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济南惨案和张作霖被炸案
一、济南惨案
董文琦
日本两党，一名为政友会，一名为宪政会。这两个政党对侵略中国，虽策略不同，而其目的则一：宪政会主张以经济手段控制中国，政友会主张以武力手段侵占中国。民国十六年，田中义一以政友会总裁出任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即根据东方会议决议，提出所谓田中奏折，其主要内容为：“欲征服支那，须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须先征服支那。”此一奏折，更激励了日本军阀侵华之野心，遂展开各种整军经武之计划，如实行征兵制度等。我于民国十三至十八年在日本读书，当时，日本全国共有十二个师团，每一师团常备兵仅万余人，但自实行征兵制度后，凡男子达兵役年龄，均须至管辖师团服兵役两年，接受军事训练，役毕还乡，一旦有事，随时应召。每年春秋两季并举行大规模演习，由天皇亲临检阅，演习亦多以侵华为假想目标。例如，民国十七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济南，日本军阀深恐中国统一，无法实现其侵华野心，乃出兵济南，阻挠北伐，破坏统一，因而造成济南惨案。当时率领军队到济南的师团长福田，即驻防名古屋，在出发前，征召当地许多受过军训的青年。那时，我正在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读书，学校里便有不少同学在征召之列。
贺国光
（1885年生，1969年逝世，国军将领）北伐军之神速前进，甚遭日人妒忌，因之反我最力，防我最严，然若我应付得法，仍有商洽余地。第一，当我方向日军交涉要求其撤除防御工事时，日军于夜晚已进行撤除，此乃余所目睹者。第二，双方发生冲突之后，我方二三十人尚在日军辖区内之澡堂洗澡，经交涉，日方派宪兵多人护送归还。第三，事体未扩大之前，日本军官佐佐木道一曾建议双方派宪兵隔开，俾避免冲突。
可商洽而未商洽，终而发生惨案，双方都有责任。当时济南市中，我军十数万人麕集，兵骄将横不亚于日军，加上双方仇视，冲突在所难免。某日，余在高桂滋（时为军长）部稍留，即见其部下十余人高声大嚷：“我一排枪就杀日本人十几个。”
以当时之情况论，应该实行隔离政策，而司令官杨杰未能照办，应负最大责任。双方冲突之后，情势自愈演愈坏，终而称为惨案。
惨案之后，蒋总司令立即令余去泰安调派车辆疏散麕集市区之军队，余步行两昼夜而达泰安，沿途军队壅塞，可见当时济南内外混乱之一般。后来余尝得闻，日本控制区内之商埠，在事件发生时，即下令戒严，我方人员被送出后，日本武官曾来联络，要求我于商埠四周置国旗，并派卫兵把守，则彼此不致冲突，杨杰亦不采纳此种办法。惨案属于偶发，并非日方有计划之行动。
雷法章
蒋作宾先生追随先总统蒋公北伐时，适值五三惨案发生，曾同被围困于济南，先总统蒋公于五月五日离开济南，他于九日离开，不幸蔡公时作为交涉员被日人杀害，他认为这是终身引为最大耻辱之事。
后来蒋作宾先生鉴于五三惨案的悲剧，认为中国在国际间决不能孤立，因此，他当时主张联德和俄，这也是一种远见。
李文彬
（1895年生，国军将领）大汶河之役后，直鲁、孙军退至高唐附近，我军克复济南，于是发生五三惨案，交涉员蔡公时被杀。当时我在党家庄，有三团军队休息于此，日军来犯，初尚不知，及见装备有异，乃将部队散开与之对战，击毙日军甚多。朱培德告蒋总司令：“此地不可久留，需速离开。”我等甫去，日军炮弹即集中猛轰。
郭廷以
第一集团军进展顺利，到五月一日攻下济南，不幸于五月三日发生济南惨案，给予北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亦给予国人极大的刺激。
蒋先生下野时，党务学校处境困难，甚至忧虑到毕业学生的出路问题（第一期学生应在民国十七年五月毕业）。蒋先生既复职，情况大有转变，此时组织战地政务委员会，很多党务学校学生未毕业即志愿参加，跟着北伐。蒋作宾担任此会主委，蔡公时负外交责任，罗志希亦为委员兼教育处长。参加北伐学生在浦口上车，看到蔡公时霸着一个车厢很感不满，有的说：“你这个官僚，日本帝国主义等着你呢？”没想到在济南竟发生惨案，蔡公时被杀。
五三惨案事发，全国愤慨，我们难过得要掉泪。事后蒋总司令从前线回来，党务学校教职员参加迎接的行列，他穿着灰军装，着布鞋，可能正患牙疾，憔悴不堪，与他初到南京的年轻英俊无法相比。他与日本的势不两立，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下的决心。
日本人的确可恶，济南许多无辜的军民遭其荼毒，好友赵特夫亦身受其害。高桂滋部编为四十七军隶第一集团军，在津浦路作战，赵特夫随军到济南去。攻克济南后大家都兴高采烈，不料事变乍起，高部撤走，赵竟被日人掳去，日人用铁丝刺穿他的手心，幸而他还能乘乱中跑出来，到南京后我亲眼看到他手的伤痕，不禁唏嘘，对日本的残酷愤恨不已。
蒋彝
