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的落后，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面对这个不可逾越的状况，一味机械地拘泥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僵化理解，中国一定不能实行农业合作化。毛泽东的思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大国，才应该努力把广大农民，尤其是把广大不富裕甚至贫困、破产的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毛泽东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式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4]这里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延安模式”的逻辑，就是发动群众，组织起来，重建农村的社会组织，发挥人口众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去逐步改变“已耕土地不足”和“经营方式落后”的不利状况，获得战胜“灾荒”的合力优势，从而达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组织起来，农民就有可能克服“已耕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式落后”等不利状况，从而达到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和抵御灾荒的目的？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没有停留于既往的经验和理论，也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抽象演绎，而是花费大量心血，去发现和总结来自实践第一线的生动创造，并把反映这种实践的材料亲自编辑成书，写下大量按语，形成一部农业合作化百科全书式的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5]，希望以丰富多彩的群众创造性经验去打开眼界，启发思路，消除疑虑和解答问题。因此，这部文献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毛泽东解决农治实践的重要资源。
这部文献汇集了有关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经验和教训。最突出和集中的内容在于说明和论证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首先，文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热情洋溢地推荐了大批通过合作化，获得人力资源的合力优势而改变农业生产资源贫瘠和生产条件落后的典型。这类典型包括通过合作化而开展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特别推荐了许多体现民间智慧的蓄水保土经验），垦荒造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增积肥料，改良农具，等等。毛泽东在审阅中共离山县委书记刘耀的文章时，为其所加的题目是“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在为汾阳县委的报告《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而撰写的按语中，他特别强调“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订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16]。在为安徽省农村工作通讯《只有合作社才能抵抗天灾》所写的按语中，他指出：“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天灾的生动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17]这些言论都十分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合作化意义的认同和肯定，即只有通过合作化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尽快、有效地改变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旱涝灾荒无常，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的状况。
其次，文献介绍了一批通过合作化催生了农业耕种技术的革新、规范与传播的典型，说明合作化为科学种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合作化以后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榜样的启示和引导。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发展无法走广种薄收之路，只有通过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提高单位土地的亩产量，才能满足国家的基本需求。文献推荐了山西省“平顺县的川底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业技术操作规程”。这一材料所针对的问题是：“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农业技术操作制度，很多社不讲究农业科学技术，仍然沿用旧习惯，盲目施工。不少的合作社耕作粗放的现象十分严重，致使增产任务的完成没有保证，同时也直接地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18]材料所提供的技术规范针对当地不同类型的地块，详尽地介绍了各种技术措施。包括：整地（分别介绍秋耕、伏耕、春耕的整地时间、深度、方法、注意事项等）、肥料（包括不同庄稼的施肥量、施肥方法、肥料保管、开辟肥源等）、品种和种子的处理（包括各类庄稼品种的适应地块、播种期以及种子处理方法等）、播种（包括播种期、播种量、播种深度、播种方法等）、田间管理（包括间苗和定苗、中耕培土、追肥、灌溉、玉茭人工辅助授粉）、防治病虫害（包括各类作物的病害和虫害）、选种（包括选种重点、选种方法、选种标准、选种量、建立留种地、试种玉米杂交第一代优种等）、收割脱粒（包括收割期、收割次序和要求等）、种粒储藏等内容。[19]可以说，这是一份覆盖整个农业耕作过程各主要环节，如何实现科学种田的规范化操作指南。它一方面说明了合作化对于引导农民生产行为的科学化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各地实现合作化以后，如何才能改变由“已耕土地不足”而带来的收成不足，在现有的土地耕种规模上，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从而达到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的改善的目的，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引导和示范。毛泽东还就如何有效地推广和传播农业耕作新技术和新规范问题，推荐了《电白县大陂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宣传工作》和《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两个材料。它们是进行农业技术推广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前者着重介绍电白县大陂农业合作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结合各种农事活动，展开了农业技术改革的宣传，推动全乡规模的农业技术的改革工作，改变农民旧有的耕作方法和习惯，有效地保证农业增产的做法。后者则介绍了解虞县西张耿村从成立农业技术学习小组到成立乡农业技术夜校，有效地推广了农业耕作技术。毛泽东还为此撰写按语：“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乡，都应当办起来。”[20]显然，在个体农民耕作小块田地成为普遍生产方式的状态下，农民的农业生产大多主要沿袭过往的经验，既不会有实行科学种田的强烈要求，也难以拥有有效的手段对于农民实施科学种田的知识与经验推广。这是通过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又一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再次，文献高度重视通过合作化而实行精耕细作，开展多种经营的典型经验的意义。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是不可逾越的国情。然而，合作化实践提供的启示却是：地少确实是制约性因素，人多则可能成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优势资源。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合作化形成的组织机制有效地实行分工合作，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在农村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因此，“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成为毛泽东在这部文献中高度关注与推荐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广宁县江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毛泽东推荐的典型之一。这个合作社人均只有七分田，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合作社刚组织起来时，既面临着五分之三强的劳动力剩余的压力，又面临着春夏荒的困难，“如果不发展多种经济，缺失难以改善社员生活和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21]。后来合作社一方面通过抓农业的精耕细作，确保农业增产丰收，另一方面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的出路，也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入，巩固了合作社。毛泽东为这个材料写下的按语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推广。”[22]
