃和金箔的亮光。后三根柱子的四周有几条橡木板凳，已经被诉讼代理人的短裤和律师们的长袍磨损磨亮。在大厅四周，沿着高高的墙壁，在那门扉、窗户和柱子的空档里，是一长串从法拉蒙开始的法兰西国王们的塑像，多得望不到头。懦弱的国王两臂下垂，双目俯视，孔武善战的国王们头颅和臂膀都豪迈地朝天高举。那些尖拱顶的长窗上都装着五光十色的花玻璃，在大厅的几个宽阔的出口处，是几扇精雕细刻的富丽堂皇的门扉。所有这一切：拱顶、柱子、墙壁、窗框、镶板、门扉、塑像，上上下下都涂饰得金碧辉煌，我们看见的时候已经有几分暗淡，到了公元一五四九年，就几乎完全被灰尘和蛛网淹没了。据说，就是在那一年，杜布厄尔还赞赏过它们呢。
假若读者想象一下，那长方形的宽阔的大厅被一月的暗淡天光映照着，被各色服饰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占据着，那些人顺着墙壁乱跑，绕着七根柱子转悠，这样你对整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了，我们且试着来较为准确地描述它各个有趣的方面。
当然啦，假若拉瓦亚克没有暗杀过亨利四世，那么，司法宫的档案室里就不会存有他的案卷，而他的从犯们也就不会出于利害关系去销毁那些案卷，放火的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销毁那些案卷，而又无计可施，只好放火去烧档案室。为了火烧档案室就要火烧司法宫。所以要不是因为这样，也就不会有一六一八年的大火灾了。古老的司法宫，连同它的大厅，也就会依旧安然屹立，这样我就可以告诉读者：“你们自己去看吧！”于是我们双方也就都省事了：我用不着来描述一番，读者也用不着来阅读这样的描述。这情况可以说明一个真理：凡是重大事件，其后果往往难以预料。
这当然很有可能，首先拉瓦亚克可能并没有从犯，再说即使他有从犯，那些人对一六一八年的大火灾可能并没有什么干系。有两种说法都解释得通：第一是三月七日后半夜，有一颗直径一法尺[20]、高一法尺半的燃烧着的星星，从天上落到了司法宫。第二呢，有代阿菲[21]的四行诗为证：
那当然是一场悲惨的游戏，
司掌法律的女神在巴黎，
由于吞吃了太多的贿赂，
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庙宇。
关于一六一八年司法宫的那场大火灾，说它是政治性的也罢，自然界引起的也罢，富于诗意的起因也罢，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三种解释，可惜的是，它确实是一场火灾。由于那次灾难，特别是由于以后接二连三的修复，又把灾后幸存的一切都扫荡一空，这座比卢浮宫更为年代久远的法兰西帝王们最早的宫室，到如今就所剩无几了。它在美男子菲利浦[22]时代已经存在，有人曾经在那里寻找过为罗贝尔王所兴建、为艾尔加杜所描述过的宏伟建筑的遗迹。这些差不多全都无影无踪了。圣路易[23]在其中“成就了婚事”的那个机要室遭了什么难呀？他“穿着紫红羽缎上衣、棉毛布的宽马甲和黑呢外套躺在地毯上”，同若安魏耶[24]一起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遭了什么难呀？哪儿是西吉斯蒙皇帝[25]的寝宫？还有查理四世[26]的？还有“没领地的约翰”[27]的寝宫呢？哪儿是查理六世[28]颁布大赦令的那道楼梯？哪儿是马赛尔[29]当着王太子的面杀害罗贝尔·德·克雷蒙[30]和香槟元帅的那块石板？哪儿是伪教皇贝内迪克特的诏书被扯成碎片的那道小门？那些把诏书带来的人穿戴非常可笑，又从那里走出来去向全巴黎的人认罪。哪儿是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厅，连同那些尖拱、那些塑像、那些柱子、那些由于复杂的雕饰而显得支离破碎的巨大拱顶？那间金色的房间在哪里？它的门口有着一头石狮，垂着脑袋、夹着尾巴，就像所罗门座前的那些狮子一样姿态恭顺，表示暴力要服从正义。那些漂亮的门扇，漂亮的花玻璃窗又在哪里？那些曾经使比斯哥雷特认输的錾花的铁器在哪里？杜昂席的那些精工木器在哪里？……时间和人使这些卓绝的艺术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关于这一切，关于古老的高卢历史，关于整个哥特式艺术，现在还有什么存留给我们呢？艺术方面给我们留下的只是这位笨拙的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建筑师德·布罗斯先生的沉重的扁圆拱，至于历史方面给我们留下的，那只有巴推[31]之流对那根大柱的胡说八道了。
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还是来说说古代那座司法宫的大厅吧。
这座巨大的长方形大厅两头都被占据着，一头是那著名的大理石台子，那个台子在长度、宽度和厚度方面都是罕见的，正像早先土地赋税簿籍上那种能使卡冈都亚[32]读后兴趣大增的文体所描写的“此大理石板真乃举世无匹”。另一头就是那座小礼拜堂。在圣母像前有着路易十一的跪着的塑像。路易十一又叫人把他认为深得天宠的像圣人一样的查理曼大帝和圣路易皇帝的塑像从那里搬走，并不在乎使那一列君王塑像里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这座修建了才不过六年的小礼拜堂依然很新，仍旧保留着那种精致的建筑艺术所特有的高雅风格：到处是卓绝的雕刻、精妙的金属雕制品，它给我们指出哥特式艺术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朝着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那一富于想象的仙境迈进。正门顶端那透光的小小的花形玻璃窗，装饰得更为优美精巧，真可以说是一颗花边形状的星星。