一九二八年春三四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文武官员飞到党家庄与冯玉祥商讨西北军及华北问题，那时南京中央政府并未实际整个统一全国，日本认为华北是他们的领域，一听到蒋冯会商，将与他们在华北不利，用迅雷不及掩耳之策，突然出兵占领济南，以为威胁（这是日本出兵济南的最大原因，有很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常常问我日本为什么要出兵济南）。那时日本关东军团长福田彦助不接受南京政府请他们退兵，并要求与蒋当面会谈，那是不可能的，因蒋为南京中央政府首长，自不能与敌方一小团长会面。经过相当时间，由南京政府简派蔡公时为山东济南外交特派员去交涉，因蔡为日本留学生，能说日文，但日军奉命不能就地解决这事，作为地方事件了事。所以蔡公时率领一批人等在五月三日午后到达济南车站时，福田团长早派了很多士兵在站等候，立将蔡等一批人捆绑起来，带往车站附近僻处。那时蔡公时、张麟书等自然要破口大骂日军无理，于是割舌割耳，最后全数枪毙毕命，焚尸绝迹……我们家里有一个老厨师跟蔡公时一道去的，逃回来报告我们如此如此……这事实最重要的地方是：蔡公时一批人等根本未曾进入济南府城，就被杀了，怎么说蔡公时在交涉署内呢？为什么福田团长要把蔡公时等未入城以前杀掉，就是他们不愿“就地解决”缩小范围，南京说已派员交涉，日军说未见派员来到，这是最好回话！这点异常重要，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不明事实，要是采用贵刊所写的小传，那蔡公时的死就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了！
蔡公时死的消息到了，震动党家庄文武大员，蒋冯立即召开大会，据说蒋属意派罗家伦去，但罗以不懂日文为由不敢去，熊式辉就立起说，他可去，因他是士官学生，乃与罗家伦同往。（这么一来罗始终不为当局所喜，罗一生想做教育部长，始终没有做到，而熊式辉就大红特红起来。熊本属桂系，济南事解决，不了了之之后，熊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虽闹了江安轮烟土案一次，但熊之红不会稍减，胜利后出任东北九省王亦因此也。）蔡公时是我的舅父，张麟书是我九江中学时同学，熊道存（不是熊道仁）是我的私塾先师。蔡公时接受简命之后，就乘京沪车立即到上海找先兄蒋大川商量，邀我同往协助，我当时正在真茹国立暨南大学任化学讲师，我答应见校长郑红年请准假后，即乘第二班津浦车去，要是我那天同蔡公时一道乘车去济南，我也就同他一道上天了！
齐世英
不久，我回南京见蒋先生，跟他谈在日本的见闻。这时北伐军继续前进，到达济南，发生“五三惨案”，蒋先生率领军队绕过济南，继续北伐。我听到这个消息，赶到泰安去，贺国光在此留守，我问他：“蒋先生现在何处？我要去看他。”贺国光说：“现在路很难走，蒋先生不久就要回南京，你不要去，还是回南京等他。”
郭景鸾
（蔡公时夫人，广东省宝安县人，1897年出生，本段文字由郭景鸾口述、陈贻麟整理）蔡先烈殉难的噩耗传出，蔡夫人正在故里宝安县，水陆兼程赶到济南。
当时外交特派员公署员工十六人殉难的消息，喧腾中外，形成中日外交上严重的事件。可是，蔡先烈等尸体，究竟埋葬何处？却是一个天大的谜。偌大的公署，虽然充满着一片愁云惨雾，但没有尸体的痕迹。蔡夫人揣测尸体一定埋葬在公署里，因此，佣工挖掘。公署的空地辽阔，一直挖到第七天，方才发现被火烧焦的十六具尸体，而面目已无法辨认了。
蔡夫人购买了大皮箱，把十六具尸体装在皮箱里，运回南京，交给外交部。然后再用木板钉在皮箱外面，放置在外交部的地下室里。
蔡夫人要求政府国葬，未遂所愿。以后国府西撤，首都陷落，这个大皮箱里所装的尸体，也不知所终了。可能又落在日军之手，加深了一重仇恨。
据蔡夫人说：外交特派员公署，共有员工十七人，其中三位是工友。在临难前，挣脱缚绳，爬墙逃命，日军开枪追击，两人中弹死亡，只有一位辛姓工友，足部中弹，侥幸脱离日兵魔掌，因之日军枪杀蔡先烈等十六人的惨案，得告大白于天下。
焦云卿
（外交部山东特派交涉员公署职员，蔡公时属下）五月三日早八时，蔡君正式在交涉署接事，召集职员办公，余于九时到署，蔡署长已督促职员正式工作。是时日人之枪声大起，署门口日兵聚集，街上尸体卧伏渐多。蔡署长遂迅速与日领事馆电话询问因何起冲突？日领答复：“不知因何故互起误会，双方现应立即停战。”云云。但枪声愈大，蔡署长遂急作三函，内容不悉，但封面乃余所书：一致十王殿战地委员会张幹夫秘书转呈蒋总司令；二致外交部长；三致战地委员会主席。信由蔡署长亲信厨夫往送，但结果未送出。至下午四时许，日兵来二十余人，拟借最高第三层楼置大炮，向外射击。此时全体交涉人员在楼底办公，皆饿一日。众人拟出外报告，第二科长与日兵交涉，坐汽车执中日国旗出，余二十人在内。此时间已在六时，余甚觉饿，心中甚烦，乘此出外回家一行。至战事全体停息时，辛长胜（逃出者）来余家，遂报告余去后详情，彼谓：“自你去后，约在九时许，日军来三十余人，全楼检查，先俘去十余人，为其做苦力推车。至余等十八人全被日军缚住，牵至楼角，全体将衣服剥去。至九时半，余等被缚者按次枪毙，先将蔡署长割去耳鼻，后枪毙之，余挨次枪决。此时余与蔡署长之亲信厨夫互相将扣解开，迅速向外跑。至门有守门日军一见余，遂开枪，击中臂胳，余仍跑，至一大草堆，暂进内躲避，日军以手电灯照寻未得，遂去。蔡署长之厨夫仍未得跑出，被其击死，余遂到余家之草棚中暂避。至被日人俘去推车者内有逃出二人，遇于草棚中，始知前后情形，被俘去推车者亦被枪毙。”蔡署长被惨杀后，尸体无存，不知其被弃何处抑或被焚也。与蔡公时同时殉难已查得姓名及职务者，表列如下：
