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既拥有着一般意义上作为主体的人的基本特质，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下拥有着特殊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绝不是自发产生或自动展开的客观存在，它的发生与发展自然是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活动，离不开生活在中国广袤土地之上的众多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发挥，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是决定着“化”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程度如何的关键。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基本范畴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有的学者仅将中国共产党或人民群众或知识分子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主体进行分析，形成了“单主体说”；有的学者则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杰出领袖等群体分别进行了不同数量的重新组合，形成了“多主体说”；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的认识视角出发，在以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部分领导人、党外先进知识分子、人民团体等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范畴；也有的学者以个体、群体和组织的类别划分为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分为个体主体、组织主体和群众主体。这样，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这一能动因素的深入考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内涵、范畴、层级结构及其内在关系等基本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认识维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并不是一个建立在主体内涵基础上的简单的、一维的、静态的、单向的一般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主题和具体实践中拥有着丰富内涵和广袤外延的概念性集合，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认识。

第一，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其本身就是从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选拔、成长起来的先进分子，实际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必须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方法论，时刻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以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实现。因此，主体必须始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共产党人不仅“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更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3]。

第二，个体性与集体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为一个由个人及组织构成的集合体，自然是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并且在主体功能的发挥上占有着不同的地位，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并产生不同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成员，恰恰又是在这些来自不同层级、具有不同特征、负有不同责任的个体在实际工作中相互塑造的基础上所构成。因此，从组织特性上来说，它就是由个体间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不同层级的主体实体所共同构筑起来的组织整体，本身就应具有这个集体所应独有的集体特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既彰显了个体的特殊意义，又兼具主体层级的独特作用，还展现了个体与主体间在一定机制下共同合力塑造的整体形象，这就将主体与个体、集体领导与个体领导、核心领导与局部领导等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第三，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主体总是与客体相对应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总是相对于一定范围之内的主体，它的活动和作用的发挥总是有着一定的、明确的个人及群体组织为对象，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内不同层级结构作用的发挥更有着特定的群体和范围，既可以表现在空间地域上，也可以表现在群体组织的层级结构上，还可以表现在历史实践发展的阶段性上。而在主体的整体作用发挥的同时，主体内部的不同层级结构所承担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所具有的领导权威也并不会因为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综合来看，主体作用的发挥尽管会受到来自内部个体及各层级间互动情况的实际影响，但主体与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主体的不同层级及其对应的主体性作用等基本关系，却是不以客观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四，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发展之中的，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解决而进行塑造，不断实现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力量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塑造又总是处在一定范围内的，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社会基础和具体实践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所形成的主体及其所构成的群体结构，则是那个时代条件下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最有经验和最有威信的领导力量的集合，其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作用机制的实现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因而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也不是一直处于激烈变革状态，其自身也同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概念理解

应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直接作用的客体对象，从而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问题。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全部实践活动的中心指向，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实现满足实际发展需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其所承载的根本的主体功能，就是坚持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来破解中国发展道路上所遇见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新情况。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建设的核心命题，也是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内涵及其基本范畴的根本衡量标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至少要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要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或一个研究的对象，更应是一种科学的信仰，它所指明的前进道路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毕生追求和奉献的光荣事业，是其人生价值的体现。他不仅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武装自己，并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各项社会实践，以不断实现自我的马克思主义化。

第二，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仅仅是自我提升和发展的工具，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于改造中国社会和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武器，这已经内在地要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懂得中国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

第三，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之时，不仅要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还要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之时善于认识和总结中国实践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经过科学概括和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表达出来，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根本指针。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导，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宣传、实践和创新的个人、组织与群体的集合与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范畴界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做思考，考察其变化的条件、特点和规律；又是一个现实的范畴，需要从现实的状况中去把握，分析其现实的条件、特点和规律；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需要分析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后从整体上进行把握”[14]。作为主体的人，首先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发展条件下的个体，其所从事的各项实践活动必然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自然会表现出那个时代主体所独有的阶段性特点，从而具有符合时代发展的群体结构和表现样态。其次，主体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展现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既包括了多个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也涵盖了由多个个体在彼此作用中所逐渐形成的一定群体和组织，表现出个体、群体、组织、类、种等社会属性的不同概念。最后，主体作为一个由个人及组织共同构成的整体，实际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和组织的一般特征，其主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类别、层级和群体的区别与组织划分，正是各个不同的个体、群体和组织通过一定的组织机制密切联系、相互作用、通力配合，才共同形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力并使之达到最大化。

因此，需要按照历史与现实、理论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它的根本活动对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认识的着力点，分析主体在各方面的表现后从整体上进行把握。首先，既不能忽略了生活在中国的千百万最基本的独立个体（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独立个体日常的生产生活和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才在实际意义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真正结合，他们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其次，也不能忽略了在长期社会实践之中由众多个体所逐渐形成的组织群体，这些群体自然包括了为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而采取的社会结合方式。再次，还涵盖了在社会生产关系变化中所自然形成的利益群体，更有为维护其群体利益而通过组织制度和整合机制而构建起来的强有力的领导者组织等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各种社会联系，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各项具体实践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同时，还要结合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实践来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把握，以保证主客体间的有效互动和正确的实践方向。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一个由个人及组织共同构成的整体。但这个由人及组织所构成的整体并不是涵盖了极为广泛意义上的人，应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对象，主要考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和具体实践中所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及组织。在这里，不仅包括了杰出个人，也包括了一般群众，还包括了在群众中生发出来的一般群体组织。因此，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为基本衡量标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上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两回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群体只能是传播中国化的主体；而在具体实践中，共产国际、联共（布）尽管在中国推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所要实现的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带有很大的苏联民族的烙印，很大程度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向的；而国民党中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及其相关的政党行为，都是以反马克思主义的意图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阻碍和破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因而这些人及组织都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范畴。