在大厅中央，正对着大门，是一座铺饰着金线织锦的看台，背靠墙壁，墙上有个特别入口，凭借走廊上一扇窗户通向那个金饰房间。这座看台是用来迎接弗朗德勒使臣们和另一些请来观赏圣迹剧的贵宾的。
圣迹剧照例要在那个大理石台子上演出。为此它一大早就准备好了。在它那被司法宫的书记官们的脚跟划了许多道道的亮堂堂的大理石台面上，搭起了一个相当高的棚子，台面就当作戏台，整个大厅都看得见。棚子尽头挂着帷幔，当作演员们的更衣室。一架梯子无遮无盖地靠在外边，当作戏台和更衣室之间的通路，粗糙的梯级就当做上场口和下场口。当时也没有什么角色是意料不到的，没有什么曲折的剧情和临时插入的情节，一切都从这架梯子登上舞台。早期的戏剧艺术和布景装置是何等的天真诚实啊！
四名卫士直挺挺地站在大理石台子的四角上。无论在节日或是行刑日，他们总要到场监视老百姓的娱乐活动。
戏要在司法宫的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才能开演。这对一场戏的开演说来当然是够晚的了，然而还是得遵照使臣们的时间来行事。
可是群众从大清早起就已经在等候了。这些爱热闹的老实人当中，大多数是天刚亮就已在司法宫的台阶前冻得发抖，有些还声称他们已经在司法宫的大门口守了一宿，为的是能抢在别人前面挤进去。人越来越多了，像猛涨的河水一样，他们沿着墙壁升高，朝着柱子周围扩展，一直泛滥到屋椽上、飞檐上、窗棂上，甚至爬到这座建筑物和它的雕刻装饰的一切突出部分上。在使臣们应该到来的时刻以前，沮丧和不耐烦的情绪，狂欢日子里的打打闹闹，各种原因所引起的争吵，例如胳膊肘被人碰了一下，或是脚被谁的钉鞋踩了一下，还有长时间等待的疲劳，等等，早就已经在摩肩接踵、骚乱打闹的群众中引起了刺耳的叫嚷。只听得一迭连声地埋怨和咒骂弗朗德勒的使臣们，咒骂市政总监、波旁红衣主教、法官、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夫人、教堂的侍役们，还有那冷和热，那坏天气，那巴黎主教和愚人王，那柱子和塑像，那道紧闭着的大门和那扇打开着的窗子。总之这情景使成群的学生和散杂在人群里的仆役们大为高兴，他们用嘲讽和戏谑给不满的群众火上浇油，也可以说是用恶作剧来刺激大家的恶劣情绪。
人群中还有这样一批快活的捣蛋鬼，他们把一扇窗子的花玻璃打掉，大胆地坐到墙头上去，一会儿对着大厅里的人们，一会儿对着广场外的人们，边看边嘲笑。从他们模仿别人的动作，从他们响亮的笑声，从他们和大厅两头的伙伴们互相打招呼和相互嘲骂的声音，很容易看出这些青年书生没有任何一点在场的人的那种厌烦和疲倦，可以看出他们很懂得，为了使自己开开心，要从眼下场景中引出一幕戏来，这幕戏可以使他们耐心地等待着那另外一场戏的开演。
“准定是你呀，若望·孚罗洛·德·梅朗狄诺！”这些人中有一个小伙子，头发褐黄、面孔又漂亮又狡猾，高踞在柱子顶端的雕饰上喊道，“你取名叫磨坊的若望倒挺好呢，你的两条腿活像风磨的四个翅膀呀。你来这儿多久了？”
“魔鬼见怜，”若望·孚罗洛回答，“来了四个多钟头啦，我希望这四个多钟头能算在我的净罪时间里就好了。我听到西西里国王的八个唱经人在圣小教堂里高唱七点钟举行的第一遍弥撒曲呢。”
“多好的唱经人呀，”那一个又说，“嗓子比他们的尖帽子还尖！在创作一支献给圣若望先生的弥撒曲以前，国王应当去问一问圣若望先生喜欢不喜欢人家用普罗旺斯省的口音来唱拉丁文的赞美诗。”
“雇用西西里国王的那些该死的唱经人原来是为了这回事！”窗户下边人群中有个老妇人尖声嚷道，“我问问你，一场弥撒花了一千个巴黎利勿尔[33]。再说，而且还是在巴黎菜市场卖海鱼的地方进行呢！”
“老太婆肃静！”卖鱼妇旁边有个板着脸孔的胖子捂着鼻子斥责道，“举行一场弥撒是挺应该的呀，你们总不希望国王再生病吧？”
“说得好，吉尔·勒科尼阁下，王室皮货店老板！”盘踞在柱顶雕饰上的小个子学生喊道。
学生们听见王室皮货店老板这个倒霉称呼，就哄堂大笑起来。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有的喊道。
“有角有毛的。”[34]另一个说。
“哎，没问题！”柱顶上那个小子接口说，“有什么好笑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吉尔·勒科尼，是王宫总管若望·勒科尼的令弟，凡赛纳森林首席护林官马耶·勒科尼的公子，他们都是巴黎公民，父子两代都是新郎官！”
玩笑越来越多。肥胖的皮货店老板一言不答，竭力要摆脱四面八方投射到他身上的目光，他尽管又流汗又喘气也是枉然，就像一支想钻进木器里去的楔子，他的努力只能使他那由于羞耻和愤怒而涨红了的中风的大脸盘在周围人群中更加显眼。
周围的人中有个同他一样又矮又胖、一样道貌岸然的人来给他帮忙了。
“大学生竟敢对一位市民这样讲话！在我们那时候，要是这样就得把他们先鞭打一顿再活活烧死！”
大伙儿嚷嚷开了。
“哎呀，谁在唱这个调调？那不吉祥的猫头鹰是哪一个？”
“瞧，我认得他，”一个说道，“那是安德里·米斯尼哀老板。”
“因为他是大学区四个该骂的书店老板之一。”另一个说道。
“在他的店铺里，什么都用四来计算，”第三个嚷道，“譬如说四个国家，四门学科，四个节日，四个医学家，四个选举人，四个书店老板。”
“那就让‘四’见鬼去吧！”若望·孚罗洛说。
“米斯尼哀，我们要烧掉你那些书！”
“米斯尼哀，我们要揍你店里的那些伙计！”
“米斯尼哀，我们要让你老婆伤心！”
“那好心肠的胖胖的乌达德女士啊。”
“要是她成了寡妇，她也还是又鲜艳又快活的！”
“魔鬼把你们都抓去吧！”安德里·米斯尼哀老板嘀咕道。
“住口，安德里老板！”依旧吊在柱顶雕饰上的若望说，“要不我就跌到你脑袋上来了！”
安德里老板举目一望，好像在目测柱子的高度和那滑稽家伙的体重，又把那体重和跌下来的速度相乘起来，算了一算，只好住口不响了。
战场上的主人若望又胜利地接着说下去：
“我一定要这样干的，虽然我是一位副主教的老弟！”
