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传教士为主的翻译活动
从澳门开埠至澳门议事会成立，耶稣会传教士在翻译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澳门开埠后，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到澳门半岛。出于入华传教及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他们开始热心学习汉语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人甚至成为西方第一批汉学家，不仅会说粤语，还能讲流利的官话。明末清初许多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著作都是在他们的参与下翻译成功的。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在明朝政府中担任诸如钦天监之类的技术高官，其中的利玛窦和罗明坚还编纂了最早的葡华词典。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使他们成为澳门第一批沟通中西的翻译人才。
利玛窦（Matteo Ricci），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1552年10月6日生于意大利，1610年5月11日卒于北京，耶稣会神父、传教士、学者，在中国颇受士大夫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受罗明坚举荐来到澳门，1583年入内地。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对中国典籍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等东北亚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华之前，1578～1582年，利玛窦在果阿学习神学。1582年8月抵达澳门后，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汉语，这是他日后编写《西文拼音华语字典》的重要起步。[26]他认为传教士应该通过汉语的天主教义著述来吸引华人，用他们的语言练习写作，作为一种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努力在澳门学习汉语。开始接触汉语的时候，利玛窦看到与西方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汉字兴奋不已，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从此兴趣大增。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写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取名《天主实义》，又名《天学实录》，成为最早翻译西方著作的传教士之一。
葡人定居澳门后，澳葡当局主要通过广东地方政府与中国交往。但涉及主权等重大事由，均须北京中央政府做决定，故不时会有传教士及澳门唩嚟哆，甚至葡萄牙国王及罗马教皇派出的使者赴京。北京并无足够的翻译资源，加之皇帝以天子自居，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观念下，必会要求所有“蛮夷”使用汉语沟通。故明清之际，中国政府一向要求入华教士先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再入华办事。清初，西洋商人所写奏本“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折用五爪龙”[27]，康熙帝对奏折中的蹩脚汉文颇感不满，传旨“教他们在澳门学中国话语”[28]。
两广总督赵弘灿在奏折中谈及西洋人杨广文、麦大成（Joannes Fr. Cardoso）二人进京为清廷效力一事时，引用康熙前旨：“赵昌、王道化、张常住、李国屏传旨：尔等差人问哆啰，尔国并无用五爪龙边之理，皇字亦非尔国之话，种种违式，与例不合。念尔系外国之人，或不按（谙）中国之法，或中国无知之徒写的，亦未可知。尔再详察，若认错不知，即速改来，本部院转奏；若不改不认错，本部院不但不奏，将中国写汉字之人，从重治罪。再，西洋新来三人，且留广州学汉语，若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等他回话之时，尔等再写奏折奏闻。钦此。”[29]
1710年，康熙帝再次命内务府大臣赵昌传旨给在京的西洋教士：“新来之人，若叫他们来，他俱不会中国的话。仍着尔等做通事，他们心里也不服。朕意且教他们在澳门学中国话语。”[30]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明清时期广东省及香山县衙门下达的文书、通告全用汉语，中方官员来澳巡视亦以汉语官话为沟通语言。据《香山县志》载：“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议事亭上，彝目列坐进茶毕，有欲言则通事番（翻）译传语。通事率闽粤人，或偶不在侧，则上德无由宣，下情无由达。彝人违禁约，多由通事导之。”[31]此种形势必定需要大量口译者，故造成“香山人类能番语”[32]的奇特局面。
在文字方面，清政府还对来往文书使用的语言做了规定，要求呈交中国政府官员的书函必须以汉文书写。嘉庆八年（1803），澳葡想改变这一规定，改只用汉语为汉葡双语禀呈文书，“向来夷禀专用唐字，并无番字。今亭上众议，嗣后所呈词，具用唐字、番字合并书写，禀恳恩准。”[33]然而，这一请求遭香山知县严词拒绝：“查文禀字体天朝向有定制，华夷尤当无别。夷禀向用唐文，自应永远遵照办理。何得以亭上众议混请更张。除不准行外，合谕驳饬，谕到，该夷目即遵照。嗣后一切夷禀，务必率由旧章，专用唐字书写，毋许以唐番并书，致滋蒙混，凛遵。特谕。”[34]
