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比较和鉴别是研究民族文学的科学方法
研究民族文学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必须采取科学的比较方法。有比较才能鉴别，从而把握各种文学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性。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最终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及后来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比较方法是所有文明民族推动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19世纪发展起来的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成就”。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都“具有普遍意义”[52]。法国、英国这些大民族运用这种方法取得了科学文化的进步，而德国小店主和小市民则害怕同外国、外民族进行比较，总是龟缩在所谓“无比性”的挡箭牌后而妄自尊大，自慰自足，结果变成一些鼠目寸光的庸人，无所作为。
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运用比较方法来观察研究欧洲各国文学，探索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科学地概括它们各自的民族特点，通过比较得出了一般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不曾得出的结论。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福格特先生》《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引述过数量惊人的作家作品，从世界文坛巨子到东西方各民族的无名作者和民间文学，都经过他们仔细的对照比较，深刻地阐明了这些文学赖以产生的不同社会条件和民族风格形成的根源。在这种对比分析中，首先强调的是民族生活环境（社会和自然）对民族文学的决定作用。这里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历史传统、文化类型，以至风土人情的差异。运用这种比较方法的一个生动范例是恩格斯对保尔·恩斯特唯心史观的批判。如前所述，恩斯特不顾挪威与德国历史和现状的巨大差别，简单地类比两种大异其趣的民族文学，得出了荒谬的结论。18世纪德国“一切都烂透了”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德国小市民性格畸形的漫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维特最终开枪自杀，绿蒂向封建婚姻制度屈服，正是德国特殊的民族生活环境的必然反映。与此相反，挪威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民族的进取精神则给易卜生戏剧带来了强烈的时代气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勇敢地揭露丈夫的虚伪自私，毅然离家出走；《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为维护公众利益大胆地向官僚集团挑战，誓不低头。很明显，歌德和易卜生的人物性格完全是产自两个大不相同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是浸透着两种民族精神、代表着两种民族气质的文学典型。恩格斯精辟地指出，要想认识并切实地评价这两种民族文学，必须先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彻底研究一番”，从中找出它们之间“重大的区别”，才有可能得出中肯的结论。像恩斯特那样随意剪裁历史事实，以主观臆断代替科学的比较，其结果只能导致对两种民族文学的严重曲解。
研究文学产生的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固然重要，但是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范围最终还在文学本身。比较的内容之一，是要探索两种或多种文学在创作方法、人物刻画、情节结构、风格意境、语言特色等方面互相吸收借鉴的方式方法，其中自然也包括具体作家的作品在对方身上打下的烙印。如前所述，马克思通过对希腊神话和埃及神话的比较，精辟地指出古代希腊民族的自然条件、社会特点和思维能力、幻想方式等怎样在神话和史诗中形象地反映出来；只有本民族的神话才能成为后代文艺的母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比较过莎士比亚和席勒戏剧创作方法的异同，比较过巴尔扎克和哈克奈斯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比较的结果，有的是金声玉振，各领风骚，在比较中显示出不同民族作家的特殊贡献和他们异彩纷呈的创作个性；有的则是巨人和侏儒、龙种和跳蚤之间“天壤之别”的差距，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民族诗人的伟大。恩格斯在分析论证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时，经常比较有关民族的民歌和故事，以此作为有力的佐证。他认为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的两类民间故事都以生动的语言反映着不同的民族生活（包括宗教）和民族“特质”，由此而形成了主题、人物和情调上“非常明显的差别”：前者“把积极行动的男子放在首要的地位”，风格粗犷雄健，而后者“所突出的是女人——或者就是受苦受难的人（格诺维法），也就是谈情说爱的人”，因此这类故事“对于热情也是消极的”[53]。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特别注意英雄史诗的艺术价值，曾经多次对荷马史诗同罗马史诗、德意志的《尼伯龙根之歌》、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等在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和表达各民族艺术理想方面的异同作过比较分析。他这样比较荷马和卢克莱修：“卢克莱修是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因为他歌颂了罗马精神的实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已经不是荷马的充满人生乐趣的、强大的、完整的形象，而是健壮的、身披甲胄的英雄，他们身上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品质，我们看到的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是自为的存在的凝固形式，是丧失了神性的自然和脱离了世界的神。”[54]与荷马史诗中的早期泛神论观念不同，《伊戈尔远征记》则“具有着基督教的英雄的性质”。这首长诗的题材也更富于现实内容，“号召俄罗斯的王公们团结起来对付蒙古人的入侵”，这同希腊史诗人神交战的浪漫主义情调大异其趣[55]。马克思通过比较各民族历代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特征（全面概括了古代的生产方式、部落战争、婚姻形式、宗教信仰、思维特点等），进而得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当今时代不可能写出史诗。”[56]由此，他认为伏尔泰模仿希腊史诗所写的“现代史诗”《亨利亚特》不足为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艺术和诗歌等精神生产部门是根本对立的，现代资产阶级已经无力达到古代艺术的高峰。
民族文学理论是整个马克思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散见于经典作家的著述和各种言论之中，没有一篇专门性的论文对此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探讨，但是，从“任何一种文学都是民族文学”这个普遍的命题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散见于经典著作中的民族文学理论仍然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和严整性，而且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即使从狭义的民族文学定义来看，革命导师们在侧重于论述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欧洲各国文艺的同时，也把视野扩展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诸弱小民族，其中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古老文化和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成果。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观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首次把“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概念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加以具体明晰的科学阐述。应该承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学理论还知之甚少，更不必说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仅是做了一些粗略的资料工作，提出一点肤浅的体会，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个领域的重视，作出愈来愈多的成绩。
