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李跃乾

民国时期，中国可谓“乱世”。“非常事端”非常之多，本书所选取的口述历史资料涉及到十个和日本侵略中国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南京大屠杀、长沙大火、重庆大隧道惨案。这些事件能够使我们看清中国现代史的发展线索和主题。书中选取的那些生动丰富的个人口述资料，能再现当年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场景，教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被侵略、被蹂躏的这段历史。

本书所涉及的这十个“非常事端”，都是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简单概述如下。

济南惨案，又称济南“五三惨案”。1928年4月下旬，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克济南地区。日本侵略者为阻止他们继续前进并进而统一全国，乃出兵济南并大规模屠杀无辜的中国军民，此事发端于5月3日，故称“五三惨案”。直到1929年5月，日军才在内外压力下撤离济南。研究这一事件的专著很多，主要有：无袈和尚编《日本出兵济南——济南惨案》，亚洲书局，1928年1月初版。该书详细描述日军占领内城后，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罪恶令人发指。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主编，骆承烈编写《济南惨案》，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李家振所著的《济南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孙兴杰编著《济南惨案》，中共产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刘春明著《济南惨案丛书——五三祭》，济南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研究论文数十篇，如吴兴河《济南惨案前后的中日关系》，《党史文苑》，2006年第14期，等等。

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蓄意谋划了震惊世界的皇姑屯事件，在铁路上埋设定时炸弹，炸死了从北平乘坐蓝钢专列返回沈阳的奉军统帅、东北铁腕人物张作霖。这一事件资料汇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出版。辽宁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研究这一事件的专著有：史丁著，《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邢安臣著《皇姑屯事件始末》，《历史教学（高校版）》，1982年第6期。高阳著、陈鹏仁翻译的《我杀死了张作霖》一书，收录翻译了河本大作、町野武马、臼井胜美、林久治郎、森岛守人等所著的文章。关于张作霖被炸真相，记载最完整真实的是梁敬著的《九一八事变史述》，日本人写的《蒋总统秘录》。

研究论文有：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理性》，1956年12月号。习五一，《皇姑屯事件前后》，《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张劲松，《皇姑屯事件探析》，《日本研究》，1998年第2期。

张劲松，《从河本大作的密信剖析“皇姑屯事件”之阴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贺金祥，《谁是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元凶？》。张劲松，《河本大作为策划“皇姑屯事件”致矶谷廉介等函两件（1928年4月）》。王志东，《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案揭秘》，《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徐彻，《究竟是谁杀死了张作霖》，《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杨翕，《皇姑屯事件的起因及经过》，《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钟贺，《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新闻世界（社会生活）》，2007年第9期。

日本出版的涉及到皇姑屯事件的资料和书籍有：《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蒋介石秘录》。岛田俊彦著《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65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年。等等。

关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察哈尔是中华民国史上由南京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省，今分属北京市、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察哈尔地处抗日前线，冯玉祥1933年5月在此组织抗日武装，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伪军作战，收复失地，历时半年，史称“察哈尔抗日”。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平绥路交通阻断两次，国民党攻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部队拥有铁甲车八列、飞机两队，人数最多时达到15万，一触即发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察哈尔抗日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复杂交错，其中有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有国民党中央与反蒋派系的矛盾，还有冯玉祥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与矛盾。可以说，察哈尔抗日是当时中国政局的一个缩影。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地方武装集团在局部地区为了抗日反蒋而实行的一次国共合作。它对于推动华北的抗日民主运动，推进全国的抗日反蒋斗争，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察哈尔抗日是中华民族抗日潮流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据粗略统计，与察哈尔抗日有关的电报、布告、信函计约400多件，有关这方面的回忆文章近百篇。

已出版的研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重要专著有：王晓荣著《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论文等数十篇，如薛谋成，《国共合作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回忆录或口述历史等，如冯纪法口述、侯鸿绪整理的《我是冯玉祥形影不离的卫士》，台北《传记文学》，第59卷第4期。