康熙晚年禁教，除因礼仪之争外，入华西人不通汉语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1年1月18日），康熙看到克莱门特十一世的通谕（当时汉译为《禁约》）内容后，对于文理不通的汉语译文十分恼怒，批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5]至此，严加禁教，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陷入低谷。
其实，传教士学习汉文也实在出于无奈。除了皇帝的严苛要求外，亦与无法在中国民间找到华人担任沟通中介有关，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朝廷严令华人不得私自学习外语。利玛窦入华时，就曾看到中国人受到这样的警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通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36]
西洋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进京的经历，可证明教士学习中文的重要。马国贤（1682～1745），意大利那不勒斯人。1701年5月加入意大利一个传教会。1705年，教宗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I）在罗马传信部附近建了一所学院，专门培养到东方传播福音的传教士。马国贤被本会神父推荐去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不久，马国贤被教廷派往中国，于1710年1月到达澳门，一年后入内地，1724年1月离开广州，前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其中有十三年的时间在北京度过。1745年11月在意大利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马国贤离开澳门抵达广州时，原本打算直接出发北上进京。广州立即将其要进京之事禀报朝廷。但康熙帝并未立即允准其入京，而是要求马国贤等人先学好语言，并要求今后所有来京的外国人必须先学汉语，“西洋新来之人，且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到京里亦难用他。”两广总督遵旨照办，并回复：“山遥瞻、马国贤、德理格已安插广州府天主堂内，令伊等学习汉话，俟伊等会时另行启奏。”[37]于是，年近而立之年的马国贤不得不同其他人一起留在广州学习汉文，其困难可想而知。果然，刚到北京，马国贤等人觐见皇帝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康熙帝的中文测试：
行过礼仪之后，皇上问我们当中谁的中文已经有了进步，因为他从受命来照顾我们的官员那里已经知道，我们五人当中有一人已经学过中文。有人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学过中文的人。皇上就问了我的名字、国籍和职业，还有我们是否带过来什么新的数学著作。他还要德理格弹奏几段乐曲，和我谈了一些关于绘画的事。到此为止，谈话都是经过通事们翻译转达的。皇上要求我尽可能地用中文表述，回答下一个问题。这次，皇上在对我讲话时非常慢，为了让我明白他的意思，还使用很多同义词。他对我也非常耐心，让我重复说几遍，直到他理解了我所说的为止。[38]
从上段文字可以看出，虽然康熙帝对入华西方传教士宽厚仁慈，以礼相待，而且循循善诱，颇有耐心，但对学习汉语的要求并未放松。马国贤按照康熙帝指示在广州预先做了功课，但毕竟时间太短，很难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文化。通过他的自述，亦可看出马国贤当时的中文水平确实不怎么样，虽然学得十分辛苦，但并没有获得康熙皇帝的认可。马国贤的经历说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不仅是自身传教的需要，也是中国官方的要求。这也是为何该时期的入华传教士能在翻译领域有所成就的主要原因。
故此，欧洲传教士经澳门进入内地，必先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而当时澳门并无此类专门传授中文的教学机构。除了“拜师”求教，圣保禄学院自然成为传教士研习语言及从事翻译的主要场所。在传教士学习的诸多科目中，汉语为必修课程，而且课时最多。汉语的学习不仅为他们入华传教创造了条件，亦为他们日后开展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除了进行传教活动外，这些传教士还带来了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著作，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协助下，利用他们掌握的汉语将其译成中文，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交流及翻译高潮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意义深远。利玛窦曾说：
耶稣会东方传教团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78年在澳门曾经对传教工作发出指示，要求传教士必须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改变在其他国家采取的传教方法，并选派懂得中文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39]
