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8年是我到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工作30周年，我曾筹备出一本个人文集，将自己这些年来的文字成果做一个总结。粗略算来，著作之外，也有百余万字的文章，但后来因故耽搁，这事就拖下来了。这次，院里建立学者文库，为研究员们出论文选集，我不揣浅陋，按照院里规定的篇幅，从旧作中择其要者辑成一集，襄赞盛举。

我性好雅静，拙于言谈，疏于交往，知识分子家庭书卷气的熏陶使我从小就养成了对文墨的爱好。一直以来，阅读和写作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学生时代，除了偶尔帮母亲做点事外，课外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上，假期更是我享受阅读之乐的宝贵时光，假期开始，我就会开上一份长长的书单，请父亲为我从大学图书馆借书，当然，父亲也乐于为我服务。那时候，我特别钟情于文学书籍，绝大部分中外文学名著都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父亲教授历史多年，家中藏书虽难称宏富，却也不乏古文名著，甚至元曲、话本等都有收藏，都成为我阅读不止一遍的书籍。只要一卷在手，就不忍释读。上大学以后，阅读的重心开始转向专业书籍，但是，对文学的爱好也没有放弃。至于写作，那是阅读的必然结果。读得越多，兴致越高，语文课，特别是作文课，是我最感兴趣和最觉轻松的课程。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和悄然无声的文学梦驱动下，大概从高中开始，我在课外动笔写出了一些散文，虽然不经常，但却形成了一个习惯，直到老年仍不辍。我曾将早年的一些习作誊录成册，可惜几次搬家之后，现在已难寻踪迹！

1978年来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得以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真是遂了我多年的心愿！三十几年来，日常柴米油盐之外，我的光阴都与文墨相伴，只是生而不敏，成绩甚微，无鸿篇高论可居翘楚，于此仅将专业研究中的一点思想做一下梳理。

那时的历史所虽尚在复建过程中，却已初具规模，分设辽金史、清史、奉系军阀史、中俄关系史四个研究室，我被分配在清史研究室。我的父亲陈光崇教授是资深历史学家，于唐宋史和史学史造诣尤深，一些业内人士以我不能继承父业为憾事，而我并没有想很多，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中从头起步。父亲的榜样和教育都告诉我，一切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走得更远。凭着一份浓浓的文墨情，我开始了对专业书籍如饥似渴的阅读，边读边思考，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寻找可深入挖掘的问题。万事开头难，尽管素来爱好写作，但乍动笔写专业学术论文，也觉手生得很，我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几经修改，写成到历史所后的第一篇论文，不料却有人说是我父亲替我写的。对这种无端的背后中伤，我十分不屑，我坚信，我的工作会使谣言不攻自破。第二年，我便写成了《萨尔浒之战双方兵力考辨》一文，论证了萨尔浒之战中后金与明双方兵力相等，实际都约为10万人，纠正了后金对明朝“以少胜多”传统说法的错误。文章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得到研究室内同行们的肯定。公开发表以后，《历史学年鉴》（1981年）在总结一年全国历史研究成绩的评论文章中，“明史”“清史”“军事史”三个部分都注意到了这篇论文，肯定该文在充分的史料排比、考订基础上得出了“新结论”。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生活中，诚实的努力终将收获报偿！然而，路漫漫其修远，我知道，我的长征刚刚开始，前方路上必须加倍地付出。

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记住了郭沫若写给年轻人的一句话：“只顾攀登莫问高。”我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一直老老实实、悄默无声地努力着。这时，在初步成功的鼓舞下，我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天天跑图书馆，做笔记，直到三十几年后写论文时，我还用上了当年搜集的史料。4年间，我发表著作、文论约36万字，反响良好。比如，1988年，《文史知识》第10期刊登了严衡山所撰的评述文章《近十年来对努尔哈赤的研究综述》，文中摘引了我的五篇（其中三篇是在这4年中发表的）关于努尔哈赤研究的论文观点，作为一家之言提出；人物传记《皇太极》是“文革”以后国内出版比较早的关于皇太极的著作，也是历史所内最早问世的著作，获得恢复不久的辽宁省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著作奖。这一时期，还参与了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清代人物传稿》的撰稿工作，参与了《明代辽东残档》《奉天通志》《沈阳民族志》等档案、文献和著作的整理、编撰工作。忙，然而充实，文墨之外的事情几乎都无暇顾及，也无心顾及。