“我们大学区的人真是些好好先生，在这样一个日子，也不要求别人尊重我们的特权，到头来在市民区人家有五月树和篝火，在旧城区有愚人王和弗朗德勒使臣们，而在大学区却什么都没有！”
“但是莫贝尔广场可够大的呢！”守在窗台上的学生里有一个说道。
“打倒校长！打倒选民们和医学家们！”若望嚷道。
“安德里老板的那些书呀，”另一个接着说，“今晚上应该拿到加雅田野里去烧起一堆篝火！”
“还有书记们的桌子！”他旁边的人说。
“还有教堂侍役们的棍棒！”
“还有长老们的痰盂！”
“还有医学家们的大肚皮！”
“还有选民们的票箱！”
“还有校长的那些凳子！”
“打倒呀！”小若望用打雷般的声音嚷道，“打倒安德里老板、侍役们和书记们！打倒神学家们、医生们和发号施令的人们！打倒医学家们、选民们和校长！”
“这真是世界的末日啦！”安德里喃喃说，一面把耳朵捂上。
“说起校长，校长凑巧到广场来啦！”窗口上那群人里面有一个喊道。
这话是向那个正要朝广场转过身去的人说的。
“真的是我们可敬的校长蒂博大师吗？”磨坊的若望·孚罗洛问道。他蜷缩在里边的一根柱子上，看不见外面发生的事。
“对呀，对呀，”其余的人一齐回答，“就是他，真的是他，是校长蒂博大师。”
那的确是校长，他和大学区全体要员排着队去欢迎使臣们，此刻正从司法广场走过。拥挤在窗口的学生们用嘲笑和讽刺的鼓掌来迎接他们。走在同伴们前头的校长忍受了第一发排炮，这发排炮是够厉害的。
“日安，校长先生，喂，日安呀！”
“他到这儿干吗，这个老赌棍？难道他不再掷骰子了吗？”
“他骑在骡子上摇摆得多厉害！骡子的耳朵还没有他的耳朵长呢！”
“喂，日安，校长蒂博先生！幸运儿蒂博！老糊涂！老赌棍！”
“上帝保佑你！昨晚你照常去掷双六[35]了么？”
“啊，这张脸是多么衰老！那是因为爱玩爱赌，给扭歪了，抓破了，打伤了的呀！”
“倒霉蛋蒂博，你这样背向大学区朝着市民区奔跑，想上哪儿去呀？”
“他准是要上蒂博多代街[36]去找个住处！”磨坊的若望嚷道。
那群人全都重复这句嘲骂，一面雷鸣般地嚷叫，使劲地鼓掌。
“你要到蒂博多代街找住处，不是吗，校长先生，从魔鬼那里来的赌棍？”
随后又轮到嘲笑那些要员们了。
“打倒教堂侍役们！打倒权杖手[37]们！”
“你说说，罗班·普斯潘，那个家伙是什么人？”
“那是吉贝尔·德·许里，‘吉贝尔杜·德·索里亚科’[38]，他是俄当学院的挂名校长。”
“喂，这是我的鞋。你占的位置比我优越，把它朝他脸上扔去！”
“今天可会有烂苹果丢到头上啦！”[39]
“打倒那六个穿白袈裟的神学家！”
“那边的几个就是神学家吗？我还当是圣热纳维埃夫学院为了胡尼采邑送给市民区的六只白鹅呢。”
“打倒医生们！”
“打倒乱七八糟的争论和玩笑！”
“我向你行脱帽礼，圣热纳维埃夫学院的校长！你亏待了我，那可是确实的！他把我的名次，一个诺曼底人的，给了布尔日省人[40]小阿伽略·法札斯巴达，其实他是个意大利人。”
“这可不公平呀，”所有的学生一齐嚷道，“打倒圣热纳维埃夫学院的校长！”
“喂！若相·德·拉朵大师！喂，路易·达于耶！喂，朗贝·阿克特芒！”
“让魔鬼勒死那个德国医生吧！”
“还有圣小教堂那些戴黑头巾的神甫！”
“还有那些穿灰毛皮袈裟的！”[41]
“哎呀，艺术大师们！穿漂亮灰斗篷的人们！穿漂亮红斗篷的人们！”
“这可就使校长有了一条漂亮尾巴啦！”
“真像是一位去和大海举行婚礼的威尼斯公爵呀！”
“喂，若望！圣热纳维埃夫司教会的会员们来啦！”
“司教会会员们见鬼去吧！”
“克洛德·绍尔长老！克洛德·绍尔博士！你是在找玛丽·拉·日法尔德吗？”
“她是格拉蒡尼的芸香。”
“她给流氓头儿铺床。”
“她付出四个德尼埃[42]。”
“或者光是嚷嚷。”[43]
“你愿意她当面付给你吗？”
“同学们，那是庇卡底的选举人西蒙·尚甘先生，他让老婆坐在马屁股上哪！”
“骑士背后坐着黑色的悲伤。”[44]
“好样的，西蒙先生！”
“日安呀，选举人先生！”
“晚安呀，选举人太太！”
“他们什么都看得见可快活啦！”若望·梅朗狄诺感叹道，他依旧高踞在柱顶的花叶形雕饰上。
这当儿，该挨骂的大学区书店老板安德里·米斯尼哀凑到王室皮货商吉尔·勒科尼老板的耳边说道：
“先生，我告诉你，这是世界的末日到了，从来没见过这么胡闹的学生。都怪本世纪那些该死的发明把一切都毁了。什么大炮呀、古炮呀、射击炮呀，尤其是印刷术——它是德国传过来的另一种瘟疫。手稿越多，书越多！印刷术败坏售书业。世界末日到了。”
“这个呀！我从天鹅绒衣料的风行上也看得出来。”皮货商说道。
正在这时，响起了正午的钟声。
“啊！……”人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学生们不再出声了。接下去是一阵大骚动，一阵手忙脚乱，一阵使劲地咳嗽和用手绢的声音。人们各自调整位置，坐着或是踮起脚尖站着，或是聚到一处。然后是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伸着脖子，张着嘴，所有的眼睛一齐向那个大理石台子望去。那四个卫士依旧站在原处，直挺挺地一动不动，好像四座涂成彩色的塑像。人们又把眼睛朝那个为弗朗德勒使臣们准备好的看台望去。门依旧紧闭着，看台依旧空无一人。这群人从大清早就指望着三桩事：中午的到来、弗朗德勒使臣们以及圣迹剧。现在只有中午是按时到来了。
这太过分了啊。
人们又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直到一刻钟。什么也没有出现。看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戏台上依旧毫无动静。人们的烦躁到这时变成了愤怒。怒冲冲的话起先真的还只是低声地回荡着。“开演圣迹剧呀！开演圣迹剧呀！”人们低声嘀咕着，所有的脑袋都在晃悠。一场风暴起初还只是轻轻地扫过人们的头顶，那是磨坊的若望使它发出了第一阵雷电。
“开演圣迹剧！让弗朗德勒的使臣们见鬼去吧！”他像一条蛇似的绕着柱顶雕饰扭来扭去，使足劲大声喊道。
群众拍起手来。
“开演圣迹剧！”他们又嚷道，“让弗朗德勒人见鬼去吧！”
