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为汉族文论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养分和推力
在中国古代文论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涌现过许许多多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家、文论家，这种情形有如戴良所描述的元代那样：“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蕃。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宗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17]这些文人，一方面深受汉族文化的浸染，为汉族文学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媒介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汉族文学吸收少数民族文学思想的养分，为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向汉族文论的放送起到了媒介作用。而且这些文人自己的文学思想，就是两种民族文化相互撞击和融合的产物，因而对两种文化都发挥着推动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都不可能在一种完全封闭的体系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它必须把别的体系的精华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养分和动力而不断加以吸收，特别是当它自身的发展陷入僵滞的时候，更需要外来因素的渗透，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力得以激活。少数民族对汉族文论的发展，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
明代杰出回族文论家李贽在猛烈抨击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基础上，创立了“童心说”，赋予“言志”“缘情”以全新的内涵，把汉族文论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童心说》中，李贽旗帜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观点，视“童心”为作家创作的根基，品评作品优劣的最高标准。他所谓的“童心”是一个借喻性的内涵丰富的概念，析而分之，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指绝无虚假，发自内心的真情感、真思想，即“真心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二是指真情实感的源泉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因而失却“童心”的作家，其“要紧之事”是“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三是指自觉抵制封建礼教浸染的一种独立人格，“纵不读书，童心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失之夫焉耳”。四是指能使作品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一种创造能力，“童心既障”，“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由上不难看出，李贽“童心说”之根本是倡导作家应该具有的一种以个人与个性为表征的精神和审美创造力，作家所抒之情，所言之志，应该与底层民众息息相通。土家族作家田舜年对“言志”说明确地作了解释。他在《〈田氏一家言〉跋》中，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提出：“诗言志也，各言其所言而已。”他同李贽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这些少数民族文论家以独具的理论胆识，勇敢地撬开包裹汉族传统文论核心的坚硬的“礼义”外壳，显示出“情”“志”的本来面目，直接推动了汉族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汉诗文）的理论与创作的深入发展。
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对民族文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不少具体文学批评领域，他们有着不可磨灭的开拓之功。例如：滥觞于杜甫的以诗论诗的绝句形式，到了鲜卑族拓跋氏后裔元好问手下，便开了用明确的理论观点系统评述作家作品的先河。他的一组《论诗三十首》，实际上可称作一部缩写的自汉至宋以作家作品为纲的诗歌批评简史。自此之后，仿效之作，纷纷问世，或以之论一区域之作家作品，或以之论一时代之作家作品。它在思想和体例上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元明清时期，随着汉文戏曲、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高度发展，其理论批评亦繁荣起来，而“明后期小说戏曲批评之盛，是由李贽开其风气的”[18]。李贽强烈抨击“正统”文人对新兴文学的鄙视，竭力提高小说、戏曲的地位，称它们为“古今之至文”。他在戏曲批评上，提出了著名的“化工”说及以情节结构为第一的批评标准等，直接影响后来汉族戏曲理论家王骥德、陈洪绶等人。清代陈栋对此评价道：“自化工、画工之论出，而《西厢》《琵琶》之品始定。”[19]对被誉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第一次作出严肃而公正评价的也是李贽所撰《忠义水浒传序》，他指出“水浒传奇，发愤之所作也”，并将它与《说难》《孤愤》相比。李贽还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独特形式之一的小说评点的实际开创者之一，其小说评点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真正灵魂”[20]。在小说批评方面，另一个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满族脂砚斋，他是第一位评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顶峰之作《红楼梦》的批评家，是后来形成专门学问“红学”的奠基人。脂砚斋熟知曹雪芹的思想、生活与创作用心，他的评语与《红楼梦》形象体系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基本一致。“他们对‘千人一面’ 类型典型的批判，对贾宝玉这种个性典型的追求和倡导，他们否定大团圆的深刻的悲剧观念，无不闪耀着时代耀眼的光芒，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而这些都是由满族出身的文化人贡献的”[21]。
少数民族文论家对汉族文论发展所起的作用，周来祥先生举例评说道：“假若没有李卓吾和曹雪芹、脂砚斋，明代以后、王国维以前的文艺和美学，也可能要大为逊色，其状况甚至难以想象。”[22]其论公允，决非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