这样，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则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正是以这三大主体独特的历史作用的发挥为根本保障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推进马克思中国化的核心领导力量（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核心引领作用的发挥，就在于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紧紧抓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线，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主流，承担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任务的提出、实践的推动和方向的把握等多项具体任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铸就了新时代的中国精神。

第二，人民群众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力量（实践主体）。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革命的理论只有经过广大群众的实践才会焕发真正的生机，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得以不断实现的。如果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本来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和先进意义，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因此，在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吸收和转化、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的发挥等，都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所进行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实践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生动的素材和实践依据；人民群众在中国化的实践中主体地位的认知，以及在这一个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集体意志、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则决定着中国化的实践方向。

第三，理论工作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力量（理论家主体）。这个理论家主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书籍，更学会了“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16]，懂得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真正做到认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发展。他们是率先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群体，为党和人民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条件；他们还承担起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思想文化相结合，使其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和民族形式所表现出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历史重任；而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落实在各门学科的基本问题研究中，实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发展；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零散而具体的经验教训加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理论工作者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共同特质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内有着各不相同的组成部分与代表群体之分，在各个部分与群体本身又有着各不相同的层级结构、主要成员和一般代表等的区别，并且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各部分内部的不同层级结构以及不同的成员代表和主要领导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式、大小和结果也都有所不同，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主体应有功能的发挥，因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都承载着共同的主体性特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共同目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不否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拥有各自的祖国和民族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立足于中华大地之上，以研究中国的国情实际为抓手，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为着力点，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和本民族发展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反对一切剥削、压迫的行为，保证国家在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主权的完整和利益的实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第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价值追求。正如毛泽东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所承担的根本性任务，就是要通过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及社会的改革，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原有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消除各种阻碍社会个体发展进步的消极因素和落后力量，消除社会剥削、消除物质分配的两极分化，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自我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和价值导向。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实践归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最为活跃、最为关键的要素，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正确结合，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人们虽然能够认识某一时代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但这也“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18]，因而需要在不断结合新的国情、党情、世情的基础上，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中心任务。

（五）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概念界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生成与发展，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始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广大人民群众才有了真正的领导核心，并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并迸发出其内蕴的主体力量，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就已经形成了，其本身是有一个生成、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过程的。而这个历史过程，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与影响而呈现出了曲折的历史态势，展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它是以作为中国革命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展开的，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在围绕中国革命实际的变化与主题转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前进的实践中，而实现的整体的、多维的、动态的变化集合。这既包括了主体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的变化过程，也内在地涵盖了主体自身围绕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水平和能力等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及其组织结构的嬗变。

历史已经证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如何，与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先后经历了形成、曲折发展、重塑和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过程。而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等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而其成熟核心领导的形成直到从遵义会议上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基本上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开始的，最终到抗战胜利前夕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也成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具体来说：大革命失败后，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毛泽东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建党、建军、建立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有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也实际推进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有毛泽东的领导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指导，才有红军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一系列军事“围剿”，胜利完成了中国革命由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大转变，开辟了抗日民族战争新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实现了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也推进了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核心领导地位的实际确立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塑造格局的形成；抗日战争中后期，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艰难形势，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对执行全面抗战路线、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全党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等革命实践的独特创造，成功渡过了抗战的艰难时期，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随后，又成功打破了国民党全面内战的阴谋，快速实现了从自卫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转变，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直接推进了毛泽东在全党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完成。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围绕着对“敌我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逐渐形成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范畴的界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建立后一开始就认识到工人的领导地位，明确了“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19]。而对农民革命作用的认识也是基本明确的，强调“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20]。尽管说，党对工农革命主体力量的认识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过偏差，但在整体上仍是比较正确的。然而，面对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工农以外的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应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等其他阶级作为革命的重要力量等问题，则有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党逐渐明确了人民的主体概念，强调“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21]。这就在实际上明确了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基本范畴，不仅涵盖了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这一最基本的主体成员，还包括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党外进步分子和其他群体的先进代表，为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党在确定人民范畴的基础上，对人民主体各构成部分间的基本关系作了进一步明确，主要表现为各革命阶级在革命发展中对于领导力量、动力基础和基本力量的区分。第一，革命的领导力量自然是工人阶级，由其自身特点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决定着，“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2]，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第二，革命的动力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农民，这是关系着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23]。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诠释了无产阶级领导下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的思想，形成了“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重要论断。第三，对于革命的基本力量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24]。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25]。这就在革命中准确把握了主体力量的变化，基本明确了构成主体的各革命阶级及其相互关系，做到在实践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奋斗，促使主体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不断提升，成为党领导人民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

据此，笔者认为，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完成与否，则是应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发展成熟为基本标志，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内部各层级结构间的良性互动及其影响的历史过程。对于民主革命时期来说，则主要表现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发展、成熟为根本标志，这是影响甚至决定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能否顺利进行的根本因素。因而，本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概念，主要是特指“一贯地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和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26]的一个稳定的领导集团，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践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共同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