张麟书庭务
张鸿渐参议
熊道存科长
谭显章科长
徐煜基科长
王炳潭书记
周惠酥办事员
袁家达办事员
刘文鼎、姚成义、姚成仁、康办事员、勤务兵士王立泰等七名。
张群
在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了长江以后，中日关系的问题就来了，北伐能否成功，中日关系是非常之重要，日本的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民国十六年八月因宁汉分裂，蒋总司令下野，不久就到日本去考察军事外交，研究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告以中日两国相处之道。这一次就是我以翻译官的身份陪他去的，当时，我与田中认识，蒋总统则是和他初次见面。但是日本不愿意中国统一，他好从中渔利，当时蒋总统就已断定田中没有诚意。日本希望革命军只到长江为止，不要继续北进。后来革命军进入山东，惟恐日本出兵阻挠，我又奉派前往日本，负起和日本政府交涉的任务。当时我料到田中意义一根本不会有诚意，所以我活动有私交的日本朋友，通过公私两方面的努力，希望能让日本理解中国革命军的立场，不要干涉，并由我们出钱，将在济南的日军撤到青岛。但是日本方面却置之不理，驻兵济南，蓄意挑衅，终于造成济南五三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
民国十七年元月七日，蒋总司令复职，九日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电》，向始终共历患难的同志布达中途引退的歉意，同时表示面临再度北伐的决心。接着又发表《告全党同志暨全国同胞书》，说明革命的成败，攸赖全国同胞力量，呼吁团结与支持。二月九日，蒋总司令循津浦铁路北上，赴徐州全线视察。十三日重新编组国民革命军。三十一日，蒋总司令为部署北伐军事，再渡江北上。四月七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蒋总司令则于同时对各军下达动员令。第一集团军于十日攻克山东省南端的台儿庄，十四日占领临城、临沂，势如破竹，继续前进，指向次一作战目标——济南，因而触发了国民革命史上有名的“济南事件”。
在上一年，国民革命军北上进击，日本就曾有过出兵到达济南，意图阻碍我军北伐的表现，其动机在干涉中国之统一，使东北三省与关内切离，“确保日本在满蒙之特殊利益”，以实现其先控制“满蒙”，再图“中原”之大陆政策，“田中奏折”早为日本侵略中国之蓝图，田中义一在参谋次长任内，即着手规划逐步实施，一九二五年田中出任政友会总裁，深得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之信赖，势力大增，统制陆军，其野心愈炽。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拜命组阁，开始攻击前币原喜重郎之对华软弱外交，强调中国之政局乃东亚之危机，日本有采“自卫立场”之必要。当时日本有识之士，曾批评田中对中国兴起的革命势力志在统一全国的新时代认识不足，东京朝日新闻对同年五月二十四日田中内阁决议，以保护当地日侨为理由，对山东第一出兵。而其真正目的，在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加以非难。蒋总司令于民国十六年，到日本与田中义一会谈，更预料田中可能还会旧伎重施，因而在决定继续北伐之前的三月六日，便以晚餐会招待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一次警告式的演讲。蒋总司令说：“此次继续北伐，实为我中华民族争生死存亡之举。……日本与我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故我敢相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于是乎亚洲幸福可保，世界之和平有望，尚望诸君为我转达于日本国民与政府。”
