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理念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问题，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始终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探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理念，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入手。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学习的原因

毛泽东学习观的本质，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论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先对学风的科学内涵作出高度概括，并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观点。

要了解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时期对学习的考量，首先应了解毛泽东对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注重学习的认识。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什么要学习，毛泽东指出：

第一，鉴于中共党员和干部队伍理论水平不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就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如李达等人仍然在积极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学院下设编译部，专门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入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恩通信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英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书。这些著作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即刻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洪流中，不可能使全体党员在系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再去从事具体的实践。加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文化程度也比较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十分困难，绝大多数党员没有系统读过马列主义的书籍。可见就全党而言，整体理论水平不高。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之所以失败，很大的成分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指出：“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70]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也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71]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大量新党员涌入党内，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新党员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极端复杂的战争环境，这些新党员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有效的结合，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操之过急，再度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足。

基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认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72]

第二，鉴于当时党的绝大多数干部缺乏革命的本领。在革命战争与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党的干部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但由于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没有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整日忙于实际工作，无论是历史知识、工作经验，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比较缺乏。这种状况在各个根据地都有所显现。如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由于“本领恐慌”，毛泽东提出干部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认为“这是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73]同时，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74]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75]怎样才能提高党的干部的“本领”？最有效的捷径就是学习。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76]其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学习运动，强调“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要求“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进行学习。[77]

第三，鉴于中共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和“左”右倾错误。主观主义学风是一种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其基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这种学风的表现形式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相当程度上为主观主义学风尤其是教条主义学风所影响，曾经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78]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深刻批判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9]毛泽东在这里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0]

抗战时期，为了进一步去除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指出：主观主义在我们党内依然存在，它“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认为：“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81]在这里毛泽东将反对主观主义与革命成败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学风”的科学内涵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82]由此可见，学风问题既是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又是党的思想方法问题，其本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过去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究其根源，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现了问题。中共中央强调全党学习，就是要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防止主观主义与“左”右倾错误的发生。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学习观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为什么要突出学习，主要基于如下思考：

第一，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83]要开始新的长征，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作为执政党就必须“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更好地为人民执好政。当然，“今后还须特别注意教育群众及干部尊重自己的人民政府，遵守自己政府的法律。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战胜敌人”。[84]刘少奇也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担负这些任务”。[85]

的确，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的考验不仅全新，而且这一考验比战争年代更严峻、更复杂。如毛泽东所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86]刘少奇也告诫全党：“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87]鉴于此，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

第二，基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强调要学会城市管理工作。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标志，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这既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撰写的一份电报中就强调“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同时从11个方面阐述了干部要“善于”管理城市工作。[88]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89]

在这里，毛泽东将学会城市管理工作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有机地结合起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之下，对城市管理工作并不熟悉，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缺乏管理城市的理论指导，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2—3期开学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了。总的说来，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但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刘少奇认为干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观察、解释、处理实际问题”。刘少奇还提出：“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90]1949年12月22至2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时指出：“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在城乡关系上，周恩来告诫我们的干部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乡村干部，不能“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二是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91]

第三，基于对于经济建设不熟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由夺取政权转向发展生产力。相比较而言，开展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比指导革命战争更为艰难，特别又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就显得尤为艰巨。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国的同时，党在帮助农民解决土地后，其中新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92]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所做报告中指出：“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93]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显然“经验是很不够的”。[94]由于缺乏建设经验而照搬苏联经验，然而由于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毛泽东深感“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95]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96]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认为“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积累经验，掌握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97]

第四，基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后必然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自己的统治思想，并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非无产阶级思想还相当顽固。一是封建的旧思想、旧意识还在占全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民国度里发挥相当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和训练，虽然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但在思想意识深处仍然受控于非无产阶级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围绕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说明了这一点。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中国各大城市上映了孙瑜导演的《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北京上海一些地方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分的评介”。[98]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亲自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毛泽东明确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很显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思想的讨论与争鸣，而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凭借其执政地位，批判旧的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交锋，借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领域处于陌生状态，所以在电影《武训传》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带有“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99]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55年3月1日发出《关于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下发起并组织对学术问题的讨论”、“在对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作出结论和总结”、“对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及对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100]这八条的主旨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清算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101]，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不断提升和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策略与水平。

在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要重新进行学习的基础上，还要搞清楚学什么和怎样学习。

对于革命战争和建设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与共同富裕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加强学习。那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不长，党员和干部忙于实际斗争，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还比较肤浅。对于党内理论准备不足，毛泽东认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102]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般的学习，而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03]号召要“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104]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毛泽东之所以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干部必修科目，是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论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往往引导干部“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105]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突出强调学哲学，建议广大党员和群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06]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学习文献。中国共产党七大时，毛泽东推荐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如5本不够，可以选10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认为“5本不够就10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107]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和《思想方法论》。50年代后期，毛泽东建议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08]