福建事变又称闽变。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19路军主要将领与爱国人士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一·二八”抗战后，在上海英勇抗日的第19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第19路军主要将领和广大官兵厌恶内战，要求抗日反蒋的情绪逐渐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第19路军代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联合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济深、陈铭枢及民主人士等，经过协商准备，于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总政治部主任，辖5个军（10个师）5万余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指挥以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为总指挥的第2、第4、第5路军共12个师和海军、空军等约15万人，从浙、赣、粤三省分路进攻福建。同时勾结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派出军舰11艘、陆战队400人侵入闽省海域、港口，策应作战。李济深等决定放弃闽北，坚守福州，以11个团分守延平（今南平）、水口、古田诸要点与厦门、马尾等港口；集中主力22个团于福州附近组织防御。12月21日，蒋军第2、第4、第5路军分向建阳、浦城、邵武推进；22日起，航空队连续轰炸延平、古田、福州、漳州等城镇。23日海军进入马江，占领马尾、长门要塞，封锁闽江口。25日蒋军分别占领屏南、建瓯、顺昌。1934年1月5日，第5路军第36师进攻延平，革命军据守城外九峰山及东北高地，顽强抵抗，激战竟日，因寡不敌众，延平失守。蒋军乘胜前进，7日陷水口，并包围古田。10日，厦门守军倒戈。12日，古田守军3个团被第2路军第88师缴械。水口、古田既失，福州无险可守，15日革命军向闽江以南撤退。18日蒋军不战而入福州。革命军撤至仙游时，遭第5路军截击，遂以一部掩护，主力退集泉州。21日，蒋军向晋江追击，占领漳州。同日，革命军第1军至第4军军长联名通电拥蒋，至2月中旬革命军被改编处理完毕。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先后败走香港。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它也可说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关于福建事变的研究状况，已经出版发表的史料、专著、论文大致如下：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薛谋成、郑全备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明刚，《1933：福建事变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施家顺，《两广事变之研究》，台北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年。朱德新，《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学术论坛》，1992年第5期。郑澄桂，《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若干史事征考》，《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6期。曹春荣，《1933年，中共高层错对“福建事变”内幕》，《党史文苑（纪实版）》，2001年第5期。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殷启翠，《中共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经验教》，《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茂清，《福建事变痛史》，《文史精华》，2003年第08期。陈波，《从<申报>看各方对福建事变的反应》，《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程动田，《简析福建事变中我党统战工作的教训》，《邯郸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马若义，《论中共在福建事变关系中的历史贡献》，《长白学刊》，2009年第4期。何池，《关于福建事变之再思考》，《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12期。吴明刚，《国内外对福建事变的反映》，《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11期。韩真，《蔡廷锴在“闽变”中的三次重大抉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黄久恒，《黄琪翔与福建事变》，《党史文汇》，2008年第8期。冯峰，《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周石峰、陈波，《民众心态与福建事变——以<申报>的民族主义诠释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毛胜，《中国共产党处理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的比较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6期。

两广事变。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六一运动”。

研究“两广事变”的论文，主要有：陈鸣钟，《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的方针和策略》，《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李静之，《“两广事变”的性质初探》，《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夏潮，《试论“两广事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陈诚、柳克述，《两广六一事变处理经过》，《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王青山、邓学艺，《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探析》，《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6期。王静，《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谭庆，《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6期。钱守云，《“两广事变”初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邓正兵著《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述论（1927~1936）——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透视点》，《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邓正兵，《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学术研究》，2002年第8期。陈雷，《两广事变与中共对蒋政策的转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周振飞，《两广事变对西安事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党史文苑》，2005年第8期。陈炜、黎瑛，《新桂系时期广西公路建设及其影响》，《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陈瑜，《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黄道炫，《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董艳玲，《报刊视角下的“两广事变”》，《暨南大学学报》，2007年。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研究著作和论文，十分丰富，这里仅列举一些主要的。

在史料方面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1957年6月翻印。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内部印行。《西安事变资料》（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辽宁文史资料》第12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内部发行。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三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1986年1月出版的《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是张学良将军史料专辑。毕万闻编著《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版。《冯玉祥西安事变日记》。郭增恺著《双十二事变随宋子文去西安》，全国政协存稿。毕万闻编著《张学良赵一荻合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版。蒋中正著《西安半月记》，《革命文献》，第94辑。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1983年6月台北出版。孔祥熙著《西安事变回忆录》。宋子文著《西安事变日记》。《传记文学》第40卷第1期刊蒋百里著《西安事变目击谈》。《传记文学》第40卷第2期刊登的顾祝同著《西安事变忆往》。

研究西安事变的专著主要有：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福章编著《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宋黎著《难忘的193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捷著《西安事变》，新华出版社，1990年。张魁堂著《挽救危亡的史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无文著《西安事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李云峰主编著《西安事变实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王力主编《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冯继魁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2008年。龙飞虎著《西安事变时侍卫周恩来西安行》。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密西根中国研究集刊》，1976年。郭冠英著《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李敖著《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蒋介石研究》第五集。李敖著《别赖张学良了》，《张学良研究》，李敖出版社，1988年。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主要有：毕万闻，《张学良与红军》，《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毕万闻，《张学良蒋介石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发动》，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第7期。毕万闻，《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纪希晨，《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胡俊峰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2期。汪荣祖著《蒋介石<西安半月记>透视》，《传记文学》，第64卷第3期。吴天威，《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传记文学第70卷第1期、第2期。《传记文学》第67卷第6期刊登的苏墱基著《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共产党》、李金洲著《西安事变亲历记》。李金洲是西北剿匪总部秘书兼第六科科长，主管情报和新闻。事变期间曾以张、杨代表身份飞太原，与阎锡山共商大计。

