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贵州境内广袤的山地分布与多族群杂居相处的格局，不仅造就了多样性的地理空间与生物种类，还形成了五彩斑斓的民族民间文化样态，其中尤以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节日文化最为著名。省内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节日活动成百上千，素有“百节之乡”的美誉，如苗族的“姊妹节”“龙灯会”“四月八”，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跳场”，瑶族的“达努节”，等等。各民族节日内容丰富，各具特色，赛歌、赛马、斗牛、斗鸟、芦笙舞、跳地戏等民族传统民俗事象展演其中，饮酒歌唱的豪放民风与讲究礼仪的礼治传统交相辉映。
进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旅游化、遗产化等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不停地席卷、浸透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正因此发生着急剧的变迁，呈现出更加流动不居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世代传承的古老节日成为首要目标对象，纷纷被注入新的内容或形式，成为地域发展、经济转型、产业振兴、旅游兴盛、脱贫致富的重要资源，形成“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节庆奇观；随之而来的是，贵州少数民族节日的传统基因正在迅速消逝，节俗内容日渐舞台化、同质化，传统节日在家庭、社区、地区中的角色地位和在社会运行中的意义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此可见，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已然被卷入市场、旅游、遗产、保护、创新等时代主流话语的漩涡，其传统节俗的现代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这一变迁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多元嬗变的文化景观亟待学者跟踪考察。
事实上，少数民族节日研究一直是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在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体育学、艺术学、音乐学、旅游学等多学科的积极参与下，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研究局面。概而言之，有如下三大趋势。第一，少数民族节日本体研究。这类研究以某个民族的节日为对象，通过史料收集、文献考证并辅以田野资料，来考察节日的历史源流、节俗内容、节日特征、文化内涵、价值功能等问题，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史学考辨、事象描述和文化思考，是基础性的概论式研究。另外，此类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是作为事象的节日本身，有时会涉及节日中的其他要素，如节日中的体育、音乐等。第二，以发展视角对少数民族节日进行的应用性研究。这类研究涉及少数民族节日与旅游、文化产业、国家文化建设等方面。第三，少数民族节日的田野研究。这类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来考察节日，主要关注节日背后的社会组织、亲属关系、信仰仪式和现代变迁等。林淑蓉对侗族节日的研究[1]、简美玲对贵州苗族节日的研究[2]、梁永佳对大理白族节日的研究[3]，均属此类。本书亦是关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田野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彦洞乡瑶白侗寨的摆古节为案例，通过近三年连续跟踪调查所获田野资料，探析在全球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节日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又呈现出哪些新的生存图景。
本书的个案瑶白村处于九寨侗乡腹地，这里是南北侗族交界地带，在村落文化上兼具南北侗族文化的特征，又融合了侗、汉、苗等民族的文化精髓，呈现出一个五彩斑斓、底蕴丰厚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瑶白摆古节是贵州省黔东南侗族北部方言区最富民族与地域特色的传统节日之一。“摆古”即“谈古”“说古”“讲述过去的故事”，是一种通过特定仪式中的口头演述来祭祀祖先、追忆民族历史的文化形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书写传统的瑶白侗家儿女，正是通过年复一年的“摆古”来传承民族记忆、规范社区道德、整肃社会关系、实现村寨自治。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与旅游化的浪潮中，摆古节亦难逃被官方遗产化之命运，原有的节俗内容与仪式流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迁，传统的祭祀与神秘色彩逐渐淡化，节日形式越来越舞台化、展演化与同质化。侗家人记忆中的家园遭遇冲击，历史的想象受到破坏。以此观之，摆古节可视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节庆传统的一个缩影。
然而，在学术研究上，瑶白摆古节依然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就整个侗族文化研究而言，一直存在一种重“南”（侗）轻“北”（侗）的格局。南部侗族的学术研究相对丰富，北部侗族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瑶白村所处的九寨地区是北部侗族文化的核心地带，目前有关九寨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但难言丰富，其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文化变迁、婚丧习俗、宗教信仰与契约文书方面。
早在1994年，秦秀强[4]以天柱县的一个侗族社区为个案，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揭示了明清以来汉文化渗透给该社区所带来的汉化过程与机制。傅安辉、余达忠[5]运用多学科的视角对九寨地区的民俗文化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并探讨了九寨民俗文化传承变迁的机制问题。
王宗勋[6]较早地探讨九寨侗族地区的“姑舅表”婚俗的发展变革，他指出“姑舅表婚”是侗族早期的婚姻制度，与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相适应，虽此后退出历史舞台，但由此诞生出来的“舅公礼”为我们了解那段婚姻演变历史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刘彦[7]考察了瑶白的婚俗改革，作者认为，随着明清以降中央王朝渐次将苗疆纳入其统治范畴和清水江木材贸易的兴盛，九寨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婚俗变革。这一系列婚姻改革，不但促使地方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和重组，而且改变了山地民族政治联姻发生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央王朝与苗疆社会互动的逻辑和行为。傅慧平、张金成[8]基于锦屏彦洞丧葬仪式的田野个案，从生者和生死互动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北侗民众的生命观，以及地方原始信仰、儒释道传统对当地葬礼的影响与渗透。
陆景川[9]指出，九寨地区侗族的民间信仰呈现出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鬼神与祖先崇拜以及图腾崇拜相互杂糅的局面，同时又与外来的儒释道三教信仰交融并存，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信仰景观。刘彦[10]分析了九寨地区“生鬼”的社会现象，指出“生鬼”作为一个人群区隔的本土概念，在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影响。在“生鬼”概念及其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不仅成为当地不同村落、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表达，也是人们彼此之间区分亲疏远近的根本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多方因素的交织影响，“生鬼”虽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熟化”，但此“熟化”在婚姻与宗教文化交织的边界上戛然而止，从而阻断了“生鬼”人群试图通过权力、财富、荣誉这一转换机制改变他们在当地社会的文化身份与被歧视的历史。
