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绿色政治的渊薮

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

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蕾切尔·卡逊

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进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伴随而来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社会运动。

——戴维·波普诺

一百七十多年前，有感于“天意使然的身份平等”^[1]与“势不可挡的民主政治”^[2]在北美大陆的蓬勃发展，托克维尔发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3]的感叹。自此，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勃兴甚至有些“通胀”，以至于“民主”一词在当今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几乎获得了某种支配性的话语权，它几乎成为“一种宗教、一种政府形式、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一百多年后，同样是在美国，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惊醒了世人：一个“万物复苏、百鸟争鸣”的春天正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狰狞的“生态危机的幽灵”正向我们袭来。《寂静的春天》绝非寂静之作，它如春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民众。他们奉《寂静的春天》为生态运动的“绿色圣经”，其矛头直指环境公害的元凶——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当然也包括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放任自流的政府。社会公众强烈要求政府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公众利益。^[4]《寂静的春天》开创了从社会政治视角审视生态环境问题的先河，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生态政治学兴起的标志。^[5]自此，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登上了人类社会公共领域的历史舞台，各种各样的生态社会运动在政治舞台上风生水起，并进一步撮合了生态学和政治学的“联姻”。正是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学）政治时代”里，公共领域开始了“绿化”过程，政治学向生态学的“转向”开始了，“绿色政治学”得以萌生和完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