“得马上给我们开演圣迹剧，”若望说，“要不然我可敢把法官吊起来，这件事就算是喜剧和寓言剧了。”
“说得好，”人们嚷道，“咱们先把这几个卫士吊起来吧！”
一片响亮的欢呼随之而起。那四个可怜虫吓得脸色发白，面面相觑。人群朝他们涌过去，他们看见那道把他们同群众隔开的不大牢固的木栏杆，已经被挤得向里面弯过来了。
情况十分危急。
“杀呀！杀呀！”四面八方一片喊声。
这当儿，我们在前面提起过的那幅帷幔忽然揭开，走出一个人来。人们一看见他就忽然停止了叫嚷，好像变戏法似的，这事把人们的愤怒变成了好奇心。
“肃静！肃静！”
那个人相当不安，手脚颤抖，一直走到大理石台子边上连连鞠躬，走得离人们越近，那种鞠躬越发像是跪拜了。
“公民先生们！”他说道，“公民女士们！我们十分荣幸地宣布，我们要当着红衣主教大人的面，演一出美妙的警世剧，剧名叫《圣母马利亚的裁判》。由我扮演朱庇特[45]。红衣主教大人刚才是在陪伴尊敬的奥地利公爵的使臣们，他们在波代门听大学校长的演讲被耽搁住了。等红衣主教大人一到场，我们马上开演。”
老实说，不用别的，单只这位朱庇特的突然出现，就使那四个卫士得救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这荣幸把这故事编得那么好，所以才要我们在圣母面前承担责任，而不是为了反对我们，人家才在这个时候引用了这一惯用的训诫：但愿神不来干预[46]。再说大神朱庇特又穿扮得十分漂亮，没费力就吸引住了观众的注意，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朱庇特穿着一件金扣的黑天鹅绒铠甲，戴着一顶有白银镀金装饰的头盔，要不是那占了他双颊一半的又红又厚的胡须，要不是他手拿着钉有铁钉，饰有长短金箔条的涂金的硬纸卷（不难看出那是代表雷电的），要不是他那照希腊方式绑着饰带的肉色双脚的话，那么，他那副严厉的神态，真比得上贝里先生卫队里一个布列塔尼地方的射击手了。
二 比埃尔·甘果瓦
在这个人向观众致词的当儿，观众对他的服装所一致感到的满意和崇敬，统统被他的话赶跑了，刚一说出“等红衣主教大人一到场我们就开演”这个可悲的结尾，他的声音就淹没在人们的咒骂声中了。
“马上开演！圣迹剧！马上开演圣迹剧！”人们嚷着。在所有喧闹声中，大家听见若望·德·梅朗狄诺的声音好像从尼姆[47]的狂乱音乐里透出来的一片笛声：“马上开演！”这个青年学生尖着嗓子喊道。
“打倒朱庇特和波旁红衣主教！”罗班·普斯潘和另一些待在窗口的青年怒吼着。
“马上开演寓意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立刻开演！马上开演！要不我们可要屠杀啦，可要把那些喜剧演员和红衣主教都杀死，绞死啦！”
那可怜的朱庇特吓呆了，脸孔变得惨白，手中的雷电掉落下来，他把头盔摘下拿在手里，战战兢兢地行着礼，结结巴巴地说道：“红衣主教大人……使臣们……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夫人……”他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终究是害怕给绞死的呀。
由于使群众等得太久而被他们绞死，或者由于没有等候红衣主教而被他绞死，从这两方面都只看到同一个深渊——也就是同一个绞刑架。
幸好有人来解救他，来替他做主了。
一个站在栏杆里边大理石台子近旁空地上的家伙，他那瘦长的身子完全被他倚着的柱子挡住了，谁都瞧不见他。这家伙长得高大，瘦削，面色苍白，头发金褐，虽然额头和双颊上都已经有了皱纹，可还是显得年轻，有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身穿破旧的黑哔叽衣服。他走到大理石台子跟前，向那可怜的受难者做了个手势，可是那一个正在为难，并没有注意。
这新来的人又向前跨了一步：“朱庇特，”他喊道，“我亲爱的朱庇特！”
那一位还是没听见。
这瘦长、漂亮的人终于不耐烦起来，几乎一直走到他的鼻子底下喊道：“米歇尔·吉博伦！”
“谁在叫我？”朱庇特问道，仿佛刚从梦里惊醒。
“是我呀。”穿黑衣服的人回答。
“啊！”朱庇特说。
“马上开演吧！”那一位说道，“让观众满足吧。我负责去请求法官的谅解，法官负责去请求红衣主教的谅解。”
朱庇特这才透了一口气。
“公民先生们！”他用力向着还在朝他吼叫的观众喊道：“我们马上开演！”
“朱庇特，向你致敬！公民们，喝彩吧！”[48]
“好啊！好啊！”群众喊叫着。
人们使劲鼓掌叫好，朱庇特却已经退到帷幔后面，那帷幔被叫喊声震得还在颤动呢。
这时，那个像我们亲爱的老高乃依[49]所谓的巧妙地“平息了风暴”的陌生人，谦虚地退到了圆柱的阴影里去了，要不是站在最前面的两位年轻女士留意到他同米歇尔·吉博伦的谈话而把他喊了出来，他一定还是像先前那样悄没声地一动不动也无人看见地待在原处。
“大师。”她们中的一位喊道，一面示意叫他走过去……
“别叫了，亲爱的丽埃纳德，”她那位美丽的容光焕发的穿着漂亮的星期日服装的同伴说，“他并不是什么学者，他是个普通人，不用称大师，就称先生得了。”
“先生。”丽埃纳德喊道。
陌生人从柱子那儿走过来了。
“你们要我做什么，小姐们？”他热心地问。
“啊，没有什么。”丽埃纳德困窘地说，“是我的同伴吉斯盖特·拉让新想同您说话。”
“啊，不是这样，”吉斯盖特红着脸说，“因为丽埃纳德称呼您是大师，我告诉她说大家都叫您先生。”
两位女士低下了眼睛。那一位却只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便微笑地看着她们问道：
“那么你们并没有什么话同我谈吗，小姐们？”
“啊，什么话也没有。”吉斯盖特回答。
“没什么话。”丽埃纳德说。
高个儿金发青年退了一步打算走开，但那两位寻根究底的人却不想那么轻易放他走呢。
“先生，”吉斯盖特带着像打开了的水闸或是下了决心的妇女的那种急躁心情，热心地说，“那么，您认得要在圣迹剧里扮演圣母的这个兵士吧？”