为了准确研读马列著作经典，毛泽东在1953年1月特批准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据《人民日报》发文统计：“自1949年到1952年底，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译本共出版33种，合计3137000册，印数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109]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中共中央还要求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为此，中共中央于1951年2月做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同年5月又发出《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决定》。《指示》和《决定》均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而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更好地研读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在马列学院讲话时也强调，为了弥补干部理论水平不高的缺陷，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学习毛泽东著作”。[110]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正式在全国出版发行，第一批总发行量超出60万册。与此同时全国在干部和党员以及各界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通过研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使党员、干部基本上分清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经验主义，从而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第二，提倡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主要是因为许多党员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漆黑一团”，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忘记了自己的祖宗。[111]毛泽东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12]毛泽东在提倡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特别强调研究中共党史。之所以特别强调研究中共党史，是因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113]“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114]为了更好地研究党史，中共中央书记处特编印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等重要文献选编，供干部学习之用。当时研究中共党史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学习文化、业务知识与语言，提高自身“本领”。由于干部队伍的“本领”恐慌，毛泽东认为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之外，“共产党员还要虚心学习文化”和语言。[115]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是因为“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116]毛泽东还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117]毛泽东还主张花大力气学习语言，希冀通过学习语言，吸收国内外新鲜的文化，从而使文章和演说变得生动活泼。同时强调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成为精通业务的专家。鉴于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及时提出新的学习任务。他说“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118]同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向全党郑重地提出了学习的问题：“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119]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突出强调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怎样管理和建设好城市？毛泽东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120]毛泽东告诫党的干部“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121]

第四，学习苏联和学习斯大林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1949年1月，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来西柏坡听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未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毛泽东就明确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基础上，中国学习苏联经验进入了实践阶段。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一五”计划的实施，就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的重大成果。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向苏联学习，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禁运，整个中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另一方面就是发展经济建设自身又缺乏经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愿意真诚地帮助中国。正如1953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苏联政府的电报中所指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50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122]。

1952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指示》强调：“斯大林同志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全党高级干部即应组织学习”。《指示》要求：“参加学习的人员原则上以高级干部为限”。如此规定，主要“是因为多数中下级干部一则不易读懂，二则目前正在忙于整党学习、文化学习或其他学习，三则非高级干部先学过一遍，即令中下级干部学起来亦易因缺乏领导而事倍功半”。同时要求在党委机关、经济工作机关和理论工作机关，参加学习的人可以多些。“凡能读懂也有时间学习的中下级干部和党外人员，可依其自愿学习”。[123]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指示》还规定：高级组在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过程中，应研读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论统一经济计划》、《论粮食税》、《论合作制》，研究斯大林《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的政策》、《在粮食战线上》、《列宁与联合中农问题》、《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大转变的一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胜利冲昏头脑》、《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等有关的苏联共产党文献。[124]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突出强调向苏联学习？实因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度，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社会建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也是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向苏联学习是基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当年大都搬用苏联经济模式；第三，中国革命胜利后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实事求是地讲，全面学习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学习活动最鲜明的特点之一。诚然，学习苏联喜忧参半。在学习过程中既有盲目迷信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也有毛泽东清醒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因而下决心“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求索。

总之，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习活动，邓小平曾给予高度评价：“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25]

在搞清楚战争和建设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怎样学习也加以精辟阐述：

第一，建立理论学习制度，进行有效学习。毛泽东认为，要搞好全党的学习，必须“建立起学习制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环境下与建国初期的学习制度，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其一，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习机构。中共中央在1939年2月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理论学习。1940年1月3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1941年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的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成员以中央委员为范围，“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126]1942年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领导全党学习。1958年，毛泽东还建议：“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这些机构的设立为全党学习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二，规范学习内容与方式。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是“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具体为：主要课程依次分为四类，即：甲类，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乙类，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丙类，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丁类，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127]理论学习方式以个人自学为主，集体学习为辅。集体学习的形式有小组会和上大课、听报告等。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学习的有效性和规范性，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决定》和《全国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著作情况的通报》；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1953年4月，《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这些规定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都做了详尽的说明，从而使全党各方面高中级干部都能够有计划地进入党校轮训。

其三，创建理论学习指导制度。基于党内工农干部多理论水平低的特点，延安时期各单位学习时都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进行学习；同时实行顾问团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担任各科学习顾问，组织各种顾问团，指导和解答干部理论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128]

其四，创建理论学习考评制度。当时的考评制度包括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制定若干办法，健全与完善理论学习的各项制度。中央决定：在职干部学习实行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举行之。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进行之。支部干事会须每个月检查一次。同时，中共中央规定每年的5月5日即马克思生日，为干部学习节，各单位要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

毛泽东认为：“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129]

第二，学习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体现，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0]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过程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教训指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31]毛泽东还曾用“有的放矢”来形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指出：“‘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132]“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33]在这里，毛泽东把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批评了为学习而学习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学风。刘少奇也强调：“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你们以后所遇到的、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讲到的”。“比如湖南、广东如何土改，他们没有讲过，怎样来处理呢？就得靠你们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在马列学院主要是学习理论，真正练习运用，还是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运用理论，独立地处理问题和独立工作，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这就说明学习有了成绩”。[134]

可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第三，学习要不畏难，不自满，要善于思索与分析。鉴于部分工农干部在学习过程中的畏难情绪与部分党员的自满情绪，毛泽东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135]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136]毛泽东结合中共党内几次因过于骄傲犯下错误的事实，要求克服学习中的骄傲自满情绪。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要反对党内的盲目性，就“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137]只有勤于思考，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第四，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善于向人民学习。毛泽东历来重视实践，认为实践出真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开创就是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1937年毛泽东撰写《实践论》，进一步论证了实践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他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38]只有在实践中学习，才能更好地发现规律，并运用规律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还主张一定要善于向人民学习。强调“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39]毛泽东提出“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140]

第五，学习要善于“挤”和“钻”。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因工作忙没时间学和水平低看不懂的两种说法，毛泽东认为这两种行为“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怎样解决没时间学和看不懂，应“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141]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142]

以上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怎样学习”所做的科学回答。

综上所述，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其学习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回答了在战争和建设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这一重大理论难题，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不断进行了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