记得有一句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懒惰。历史学又是一门实证科学，靠充分的史料根据说话，治史者只有勤阅读，多思考才能有所发现，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才能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夙性率真，不谙名利之求，但务求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独到之见、有新意，在前人的成就基础上有所前进。这是我对自己自觉的要求，我把这一点贯彻到研究工作中，每做一个课题、写一篇论文都必须有自己的研究所得，或观点，或材料，总要有言前人之所未言的内容。此集中的文字都是遵循这一原则而写出的，虽不敢奢谈高论灼见，却都是个人之研究心得，绝非人云亦云、敷衍塞责之作。私心以为将这些文字辑成这个集子，还是做了一件有益学术、有益后人的事情，不致为徒费资财而愧赧。比如前面提到的《萨尔浒之战双方兵力考辨》一文，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新观点。再如《努尔哈赤崛起与李成梁关系史事钩沉》一文，虽然历年来关于努尔哈赤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较多，然而对他最初崛起时与当时镇辽大帅李成梁之间有何关系这个问题，始终语焉不详，缺乏专题研究成果，我广搜史料，爬梳考辨，详细阐明了李成梁曾给予努尔哈赤有力支持的历史事实。该文发表后，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还有《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一文，代善是清初历史舞台上起了不可替代重要作用的人物，但历来论者甚鲜，且褒贬不一，我尽搜有关史料，论据充分地论述了代善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该文是关于这个历史人物仅有的两篇专题论文之一，获得同行“值得一读”的评价。《陶澍学术成就述评》一文详细评述了开我国近代改革之先河的陶澍在史学、文学和舆地学等方面的不凡成就，这是有关这位改革家的众多研究文论中唯一论及其治学成就的一篇，同行们都赞该文选题独到。《三国鼎立成因新论》一文提出了魏、蜀、吴三个人才集团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新观点，在全国学术会上交流的时候，受到关注，被选为大会发言；该文发表以后，《新华文摘》和《中国史研究动态》予以摘登。《奉天通志述略》一文是研究《奉天通志》这部著作的第一篇专论，《奉天通志》是辽宁史上的重要志书，然自其行世半个多世纪，一篇研究它的专论都没有，我的这篇专论填补了这项空白，对它的成书经过、优缺点、全书700万字的规模等都第一次有了明白的阐述。《“辽海”古称由来考实》一文提出“辽海”之名最早见于《晋阳秋》一书，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较传统观点提前了700年，史学同仁肯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其他文章无须一一赘言，如获读者惠阅，深以为慰！

我想，最能说明我求实求新思想的还是我的改革史研究。1978年，当“文革”劫后、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之时，党中央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改革。在这激动人心的时代大潮面前，出于一个学人的良知，我和丈夫顾奎相教授都觉得这是一件在中国发展史上意义非凡的大事，决定在我们的本职工作岗位上为之做一点实事。于是我们各自拓宽自己原来的专业研究领域，开始合作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改革。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是现实的前车之鉴，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想通过对古代改革的研究为这场伟大的改革提供一点借鉴和启示。经过深入的探索、审慎的思考，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是一条贯穿社会发展始终的明线，社会就是在制度（无论原始氏族制、奴隶制，还是封建制）不断改革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而发展进步的。研究越深入，我们对自己的发现越有信心。1986年，我们的第一部研究改革的著作《中国古代改革家》问世，这是我们以人物为重点、对中国古代社会改革进行初步研究的成果。在这部书中，我们第一次提出了“改革史”这个概念。在人物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我们用4年时间撰成的51万字的《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出版了。这是国内第一部对中国古代社会改革做全面、系统研究的史学专著，不仅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改革发展史的全貌，而且通过对整个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若干改革史理论观点，并做了论述。著作问世，反响热烈，不长时间内，就有《光明日报》《中国图书评论》《史学集刊》等11家报刊、电台发表评论，给予肯定；著名史学评论家瞿林东给予“基本构建了中国改革史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创见”的评价；同行学者认为这是改革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具有“开拓性”“奠基性”意义的“力作”；一些素不相识的社会人士也来函索要此书；还有高校开设了“改革史”课程，就以该书为教材；台湾辅仁大学尹章义教授将该书列为主要教学参考书。如此反响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我们在改革史研究领域继续开掘，1994年，又出版了《亚洲史上十大改革》一书，也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专家评价该书对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历史上的十次改革“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并通过这些不同条件、不同类型的改革比较研究，探讨了改革何以成功、何以失败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从而为亚洲改革的比较研究、为整个亚洲改革史的研究开了先河”（1995年《中国历史学年鉴》）。