“您是说扮朱庇特的那位吗？”那个不知名姓的人说。
“哎，对了，”丽埃纳德说，“她真笨！那么您认识朱庇特了？”
“米歇尔·吉博伦吗？”不知名姓的人回答，“我认识他，夫人。”
“他有一撮不寻常的胡须呢！”丽埃纳德说。
“他们打算在那台上演出的戏也是挺美的吧？”吉斯盖特怯生生地问。
“美极了，小姐！”不知名姓的人毫不迟疑地答道。
“那是什么戏呢？”丽埃纳德说。
“一出寓意剧，名叫《圣母的裁判》，要是您赏脸的话，小姐。”
“啊，那可就不一样了。”丽埃纳德说。
接着是短暂的沉默。不知名姓的人打破沉默说：
“这个寓意剧完全是新的，还没有上演过呢。”
“那么，”吉斯盖特说，“它和两年前教皇特使到来那天上演的戏是一样的了，那天有三个漂亮姑娘参加演出……”
“她们扮演的是美人鱼。”
“全都光着身子。”那青年人补充道。丽埃纳德害羞地低下眼睛，吉斯盖特看了看她，也照着办。青年微笑着接着说道：
“那挺好看呢。今天的戏是专门为了弗朗德勒公主写的寓意剧。”
“戏里唱牧歌吗？”
“呸！”陌生人说，“在一出寓意剧里唱牧歌！那就和这种戏的性质不相称了。要是一出滑稽剧，那还可以。”
“多可惜！”吉斯盖特说，“上次演出的那一天，蓬梭喷池有些粗野的男女互相打闹，唱着赞美歌和牧歌，表演了好几种身段。”
“那对教皇特使倒挺合适，”陌生人相当生硬地说道，“对一位公主可就不合适了。”
“在他们近旁，”丽埃纳德又说，“几件低音乐器奏出了优美的乐曲。”
“为了让过路人精神畅快，”吉斯盖特接口道，“喷池还从三个喷口里喷出酒、牛奶和调和饮料，让人们随便喝。”
“在蓬梭过去不远的地方，”丽埃纳德又说道，“在特里尼代，上演着一出耶稣受难的哑剧。”
“这个我记得清楚极了！”吉斯盖特嚷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一左一右！”
说到这里，这一对年轻的多嘴驴因为记起了教皇特使莅临时的情景，兴奋起来，争着同时张嘴讲话。
“再往前，在画家门那里，有些人穿戴得挺讲究。”
“在圣婴泉那边，有个猎人追赶一只母鹿，猎狗的叫声和号角的声音真响亮！”
“在巴黎屠宰场，临时搭起的戏台上在演出进攻狄哀普城堡呢！”
“当教皇特使经过的时候，戏台上正在演攻城，那些英国佬统统给砍了脑袋。”
“在沙特雷门对面，有些很了不起的人物！”
“教皇特使走过的当儿，人们让欧项热桥上飞起两千多只各种各样的鸟儿。那好看极了，丽埃纳德。”
“今天的戏更加好看。”听着他们谈天的人终于说道，他好像听得不耐烦了。
“你担保今天的圣迹剧会好看吗？”吉斯盖特问。
“当然好看，”他回答着，随即又加重语气补充道，“女士们，我就是剧本的作者。”
“真的吗？”两位姑娘惊讶地问。
“真的！”他不无骄傲地回答，“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人：若望·马尔尚锯好树枝，搭好戏台的木架和板壁，我写好剧本。我的姓名是比埃尔·甘果瓦。”
就连《熙德》的作者，也不会比他更骄傲地宣布“我是高乃依”呢。
我们的读者也许注意到，从朱庇特消失在帷幕后面到吉斯盖特和丽埃纳德的天真的赞叹所引起的新寓意剧作者这样唐突的自我表白，这中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真是怪事，几分钟前还那样闹嚷的全体观众，此刻却温顺地等候寓意剧的开演。这就证明了一条真理：要想叫观众耐心等待，先得向他们声明马上就要开演。
无论如何，大学生若望是不会睡熟的。
“喂，哎，”在观众一阵闹嚷后等待开演的安静当中他突然喊道，“朱庇特，圣母，可恶的骗子们，你们是开玩笑吗？演戏呀，演戏呀！马上开演！要不我们可又来啦！”
不用再说什么了。
一阵抑扬的乐声从戏台里面传出，幕揭开了，跳出四个花面文身的角色，爬上戏台的粗糙的梯级来到台面上，在观众面前排成一行，深深地鞠躬行礼。于是交响乐停住，圣迹剧开演了。
那四个角色在得到观众为了他们的鞠躬送给他们的足够掌声之后，在一片沉寂中间开始演出。这是序幕，请读者恕我们不再详细描写了。更何况情况和我们现在完全一样，观众留心演员的服装更甚于留心他们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这也是对的。他们都穿着半黄半白的两色衣服，只是在衣料上有所区别：第一个穿的是金银两色的锦缎，第二个穿的是金银两色的丝绸，第三个穿的是金银两色的麻布，第四个穿的是金银两色的棉布。第一个右手执一把剑，第二个拿着两把金钥匙，第三个拿着一架天平，第四个握着一把铁铲。为了怕懒惰的人的智力从这些明显的标志上还看不懂是怎么回事，所以还可以读到这样几个大字，在锦缎袍子的边上绣着“我名叫贵妇”，绸料袍子的边上绣着“我名叫教士”，麻布袍子的边上绣着“我名叫商女”，棉布袍子的边上绣着“我名叫工人”。那两个男演员，由于他们的衣服特别短和帽子的式样不同，很容易分辨出来，而那两个女演员则衣服较长，戴着头巾。除非是有心装不懂才可能在听了序幕的韵文台词后还体会不出工人是商女的配偶，教士是贵妇的配偶。这两对幸福的夫妻共有一只金海豚，他们打算把它献给妇女当中最美的一位，于是他们走遍全世界去寻找这位美人。当他们接连拒绝了戈贡德女皇、鞑靼可汗的女儿瑞比蓉德公主和别的许多人之后，工人和教士，商女和贵妇，就来到了司法宫的大理石戏台上，向这里公正的观众宣读了这么多警句和格言——这些都是当时在艺术院系里进行研究，展开辩论，采取决定，或涉及修辞或制订条例时才听得到的，大师们也正是通过这些来取得他们的学位和等级。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美妙。