这些传教士学习汉语，而且研究颇精，但对于他们如何学习尚未见详细、系统记载。但通过对传入中国的许多西方译著的翻译者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大多来自澳门的圣保禄学院。这些译者在中国文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许多著作的翻译工作。多数学者认为圣保禄学院有教授中文的课程，至少有一个传教士自学汉语的学习环境，使他们在掌握中国语言文化后能顺利进入中国内地开展传教活动。据潘日明神父研究，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1579年来到澳门后，便在圣保禄学院请在澳门担任官方翻译的菲利比（Filipe Mateus）做他的第一任汉语官话教师，使其在短时间内便掌握了极其难学的汉语官话。[40]
圣保禄学院始创于1594年12月1日，其前身是耶稣会设立的一所相当于小学的初等教育机构，后来出于在远东特别是在日本传教的需要，将该机构升格为学院。学院成立后，无论是其规模还是专业设置，都相当于当时西方的大学，特别是仿照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办学模式，因而被史学家称为澳门及远东的第一所西式大学。许多学者认为该学院开办的课程有神学、数学、地理学、汉语、葡语、拉丁语以及天文学等，从而使其成为派往中国、日本及远东其他地区的传教人士的培训中心以及天主教在亚洲开展活动的重要基地。
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Adam Schall）等人在入华前均在圣保禄学院学习过中国语言及文化。被邀请进京为明廷服务的传教士，除在这里进修当时中国十分感兴趣的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外，还十分刻苦地学习汉语，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圣保禄学院的学习和研究使他们成为学贯东西的汉学专家。由于圣保禄学院是远东第一个亦是唯一的教育机构，葡萄牙王室及罗马教廷均对其十分重视。圣保禄学院建院之初便拥有200多名学生和59位耶稣会教师。随着大量耶稣会士被派往远东各地传教，该校学生越来越多。
圣保禄学院建院次年便由于一场大火而被焚毁了部分，其附属教堂亦受殃及，损坏严重。但由于学院的重要性及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传教的需要，重建工作很快完成。18世纪中期，葡萄牙庞巴尔首相以耶稣会参与所谓的塔沃拉侯爵事件[41]为借口宣布取缔耶稣会，对耶稣会传教士大肆镇压、迫害，澳门的耶稣会士亦于1762年被全部驱逐出境，圣保禄学院被强行关闭。后来，该院址被用作驻军兵营。1835年冬天，学院再次遭遇“祝融之灾”，被彻底焚毁，仅留下正面墙壁（即今天的大三巴遗址）。圣保禄学院教授中文、培训汉语人才的使命便到此结束。
澳门是明末清初西方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必经门户，欧洲传教士经澳门进入内地之前，必须在圣保禄学院学习语言，在此基础上从事翻译，以便传播教义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学校课程分为三类：①人文学科，包括汉语、拉丁语、修辞学、音乐；②哲学学科，包括哲学、神学；③自然学科，包括数学、天文、历算、物理学、医药学等。其中汉语为必修课程，而且课时最多，[42]这说明学院了解学习一种语言的难度，特别是汉语学习的特点，故为此安排了较多的学时。汉语的学习不仅为欧洲传教士入华传教创造了条件，亦为他们日后开展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
明清之际，经澳门进入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颇多。由于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熟知中国语言，许多人成为中西对话的直接沟通者，包括充当翻译。虽然葡人于16世纪中期在澳门定居，从此开始了与中国政府的交往，但明末清初时期，与澳门相距遥远的北京朝廷并无足够通晓葡语的人才充当迎来送往、传书纳贡的通事。为满足接待日益增多的来访使者的需求及处理与澳门和洋务有关的一切问题，包括传教、政治、经济、海事等，清廷不得不临时让来自澳门的教会和民间人士充当通事。这些人主要是澳门派出的或已经在宫廷服务的外国传教士、澳门唩嚟哆派出的通事，或者民间人士。
清初，朝廷对耶稣会的政策多变，甚至由于礼仪之争而严令禁止传教，大批方济会和道明会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另外，清初海禁时紧时松，严重影响了居澳葡人的生计。为了缓和罗马教廷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及希望清廷对澳门给予特殊照顾以再现澳门开埠初期的繁荣，罗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于康雍两朝多次派出使者赴京斡旋。在这些出使活动中，均由澳门派出的神父、通事以及在京城为康雍两帝服务的传教士担任翻译。葡萄牙使者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于雍正初年出使中国的经历，可以较为清楚地说明翻译及翻译策略的重要性。
天主教传入中国后，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在传教中采取适应政策，尊重中国礼仪，对于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然而，利玛窦去世之后，天主教各差会之间便产生了分歧。争议的焦点是，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语的“Deus”具有同一意义？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后来，这场争论演变为礼仪之争。康熙三十二年（1693），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珰（Charles Maigrot）[43]突然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祭孔。颜当的这一举动使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中国和欧洲引起了激烈争论。
