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追根溯源——广东汉剧源于湖北
早期的广东汉剧被称为“弹腔”“外江戏”,广东汉剧的研究学者们对剧种源流的问题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广东汉剧源于汉口的汉剧,并且特别指出,今天的赣南、粤东、闽西的“外江戏”也是得(湖北)汉剧之真传。然而,广东汉剧院的老编剧杨启祥先生在《广东汉剧考源》一文中提出“外江班是徽班到广东后特标的名称”[2],试图通过分析广东汉剧与徽剧之间的一些相似基因,论证广东汉剧源于徽剧(徽班)而不是湖北汉剧。但这种说法在新一轮的源流讨论中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尤其是广东汉剧二级作曲丘煌先生发表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上的《广东汉剧不是源于徽剧而是源于湖北汉剧》一文,有力地支持了广东汉剧源于湖北汉剧的说法。此后也有人从客家南迁的史实中推测广东汉剧是客家戏,但这种说法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支撑,目前没有被证实。因此可以看到,尽管各家对广东汉剧的源流持不同的观点,但更多学者认为广东汉剧源于湖北汉剧,并且试图从各个方面证明广东汉剧来源于湖北。
一 地理位置对剧种源流的支持
据史料记载,清代光绪之前还没有修通粤汉铁路,海运方面也不发达,于是陆路和韩江水路成为粤东人民南来北往的重要驿道。而水路主要溯韩江而上,经福建上杭、汀州,穿过赣南,再经湖南到湖北沙市、荆州,再溯汉水而上至京城。这条路线既是历史上客家人南迁的路线,也是清楚说明“南北路”声腔流变的路线。从南北路声腔在湖北荆沙地区合流后,经湖南常德汉剧—祁剧—赣南东河戏—闽西汉剧—广东汉剧,一脉相承。[3]
清末之前,官员到任的行走路线多半也是先考虑水路。陈香白在《韩愈南下潮州路线考述》中记载韩愈当年从长安到潮州的路线图:“韩愈被贬潮州刺史后,从长安出发,于二月二日,抵达湖北襄阳郡,歇于宜城……经始兴江(今北江)南下,经峡山,至曾江口。沿珠江经虎门出海,三月二十五日抵达潮州。”[4]这张线路图比较清晰地说明了韩愈选择的路线是从湖北襄阳入广东地界的。
可以看到,湖北荆沙地区占据了这条南北往来驿道中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皮黄声腔率先在湖北交融,为广东汉剧声腔的合流提供了环境基础,为广东汉剧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因此,可以说这条重要的交通路线孕育了广东汉剧声腔,从地理位置方面为说明广东汉剧源于湖北做出了进一步的证实。
二 文化整合对剧种源流的考证
不同剧种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其文学形式和舞台艺术的各个方面,但主要体现在声腔形态的不同。“如果戏曲中出现某些音乐、演唱相类似的腔调,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一种声腔,或一个声腔系统。”[5]广东汉剧是集众多声腔之长形成的地方剧种,以皮黄腔(南北路)腔为基础,兼有大板、小调、昆曲和佛曲等。
关于皮黄声腔,受徽剧皮黄影响的剧种称皮黄腔为“乱弹”,而受汉调、徽调双重影响的剧种,既称皮黄为“南北路”,也称之为“弹腔”。不同的称谓,体现出的自然是不同的世代相传习惯。正是如此,对皮黄南北路的称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论证了湖北汉剧向南传播的现象。[6]周贻白先生曾说:“当湖北的楚调(今称汉调)初步完成皮黄‘合流’这一局面时,其他各地方剧种也都乘时而起。如由湖北向南发展,出现了湖南戏的南北路(南路为二黄,北路为西皮);由湖南再往南发展,便有了广东粤剧的二王和梆子(二王为二簧,梆子为西皮)以及广西桂剧的南北路。”[7]
