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本书作为一项区域社会研究，在坚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总体史观为关照，注重长时段的社会考察，力图透过社仓来考察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仓储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借以探讨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治理逻辑和社会变迁诸问题。农业社会里，仓储以储存丰年之结余来抵御歉年之不足，既是一种帮助农业生产和粮食积累的经济措施，又是一种储粮备荒以保障民食的社会措施。清代，由于中央政府对仓储制度的重视，对主政一方的官员来讲，这是分内之重要事务。对地方绅富来说，主办或参与民间仓储是他们主导本地事务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他们持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凭借。对一般民众而言，仓储则是他们面临灾歉、粮食（口粮或种子）不足时的主要依靠。由于这种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各类人等围绕仓储均有着积极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也会对仓储的发展产生诸种影响。基于上述思考，依据这一思路，本书的论述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渐次展开：
第一章：首先交代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的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社会和制度环境。社仓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设立除了受到国家政策、形势的影响之外，作为设置于农村的粮仓，其设置和分布既受到当地的地形、水文影响，其发展又受到气候、风俗习惯乃至战乱等制约，所以，要全面认识社仓制度的地区发展，必须注意到这些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包括地质、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等，特别是自然灾害；社会环境主要交代社会风俗；制度背景则主要着眼于清代社仓制度的整体演变。
第二章：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呈现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前、中、后期各有不同。作为清代社仓制度的发展基础，本章首先对清以前长江中游地区社仓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作了梳理。接着，分析了雍正—乾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社仓的设置、分布与积谷情况。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的兴盛除了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中央的重视之外，还和先后任职三省巡抚的陈宏谋有紧密关联，正是他制定并实施的社仓条规和章程奠定了长江中游地区社仓的管理格局，影响到各地社仓的推行力度和作用的发挥。
第三章：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自乾隆末年起即频频受到社会动荡的冲击，咸同之际的战乱则同样造成了本地社仓的崩溃。这一时期，在战火平缓的空隙，省级官员希图在地方重建的过程中，尽力恢复社仓，包括曾国藩这样的朝廷重臣亦曾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寄希望于通过在家乡兴办社仓、来维护家族荣光和维持传统治理秩序于不辍，但时运难违，终究无力。
第四章：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地方重建过程中，仓储建设是题中应有之意，各省不再延续前期整齐划一的面貌，长江中游三省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路径。湖北、江西二省致力于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社仓的重振和义仓的举办，在这个过程中，虽仍保持“社仓”之名，但此时的社仓在仓谷来源、设置方式、经营管理、仓谷发放、功能发挥等方面均已悄然改变，社仓从前期以借贷为主的互助型社会救助机构转变为以借、粜、赈兼行，且可用作地方公共事务的综合性社会救助机构。
第五章：受到太平天国战火的剧烈冲击之后，湖南省的仓储建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除了极少地方恢复了过去的“社仓”之名外，更多州县掀起了大规模的积谷仓建设，客观上构成对江南地区、直隶、山东、四川、广东等地出现的积谷仓建设的一种呼应。积谷仓集常平、社、义仓功能于一身，具有仓谷摊派、专注赈济、管理上的城乡联结等特点，区别于传统仓储，反映了晚清社会剧烈变动过程中仓储方面出现的新变化。
第六章：将社仓置于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仓储整体中进行考察，是加深理解社仓的地方性特点的重要方面。本章通过梳理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义仓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仓之间在设置、组织管理、功能发挥等方面的联系，体现了仓储体系的传承演变、社仓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中所起的作用。
第七章：讨论了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仓与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社仓作为设置于乡村的民捐民管（官督）的仓储形式，注定和基层社会组织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里甲、保甲到晚清临时性地方组织的团练和后来形成的团局，社仓也由依托里、保按需设立转而倚仗团练成为军事用途和社会救助合一的地方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乃至逐步形成由“局”领“团谷”的一种管理新模式，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改变着社仓的存在形式，也促成了管理模式的变革。
第八章：社仓和乡村社会发生联系的另一个表现是宗族、士绅的参与和主导。虽然宗族更热衷于直接建立拥有更大自主权的义仓，较少参与由官方倡导并监督、民捐民管的公共性强的社仓，但却通过派出族中行事公正、得到地方公举、经州县官认可的士绅来掌管社仓，以这种方式实现对地方公共事务的主导性和领导力。社仓作为官、绅、民三方共同活动其中的地方性组织，省级官员、州县官、吏胥、担任社长的士绅、捐户、借户与缴纳社谷的粮户各种人物的行为交织错杂，塑造着社仓的形象，也影响着社仓的命运，从而体现出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特点。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首先涉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的功能和实效，以便对其社会救助和保障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进而透过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与地方社会的研究，重新思考清代中央与地方、官僚与士绅等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最后，通过将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与上游四川、下游江南地区做一简单比较，既提炼出清代长江流域间社仓的一般性特点，又对各不同地区的差异做一比较分析，进而指出：基于清代江南地区仓储、社仓和地方社会特点的“江南模式”并不适用于长江中游和上游，清代差异明显的地方社会共同构成有着不同面相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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