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藏汉双语教育的发展
一 藏汉双语教育发展历程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语言使用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一方面，许多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传统语言文字，在日常生活和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时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另一方面，从国家行政管理、经济发展和区域交流的角度来看，汉语已经成为中华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成为族际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走上稳定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发展不断推动着少数民族地区走出传统的半封闭、自给自足的状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仅东部汉族各方言区开始使用全国统一的普通话，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也在加强汉语文学习。通过学习民汉双语来促进中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为各民族发展和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从交流工具和学习先进知识体系的工具性角度来看，民汉双语是有利于推动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工具性语言。民汉双语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着民族教育质量的提升，影响着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
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以自己的语言文字继承和发展着本民族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还是从未来前景考虑，中国所有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继承和发展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国民共同的责任。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中央政府在建设和发展全国性的学校教育体系时，一个必须慎重思考、设计和实施的方面，就是在全国性教育体系中如何使中华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汉语）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各自得到一个合理的安排并发挥好各自的功能，在安排各级学校的语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语言时，既能使各族学生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从而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能让他们学习并掌握汉语，以便加强族际交流和学习现代化知识。这既是中国各族民众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共同繁荣的要求，也是尊重和保护各族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要求。”[25]但“由于学校受到课程体系和教学时间的总体限制，也受到各族语言的成熟程度（有些民族有口头语言但没有书写文字）、用各族文字编写的教材质量和教师规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如何在汉语和少数民族母语这二者之间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平衡，因势利导，逐步探索发展出一个既得到各族大多数民众拥护，又能有效促进各民族现代化发展的语言教学模式，是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26]。
藏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几千年来藏族丰富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宗教、哲学、医学、天文、文学等）以藏语文作为载体得以继承和传播，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例如藏文文献中保存的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经典，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佛教的重要文本资料。藏族地区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中如何继承藏语文，同时使学生学习对族际交流和未来就业非常重要的汉语文，以及使其通过藏汉双语来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也就成为藏族地区发展现代教育事业的核心问题。由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藏族聚居地区逐步建立了藏汉双语教学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各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的《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中的语文问题指出，凡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小学和中学的各科课程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学。有独立语言而尚无文字或文字不全的民族，一面着手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按自愿原则，采用汉族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进行教学……各少数民族的各级学校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需要和自愿设汉文课。这标志着双语教学在我国的合法化。此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也受到严重打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2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则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的同时也要学习汉语”。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则要求，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1988年《国务院扫盲工作条例》规定，汉语和民族语都可以作为扫盲班的第一语言。在这些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双语教育教学实验。通过实验，人们从思想上端正和统一了对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关系的认识，找到了在我国多民族、多语言文字的国情下，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培养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所需人才的根本措施，即实施双语教育。[27]
二 青海藏汉双语教学发展状况
青海的双语教学既是个体问题，也是群体问题，既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也要符合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可以说，现阶段青海藏汉双语教学发展问题，是关系到青海藏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对一个多民族聚居、藏族分布广泛的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青海藏汉双语教学发展历程，总体上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寺院教育阶段