“合流”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不同流派融为一体。”[8]可见,皮黄合流是指西皮、二黄两种艺术流派融为一体的过程。学界对于“皮黄合流”的源流探讨众说纷纭,然而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皮黄合流”于湖北的观点基本是具有说服力的。清代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保存几首支竹调,第一首主要讲的是月琴、胡琴等乐器在伴奏中的声音和谐统一,表演者载歌载舞,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乐曲真实的情感;第二首主要讲的是腔调板式的特点,比如,乐曲中最凄凉的是反调、西皮与二黄的合奏表现出乐曲中的急板,除此之外还讲述了倒板和平板的演唱技巧——声音圆亮气息长;第三首、第四首为我们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有名的演员,比如小金、德玉、张纯夫、福喜等,并且介绍了一些角色,比如旦、末、净、生、外、小生、夫、杂等。[9]从这几首竹枝调中可以看到当时汉口皮黄声腔的特点:从腔调板式来看,西皮、二黄在当时不仅已经合奏,而且还出现了反调、倒板和平板,从而形成多种板式的曲调风格,说明皮黄合流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从乐器种类来看,西皮腔常用的月琴,二黄腔常用的胡琴统一、和谐地运用于曲调伴奏中,说明皮黄合流在伴奏乐器方面也体现出较高水准;从演员方面来看,已经出现了小金、德玉、张纯夫、福喜等很多名角;从角色方面来看,已经出现了旦、末、净、生、外、小生、夫、杂等角色,这些角色与后来汉剧中的角色十分相似。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皮黄合流”形成于湖北。而“皮黄合流”对后来广东汉剧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把广东汉剧与汉剧皮黄腔做个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将广东汉剧与汉剧皮黄腔的板式进行对比。在“西皮”腔调中,广东汉剧的慢板特点与汉剧皮黄腔中的慢板特点是一致的,都是一板三眼;广东汉剧中的二六板式特点与汉剧皮黄腔中西皮一字板的特点基本相同,都是有板无眼;广东汉剧中二板特点与汉剧皮黄腔中的摇板特点也是一致的,演唱是散板形式,自有节奏,伴奏有板无眼;还有广东汉剧中的倒板、滚板、哭板、哭科等板式的特点,都与汉剧皮黄腔中相对应的板式特点基本相同。在“二黄”腔调中,同样的,广东汉剧中二板又称为摇板,与汉剧皮黄腔中摇板的特点相同;广东汉剧中的三板又称为散板,与汉剧皮黄腔中散板的特点一致;广东汉剧中的回龙板又称为碰板,与汉剧皮黄腔中碰板的特点相同。除此之外,还有原板、滚板、哭科等板式特点,均受到汉剧皮黄腔中相对应板式特点的影响,两者基本保持一致。
从板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尽管广东汉剧与汉剧皮黄腔中的板式存在着一些名称上的不同,但是它们的特点大体相同。在“二黄”腔调的板式中,不仅两者的板式特点保持一致,甚至一些板式的“第二名称”都与汉剧皮黄腔中板式的名称是相同的。从板式特点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广东汉剧中的板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剧皮黄腔板式特点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广东汉剧的发展。
其次,我们将两者的腔式结构进行对比,广东汉剧中的慢板腔式结构与汉剧皮黄腔中慢板的腔式结构基本一致。它们都是七字句,分为上下句,由头逗、腰逗、尾逗构成,头逗都是由眼起,腰逗和尾逗都是由板起。广东汉剧中的“马龙头”与汉剧皮黄腔中的“垛子”腔式结构也是相同的。同样都是十字句,分为上下句,由头逗、腰逗、尾逗构成,头逗、腰逗由眼起,尾逗由板起。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广东汉剧中的腔式结构吸收了汉剧皮黄腔中腔式结构的特点,也受到汉剧皮黄腔的影响。
从广东汉剧和汉剧皮黄声腔板式以及腔式结构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两者的板式以及腔式结构的特点基本相同,较好保存了湖北汉调的形式和特点。除此之外,从行当唱法的角度来看,广东汉剧各行当的唱腔发生方法为原喉、子喉、咋音三种,与汉剧各行声腔发声方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从上下句落音的角度看,两者也都遵守戏曲音乐“移步不换形”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落音“不换形”的基本格式。[10]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广东汉剧的发展吸收了湖北汉调皮黄声腔的种种特点,并受到湖北汉调的很大影响,换言之,湖北汉调的皮黄声腔为广东汉剧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因素。
