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漢熹平某君碑考

又東逕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汳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樹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磚作百達柱八所，荒蕪頽毀，彫落略盡矣。^[344]

此處爲墓碑，碑石及文皆不存，亦無拓本傳世。酈注言此碑位於梁國睢陽縣故城（今河南商丘睢陽區）北襄鄉塢汳水（後稱汴水）北側襄鄉浮圖前，並據其碑文言浮圖爲“漢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樹碑，以旌厥德”。此襄鄉浮圖當建於東漢靈帝熹平中（172～178），然碑所立年代未知，當在熹平後漢末之時。碑主之名亦未言，碑爲其弟所立，以旌其德，文當述某君之家世生平仕宦，並作銘辭以讚其德，惜酈注未載碑之全文。此碑當爲道元所親見，時碑尚存，墓前隧道兩側有獅子、天祿等石獸等，另建有浮圖，累磚作百達柱八所，然至道元之世，皆荒蕪頽毀，彫落略盡。

“襄鄉浮圖”，爲我國至今所知建造最早之民間佛塔，其所處方位，據酈注引東晉郭緣生《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可知其當在時睢陽縣境內，夏侯塢附近，夏侯塢，按《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言：“（建安四年）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345]袁術所決渠水灌城之地即太壽，在寧陵、襄邑之間。又《三國志·魏書·夏侯惇傳》：“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346]夏侯惇引水作陂之地亦爲太壽，因其造福於民，故當地稱之爲夏侯塢。熊會貞《水經注疏》以此塢在商丘縣西北，即今河南商丘睢陽區與寧陵縣、睢縣交界之處，爲漢地佛教最初流傳之地域。

浮圖，梵文Stupa，漢譯窣堵坡、塔婆、浮屠、浮圖、浮屠祠^[347]，即“塔”之意，印度吠陀時代（前1500～前700）始有以窣堵坡埋葬逝者之墓，婆羅門教、佛教皆有以浮屠埋葬僧侶骨灰之俗。孔雀王朝時期（前324～前187），阿育王以佛教爲國教，推行佛法，造八萬四千佛塔，酈注於卷一《河水注》“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條所載《阿育王大塔石柱》及《泥犁城石柱》即爲其例。佛教自東漢初年，漢明帝西域求法以來，始傳入中土，據《魏書·釋老志》：“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348]《四十二章》亦爲傳入中土第一部佛經，其序文有言：“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349]可知自東漢明帝時漢地即有建塔之風俗^[350]。而建造浮圖祠，於東漢之時，始流行於王公貴戚，如明帝異母弟楚王劉英“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中後期又逐漸流行於民間，如《三國志·吳書·劉繇傳》：“笮融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好佛道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351]笮融爲漢末建安年間徐州牧陶謙之僚佐，其於廣陵修建之浮圖祠，立有九重浮圖，下有重樓閣道，可容達三千人，可見規模之大，然此浮圖爲誦讀佛教場所。

以浮圖爲陵墓者，始於漢明帝時。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四“白馬寺”條言：“（漢）明帝崩，起祗洹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352]漢明帝以後，民間逐漸亦有以浮圖爲墳墓者，建浮圖於墓前，酈注所言熹平中某君所立襄鄉浮圖，則建於漢末。襄鄉浮圖，當建於某君墓前，仿天竺佛教之俗，以佛塔爲往生之徑，其累磚作百達柱八所，可知爲磚石建造，文或有脫字，“百達”當爲“達百口”，內有“柱八”，則塔身或達百尺，塔內以八柱架構。陳橋驛先生以爲此爲我國建塔最早之資料^[353]，此碑文當述建造浮圖之事，惜碑文未傳，其建造結構、規模亦不可考。此碑除酈注以外，歐、趙諸家皆未載，唯洪适《隸釋》卷二○、顧藹吉《隸辨》依酈注亦著有《熹平君碑》，其文同，可知此碑當早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