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在关心民间文化？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话说1918年的初春，有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叫刘半农，一个叫沈尹默，两人在北河沿闲走着，谈些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事项，刘半农突然提出，民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不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见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看过之后，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5000份，分寄到各省教育厅以及各中小学校。

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事业，从此开场了。

但是，从刘半农到顾颉刚，再到钟敬文，再到遍布天下的钟门弟子和钟门再传弟子，这些穷秀才们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折腾了整整将近一个世纪，也没能把民间文化整成一门让人觉得有用的学问。

民间文化？不就是那些乡村的、粗鄙的、落后的、迷信的、愚昧的东西吗？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能够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吗？不革掉你的小命就不错了，你还想翻身当“文化”呀？

各位看官先别急。时间到了21世纪，突然传出消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一个叫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光荣称号，专门用以肯定（我们理解为“表彰”）那些最值得传承与保护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空间等，并且从2000年开始，正式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遴选与认证工作。

中国人素来是很重视荣誉证书的。这个证书当然要争取。不过，我们得先弄明白人家是如何定义这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这个定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里被前后修改过好几次，其复杂过程暂且不提，主要与该组织在1989年公布的《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有密切关联。

我们找一份最权威的文件，即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传统手工艺。

这不就是我们这里多得无人问津的那个什么“民间文化”吗？原来这也是国际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呀？怎么不早说？早知道有许多东西就可以不扔掉了。

还是洋人厉害，“城会玩”[1]，新花样多，同样是那个东西，被他们重新定义一下，马上有了非同凡响的文化内涵。前面再加上个“人类”两字，你敢反对吗？如果你反对这一活动，你就是“反人类”。

选择申报项目的时候，你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博大深厚。具体报谁呢？怎么个报法呢？那些过程我们不能乱猜，但肯定不是“海选”。我们可以设想，随便从中国的哪个门旮旯里弄个什么去申报一下，我们的东西都肯定能中奖。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5月宣布了首批19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才从报屁股上知道，中国的“昆曲”位列其中。

昆曲的价值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认的是“洋证书”。正如你有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你有没有国家正式文凭。

范进中举，光宗耀祖。昆曲自从有了“洋文凭”，身价百倍，惹无数民间文化竞折腰。后来的申报工作，竞争的力度就大多了，因为大家都想报啊。2003年11月7日，中国古琴艺术被列入第二批28 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工作者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复兴民间文化的大好时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率先在全国各大媒体大声呼吁，加强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和研究，这一方面，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先生着力尤著。大冯是很有号召力的，很快，其他各种官方的、民间的机构与组织都参与进来，汇入了新世纪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浪潮之中。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股浪潮依然只是拍打在专家的层面，并没有能够惊动碌碌营营的普通老百姓，看起来热闹的东西，都还停留在专家的“口水”阶段。直到“端午事件”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