从历史上看，基于藏区传统的寺院教育，以大小五明和五部大论为主要教学内容。以藏语为教学语言，同时教授其他民族语言（主要是梵文，不少高僧也通汉语、蒙古语和满语），历史较为悠久。应当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寺院教育造就了传统意义上的藏区文明[28]，对藏族文化及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学校双语教育起步阶段
1910年（宣统二年），青海蒙藩学堂建立，青海藏族、蒙古族的现代学校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加强，主要集中在西宁市周边地区和玉树结古镇。藏汉双语教学初见成效，但学校和学生数量有限。现代学校的建立，彻底改变了青海历史上寺院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以五明文化为主导的课程传统，但此阶段寺院教育仍在进行。新的教育模式，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道路艰难，但前景广阔。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在解放了的广大藏族仁人志士的努力下，藏族教育终于走上了光明道路，即现代新型教育的道路。
教育模式的转变是藏族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为根本的转变。[29]
（三）双语教育曲折发展阶段
青海解放后，各地陆续建立马背学校、账房学校、村社小学等，牧区教育正式起步，学校教育得到发展。从1950年起编译出版了部分汉文藏文双语对照初小课本，重点培养民族干部，服务藏区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起，青海建立寄宿制学校，探索建立适合藏区、牧区特色的办学路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青海则基本禁止民族语文教学。后重新落实政策，并在高校设立民族部、民族班和预科，加强双语教育，还以各州民族师范为基地，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双语人才。时代越进步，藏族社会越往前发展，新型教育对藏族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就连比较偏远的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很快。例如，“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府曾派人到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办学，可是临近解放时只有33名小学生”。“1954年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当年，就办了一所民族小学，成立了州干部学校。1957年成立了果洛州民族师范学校，小学增至7所；1959年，各类小学增至96所，在校学生7000余名；至1965年，全州教职员工已发展到195名。其发展是很快的。”[30]
（四）双语教育探索改进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起，青海藏汉双语教学长足发展，政府探索建立了适合不同区域、不同语言人群的两类双语教学模式，逐步建立了具有藏语汉语两种语言教学能力的规模化师资队伍，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各课程民族文字教材体系和从小学、中学到高校的双语教育体系。
总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藏汉双语教学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反复、恢复发展和逐步规范四个阶段。1979年8月，青海省教育厅出台《关于加强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的意见》，1981年1月青海省委省政府颁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在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并制定了双语教学的基本原则，为全省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指导方针，使双语教学在青海民族地区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探索科学的双语教学模式，加快双语教学发展，青海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走出了一条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从母语、遵循儿童认知规律以及语言和思维转换规律的双语教学模式，使双语教学进入不断规范、健康稳步发展的轨道。至2011年，青海藏汉双语学校有522所（其中小学446所、初中58所、高中18所），双语专任教师有8109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0%），在校双语生有220370人（其中小学146519人、初中55588人、高中18263人）。[31]省内3所高校和部分职业学校设有双语理科专业、双语小教专业、双语经管专业等，培养藏区急需的双语师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草原生态和畜牧兽医人才、技能型人才等。藏汉双语教学模式也趋于定型。经不断研究、反复实践、长期总结，藏区双语教学从自发多样，到逐步规范化、体系化，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步确立了两类基本教学模式，采用不同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等，各地及各学校根据当地群众意愿、当地语言环境、学生语言习惯和能力等，自由选择。与以往相比，青海藏汉双语教学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三 西藏双语教学发展状况
（一）起始阶段
1952～1958年，西藏地区实际上存在中央领导的西藏工委和噶厦地方政府两个并立的机构，许多工作需要双方在协商中推动。在此期间西藏先后建立13所小学，开始使用藏文教材和藏语授课。1952年拉萨小学开设了藏文、数学、自然常识、政治等课程。1956年创办拉萨中学，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采用藏语授课，在教学语言方面的原则是“以藏语文为主，兼学汉语文”。[32]
（二）初步发展阶段
1959年进行“民主改革”后，内地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被迅速推广到西藏地区。1959年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在《关于文教工作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藏汉文的比例，小学不做硬性规定，学校仍以藏语文为必修课，汉语文课在公办小学中进行试验，条件成熟时再另行安排。在此期间，西藏自治区开始全面建设城乡学校体系，提出“民办为主，公办为辅”的教育方针，随后民办小学迅速发展起来。1961年11月，西藏工委宣传部在《关于当前学校工作的意见》中规定，民办小学至少应开设藏文、算术和政治三门课程，汉文课则根据群众意愿和办学条件开设。这一方针是符合当时基层农村语言环境和教学条件的。
1961年、1963年和1964年，西藏地区的相关文件都提出公办小学应从三年级开始上汉语课。藏语教学为主、加授汉语课的方针在这一时期十分明确。乡村民办小学全部使用藏文教材，以藏语授课。城镇公办小学分为藏语班和汉语班两大类：藏语班开设藏语文课，并使用藏语讲授算术、自然常识、地理课程，自三年级开始加授汉语；城镇公办小学的汉语班开设汉语文课，使用汉语教授算术、自然常识、地理课程，自三年级开始加授藏语。
（三）转折阶段
1973年10月，西藏自治区教育局要求有条件的农牧区学校要开设汉语课。有条件的城镇小学，要从一年级藏族新生班中实行先学汉语、后学藏语的教育方式。在小学教育中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优先开展汉语教学”的重要转变。1974年，遵照毛泽东关于“汉人要学藏语，藏人要学汉语”的指示，全区小学藏汉族学生从三、四年级开始学习汉、藏语文课。之后的几年里，学制和藏、汉语文课的开设年级经常调整。