在听着四个角色竞赛般地倾吐着这些隐喻的观众中间，此刻再没有谁的耳朵能比这位作者，这位诗人，这位正直的比埃尔·甘果瓦的耳朵更专注的了，再没有谁的心能比他的心跳动得更快的了，再没有谁能比他把脖子伸得更长的了。刚才他就是因为太高兴了，才忍不住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那两位漂亮的姑娘的。现在他从她们身边走开几步，到他先前靠过的柱子后面，倾听着，观看着，玩味着。戏剧开场时候的掌声还在他心里回荡，他完全沉浸在剧作家看见自己的意图从演员们口中逐一落到观众中时那种狂喜的沉思里去了。可敬的比埃尔·甘果瓦！
我们这样说可没错，不过这种初次的狂欢很快就受到了干扰。甘果瓦刚刚把这欢乐与胜利的酒杯举到唇边，就有一滴苦汁渗了进去。
有个没人注意的破衣烂衫的乞丐挤在人群中间，他肯定是没能从身边别人的衣袋里找到足够的报酬，就打算坐在明显的地方，以便引人注目和接受施舍。于是正当台上演唱着序幕开头几行诗的时候，他就攀着那些看台的柱子，爬到了看台栏杆下边的飞檐上。在那儿他坐了下来，一身褴褛，右胳膊全是脓疮，这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和怜悯，所以他就用不着再多说什么话了。
他保持着沉默，使序幕的表演能顺利地继续进行着，要不是倒霉的命运偏偏让若望·孚罗洛从柱顶上认出了那个乞丐和他的装腔作势，本来是什么骚动也不会发生的。这年轻的捣蛋鬼大笑一声，他不管这会不会扰乱观众的凝神倾听，兴冲冲地嚷道：“喂！这个病鬼在乞讨呀！”
就像是谁朝着满塘青蛙扔去了一块石头，或是朝着一群飞鸟开了一枪似的，你可以想象出这句不恰当的话在凝神倾听的观众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甘果瓦像触了电似的抖了一抖，序幕突然中断了，人们的脑袋骚动着一齐朝那乞丐转过去，他却毫不慌张，反倒从这个机会里看出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收益，于是就半闭起眼睛，用凄惨的声调喊道：“行行好吧！”
“咳，凭我的灵魂打赌，”若望说，“这是克洛潘·图意弗呀。啊呀！朋友，你的疮本来是长在腿上的，你怎么把它弄到胳膊上去了呢？”
这样说着，他丢了一个小银币到那乞丐放在有疮的胳膊上的大毡帽里。乞丐并不躲避他的布施和他的讥笑，继续用那凄惨的调儿唱着：“请行行好吧！”
这个插曲使观众受到了相当的干扰，以罗班·普斯潘和大学生们为首的大部分观众，快活地鼓掌欢迎这一刚刚插到序幕中间的奇异的二重唱——那大学生的尖嗓子和那乞丐的沉着的唱圣诗的声调。
甘果瓦很不高兴。他从最初一阵麻木状态里清醒过来，大声向台上的四个角色喊道：“演下去呀，活见鬼，演下去呀！”他简直不屑向那两个打断了演出的人投去一个轻蔑的眼色。
这时他觉得有人在拉他的外衣边儿，他回转身去，有点恼怒并且烦乱得笑也笑不出来。但他是应该笑的，那是吉斯盖特·拉让新的美丽的胳膊，她跨过了栏杆，这样来引起他的注意。
“先生，”这位姑娘说，“他们还会演下去吗？”
“当然哪！”甘果瓦答道，这个问题有些触怒了他。
“那么，先生，您愿不愿意给我解释……”
“解释他们还要讲些什么吗？你听下去就得啦！”
“不，我问的是他们刚才讲的是什么来着。”
甘果瓦抖了一下，好像突然被人碰着了伤口。
“这笨姑娘真烦人！”他在牙缝里轻声说。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吉斯盖特失去了好感。
这当儿，演员们听从了他的命令，群众看见他们重新表演，都留心倾听着，但是相当多的美妙词句却已经错过了，两幕戏当中的衔接处被突然打断了，而那却是甘果瓦费尽苦心写出来的。不过人们逐渐肃静下来，那个大学生住口了，乞丐数着他帽子里的几个钱，戏继续在台上表演着。
这实在是出相当好的戏，假若略加整理，就是现在也还是可以上演的。情节尽管有点冗长和空洞，但是十分简单，也还合乎要求。心地直率的甘果瓦十分珍视它的清晰易懂这一点。正如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四个寓意的角色跑遍了全世界三大地区，还没找到适合接受他们的金海豚的人，他们有点疲倦了。于是台上开始了对这条神妙的鱼[50]的赞颂，连同成千上百的关于他的未婚妻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的美妙的暗示，说到昂布瓦斯[51]就惨淡地结束了，丝毫不考虑工人和教士，贵妇和商女曾经为着他跑遍了全世界。上面谈到的这位王太子是年轻漂亮和壮健的，尤其因为他是“法兰西之狮”的儿子，一切王室美德的美好的源泉。我申言，这个大胆的比喻是值得称赞的。而且在寓意诗和贺婚诗的时代，戏剧里演出动物界的故事，对于把一只海豚比做一位狮王之子是绝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的。正是由于这些罕有的潘达尔[52]式的混杂的作品表明了赞美的热忱。可是按照批评家的意见，诗人尽可以把这一构思加以发挥，至少也得写成两百行。遵照总督先生的命令，圣迹剧应该从正午演到下午四点，所以应该好好表演一下，何况观众听得挺耐心呢。
当商女同贵妇正在争吵，当工人师傅正在演唱下面这行美妙的诗句的时候：
我从不曾在森林里见过更神气的野兽！
一直毫无道理地关着的大门，这时忽然更加毫无道理地给推开了，守门人响亮的声音突然通报说：“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到！”
三 红衣主教大人
可怜的甘果瓦！无论是圣·若望的双料大爆竹发出的声响，二十支火绳枪的放射，比里炮塔上著名的古炮的射击（在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那个巴黎被围的星期天，这种古炮一炮就打死了七个庇卡底人），或者是庙门贮存的弹药的爆炸，在这个庄严的激动人心的时候，都不会像从守门人嘴里说出的“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到”这几个字那样震动他的耳朵。