我们的改革史研究最大的、最令我们欣慰的影响是“改革史”这一新的子学科概念得到了史学界同仁们的认同，受到普遍的关注。1997年，《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景有泉、谭黎明的文章《近年来中国古代社会改革研究述要》，肯定“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改革的研究出现热烈局面，并取得丰硕成果”，“囊括中国古代历次重要改革的学术著作有《中国古代改革史论》《中外改革通鉴》等多部，至于研究历代社会改革的文章则数以百计。这些著述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改革的探讨十分广泛深入，既有微观的个案阐释，也有宏观的综合论述，在社会改革发生的原因、内容、特点、作用以及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确如这篇文章中所说，自“改革史”这一概念提出，改革史研究即蓬勃兴起，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关改革史的论著陆续问世。至2004年，改革史生成、发展已历20个春秋，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这20年间，改革史研究论文不下3000余篇、著作30多部，作为一个新生学科，不可谓不多。在这些成果中，史家们不仅以新的历史观对历次改革做出新的诠释，而且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角撰写出9部中国改革通史、10余部断代改革史，且有一些知名学者直接参与撰著。比如，漆侠领衔主编10 卷《中国改革通史》，有60余名学人参与，历时8年，430余万字；卞孝萱领衔主编《改革通鉴》，102万字；等。“改革史”这一学术观点产生如此的影响，我们认识到它作为一门专史学科，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它有明确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它有利于提升全民族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有利于为现实改革提供全面的历史借鉴，它的存在与发展也有利于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句话，它对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积极作用；另外，它还完全符合作为一门学科所要求的规范性。于是，我们撰写了《改革史应成为一门专史》一文，意在将蓬勃兴起的改革史研究再向前推进一大步。《求是》杂志刊出了这篇文章，也颇有影响，文中观点多被引用。

改革史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20多年间，成果除三部著作之外，还有十几篇论文，主要通过一些改革个案的剖析阐发改革史理论问题，也有较好的反响，如《三国鼎立成因新论》《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都为《新华文摘》摘要刊登。这些文章都辑入本集构成“改革史篇”的内容。

改革史研究所产生的反响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光明日报》《改革之声》先后载文评介我们研究改革史的事迹。2008年，《辽宁日报》记者陶杰采访了我，之后，发表采访录《震古烁今话改革——访中国改革史研究专家、研究员陈涴》一文，我将此文附录于本文集之末，作为我改革史研究的一个总结。

我和顾奎相教授是专业研究上的长期合作者，是事业上志同道合的伴侣，我们的合作真诚、愉快，有一人想到一个问题，就提出来征求对方的看法，讨论中，畅所欲言，有时，还有意进行辩难，来加深思考，以便使认识更深刻。落笔成文时，我们各自发挥所长，奎相长于总体把握，设计框架，我则勤于阅读，收集资料，又从小培养了些文字功底，这样，我俩配合默契，形成合力，彼此都有一种1+1＞2的感觉。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万物复兴，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地域文化研究形成一股热潮，2004年，奎相时任辽宁省历史学会理事长，深感应该为本地域文化的发展尽力，他和我交流了这一想法，决定从研究地域文化符号入手，推进辽宁地域文化研究，为辽宁省域经济的发展鸣角鼓吹。作为辽宁历史学人，我当为此尽力。辽宁文化符号一直处于多元状态，奎相认为，在“辽海”“辽河”“关东”等名号中，“辽海”作为辽宁地域文化符号似最为合适，他提出这一想法并征求我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这一认识是有道理的，无论从地域范围的涵盖面、确切性，还是从历史渊源方面看，“辽海”都比其他名号更为恰当。于是，我认真查阅资料，写出一组论文——《应以“辽海”冠名辽宁地域文化》《辽宁地域文化符号非“辽海”莫属》《“辽海”古称由来考实》等，算是为“辽海”成为辽宁文化符号做了一点事情。我将这一组文章中的4篇连同以前研究辽宁地方史籍的文章收入本文集，构成第三部分内容，也是我一点心血的记录。

2004年，应《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之邀采访陈光崇教授，撰写成访谈录一篇，《史学史研究》刊出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陈光崇教授是治史学史著名学者，也是一方人物，故将此篇也收入本集“地方史篇”中，以为纪念。

文墨生涯几十年，在专业研究的同时，终不能忘怀自小就有的文学梦，有时还分出一点时间，写点文学性的文字——散文，算起来，也有二十几篇，此外，还有些专业之外的其他文论，这些文墨生涯中的轻松音符，当然不宜收入这个集子，这里赘言一句，只是自觉已逝的岁月中，还没有完全虚度光阴，做一聊可自慰的表白！不过，年逾古稀的我，于今写这些文字，回首往事，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本可以多做点事，无奈意志不够坚强，也常为庶务所累，浪费了许多时日。文墨情深，毕生难以释怀，若命运之神眷顾，还赐我些许岁月，文墨之事仍将是我最大的快乐！

2011年12月18日草就

2012年5月28日改定于沈北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