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田赋的收支结构与银纳化进程

田赋是明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干，也是财政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就明代江南地区的田赋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江南重赋与漕运。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长距离的转漕造成运输费用的增加，进而导致原本就存在的官田重赋愈加困扰江南农民。[1]因此，明宣宗曾两次下达减免官田税粮的命令，并派遣周忱巡抚江南，具体贯彻之。[2]此次调整共减免税粮2777300石，国家田赋总额由3000万左右下降到2700万左右，并形成最终的正赋定额。不仅如此，周忱改革基本确定了明代江南地区正项钱粮的收支结构，虽然兑运总额和改兑法都是在成化年间才最终确定下来，但基本都是在周忱确定下来的财政结构内进行的调整。不过，漕运所带来的地方负担并没有因为田赋的减免而彻底解决，其给地方政府和卫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一直存在。

就本书所关注的财政转型问题而言，“金花银”项目的确立无疑是周忱改革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明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明代田赋货币化的开端，但该说为万明所质疑，她认为官俸折银是暂时行为，“京库折粮银”一直要到成弘之际才出现，这是国家适应民间用银频繁而做出的调整。她的论点虽然存在争议，却提醒学者重新思考明代田赋折银的推动力问题。

笔者在本章试图解决三个问题：首先以浙江布政司各府田赋数据为例，分析田赋的构成及各项目的银纳化进程，观察明代田赋银纳化进程的特点和改折动因；其次以卫所为中心，分析江南各府存留税粮与卫所的财政互动情况；最后集中分析地方政府存留粮的支出结构，从而说明存留粮的财政功能。总之，本章试图理解明代地方财政体系中“赋”的内涵，以及在定额财政制度下“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