康熙三十九年（1700），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另一方面请求皇帝颁昭，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收到奏疏的当天，康熙帝以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44]耶稣会士收到朱笔批示之后，立即派人送往罗马。然而，罗马教廷采取了相反的作法，1704年11月，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I）置康熙帝的看法于不顾，做出了在传教过程中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1705年，多罗抵华。康熙皇帝十分有礼地接见了他[45]，并耐心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敬天、祀祖、祭孔绝不是迷信，并明确指出：“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中国供牌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你们图画父母之像，以存不忘之意同也。”[46]并强调：“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47]可是，多罗顽固地坚持在传教过程中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为解释礼仪问题，多罗向康熙推荐了颜珰，说他熟悉中国文献，通晓中国事务，于是颜珰应召北上。1706年8月初，颜珰进京觐见康熙，称自己著书论及中国礼仪时有中国助手帮忙。
然而，自称对中国语言文化十分了解的颜珰却不太精通宫廷官话，康熙便命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充任翻译。据说康熙皇帝让颜珰辨认挂在室内的一幅条幅，上有四字，而颜珰只认出其中两字。[48]至此，康熙眼中的颜珰已与多罗的描述完全不同，认为“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49]多罗请颜珰进京见康熙皇帝，本想让颜珰以他在中国传教的实践及经历说服康熙皇帝认同罗马教廷的立场，未料康熙接见颜珰后对此类教士更加反感。于是，皇帝下令将颜珰逐至澳门。1706年底，颜珰取道爱尔兰返回欧洲，在罗马度过余生。
面对传教士内部的激烈纷争，康熙帝谕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清廷印票，并声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遵循中国礼仪，只有做到这些方可留居中国，否则绝不准在中国居住，必驱逐出境。然而，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1707年1月，他在江宁（今南京）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传教士无条件执行。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康熙还严斥：“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50]1710年，多罗死于澳门监狱之中。尽管如此，康熙帝仍然希望教廷能改变态度，撤销禁令。
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蒙席（Monsenhor Carlo Mezzabarba）抵华。此次陪同他来京的通事是澳门耶稣会士李若瑟（José Pereira）。1720年9月26日嘉乐抵达澳门，澳门主教嘉素（João de Casal）[51]和天主教各差会教长“于1720年12月将双手放在嘉乐手上宣誓。”[52]毫无疑问，他们把在华传教士的命运和澳门未来的希望全都寄托在罗马教皇派来的这位使者身上。嘉乐到京后，康熙帝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康熙帝对礼仪之争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721年1月，传教士竟将教皇禁令（Ex illa die）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批示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53]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罗马教廷彻底决裂。虽然嘉乐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项变通办法，以示让步，但并未使康熙改变主意，并传旨：“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54]
康熙帝对嘉乐带来的教皇禁令十分震怒，并且不理解为何一个宗教会如此复杂，其内部争斗会如此激烈。虽然他十分有礼貌地接待了嘉乐，但双方谈判并无结果，未达成任何协议。1721年3月，嘉乐返回欧洲。康熙帝则于同年“再次拒绝教皇禁令中的要求，停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正式开始实施1717年就已经颁布的禁止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命令。”[55]从此，由利玛窦等人开创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始进入低潮。原本是天主教各教派内部的争论最终招致中国政府的致命性干预。