并不是甘果瓦畏惧或者看不起红衣主教，他既没有这种懦弱也没有这种傲慢，用我们现今的话来说，他是那些人里的一个，他们具有高尚、坚决、中庸、温和的精神，永远懂得站在一切的中央，有着满脑子的理智和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同时又是十分尊敬红衣主教的折中主义者。哲学家是属于高贵的永不绝灭的种族，像另一位亚里安娜[53]一样，智慧也好像给了他们一团线，使他们从洪荒时代开始，就能顺着线球穿过人类事物的迷宫。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找到这类人，他们总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他们总是能适应一切时代的，除开我们的甘果瓦不算，假若我们可以把他应得的这份声誉归在他身上的话。他在十五世纪可能是他们的代表。确实是他们的这种精神鼓舞了杜·布厄尔神甫，使他在十六世纪写出了这些永远值得流传下去的话：“我在籍贯上是个巴黎人，说起话来是个自由论者[54]，因为巴黎人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就是自由讲话的意思。我甚至把这个词用到红衣主教大人们和太子贡蒂殿下的叔父和弟兄身上，同时对他们的高贵怀着敬意，不得罪他们的任何一位侍从，而他们的侍从相当多呢。”
那么，使比埃尔·甘果瓦不愉快的，并不是他对于红衣主教的怨恨，也不是轻视他的莅临。正好相反，我们的诗人有着过多的良知和太破的上衣，他并不特别担心他的序幕里隐喻太多，更不怕他对法兰西狮王的称颂会给那高贵的耳朵听见。但是人们高贵的天性中占优势的并不是兴致，我猜想，诗人们的天性可以用“十”这个数字来表现。假若我们让化学家来分析，就像拉伯雷[55]所说，那就一定会发现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兴致，而十分之九是自尊心。可是当大门为红衣主教打开的时候，甘果瓦那在一致赞赏的气氛里膨胀起来的十分之九的自尊心，就变成了一种深深的狂热，致使我们刚才在诗人们的天性中指出的那种兴致，仿佛给窒息了似的消失得半点不剩了。此外这一兴致也是一种可贵的组成部分，诗人如缺少这种对现实和人类的感情，便无从和大地建立联系。甘果瓦能高兴地去感到看到和接触到全体观众（其实这是一些无赖），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好像被贺婚诗里到处出现的长篇大论窒息了，惊呆了。我敢断定他自己也分享着观众的这份福气，他可不像拉封丹[56]在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首次公演时问道：“这狂乱的诗章是哪个低劣的作者写的？”甘果瓦倒很想问问他身边的人：“这是谁的杰作？”现在你可以想象红衣主教的突然到来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了。
他很有理由担心发生的事，却过早地发生了。红衣主教阁下的进场使观众的情绪激动起来，所有的脑袋都朝看台转过去。听不见别的，只听见大家重复地喊：“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不幸的序幕又一次被打断了。
红衣主教在看台的门槛上停留了一会，他相当傲慢地朝观众看了一眼，吵嚷声就更厉害起来。每一个人都希望更清楚地看到他，都把头抬得比旁边的人更高些，都朝他看着。
他的确是一位出众的人物，看他比看任何喜剧都值得。查理是波旁的红衣主教，里昂的大主教和伯爵，高卢的首席主教，他还因为哥哥——波热的贵族比埃尔——娶了路易十一的长女，而和国王有了姻亲关系。又因他母亲阿涅丝·德·勃艮第，使他又和勇敢的查理[57]有姻亲关系。这位高卢的首席主教性格里的鲜明特点，就是具有弄臣的精神和对于权势的虔敬。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同路易或查理弄得关系破裂——这种关系很像曾经使纳姆公爵和圣波尔元帅[58]覆没的沙西德漩涡与锡拉岩礁[59]一样——，你就可以想象出这双重关系给予他的无数阻碍，以及他的精神的船只必须从其间通过的那些岩礁了。谢天谢地，他总算免于覆没，一无阻碍地到达了罗马。他虽然已经到达港岸，而且正因为已经在岸上，每当他想起在相当长的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惊险的遭遇，内心还是不能平静。讲起一四七六年，他照例总是说那对于他是“既白且黑的”，意思是说他在那一年里失去了他的母亲波旁公爵夫人和他的表兄勃艮第公爵，不过这一种哀伤由于另一种而得到了安慰。
但他是个好人，他愉快地度着他的红衣主教的生涯，喜欢在莎里约王室葡萄园游玩，不憎恨理查德·拉卡尔玛和多玛斯·拉沙雅德，给少女们的布施比给老妇们的多些。由于这一切，他是受巴黎公众欢迎的。红衣主教无论到哪里去，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小群血统高贵的主教和神甫，他们都是又文雅又轻佻，而且喜欢宴饮。圣日耳曼·多克塞尔的虔诚信徒们在黄昏时分经过波旁府邸那些灯火辉煌的窗子时，不止一次听见那黄昏前给他们唱晚祷歌的声音混在一阵玻璃杯相碰的声音里，唱着曾经三次加冕的教皇伯努瓦十二世的酒神颂，这使他们非常反感。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那身份和声名，人们在他进来的时候就把恶意的表示压制住了。他们在一会儿以前还很不高兴，并不认为应当在选举愚人王的日子里对红衣主教表示敬意。但巴黎人是很不善于怀恨的，何况由于权威性的戏剧提前开演了，好心的公民们已经占了红衣主教的上风，这就使他们很满意了。何况波旁的红衣主教先生是一个美男子，很整齐地穿着非常漂亮的红色长袍，这就是说他赢得了全体妇女，也就是一半观众的好感。由于红衣主教在戏演了好一会儿才到场，你就去责骂他，那可是不妥当的，恶劣的；因为他是一位美男子，而且还端整地穿着他的红袍子。