上海市郊诸翟乡则是发展多种经营，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另一个典型。毛泽东在为介绍这个社的材料按语中，特别强调发展多种经营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正相关意义。他指出：“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23]
长期以来，不论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中，还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在合作化已成历史的今天，我们都能听到对于毛泽东急于推进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批评。其中最集中的批评认为，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无法解决劳动力出路，必然陷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指责有历史的、经验的和常识的基础，但它的预设前提却是以农业合作社只能从事农业生产为限度的理解的。这恰恰是与毛泽东构想根本不同的，甚至是毛泽东所反对的。我们可以从下面毛泽东的另外两个按语中，更加具体地去体会毛泽东的构想的基本思想和特质。
按语之一是毛泽东为介绍肥东县芦陈乡青春、陈词两个合作社的材料而写。毛泽东指出：“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的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24]
按语之二是毛泽东为题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的材料所写。他指出：“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致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25]
这两个按语更加清晰、具体和系统表达了毛泽东构想的基本内容。全部判断的前提是中国农村人多地少这样一个事实。不同意毛泽东构想的人，基于这样的事实，合作化至少必须缓行，或者根本不应该进行。但毛泽东则正相反，正是由于人多地少，才更加应当实行合作化。这里既有通过合作化获取合力效应，去尽快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状况的诉求，更有通过合作化，创造统筹农村劳动力，实行分工协作的条件，使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成为一种可能，变为一种现实的倡导。因此，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就农业谈农业，把中国农民的出路封闭于耕种那有限的小土地上。另一种思路则把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并举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发展的不二选择。前者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稍后所批评的苏联农业模式影响的表现，他说：“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后者开放了多种可能，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不仅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以往所无法利用的自然界。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他在人民公社时期提出“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发展构想，从而完成了他的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农治战略构想。
毛泽东的构想还有一个闪光的元素，这就是超出农村发展的层面，提出了未来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向的思想。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都有一个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如果让它“盲目流动”，则将导致城市的混乱和农村的凋敝。因此，他从农业合作社发展多种经营的实践中，看到了农村可以是农民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广阔天地，提出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主要的还是在农村”的思想。后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明确地提出了以农村“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发展，实现在地工业化，从而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构想。他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要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有了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26]在这里，人民公社并非由于它的名称，而是由于它被界定为具有“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并举的功能，才具有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覆辙的可能。这种思路正是农村合作化必须走“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并举的思路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当然，我们在后来的实践中也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构想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并没有得到持续有效的实施。尤其在粮食成为压倒性需求的条件下，“多种经营”受到极大抑制，后来从“多种经营”演进而来的“社队企业”也被中央明文禁止，毛泽东的构想也基本被搁置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实际上并没有在毛泽东的构想下延展。然而，在我们经历了多年的“农民工”大潮的冲击，社会惊现出矛盾重重、混乱不堪局面以后，回头面对当年毛泽东关于“多种经营”，进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以及“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的构想，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为他的卓识与远见而惊叹不已。
总之，在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十分落后和恶劣的条件下，面对着“人多地少”的实际，毛泽东拒绝让中国固守于一家一户耕种一块小田地的小农经济模式。他要依靠组织起来的合力，把中国“人多”的压力变为改变农业落后状况的优势，去改变恶劣的生产条件。他要借助组织起来而形成的社会网络，传播文化知识，推广科学种田，改变千百年来农耕的落后方式和粗放化管理。他更要通过组织起来，综合利用各种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其中，“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集中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之所以必要和如何才能取得成功的要旨。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最可贵和最有进取精神的农治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