（四）政策执行不稳定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学秩序逐渐回归正常。1976年西藏自治区批转教育局的请示报告，规定有条件的学校，汉族班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开设藏语文课，藏族班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开设汉语文课。1979年，小学课程有政治、藏语文、数学、自然常识、体育、音乐、美术共七门，藏语授课班从四年级开始开设汉语文课。1980年要求民办小学均用藏语文授课，五年级开设汉语文课。1981年提出小学汉语课从四年级开始开设，1982年规定公办小学藏语班用藏文教材，用藏语授课，从四年级开始授汉语课。小学汉语班用汉语授课，四年级开始上藏语课。1983年6月规定小学藏语授课班从三年级开设汉语文课。这一时期，在少数民族学生的学制和汉语课开设的时间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导致政策执行情况的不稳定。
（五）“拨乱反正”阶段
1987年7月9日，《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提出，自治区各级各类学校的藏族学生，必须把藏语文列为主课，其他课程原则上以使用藏语文教学为主；藏族小学生全部使用藏语文教学。在不影响藏语文教学的前提下，从高年级开始增设汉语文课。中学、中专和大专院校的藏族学生的语文课，以藏语文为主，学生同时学习汉语文，学习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要为其他课程积极创造条件，尽快用藏语文教学；有条件的中学还应增设外语课。这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对于学校教学语言提出的明确要求，西藏教育的发展目标就是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以藏语教学为主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六）进一步规范阶段
1994年1月西藏自治区教委制定的《西藏自治区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中，小学汉语授课班开列的课程中取消了藏语文课。1994年8月提出“两类教学计划”方案：一类方案“藏语文为必修课”，二类方案“藏语文为自选课或不开设藏语课”。至此，除极个别学校的汉语班仍开设藏语课外，汉藏语言的“双向学习”演变为单向的藏族学汉语文。据1994年教育统计数字，在西藏小学教育中，藏语文授课型双语班的学生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94.4%，而到了中学后，初中藏语文授课型双语班的学生仅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23.6%，高中藏语文授课型双语班的学生只占高中在校生总数的5%。1994年12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重视藏语文教学，积极推行双语教学，做到藏汉语兼通，创造条件开设外语课，在提法上开始强调“双语教学”和“藏汉兼通”。这一文件也许可以被看作西藏双语教学模式的一个转折点。2000年前后，西藏各级学校的双语教学情况为，小学阶段属于“藏语文授课加汉语课”模式的仍占全部小学的95%以上，属于“汉语文授课加藏语课”模式的占5%（主要是城镇小学的汉族班）。政府要求“藏族学生的汉语文课程学习，最迟应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有条件的地方学校，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1999年，中学阶段属于“藏语文授课加汉语课”模式的学校比例为初中13%，高中5.7%。在中专和大学，一般仍为“汉语授课加授藏语”教学模式，有部分专业属于部分课程用藏语讲授，其他部分课程用汉语讲授。1999年2月，西藏自治区教委提出，鉴于各地基础教育发展情况差异很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班级，允许选择不同的教学用语形式。这种不坚持“一刀切”的做法，而是鼓励各地区、各学校因地制宜地采用教学效果最好、群众最能接受的语言教学模式，体现了西藏自治区教委“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其他地区推动双语教育发展时应当学习和借鉴的。2002年5月22日，西藏自治区人大通过对《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进行修改的决定，义务教育阶段，以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开设藏语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适时开设外语课程。这样，就对1987年制定的学校教学语言政策做出了较大改变，把以藏语文为主，同时学习汉语文调整为把藏语文和汉语文同时作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33]。
四 甘肃藏汉双语教学发展状况
1954年，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届文教工作会议，确定了发展甘南民族双语教育的措施。1982年颁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中小学工作试行条例》规定：“藏族中小学教学用语以藏语为主，牧区小学从四年级起加授汉语文课，在通行汉语的藏族聚居区小学，同时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教学。”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双语教育模式和教学体系。1989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提出“完善双语教学”，从授课、教材、教学计划、督导、师资、图书资料等方面对双语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2004年，《中共甘南州委、州政府关于实施“两基”攻坚，进一步推动农牧村教育发展的决定》规定：“把藏族教育作为全州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扶持。”到201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有141所双语学校，如夏河县设置以藏文为主、藏汉“双语”为辅并加授英语教学的寄宿制学校，学校已累计培养初中、高中毕业生5000余名，其中近2000名学生先后被中央民族大学等10多所高等院校录取。2013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双语”学校学生人数达50741名，占全州学生总数的36.63%。与此同时，师资队伍也发生了极大变化，1980年，全州平均2.8所学校才拥有一名藏文教师；如今，在全州10812名教职工中，中小学专任藏语类教师达到2436名。双语教学的发展，逐步消除了藏区教育中师生语言交流的障碍，促进了教学效率进一步提高。2013年，全州“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全州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16%，青壮年文盲率从2008年的6.4%降到0.9%。作为高等院校，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不断加强“双语”类专业建设，设立了物理、数学、英语教育、法律事务、计算机应用五个藏语方向专业，并根据不同的专业，按照不同侧重点，积极进行藏汉双语教学。同时，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积极发挥教学功能，从2006年开始承办甘肃省“藏汉双语”师资培训项目，形成了藏汉双语师资培训的一种新的模式——“课例研修”。通过研修，解决了“藏汉双语”师资培训日常教学、研修和培训相契合的问题，初步形成了“藏汉双语”师资培训“课例研修”的课程资源包。[34]
五 四川藏汉双语教学发展状况