虽然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康熙朝最终并没有真正严格执行。清廷所驱逐的只是未领印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印票之后，便可留居中国。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于是，仍有大批掌握西洋科学技术及特殊技艺的传教士留在北京为清朝宫廷服务，包括西洋画师郎世宁，精通天文历算的陈善策、麦有年、麦大成、杜德美、费隐等人，以及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耶稣会士巴多明、张安多、白晋、张诚等数十人。
毫无疑问，礼仪之争及海禁对澳门造成极大影响。在罗马教皇向康雍两朝频频派出使团之际，里斯本王室亦十分关注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嘉乐出使失败使葡萄牙国王更加担心澳门的未来。作为崇尚天主教并拥有东方保教权的葡萄牙，自然对礼仪之争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但葡萄牙王室对澳门的社会和经济形势能否保持稳定，对居澳葡人能否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继续生存更加重视。于是，在嘉乐返回欧洲后不久，葡萄牙王室便决定以祝贺雍正皇帝继位的名义派麦德乐出使中国，希望能说服中国皇帝对澳门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
关于雍正朝葡萄牙遣使麦德乐来华的原因，众说纷纭。林子昇认为，雍正二年（1724）解除了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开始的南洋海禁，葡萄牙不能再垄断南洋贸易，澳门的葡萄牙人在贸易上面临与其他西方国家竞争的局面，商业利益大受损失，为此葡萄牙国王再次遣使来华。[56]陈玮认为，雍正采纳两广总督孔毓珣的意见，在澳门贸易船只问题上，将现有的商船编列字号，以二十五只为定额，不许再添置。这样的限制措施肯定会遭到葡萄牙人的反对。与此同时，雍正继位伊始即实施严厉的禁教措施，宫廷传教士根本无法阻止全面禁教的形势，更不用说为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进言了。[57]
乾隆七年二月初三日（1742年3月9日），两广总督庆复就乾隆朝初期再次引发的关于南洋海禁的争论上奏称：
康熙五十六年间，因吕宋、噶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圣祖仁皇帝谕令内省商船禁止南洋贸易，其红毛等国船只听其自来。钦此。钦遵。惟广东香山县所辖澳门一区，向有西洋人纳租居住，滋生男妇不止万丁，此辈无田可耕，专藉外洋贸易，且非中国之人，应照上谕红毛等国之船一例，听其贸易。再安南国与内地毗联，应照东洋一例，听商贸易。经前督臣杨琳在京陛见，面奏请旨，不在禁例，题准部覆在案。迨雍正五年，内地各商援照闽省之例，开趁南洋，……[58]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派遣使臣赴华与澳门的形势有很大关系。无论是面临与其他西方国家竞争导致澳门商业利益受损的局面，还是额船贸易限制了澳门的经济发展，总之，在18世纪初，在澳门定居已一个半世纪的葡裔族群在生存问题上遇到了极大困难。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其实澳门的困难不仅表现在以上两点。日本取缔并残酷迫害天主教徒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荷兰与葡萄牙在南洋争夺势力范围，珠江口海盗的袭扰，均给澳门带来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国王才再次遣使来华，以求保住葡萄牙在澳门的既得利益。
1725年4月12日，受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派遣，麦德乐携带国书及三十箱礼品，随张安多（António de Magalhães）等九位神父，搭乘“奥利维拉圣母号”（Nossa Senhora d’Oliveira）帆船从葡萄牙特茹河口出发，经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前来中国。行程历时一年两个月，于1726年6月13日才抵达澳门。由于此行关系到澳门的未来，故麦德乐及其随从受到澳葡当局和市民的隆重欢迎，各炮台和战舰礼炮齐鸣，三队官兵在门口组成仪仗队，人们希冀这位大使能舒缓雍正皇帝对天主教之厌恶情绪，进而改善澳门的处境。
麦德乐出发前，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就此次出使活动的全部计划与安排向麦德乐做了二十九条指示，或者说为他规定了二十九项任务。除了使团组成、财务安排、旅行船只，以及到澳门后如何进行入内地的准备工作等问题外，最重要的就是澳门问题了，“除了上述谈判内容外，你们应当提出澳门城的政治利益问题，尽一切可能要求皇帝增加澳门同中国人的贸易，以及保持澳门（葡）人在已故皇帝（指康熙）执政时期所取得的自由。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变化的话，要做出一切努力解决。”[59]看来，麦德乐的任务十分繁重。
麦德乐一行抵达澳门时，康熙帝已驾崩四年，雍正嗣位。照理说使团应立刻进京，但考虑到此次出使事关重大，况且雍正皇帝对禁教一事态度坚决，需要时间商量对策，以保证出使成功。而其中最费时的就是文书的准备工作。故供职于清廷的神父张安多等人先行北上进京，麦德乐一行则继续停留在澳门。直至5个月后的11月底，葡使团才出发北上，一路舟车劳顿，历时半年，于1727年5月18日抵达京城。此前，张安多神父已于1726年11月19日抵京，稍事休整后便于11月25日入觐复命，并向皇帝引见了随麦德乐来华的天文历算家陈善策和麦有年神父。