[1] 布封：《论风格》，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223页。
[2] 克鲁普斯卡娅：《伊里奇喜爱什么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396～397页。
[3] 恩格斯：《英格兰和爱尔兰历史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68页。
[4] 恩格斯：《一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给约翰·迪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474页。
[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57～58页。
[6] 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第518、517页。
[7] 恩格斯：《风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388～396页。
[8]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8页。
[9]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5、294页。
[11] 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第518、517页。
[12]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4页。
[13] 《斯大林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7～78、73页。
[14]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246页。
[15] 《斯大林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7～78、73页。
[16] 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第518、517页。
[1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114页。
[18]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56、254页。
[19] 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11、412页。
[20]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56、254页。
[21] 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11、412页。
[22] 恩格斯：《风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388～396页。
[23] 《歌德谈话录》，第114页。
[24] 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18页。
[25]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1983，第434、435页。
[26]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79页。
[27] 马克思：《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给弗·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251页。
[28]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给弗·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397、400页。
[29]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9页。
[30] 恩格斯：《致威·格勒伯（1839年4月28—30日）》，《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275～276页。
[31] 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279页。
[32] 列宁：《论纯洁俄罗斯语言》，《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66、267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5、294页。
[34] H.M.思琴斯贝尔格尔编《与马克思恩格斯谈话录》，1973，第250页。转引自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第28页。
[35] 高尔基：《忆列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416～417页。
[36]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1983，第434、435页。
[3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605页。
[38] 《弗·伊·列宁在普列特涅夫的“在思想战线上”一文上所作的批注》，《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787页。
[39] 马克思：《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给斐·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190页。
[40] 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摩尔和将军》，人民出版社，1982，第90页。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5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55页。
[42] 克鲁普斯卡娅：《伊里奇喜爱什么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396～397页。
[43] 德·伊·乌里扬诺夫《对音乐的爱好》，《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840页。
[4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4～445页。
[45]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2页。
[46] 参阅《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编者的话。
[47]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1983，第434、435页。
[48] 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1983，第434、435页。
[49] 卢那察尔斯基：《列宁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427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0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转引自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语言学教研组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语言》，商务印书馆，1959，第19页。
[52] 列宁：《需要推行义务国语吗？》，《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59页。
[53] 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3页。
[54] 马克思：《伊壁鸠鲁派哲学、斯多葛派哲学和怀疑派哲学的历史笔记》，《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56页。
[55] 马克思：《一八五六年三月五日给弗·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408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