九寨地区位于清水江流域，境内保存有大量的契约文书资源。近几年，清水江文书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研究成果多涉及九寨地区。[11]2001年，王宗勋在《中国档案报》发表《珍贵的锦屏古代林业契约档案》一文，详细介绍了锦屏县境内的林业契约档案文献。龙泽江、傅安辉[12]对九寨保甲团练事务的档案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这批文献完整反映了保甲团练制度在侗族地区的实施过程及其社会管理职能，是研究近代侗族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资源。
上述成果在九寨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和认识九寨地区社会文化的窗口，但应者寥寥。具体到九寨地区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相关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成果寡然。本书选取九寨山区瑶白侗寨的摆古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与田野资料对其进行民族志深描。在此基础上，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出发，把摆古节放置到其赖以存活的山地生境以及整个区域的节日体系之中去考察，厘清它的来龙去脉与发展变迁；同时，尊重节日的完整性与神圣性，避免节日符号被表层化利用或碎片化截取，以彰显节日的意义与价值。换言之，我们要走出以往抢救、保护或利用的研究套路，摒弃仅以他者的镜像观察节日的外部特征、符号结构等研究范式，真正走向田野现场，回归节日本体，挖掘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知识与观点，重新评估传统节日对山地族群的社会生活所发挥的深层意义。
山地与溪流交错丛生是九寨境内最为显著的地理特征，这种复杂多变的地理空间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族群团体以及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此三者共同编织了一个充满差异性的空间场域和一幅交融互构的人文景观。瑶白人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缔造了一套与山地农耕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与地方性知识，由此形成带有山地或高地自然特征烙印的文化生态——山地文化，也就是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摆古节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对摆古节考察不仅要考察自然地理语境，更要把握当地民族民间文化生态所呈现出的碎片化、多面相、流动性、神秘性、迷惑感等鲜明的山地特征，以及隐匿其中的族群关系、社会组织、礼仪传统以及当地人面对政权统治所采取的多元化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在民族志、民俗志书写中倡导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让当地人说话。万建中认为调查者应“有意识地让当地人进入学术书写环节，使之从被书写者转化为书写者”“学者与地方文化精英的结合，是提升中国民俗志书写水平的有效途径”[13]。张士闪倡导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必须要调动村民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深度参与，在文本中彰显民间立场，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真正的村落民俗志，即应以写实笔法呈现真实村落生活，向社会提供一份可信的国情资料，其书写过程本身又构成一种社会实践，促进村民在当代乡村文化传承乃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自觉行动，探索在政府和民间搭建起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磋商平台”[14]。受此启发，本书采用“协作式民族志”（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的调查与书写方法，与村寨文化精英进行紧密合作，以此实现对村寨文化传统的准确认知与表达。本书的合作者杨安亚是《瑶白村志》的主编，也是笔者调查期间主要的访谈对象，他对瑶白的历史与文化了然于胸，不但精通侗语，汉语写作也是妙笔生花，文采斐然。与他合作不仅能弥补笔者在侗语上的缺陷，而且也能有效弥补民族志写作中“主体缺席”的痼疾，从而以“局内人”的视角细致入微地呈现一村一寨之中文化的发明、传承与演变脉络。
[1] 林淑蓉：《生产、节日与礼物的交换：侗族的时间概念》，载黄应贵《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9年版。
[2] 简美玲：《清水江边与小村寨的非常对话》，新竹国立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 秦秀强：《北部侗族文化涵化的过程和机制——天柱社区的个案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5] 傅安辉、余达忠：《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 王宗勋：《侗族“舅公礼”与婚姻制度的变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7] 刘彦：《从“破姓开亲”到“定俗垂后”：清代清水江下游一个苗寨的婚姻改革与社会演变》，《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8] 傅慧平、张金成：《生命观视阈下的侗族丧葬仪式——以锦屏彦洞为个案》，《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9] 陆景川：《九寨侗族的宗教信仰》，《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10] 刘彦：《“生鬼”“熟化”：清水江苗寨社会的“他性”及其限度》，《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年第1期。
[11] 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成果较多，具体可参见张应强《方法与路径：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实践与反思》，《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再谈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1期。杨军昌、杨宇浩：《清水江文书中的“风水观”与生态环境保护——以苗族、侗族“择吉冢”文书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张强：《清代民国清水江流域民间“典当”——基于“清水江文书”的考察》，《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张新民：《乡村日常生活与帝国经略政治——关于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几点思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2] 龙泽江、傅安辉：《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的保甲与团练——九寨侗族村落保甲团练档案的文献价值释读》，《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
[13] 参见万建中《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民俗田野作业：让当地人说话》，《民族艺术》2018年第5期。
[14] 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