因为张安多完成了康熙帝派其赴欧洲与教廷及葡萄牙国王沟通的使命，并陪同葡萄牙国王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其大加奖赏，命令赐张安多缎胎熏貂皮帽一顶，并钦点张安多神父担任麦德乐使团的专用通事。至此，麦德乐尚未进京，便有了第一位翻译。由于禁教及海禁等事，雍正皇帝对葡人来意颇有戒心。此前，雍正皇帝曾遣其十三弟怡亲王胤祥询问张安多神父，葡萄牙使者此行是否为传教事务而来。张安多神父十分谨慎地表示，使者前来是对康熙驾崩表示哀悼，并对雍正登基表示祝贺。同时婉转地请求大清皇帝保护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雍正对此回答并不十分满意。[60]据巴多明回忆：
十三皇弟受雍正皇帝之命处理重要国家事务及有关我们的事务，他向张安多神父问了许多有关这个使团的问题。我给他当翻译，因为他（指张安多）有点忘记了以前学的中文了。张安多神父回答说：“大使没有向我们说其他的事，只说他是受国王之命向皇帝陛下来吊唁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并祝贺皇帝登基的，同时请求他庇护澳门的居民们及其他在中国的臣民们。”[61]
雍正的态度缘于海禁和禁教。然而，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亦多显怀柔。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来考虑到沿海百姓确实因海禁而饱受疾苦，于是雍正五年（1727）重开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海禁施行于闽、粤两省，对澳门造成严重影响。雍正对当时鸦片贸易的政策亦较宽松，贩卖毒品者自然严惩不贷，但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毒品鸦片严禁，药用鸦片则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于教会，他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但同时对天主教并无恶意，故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亦能以礼相待。
葡萄牙使团十分了解雍正的态度，若触及底线，雍正必会坚持原则，不予让步。于是，葡萄牙使团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方面千方百计讨好雍正，送上大量礼品；另一方面，在觐见雍正皇帝的过程中小心行事，谨言慎语。张安多神父的表现正基于此。为达目的，使团精心挑选译员，甚至组成阵容强大的通事团队，其中包括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以保证沟通过程中万无一失，不至于产生误解。麦德乐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来华本来是打着祝贺雍正继位旗号的，使团抵达澳门时雍正早已登基，本应迅速进京祝贺，但麦德乐迟迟按兵不动，这与其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有关。
在诸多准备工作中，组成翻译团队尤为重要。麦德乐等人总结前朝及罗马教廷多次出使的经验教训，知道翻译在同中国皇帝沟通过程中至关重要，于是做了他认为万无一失的准备。据史料载，麦德乐在京期间，特别是多次会见雍正皇帝的过程中，有多人为其充当通事。除了皇帝安排两名宫廷神父协助沟通外，麦德乐自己又找了宫廷之外的四人担任通事，而且全是葡萄牙人。在雍正钦点的两人中，就包括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张安多神父。张安多神父也是葡萄牙人，由于其与宫廷关系非同一般，被雍正钦点为使团通事。据巴多明的信函记载：
葡萄牙国王陛下委任唐·麦德乐·苏赞·梅内兹一个重要而又艰难的使命。他和张安多神父一起到了澳门。张安多神父是几年前由康熙皇帝派到欧洲去的。张安多、麦德乐大使首先要解决来自广东官员们的刁难。广东的官员们立即派出急使去了解他本人、他的随行人员、他带来的礼物、他此行的目的。确切地调查了他的旅行目的后，他们通过礼部禀报葡萄牙使团到来了，他们同时也发现他并没列在向礼部送钱的名册。[62]
前引巴多明信函内容提到“我给他当翻译，因为他有点忘记了以前学的中文了”，说明张安多原来是懂中文的，由于受康熙帝之命返欧多年，汉语渐为生疏。巴多明神父亦在康雍两朝为宫廷服务。因此，虽然张安多和巴多明为皇帝钦点的通事，负责接待葡使团期间的联络翻译工作，但麦德乐为保证与皇帝沟通过程万无一失，又挑选多名忠实可靠的人为使团做翻译工作，其中包括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副院长李国成（Caetano Lopes）神父、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é Pereira）神父和传教士李若瑟（José Pereira）神父，以及麦德乐在澳门专门挑选的一位民间职业译员若望·法兰西斯科（João Francisco）。翻译团队阵容强大，成员各有所长。
麦德乐翻译团队的组成自有其道理。在该翻译团队中，巴多明神父的地位十分重要。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字克安，1665年9月1日生于法国。在里昂耶稣会的一所公学毕业后，于1685年9月1日进入耶稣会初级学院。1698年11月4日来华，1741年9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76岁。巴多明神父才智最显著的表现是，在他遇到棘手问题时，能当机立断而又会妥善处理。在众多曾为中国传教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传教士中，巴多明神父毫无疑问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不但在德业上和救灵的热忱上出类拔萃，而且在汉语和满语方面的造诣更是超群轶凡。
