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分工”抑或“技术分工”：多重变幻的斯密形象
何谓“没有分工的市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概念。只要稍具经济学常识，都会反问：没有分工，何来市场？其实，这里所说的分工，非指社会的劳动分工，是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里的“没有”，亦非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这一概念并非笔者捏造，是从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泰斗吴承明先生早期提出的“不依靠分工的市场”这一说法借用而来。据吴先生的研究及笔者本人的理解，这种“市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结合，是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形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在宏观层次上，一则表现为地域分工——一种基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广域交换形式（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而不是基于要素市场相对自由的流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异；一则表现为城乡之间基于租、税征缴而形成的从乡村到城市单向度的不对称交换，而不是城乡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吴先生认为，这种不分工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形式，“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1]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就在这种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新的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市场也在逐步成长，近代以后，其作用愈益显著，而前者作为小商品市场，在吴先生看来，是必须而且必然要被近代市场所取代的。不少中国学者因之主张将这样的市场作为虚假市场而踢出研究视野之外。[2]近年来，吴先生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即越来越强调基于社会分工的斯密型市场的作用，并把它看作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动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放弃“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但是其对历史过程的斯密式解释，实际上又将此前所谓的“小商品市场”或“虚假市场”转换成“斯密型市场”了，客观上也可能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
这一变化与近十余年来加州学派的兴起相辅相成。后者是在吴先生曾经领导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或后来的近代市场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反过来又对前者乃至中国大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在于其具体观点有多少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而在于隐身其后的新的规范认识或理论范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讨论近世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混为一谈。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倾向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影随形，而对于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加州学派来说，无视“社会分工”，自属天经地义。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佩罗曼指出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而“很少涉及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领域，以至于在思考生产的社会关系时，社会劳动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3]笔者在五六年前曾就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一做法“既与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现实研究中的叙述混乱”，并希望借助环境史的方法，“进一步发掘分工与不分工市场的相互关系”，进而找出“摆脱目前之理论困境的最佳途径”。[4]林刚则依据对斯密原著的阅读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梳理，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不当运用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辨析。[5]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新著中所做的更加鲜明的阐述。如其所言，读者往往被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提及的制针厂的例子迷惑住了：
斯密的叙述开始于一个针厂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是，自那以后，他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隐蔽的生产场所，转而继续聚焦于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聚焦于把专门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交换；聚焦于推动贸易和生产部门之间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聚焦于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调节和利用竞争和分工的协作。只是在将近结尾处提倡政府在大众教育上采取行动的时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术分工上。但是，他并没有像叙述开始时那样强调技术分工对生产能力的积极影响，反而谴责它对劳动力的毒害。[6]
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改善劳动能力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和出现了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亦即“专业化生产单位和分支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是单位本身内部工作任务的专业化（技术分工的发展）”。[7]因此，加州学派将明清以来直至今日中国经济演进的动力一概称之为“斯密型动力”，可谓大谬不然。
然而，发现其中奥妙的阿里吉，居然还是将中国过去已经发生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叫做“斯密道路”，并将“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发明权归于加州学派，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阿里吉的“澄清”，使这一潭理论之水变得更加浑浊。只有再一次返回这些经典作家的原著，并结合其后众多理论家，包括阿里吉对他们的阅读与理解，才可以大致重塑斯密形象。不过，首先要做的，还是探究一下阿里吉是怎样重演了一幕“龙凤掉包”的学术大戏。
阿里吉对盛行学界的假斯密现象的发难，是从加州学派的对立面——同属加州大学的黄宗智与布伦纳开始的，他认为后者“把大规模生产和技术分工抬到了作为经济无限发展的条件的高度，这就把斯密对这两个现象的负面看法本末倒置了”。[8]这一批评指出了布—黄学派的一个重要局限，却构成了对布—黄学派的最大误解。黄的早期研究确实是将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农场经营看作是英国截然不同于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并把它视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途，一度为中国如何摆脱“过密化陷阱”、最终走向与欧美相似的道路而费心尽力，因而多少也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念，但是其目的在于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商品化等于资本主义化（或近代化）”的规范信念，进而勾勒出一幅市场发育多元化的现实图景，而且至少就其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所做的观察来说，黄并未将阿里吉最初发现的亚当·斯密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不变的动力。此处不应模糊其理论中隐性的“价值评判”与其对具体的历史进程所做的“事实裁定”之间的界限。倒是阿里吉本人，其真正意图乃在于反复强调东亚“勤劳革命”（亦译作“勤勉革命”）在中国经济演进中的作用，极力赞同日本学者杉原薰所提出的“东亚道路”。如此一来，又势必与其“发现”的斯密模式或社会分工模式背道而驰。于是，经过一番理论改造，阿里吉便将杉原薰模式径直包装成后者，认为他“对东亚道路典型的小规模家庭生产的优势所给予的积极评价完全是斯密式的，其中主要包括：保存了有能力圆满完成多种任务的劳动力；对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9]由此发现阿里吉心目中的另一个亚当·斯密：这一位斯密，既非“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亦非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也不是《国富论》第一章描述的那种针厂分工（即“劳动分工”）的理论家与鼓吹者，所有这些，都是后世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误解；相反，这一位斯密，更强调“市场是政府的工具”，强调“竞争与分工是现存社会框架内经济扩张的互动条件”，以及“国家财富是国家力量的来源”，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一条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10]根据阿里吉的分析，斯密加以理论化的这两条道路，一是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一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通道。它们既非加州学派之“欧亚相似论”所鼓吹的同一条道路，也不是布—黄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即认为欧洲道路比中国道路具有更大的潜力；相反，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且都会导向停滞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然而实际上，在阿里吉看来，“斯密本人不但把中华帝国晚期看作市场发展的一个样板，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几乎达到了那种发展的顶峰”，而欧洲道路则是一种“非自然的倒退的”的路径，故此他“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作是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他给欧洲政治家建议的主要方向是把本国的发展过程转向‘自然的’道路”。今日东亚的复兴，在阿里吉眼中，也可能表明斯密关于市场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的正确性。[11]
若稍加辨析，便可看出，阿里吉在这里实际上采用的是黄宗智的逻辑，即把市场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区别开来，认为两者之间，至少就中国而言，存在着根本差异[12]，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13]他也承认，“杉原薰关于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类似于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式增长’”，但是由于黄的这一“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概念，没有像杉原那样考虑到“劳动密集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持久作用的可能性”，忽略其“进化”和“发展”的趋向，故而被看成是“没有依据的”。[14]因之，阿里吉与布—黄学派的真正分歧，是对勤劳革命——一种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不同评价，一个看到的是其中消极的一面，一个却突出其活力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阿里吉又将黄宗智的逻辑来了一个倒转，在黄宗智那里属于斯密逻辑（也包括马克思）的“工业革命和市场资本主义发展”，被仅仅称之为“熊彼特或马克思的发展”；在黄那里被视为反斯密的市场，即所谓“勤劳革命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则变成了“斯密本人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另一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15]而且这一发展类型一直持续到今日，成为东亚或中国当代复兴的火车头。阿里吉似乎忘记了斯密从来没有对市场做出这样的区分。他所做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发现”真实的亚当·斯密，不如说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亚当·斯密。这样的亚当·斯密，既是对既有理论的曲解，也是对历史事实的罔顾，同时背离了他本人对亚当·斯密的所谓重新“发现”。恰如其著作标题“亚当·斯密在北京”所揭示的，今日中国固然到处都是亚当·斯密，但是这个亚当·斯密与阿里吉所“发现”的真正的亚当·斯密，完全是两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