文化地理学认为,在文化这个复合体内,各种文化之间如果是谐调发展的,就构成了文化整合的概念。[11]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东汉剧的声腔形态在各个方面与汉剧的声腔形态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虽然广东汉剧是粤东地区的地方剧种,具有岭南本土性的音乐特征,体现出地方剧种的区域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沿袭了湖北汉剧的声腔形态特点,形成传统声腔与本土声腔共存的样态。广东汉剧将湖北汉剧的声腔特点与岭南本土声腔特点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两个区域的文化相互交融,和谐发展。可以推测,早期的广东汉剧是“外江戏”与湖北汉剧文化整合后的一个剧种,从而证明了广东汉剧的根源在湖北。
三 乡土文化区对剧种源流的证实
李荀华先生在《广东汉剧发展史》一书中明确提出广东汉剧是“外江戏”,但不是所有的“外江戏”最终都发展成广东汉剧,广东汉剧是由湖北汉剧发展而来的。[12]他特别强调,虽然广东汉剧源于湖北汉剧的看法尚有争议,但他支持这个观点。李荀华先生支持的这个观点在钱热储先生的《汉剧提纲》中进一步得到证实:“何为汉剧?就是潮梅人口中所说的外江戏。外江戏为什么被称为汉剧?因为这种戏剧创作于汉口。汉剧作于汉口,……惟在赣之南,岭之东,及闽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标其为名曰外江。”在这里,钱热储先生特别指出,汉剧作于汉口,而且在赣南、岭东、闽西(客家人居住地)被原封不动(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地接受。[13]
客家居属地的形成,实质是历史上客家祖先经历了五次大规模南迁的结果。客家学者罗香林先生经考察后发现,自东晋以来,尤其是宋末以后迁入梅州的客家人,他们当时南迁的路线是:赣南—闽西—梅州。然而,“外江戏”进入粤东的路线中,其中一条比较重要的路线也是:赣南—闽西—大埔、梅县(梅州地区下辖的县)—潮汕地区。[14]可见,客家先民南迁的路线与“外江戏”进入粤东的路线刚好吻合,由此推测,客家人与广东汉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文化的人在空间上的分布,而乡土文化区域也被称为感性文化区,是居民头脑中存在的一种区域意识,并且这种区域意识的名称和作用也会被他人所接受。”[15]综合历史上客家先民、“外江戏”的南迁路线,以及客家人对此剧种的认同,可以得出,客家人与广东汉剧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他们对“外江戏”的喜爱,正是源于他们头脑中既有的乡土文化区域意识,也就是他们对广东汉剧发祥地和祖地的怀想。我们从李荀华先生的论述中得知,只有从湖北汉剧发展而来的“外江戏”才被称为广东汉剧,钱热储先生有力地说明了进入赣南、岭东、闽西的“外江戏”源于湖北汉口,所以可以推测出,今天在客家族群中储存的广东汉剧最早来源于湖北汉口。
以上可见,拥有优越地理位置的湖北,在古代粤东人民南来北往的重要驿道中,作为早期广东汉剧皮黄声腔合流的环境基础,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为广东汉剧源于湖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湖北汉剧与广东汉剧在声腔形态中所体现出的一致性,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广东汉剧源于湖北。而客家先民与早期广东汉剧进入粤东的路线吻合程度,以及通过乡土文化区这一概念,探析客家人与广东汉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结果中,可以进一步证实广东汉剧源于湖北。因此,广东汉剧源于湖北的这一说法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