巴多明当年随同乡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辗转来华。“神甫东迈，行十月而换中国。康熙帝玄烨善知其人，见其体貌魁伟，十分器重，选派良师授以满汉文字，不久其遂谙华语文字。其满语流利程度，与操本国语无异，前此欧人之操华语者，无人能及。玄烨颇喜与之言，辄作长谈。玄烨前从张诚、白晋所习之几何、植物、解剖、医科等学，至是遂日渐精通。多明常以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西洋各国之利害关系相告，玄烨得以重视路易十四之为人，皆赖多明进讲之力。”[63]可见康熙帝对其十分赏识，并挑选最好的教师教其学习满汉两种语言。
巴多明神父使康熙帝对天主教一直保持好感，并给予保护，他本人亦受到皇帝的一贯尊敬。巴多明凭借其语言天赋、外交才能和广泛的科学知识，博得了康熙的青睐，得以常侍御侧，因而有机会向康熙献策。例如，清初进行的全国土地测量即由他提议。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仍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巴多明精通汉语、法语、葡语、拉丁语以及满语，曾担任教廷、葡萄牙和俄国使臣的翻译，并在宫中教授拉丁语，为清政府培养外交人才。雍正皇帝亦对其十分器重，其对教会的忠诚及与雍正皇帝的私交极其有利于麦德乐与雍正的沟通。
同雍正钦点的“通事”张安多相比，巴多明具有明显的语言优势。更何况在对话中他还能使用只有他和雍正两人才懂的满语。在这种情况下，连张安多也成了“哑巴”。麦德乐带给雍正的所有信函都是巴多明翻译的。当麦德乐阅读雍正帝致葡萄牙国王信函的译文时，对信中致意部分不符合葡文规范的表达方式大感疑惑。巴多明向他解释，“翻译国王信件的时候同中国官员商量过，根据他们的风格，葡文的表达方式并不适用于致（中国）皇帝的信函。”清政府要求葡人通事须与中国官员共同翻译各种重要文书，不仅要语言流畅、内容准确，而且要符合汉文风格及规范。[64]
至于雍正帝钦点的另一位通事张安多，麦德乐并非完全放心。这倒不是怀疑张安多对传教事业及葡萄牙的忠诚，而是考虑到他的不同处境。张安多虽为同乡，亦是耶稣会神父，但长期效力清廷，未必能在所有问题上与葡特使保持步调一致。另外，1720年张安多受康熙帝派遣返回欧洲转达清政府对礼仪之争的态度及对天主教的政策，离开中国多年，语言难免生疏，未必能在会谈中流畅地发挥沟通作用。为了保证出使万无一失，必须在通事问题上做到多重保险，以防不测。为此，他需要在翻译团队中加入另外一些不同背景的人。
于是，他在翻译团队中加入另一位重要人物，即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副院长李国成神父[65]。据李向玉研究，李国成于1725年担任澳门圣保禄学院的代理院长。[66]麦德乐出使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改善教廷与北京由于礼仪之争而日益恶化的关系，说服雍正皇帝解除教禁。而李国成神父作为澳门圣保禄学院的负责人，必然对中国传教情况及禁教的严峻形势十分了解。由他亲自随同使团赴京，直接用汉语与雍正皇帝及清廷大员沟通，应能把握交谈的气氛和说话的尺度，最大程度疏通双方关系，达到出使目的。想必这是麦德乐所认为的最理想选择。
另外，耶稣会传教士李若瑟亦被麦德乐邀请担任使团“通事”。李若瑟是葡萄牙传教士，1674年生于葡萄牙里斯本，1698年受耶稣会派遣来到澳门时年仅二十四岁。李若瑟在华工作了三十三年，1731年卒于澳门。李若瑟长期在澳门生活，亦精通汉语，多次入内地担任使团翻译。此前最重要的一次入华翻译工作，是1720年从澳门出发，陪同来华的教廷使者嘉乐蒙席赴京，解决因礼仪之争引发的诸多问题，包括康熙皇帝于1717年宣布全面禁教的问题。李若瑟多次充当使团翻译的经历，使麦德乐深信其定能胜任此次意义重大的出使翻译任务。
使团中还有一位承担翻译工作的耶稣会传教士，即徐懋德，号卓贤，1689年生于葡萄牙波尔图市，1743年卒于北京，葬于栅栏墓地。[67]徐懋德在清廷钦天监工作近二十年，任钦天监监副。1716年他与德国传教士戴进贤[68]（Ignatius Kgler）同船抵达澳门，1717年奉康熙帝之召进京，到钦天监工作，并与戴进贤共同编撰《历象考成后编》，介绍开普勒天文学理论及欧洲天文观测新结果，对中西天文学交流做出了贡献。至麦德乐使团入华，他已在中国生活近十年，精通汉文，故能参与编译介绍欧洲最新研究成果的天文巨著——《历象考成后编》。从图1-1可见《历象考成后编》的编撰人员名单中有徐懋德和戴进贤等西人姓名。
图1-1 《历象考成后编》编撰人员
为了保证出使任务顺利进行，除了上述十分重要的教士兼翻译人员之外，麦德乐还在澳门重金聘用了一位名叫若望·法兰西斯科的民间译员。他说这位民间译员是他亲自在澳门挑选的，并称该译员是“和善的人”[69]。为了聘用该名译员，麦德乐向若望·法兰西斯科支付了52新克鲁扎多（Cruzado），即85600雷亚尔，[70]相当于葡萄牙王室支付整个使团出使费用[71]的百分之一，比这还要多一点。仅从花费重金聘用这一点，即可看出麦德乐看重的是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准和资质。由此看来，麦德乐入华之前在澳门做的准备工作十分认真及充分。
在葡萄牙布拉加档案馆保存的多份历史文献中，均有关于若望·法兰西斯科的记载。通过文献中的记载可以证实，若望·法兰西斯科既不是耶稣会士，亦不是来自葡萄牙的西方人士，而是出生于澳门的一位普通土生葡人。也许若望·法兰西斯科的此种身份更加有利于其成为麦德乐处理葡萄牙东方保教权之争问题的最佳翻译人选。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业务翻译，亦未参与重大议题的争论和讨论，他在更多情况下更像一个局外人，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翻译可能会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对话双方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对若望·法兰西斯科的聘请充分显现了麦德乐的智慧。
