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必要性的相关争议、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激励效果的分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优化与调整等领域。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必要性的相关争议

国内外学者对于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新兴产业政策支持的必要性存在着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政策赞成方面，国外文献主要是基于外部性理论、新产品扩散理论阐述了相关的观点，如Hardman（2016）、Riesz（2016）、Sun（2018）等从外部性理论出发，认为新兴产业进入市场后，蕴含在新产品中的新知识和新技术随之溢出和扩散，政府有必要给予产业政策扶持以补偿其损失。Greene（2014）、Gass（2014）、Massiani（2015）、Bjerkan（2016）等从新产品扩散视角出发，认为产业政策可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接受程度和扩散速度，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产业政策的强大支持与刺激。国内文献如林毅夫（2010,2017）、黄先海（2015）等、白恩来（2018）等认为产业政策可以在知识创新和扩散、弥补创新成本、公共领域引导与协调、创造制度环境等方面来矫正市场失灵，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刘志彪（2015）、伍健（2018）认为新兴产业具有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产业政策通过重点扶持和适当保护，可以促进新兴产业国际比较优势地位的形成。丁芸（2014）、张海斌（2015）、马亮（2017）等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现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差距和研发风险、消费者购买意愿转化、产业配套体系不完善等是阻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产业政策扶持。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政策反对方面，国外文献主要是基于生产成本、社会收益和挤出效应等理论阐述了相关的观点，如Han（2014）、Skippon（2016）认为诸如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的实施，不但会增加企业寻租成本，还有可能引发骗补等道德风险问题。Bernini（2011）等认为由于产业政策多针对消费者制定，企业层面减负甚少，企业收益增加与消费者剩余增加之和低于政策实施成本。David（2000）、Montmartin（2015）、Catozzella（2016）等认为政府补贴等产业政策一方面会挤出企业原有预支资金，使企业减少自身研发投入，从而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利用补贴直接从外部购买技术而非自行研发创新。国内文献如舒锐（2013）、蔡庆丰（2019）等认为政府因为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产业政策不仅不能促进新兴产业目标实现，还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权力寻租。江飞涛（2009）、耿强（2011）、白雪洁（2018）等认为产业政策实施会造成体制扭曲，陷入“刺激—过剩—淘汰—再刺激”的怪圈。余东华（2015）、白旭云（2019）等认为产业政策会导致中央政府干预失效和地方政府干预过度的相互叠加，形成政府不当干预，陷入新兴产业链上的低端锁定。周亚虹（2015）、白恩来（2018）认为用新兴产业具有需求市场尚不成熟、科技含量要求较高等典型特征，以补贴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政策工具难以有效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

总体看来，国内外文献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支持者强调市场失灵，政府必须干预和扶持产业发展，反对者认为政府具有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备，无法准确预测产业未来，反而造成市场扭曲、权力寻租。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激励效果的分析

目前国内外文献主要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角度来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激励效果。在供给侧政策激励效果研究方面，国外文献如 Wang（2014）、Santos（2017）、Massiani（2015）、Contestabile（2017）等认为，研发补贴政策一方面能有效加快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充电速度等方面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能缓解研发活动的高投入和不确定性以及创新成果的外部性。Querini（2014）、Vassileva（2014）、Ferguson（2018）等认为，基础设施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现状的焦虑感，有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快速覆盖。国内文献如孙晓华（2016）、李珒（2017）认为研发补贴政策从供给侧给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使得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了更多时间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张永安（2017）认为研发补贴、运营补贴、金融支持等供给侧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是鼓励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新产品生产，从而提高产品性能、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熊勇清（2019）认为以公共资源投入、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供给侧政策能够为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商业化条件的成熟提供驱动力量。在需求侧政策激励效果的研究方面，国外文献如Edle（2016）、Backman（2017）认为政府的公共需求对于新能源汽车私人需求具有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政府采购可以为制造商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乐观市场。Barton（2017）、Zhang（2018）认为，购置补贴一方面降低了新能源汽车的售价，直接激励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另一方面还能促进新能源汽车需求市场扩大，使得制造商也从中获利。Gulati（2017）认为税收减免政策能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Hardman（2017）等认为英国对新能源汽车应当加大补贴力度，才能使其相比传统汽车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国内文献如肖兴志（2014）认为政府采购能够让新产品和新技术被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和接受，激发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陈衍泰（2013）认为政府采购能够保证新能源汽车产业拥有合理的利润，同时也让消费者接触和了解这种新生产品；黄群慧（2016）、马少超（2018）认为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在短期内可以增加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产出。张同斌（2012）、陆国庆（2014）、熊勇清（2019）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新兴产业的正向激励效应明显；李苏秀（2016）、赵骅（2019）认为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推进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

