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党高举的一面旗帜。邓小平思想仍然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因此，要讨论中国的收入分配，必须要讨论邓小平的收入分配思想。

一 邓小平收入分配思想的基本要点

青年邓小平曾在法国勤工助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其收入分配思想而言，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收入分配思想的影响，坚信在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邓小平的思想一般是通过各种谈话、报告以及主持起草的党和政府文件不断表达、不断发展，其收入分配思想也是如此。因此，要从邓小平的谈话、报告以及主持起草的党和政府文件中归纳邓小平的收入分配思想。

1.始终坚持按劳分配

1958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曾把按劳分配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但邓小平显然不唯上，针对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左”的思潮，多次重申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强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对“大跃进”中把按劳分配当“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的做法进行了纠正。1975年8月，他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这篇谈话中指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之所以在中国“左”倾盛行时期坚持按劳分配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必将挫伤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导致国民经济的低效率。

1973～1974年，邓小平复出主政。针对当时劳动纪律普遍涣散的情况，邓小平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强化劳动纪律，很快中国因“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整顿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人们获得了一种信心：如果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狠抓劳动纪律，中国经济就有希望。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并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直接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始终强调要按劳分配。邓小平认为，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和平均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平均主义不管人的实际贡献有多少，主要看政治、看资格，以这些标准作为人们获得收入的依据，大家如果都是工人，那么无论技术水平的高低、劳动岗位的不同、工作能力的强弱一律获得同样的工资，显然会扼杀一部分人的积极性，长期下去必使生产力下降，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应该是对不同的劳动“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

1978年3月，他在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又强调：“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2.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本是一个具有平均主义历史传统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收入分配政策上更加强调收入平均。工资待遇实行平均主义暂且不论，甚至因个人家庭负担不一样而导致实际消费水平不同，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其结果，广大民众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失去活力。邓小平深刻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1983年8月，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1984年2月，他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3.始终追求共同富裕

虽然邓小平鼓励先富，但追求共同富裕是一以贯之，鼓励先富也是旨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这篇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鼓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1985年8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进一步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198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进一步强调：“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4.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根据马恩经典理论，在社会主义阶段，应实行按劳分配。但中国的改革以其内在的逻辑必须要容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不唯书，承认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

二 共同富裕：小平同志之未竟事业

从以上对邓小平的收入分配思想的回顾来看，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实现共同富裕。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来看，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的目标实现得相对较好，但共同富裕应是小平同志之未竟事业。因此，需要分析，为什么邓小平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仍远离我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集体选择，希望就此可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国人梦想的国强民富。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行走得异常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之时，中国乃至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显然落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取得应有的提高。

中国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也希望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但结果导致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1972年林彪事件爆发，惊醒了国人。人们“文革”式的政治热情开始退却，希望社会安定，发展生产，提高收入水平。这时，历史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的经济工作。邓小平实施整顿，恢复被“文革”破坏的经济秩序和劳动纪律，仅此中国经济就有了大起色。

但很快不幸又一次降临到邓小平的头上，1976年再次告别政治舞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民间已经开始思想解放运动，党内外都在酝酿改革。党内外改革力量的联合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批倒了“两个凡是”，再次将邓小平推上历史舞台。但中国应如何继续向前走，党内外的分歧出现了：部分民间人士希望走西方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道路，而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这条道路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背离，是公然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于是用“四个坚持”表明了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自此中国的改革选择了一条先经后政的道路，即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济，之后再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如果仔细阅读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就可以发现，邓小平大多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包括党政分开，均发表于改革开放初期。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带来的问题是显然的，包括对收入分配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后来愈演愈烈的官员贪污腐败，形成今天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最令民众不能接受的一种收入差距。

历史有时会在不经意间走向另一个人们未设想到的方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尤其上山下乡的知青大规模返城后。为解决民众就业问题，政府实行了鼓励个体经济的政策，也希望就此能弥补国营经济的不足。但很快一个难题出来：部分个体户开始雇工，而且有的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雇工就意味着剥削，从反对剥削来说，雇工肯定要被禁止。但如果限制雇工，就业和发展经济就要受到影响。这时邓小平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实行了容忍的政策。

个体户的发展很快就形成规模庞大的民营经济，很快突破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个体经济的定位：“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民营经济的兴起，带来收入分配问题，表现为资本参与分配，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资本参与分配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当时邓小平相信：“如果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不动摇，这个问题不会很严重”，“国有经济占主导，分配问题不是大问题”。

然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使得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难以招架，到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出现普遍亏损，纷纷破产，职工大规模下岗，从根本上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央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国有经济从大多数竞争性领域退出，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采取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力图实现国有企业整体上扭亏为盈。

但这一选择又带来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谋取私利，导致国有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明显高于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的工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引来民众普遍不满。政府也因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如果在目前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有可能又导致国有企业的失利，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将导致非常复杂的后果。如果始终拒绝民营资本的进入，也同样承受着相当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一旦一个行业垄断了，其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很难让民众满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他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真诚的。但邓小平没有以自己的政治偏好阻碍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这应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是制约一下。”

但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也带来了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关于这一点，第十五章第三节有较为详细的讨论。其基本观点是，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资本和劳动。但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剩余，尤其是体力劳动。于是资本用GDP约束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并非实际民选而主要由上级任命，而上级又主要以GDP考核地方政府官员并决定其升迁，这时地方政府更多地选择与资本结盟，使得劳动成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弱势群体。这一独特的政治结构使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走低，导致广大民众难以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当下中国收入分配的大格局。

当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后，邓小平的解决方案仍然强调“先富带后富”，但并无具体政策措施。针对区域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试图通过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由沿海发达地区实施对落后地区的帮扶。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沿海如何带动内地，这是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邓小平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在中国始终没有把建立统一高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作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尤其是劳动市场。后面的分析要说明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而是要建立统一高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然而，这一政策始终不是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选项，于是邓小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也就成了小平同志之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