四川藏区的藏汉双语教学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6年阿坝藏族自治州（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教处制定《1956至1957年阿坝藏族自治州民族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和初步意见》，要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开展“双语教学”。[35]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由于“左”的路线干扰，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教学受到极大的影响，推行单一的汉语教学，双语教学被“直接过渡”代替。[3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贯彻落实，民族教育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0年和1981年，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发展民族中小学教育，一定要在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适合少数民族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教师应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生学好本民族的语文的同时兼学汉语文。[37]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学校中，使用本民族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也有利于在少数民族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少数民族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逐步学好汉语文，有条件的还要学好一门外国语，以利升学深造。[38]为贯彻国家教委、国家民委关于双语教育教学的有关精神，四川省结合民族教育和民族语文的实际，做出了《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于积极稳妥地开展民族语文教学做出了明确要求，提出了全省双语教育教学的体制和方针。《决定》指出：“搞好民族语文教学，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彝藏族地区要有步骤地实行‘各科用汉语文教学的同时开设民族语文课’‘各科用民族语文教学的同时开设汉语文课’两种体制并举的方针。”[39]甘孜、阿坝两州以及木里藏族自治县十分重视双语教育教学工作，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中，对实行双语教学都做了明确规定。甘孜藏族自治州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甘孜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州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历史和现实，制定了《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议》，对于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做出了专门规定。由于国家方针政策明确，从省到州、县层层狠抓落实，措施得力，四川藏区的双语教育教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提高了对双语教育教学的认识；第二，基本形成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双语教学体制，其中基础教育的双语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中等师范学校的双语教学异军突起，为藏区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双语师资，建立和发展了高校藏文专业系科；第三，教材建设进入稳步协调发展的轨道，中小学藏文教材的编译被纳入五省区藏文教材协作范围，中专、大专自编、合编教材成效显著。到2012年，四川藏族双语教育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中小学教学质量明显得到提高，学生升入高校和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群众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40]
六 云南藏汉双语教学发展状况
迪庆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也是云南省藏族聚居的主要地区，藏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33.5%。藏汉双语教学是民族教育发展的主体工程，在全州藏族学生集中的各级各类学校实行藏汉双语教学，既符合基本州情，也体现了党和国家一贯奉行的民族教育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前，迪庆州内除了少量藏文私塾外，藏语文教育主要以寺院教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藏语文教育开始从寺院走向社会。州内藏族聚居地区开办藏语文学校，藏族学生集中的学校开设藏语文课，把双语教学作为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双语学校建设初具规模
1956年，全州有公办藏文学校9所，在校学生419人，教师12人；民办藏文学校5所，学生109人，教师6人。后来，藏文学校陆续改办成以汉语为主、兼授藏语的双语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双语教学被取消。1980年，政府恢复藏文教学，州委下发了《关于重视和加强藏语文教育及使用藏文的决定》，各县创办寄宿制民族小学，中甸、德钦两县民族小学和藏族聚居乡镇完小陆续开设藏汉双语课，迪庆州民族师范学校开办藏文教学试验班。在注重基础教育的同时，州委、州政府号召民族干部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举办藏文夜校。至2009年底，全州开设藏汉双语课程的小学有23所，在校学生1200多人；藏汉双语完全中学1所，在校学生1008人；以藏族学生为主体的小学共有283所，在校学生约21340人，在校藏族学生占全州各类在校学生总数的35.8%。藏族学生中接受双语教育的达10%。
（二）教学体系初步形成
迪庆双语教学的模式是以汉语文教学为主，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单科加授藏语文课。在总结经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出台了《迪庆州藏语文教学计划》《迪庆州小学藏语文教学内容及要求》，明确规定各藏文教学点小学阶段必须完成统编教材1～8册的教学内容。1994年成立了迪庆州藏文中学，解决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衔接与学生的升学需求问题。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采取适当增加藏语文课时、假日补藏文课等方式，确保完成初中和高中阶段需要完成的所有课程，学生参加五省区统一命题的考试。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迪庆州藏汉双语教学体系初步形成。[41]
（三）加强双语师资队伍建设
迪庆州双语教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都与师资队伍的发展分不开。自1983年以来，为恢复和发展双语教学，州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和壮大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到2011年，迪庆州藏文中学已有初中毕业生768名。自州藏文中学首届高中班毕业至今，已有高中毕业生453名，送入专科院校学生166名，本科院校学生258名，预科生12名，高考升学率达96.2%以上。已有100多名从藏文中学输送的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既懂藏语文又懂汉语文的双语人才，双语教学初见成效。
总之，我国藏汉双语教育教学发展，经过各地区的不断努力，体现出如下发展特点：①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藏汉双语教育体制和双语教学模式；②探索出一系列藏汉双语教学的科学方法并总结了许多成功经验；③为藏族地区培养了大批较高素质的各类少数民族人才；④先后建立了一大批类型和层次各异的藏汉双语班级；⑤编辑出版了与藏汉双语教育教学配套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⑥藏汉双语教育教学理论有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