总体看来，国内外文献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激励效果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在供给侧政策方面，研发补贴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核心技术进步，降低了研发活动高投入和不确定性风险，激励制造商加大研发投入；基础设施政策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快速覆盖，有效缓解了消费者的里程焦虑；在需求侧政策方面，以研究政府采购、购置补贴、税收减免和优先权力等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主。需求侧政策有助于激发新能源汽车消费的积极性和购买能力，拉动产业快速发展。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优化与调整

国内外文献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与调整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实施重点调整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平衡两个方面。在产业政策实施重点调整方面，国外文献如Hoen（2014）、Whitehead（2014）、Bjerkan（2016）认为并非所有政策都发挥着同等效力，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需要进行区分与重点实施。Sierzchula（2014）、Gass（2014）、Li（2016）强调供给侧的基础设施政策与需求侧的财政补贴政策应是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与调整的重点。国内文献如陆国庆（2017）认为以财政补贴为主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应逐步从需求侧重点向供给侧转变。熊勇清（2018）认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初期，应重视研发投入，通过新技术和新设计，充分激发处于市场需求前端的领先用户市场消费需求。在产业政策的协调平衡方面，Noori（2015）认为，新能源汽车在不同成长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具有差异性，应注意产业政策的调整，Drude（2014）认为新能源汽车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影响产业的快速发展，应重视产业政策动态平稳。Rezvani等（2015）认为，未来应该聚焦于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相关具体政策的评估之上，以谋求政策与受众的匹配。Xu（2015）、Skippon（2016）等认为新能源产业生态系统培育与技术突破，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应寻求政策与产业的动态匹配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联动发展。国内文献如张国胜（2012）认为要以技术变革为核心、关注政策协同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匹配，强化新兴产业的联动作用。熊勇清（2016）提出新能源汽车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取向应根据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因地制宜。薛澜（2017）、郭雯（2018）认为平衡需求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刘宗巍（2017）、郑吉川（2019）针新能源汽车双积分管理规则进行了不同情境的分析，提出了新能源汽车享有的双重优惠比例需要进行调整优化等政策建议。李国栋（2019）建议包括上海市在内的限牌限行城市在调整推广政策时，应继续保持免费专用牌照对新能源汽车需求的拉动作用，在此前提下，可以考虑财政补贴的加速退坡或完全退出。郭本海（2019）则建议未来的政策要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实现产业的自主可控应成为未来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更需要注重在技术环节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并根据产业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

总体看来，国内外文献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与调整方向的探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政策重点需要调整，大多数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新能源产业政策都发挥着同等效力。二是产业政策需要协调平衡，多数学者认为，平衡好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地进行政策选择，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二 文献评述与进一步研究空间

现有研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思路，但在以下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有待于开展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研究。

（1）已有研究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对推动市场发展与升级的动态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目前以“市场失灵”为理论依据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分析，对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关政策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关注较多，虽然可以把握静态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却无法厘清新能源汽车产业成长与发展阶段差异性、区域差异性和诉求差异性情形下的动态复杂特征，从而导致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中供需双侧政策的错配失衡。

（2）已有研究对于新能源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关政策微观效应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分析以理论层面的宏观分析为主，部分微观层面的研究多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理论依据与实施效果缺乏微观层面的系统严谨的实证分析，从而无法为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精准性和实效性提供微观证据。

（3）已有研究对于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独特情境关注不够。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不平衡不充分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三种差异性，从而决定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济及社会变量，深入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供给与需求两侧政策和产业战略匹配及其动态耦合机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