关于使团翻译团队的组成，作为对中国语言文化一无所知的葡萄牙使臣，麦德乐做了充分的思考和准备。张安多虽为耶稣会士，且从葡萄牙一路陪同使团到澳门，但由于受康熙帝派遣离华多年，汉语生疏，能否胜任如此重要的翻译任务，令人生疑。更何况张安多为雍正皇帝钦点“通事”，让人多少有些不太放心。巴多明精通多种语言，但他亦是雍正身边的人，加之其为法籍，能否完全站在葡萄牙国王立场上，尚有疑问。麦德乐必须想方设法填补出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翻译漏洞。这是他选用澳门三位教士及一名民间通事担任使团翻译的主要理由。
另外，组成翻译团队的六人中，既有北京宫廷的，亦有澳门派出的；既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亦有了解澳门情况的；既有耶稣会传教士，亦有民间人士；既有通晓粤语及官话的，亦有掌握满语的；既有西方人士，亦有澳门土生人。麦德乐希望通过这样的组合，能达到各取所长、优势互补的目的。他认为，如此阵容的通事团队，一定能使自己和皇帝更好地相互了解对方的看法，掌握外交谈判过程中的所有细节。他完全明白翻译的重要性，知道翻译是关乎此次出使活动成败的关键。看来，麦德乐确实吸取了前朝皮莱资由于翻译不力而导致出使失败的惨痛教训。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麦德乐的周密安排最终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麦德乐抵达北京后，时刻惦记着自己的使命，多次寻机向中国皇帝表达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想要解除教禁及保障澳门稳定的意思。但前几次会见均找不到合适的机会。1727年7月8日，在与雍正皇帝的最后一次会见中，麦德乐想抓住最后的时机，无论如何也要向雍正皇帝表达此次出使北京的真正意图。然而，会见一开始皇帝就提出使用满语沟通，而能听得懂并且能翻译此种语言的只有法国传教士巴多明，于是麦德乐精心组成的翻译团队并没有完全派上用场。据麦德乐后来回忆：
在雍正皇帝安排的最后一次辞别会见中，他安排了三位通事，即法国耶稣会的巴多明神父、葡萄牙耶稣会的徐懋德神父，以及我在澳门挑选招募的和善之人若望·法兰西斯科。然而，皇帝在那次会见中使用的却是只有巴多明神父才能听懂的满语。这种情况使另外两名通事完全不知所措。可以推测此种情况绝非偶然，而一定是事先预谋仅让巴多明一人充当现场翻译的。”[72]
毫无疑问，此种形势不可能给葡萄牙王室使臣在最后时刻向雍正皇帝解释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的计划及真正意图的机会，尤其是葡萄牙希望雍正能下令禁止非来自葡萄牙的外国人踏足澳门或经澳门入内地。因为巴多明神父很可能早已清楚使团的真正意图，并且将其告知其他传教士。因此，会见中译员的安排绝非偶然，亦非巧合。发生在使团身上的一切都是雍正皇帝与巴多明故意安排的。满语当然是雍正皇帝十分熟悉的语言，而使用满语可以体现清王室的威严。但前几次会见并未使用满语，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为了让麦德乐带来的可信任的同乡通事无法发挥翻译的沟通作用。
在此种情况下，葡萄牙使臣自然由于自己带来的翻译帮不上忙而无法插话，同中国皇帝的对话也就不可能按照自己原先的设计向前发展。麦德乐面对雍正皇帝显现出来的无能见于许多有关麦德乐的历史文献。“皇帝一开始就讲满语，两位葡籍通事变得非常沮丧，因为在传教士中只有法国来的巴多明神父通晓满语。”[73]有些文献对此次会见有另外的记述，认为葡使臣在会见中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引起了雍正的不满。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74]在其书信中记载了这次召见的情况。雍正皇帝在会见后对巴多明说：
倘若尔将事实真相告诉了麦德乐，倘若尔对伊正确地解释了朕所讲的道理和意图，伊是绝不会对朕说出那样的话的。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象父皇康熙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倘有别的使臣再来，尔等应事先告知他们，要他们注意，不要象麦德乐那样讲话。当麦德乐清楚了朕之理由后，他也会赞同朕的这些道理的。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麦德乐提出的那些要求也会遭到朕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75]
然而，无论会见时的场景是怎样的，麦德乐都是失败者。该事例说明两点。其一，语言及其表达对建立及保持澳门同明清两朝政府的沟通顺畅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发生矛盾及冲突的情况下。正因为如此，麦德乐做了十分认真而细致的翻译准备，同时顺畅的沟通必须建立在双方互信、友好且有诚意的基础之上。若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则会造成误解，甚至故意设置沟通障碍，使不同语言的转换无法进行，形成“鸡同鸭讲”的局面。雍正皇帝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阻止了葡使臣谈论自己不愿涉及的话题，既不失礼，又让对方无法得逞。翻译策略的诡谲，可见一斑。
其二，对于使团来说，关注翻译团队的组成，重视翻译人员的沟通能力及掌握语言的程度固然重要，亦是保障沟通顺畅进行的第一要素，但语言背后的文化问题及社会政治问题亦是需要认真考量的重要因素，若对此考虑不周，在交往过程中出现严重歧义时，会使沟通的可能性及效果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沟通的双方与其说是相互交流，不如说是彼此斗智。而翻译在此时往往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而失去作用。由此，亦可以看出翻译工作者在政治冲突及外交矛盾中的困难处境。澳门传教士努力学习汉语固然重要，但适应中国国情及文化更加重要。礼仪之争，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