前苏联学者利用共产国际档案研究西安事变的重要成果，收录在马贵凡编译的《苏联学者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文中。该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分子，如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在日本的诱使下，公然于1938年12月脱离重庆。并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以“还都”的名义，在南京建立号称“国民政府”的傀儡政权。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研究著作和论文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国内本）》（共31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文斐、文史编《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央档案馆编《汪伪政权》。王克文著《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雷鸣编著《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年，收录汪精卫的《河内的正月》。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社，2009年。朱子家（金雄白的笔名）的《汪政权始末记》专著，上百万字，为汪政权辩护。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了汪伪政权的档案，整理出了《周佛海日记》，1987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整理出版了《汪精卫叛国日记》。《传记文学》第70卷第5期，蔡德金著《陶希圣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翻译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以及张劲著《审讯汪伪十汉奸》，孙江林著《蒋介石与汉奸审判内幕》，何卓改编《汪精卫集团沉浮记》，蔡德金著作或编注的著作的《汪伪国民政府纪事》、《汪精卫评传》、《朝秦暮楚的周佛海》、《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汪精卫生平纪事》、《周佛海日记》（上、下）、《魔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等书。余子道等编著《汪伪政权全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犬养健著《诱降汪精卫秘录》。万仁元主编《汪精卫与汪伪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7月出版。《传记文学》第64卷第1~6期，及第65卷第1期刊登的《周佛海死前最后的狱中日记》。《传记文学》第65卷第2期刊登的公安部档案馆编《周佛海受审侦讯笔录》。《传记文学》第58卷第2期发表之彭泽周编著《汪精卫与近卫首相》。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刊登的赵毓麟著《周佛海受审旁听记》。《传记文学》第62卷第1期第2期刊登罗君强著《细说汪伪》。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传记文学》第67卷第1~4期刊登唐生明著《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论文数十篇：巩淑华，《试述汪伪政府的“统一”活动》，《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陈纪滢，《汪兆铭叛国与大公报建言》，《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传记文学》第66卷第2期。《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周谷记录整理的《高宗武笑谈当年事》。《传记文学》第72卷第4期上刊登陶恒生著《“高陶事件”纪实》。《传记文学》第51卷第5期发表关志昌著《汪精卫其人其事》。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及其郊区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掠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日军攻占南京后6个星期之内杀害的平民和战俘在20万人以上，日军攻占南京后一个月内强奸妇女约两万起，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人数在3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并被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上。而在日本，保守派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具体到对遇难人数的研究，日本学界的估计，从20万以上、4万人以上到数百人不等，还有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说。因为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有着广泛的分歧，故南京大屠杀被日本人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中日之间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战争历史的分歧，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研究著作和论文，可说是汗牛充栋，这里只能简单列举一些。南京大屠杀的专著有：洞富雄著《决定版：南京大虐杀》，东京现代史出版社，1982年；洞富雄著《南京大虐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年。藤原彰著《新版：南京大虐杀》，岩波书店出版社，1985年。李恩涵著《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令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9年6月。李恩涵著《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数目问题——战时日军暴行的研究之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8期。吴天威著《让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传记文学》第71卷。谢尊一、呼延如璞著《南京大屠杀见证人钮先铭》。《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唐德刚著《南京大屠杀不是从南京开始的》。《传记文学》第60卷第6期发表的姜国镇著《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长沙大火又称文夕大火。1938年10月下旬，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湖南便从抗战后方变为抗战前线，形势十分紧张。11月10日，岳阳弃守，日军先头部队已抵汨罗江，当敌人还在距长沙200多里的新墙河时，有人却误传已到了距长沙市仅10多里远的新河，于是长沙大火陡起，将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毁为废墟，给长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该事件的研究成果较少。专著主要有梁小进、陈先枢合著的《1938：“11.13”长沙大火》。这部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研究论文主要的有：吴成华著《1938年长沙大火始末》，《档案时空》，1989年第1期。胡秀勤、张雪梅《抗战时期的长沙大火》，《文史杂志》，1995年第4期。汪禾著《长沙大火案》，《史海钩沉》，1998年第2期。李迅著《1938年长沙大火又一说》，《世纪》，2007年第3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日军从1938年10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了空前野蛮的轰炸，到1943年8月，日机共空袭重庆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重庆人民伤亡惨重。其中1941年6月5日晚上的防空大隧道惨案，是日军轰炸造成的重大惨案之一。重庆公共防空大隧道设在市中区的十八梯附近，是一条由地面向下深挖10米，然后平伸约2公里长，宽高各2米，有3个出口供一般市民使用的临时简易防空隧道，没有足够的通风设备和照明设备。平时可容纳四五千人避难。1941年6月5日晚9时许，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反复轰炸。市中区居民因准备不足，接到警报后未及时疏散开，而是如潮水般地拥向由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三段连成的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内避难人数较往常激增一倍，达到万余人，几近饱和。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除身处三十洞口附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于难外，其余近万名避难人员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挤压，衣服被撕烂，皮肤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其中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该惨案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可以相提并论。

关于重庆大隧道惨案研究的情况，史料和论文大致如下：《重庆市文史资料》第31辑，重庆出版社，1994年。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著《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重庆出版社，1995年。《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发表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史料一组》，收录刘峙、贺国光致于右任关于大隧道惨案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99年。《中华民国抗战陪都史料丛编》。赵子云，《抗战时期骇人听闻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南京史志》，1998年第6期。潘洵、杨光彦，《重庆防空洞惨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杨筱，《关于重庆隧道窒息惨案的两个补充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徐建明，《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人数考析》，《档案史料与研究》，2000年第4期，等等。

以上为本书所涉及的十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概况，为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的帮助，并帮助读者提高阅读本书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