他进来了，带着大人物面对公众时照例有的微笑向观众行了礼，慢慢移步走向他那张铺着华丽的天鹅绒的靠椅，神色显得完全心不在焉。在他走上看台的当儿，跟在他身后的随员们，即我们如今称之为智囊团的那些主教和神甫们，更加引起了厅堂里观众的骚动和好奇。每个人都乐于指点他们，说出他们的姓名，他们至少认识其中的一个：那一位是马赛的主教阿罗丹先生，假若我记得不错；那一位是圣德尼的副主教；那一位是圣日耳曼·代·勃雷教堂的神甫罗贝尔·德·内斯比纳斯，路易十一的某个情妇的放荡的兄弟。他们说时，差不多全都用的是轻视的口吻和刺耳的声调。至于大学生们，他们是骂声不绝。因为这是他们的日子呀，这是他们的愚人节，是他们纵情狂欢的日子，是大理院书记团和学校一年一度的大摆筵席的日子呀。在这个日子里，任何胡闹都是被允许而且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何况这群人中间还有几个愚蠢的饶舌的女人：西蒙娜·加特里芙、阿涅丝·拉加丁和罗宾娜·比埃德布。在这个美妙的日子里，同教会里的人以及荡妇们在一起，他们不是至少可以随便赌咒发誓和骂骂上帝吗？在一片嘈杂声中，从那些舌头上滑出了大量可怕的辱骂和谬论，这些青年和大学生的舌头，在一年的其余日子都是害怕圣路易[60]的炮烙酷刑的。倒霉的圣路易！人们在他的司法宫里对他表现出怎样的轻视！看台上其他新到的人，各穿一件灰色、白色或紫色的长袍。至于若望·孚罗洛·德·梅朗狄诺，因为他是一位副主教的老弟，就大胆地穿了一件大红色的。他把眼睛盯着红衣主教，用最高的嗓门唱道：“浸透了美酒的袍子呀！”[61]
我们在此用详细描述来帮助读者了解的这些情景，都被一片喧哗声遮盖着，看台上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既然自由行动在这一天照例是被允许的，红衣主教也就不怎么在乎，何况他还有一桩挂心的事儿使他显得心事重重，那就是弗朗德勒的使臣们，他们紧跟在他后面，几乎同他一起来到了看台上。
他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政治家，他并不考虑他的表妹玛格丽特·德·勃艮第夫人同他的堂兄，维埃纳省的太子查理殿下的婚姻会产生什么后果，或是奥地利公爵同法兰西国王之间的友好关系能维持多久，或是英吉利国王会怎样对待他女儿的傲慢无礼，这些都不怎么令他不安。他每晚享受着莎里约王室葡萄园特产的葡萄酒，从未想到路易十一也会诚恳地赠送给爱德华四世[62]几瓶同样的葡萄酒（当然是先被医生夸克纪埃掺进了药汁的），竟会在一个美好的早晨，使路易十一摆脱了爱德华四世的束缚。“最尊敬的奥地利公爵殿下的使臣们”并未使红衣主教怎么操心，但却在别的方面给他添了麻烦。他，查理·德·波旁，他这位红衣主教，他这个法国人，这个酒友，却要热烈欢迎并盛宴招待那些爱喝啤酒的弗朗德勒人，那些资产阶级，那些执政官员（我们已经在前面交待过），而且还是当着公众的面，这实在是有些令他难堪的。的确，这要算是他讨好国王的事情里面最可厌的一种了。
当守门人用响亮的声音通报：“奥地利公爵殿下的使节们到”，红衣主教就表现出全世界最好的礼貌（对此他是何等的熟悉），朝大门口转过身去。不用说，整个大厅的人也跟着守门人喊了一遍。
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良[63]的四十八位使臣并排着双双到来了，他们都很端庄，和跟随查理·德·波旁的那些教会人士截然不同。为首的是圣倍尔丹的副主教，金羊毛法令[64]的掌管人若望神甫和刚城的高等司法官加克·德·柯瓦·多比阁下。全场观众悄悄忍住笑声，听着他们把那些怪诞的名字和不足道的官衔告诉守门人，守门人又把那些名字和官衔胡乱搅混着转报给观众：卢万市的执政官何埃洛甫阁下，布鲁塞尔城的执政官克雷·代居尔德阁下，弗朗德勒的首脑彼尔·德巴埃斯大人，安特卫普市的市政官若望·戈兰阁下，刚城的首席执政官乔治·德·拉莫埃尔阁下和吉尔多甫·封·代尔·阿克阁下，还有比埃倍格先生，若望·比埃克先生，若望·蒂玛耶日尔先生，等等，等等。司法官们，执政官们，市政官们；市政官们，执政官们，司法官们。全都那么僵硬、古板、迂执，穿着天鹅绒和缎子的节日服装，戴着嵌有大簇西勃尔岛金线的黑天鹅绒帽子。总之，全都是些弗朗德勒的漂亮脑袋，他们庄重而善良的仪表和伦勃朗[65]夜景画里黑色背景上强壮严肃的人物属于同一类型。这些人似乎把一切都写在额头上，正如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良在声明书里说的，他有理由“完全相信他们具有审慎、英勇、干练、忠实及其他难得的好品质”。
可是也有一个人是例外。这个人有一副清秀、聪明、机警的面孔，嘴鼻又像猴子又像外交家。红衣主教在这人面前迈了三步，深深地施了一礼，而他的称呼不过是“刚城的参事和养老金领取人居约姆·韩”。
很少人知道这位居约姆·韩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在革命时期一定会干得轰轰烈烈，但是在十五世纪，他却不得不采用空洞的阴谋诡计，就像圣西蒙公爵[66]说的“生活在地道里”。他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挖地道的人[67]，经常替路易十一出谋划策，插手这位国王的一些机密事务。群众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看见红衣主教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弗朗德勒官员表示的那种礼貌，都觉得非常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