据日本的资料记载：田中义一对山东出兵的方针，实则早在上年的十二月二十日的阁议中即已作了决定。表面上所持之理由，是为保护居留济南的日本侨民，当时居住在济南的日侨约二千二百人。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九日为田中内阁成立一周年，是日阁议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日本国内以关西财界反对最力，民政党及左翼政党亦不赞同，舆论界对田中外交持批判之态度。尤以日本财界认为中国之排日思想甚炽，如北方军阀完全失败，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中日仇恨必因此加深，种下将来两国间不良的关系，对于日本之大陆贸易不利，但日本军部一意孤行，现地日本军人及武官态度尤为激烈，意图扩大，遂致一发不可收拾。
当日本阁议决定上述事项后，田中即曾指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向蒋总司令提出：“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希望北伐军避开济南北上。不过，日本即使出兵，也不会关涉到双方面的作战，更不会援助哪一方面。”蒋总司令则表示“保证负责保护日本侨民”，而拒绝了日本的提议；同时，并向矢田说明“日本如出兵，则与田中义一首相在东京会谈时的谈话不同，实在感到遗憾”。
但是日本方面仍然借口有共产党混杂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坚持出兵方针不变。
四月十六日，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校报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及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于是在四月十七日阁议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即提出“出兵”议案，其他阁员都认为是既定决策而予以通过，十九日正式发表。二十日晚，自天津驻军抽调三个中队运往，由小泉恭次中校指挥，作为先遣部队开进济南。同时，更命令驻扎日本熊本县的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率军出发。
我国政府看到此种情形以后，乃于四月二十一日由外交部长黄郛先生向日本提出如下的抗议：“去年五月间，贵国（日本）突有出兵山东之举，本政府以贵国此种举动，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违背国际公法，当经本部电达贵国大臣在案。……乃贵国政府……又有出兵山东之议……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
这一抗议，只是官式外交文书，当然不会发生阻遏日方出兵之效力。这时，我正在上海，对于中日间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冲突，无疑的表示极大的关怀。我曾与宋子文先生商谈，我们都认为必须设法和平解决，避免直接冲突，以致阻碍我们北伐军事的进行。同时，奉到蒋总司令的命令，要我前往日本与田中义一直接谈判。
如前章所述，蒋总司令和田中会议之后，即已从田中的言辞和态度上，察觉出他是反对我们革命军北伐的，而北伐势必非经过济南不可，加以日本在先已经有过第一次出兵山东之举，故而蒋总司令非常担心会发生冲突。为避免这个冲突，在济南事件发生不久以前，我们曾经通过一个日本浪人名叫佃信夫要求日军由济南移往青岛，此项军费由我方负担，蒋总司令并表示将任命我去作青岛市长。当然，张宗昌部队业已向北方撤退。只要日军不驻留在济南，则冲突即可不致发生，但是日军却拒绝了这个提议。
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我交涉特派员蔡公时被日军杀害，全国民众愤激万端，反日情绪高昂，各地青年学生及群众举行示威游行，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旗帜，但我津浦路前线部队，纪律严明，仍力持镇静，奉命避免与日军发生直接冲突，但日方在济南现地之派遣部队指挥官福田师团长及驻济南之酒井武官，惟恐事态不扩大，竟捏造事实，向东京陆军省发电，作夸大之报道，竟谓日本在济南侨民三百名被我入城部队杀害，五月六日东京时事新报以头条新闻大字标题刊载，极具煽动性，据日本历史文献资料刊载：“在济南战乱中被中国民众杀害之日本人共十三名，乃一向走私鸦片烟贩毒之日韩浪人，为当地中国居民所痛恨，故在战乱中被杀害，日本军方之报告借题发挥，加以渲染，为实情之二十三倍。”但外务省根据济南领事馆电告当地实情，则比较冷静，认为酒井武官之报告不正确，并在阁议中力言，如事态扩大对日本并非有利，反对接受福田及酒井之要求，由本土再增派部队赴援，作第三次出兵，并主张日本早日自济南撤兵，同时民政党亦反对再出兵，该党滨口总裁并往访田中首相，说明该党反对出兵之态度，故三次出兵虽在陆军省压力下由内阁决议通过，但由于内部各方面之牵制，未能实行。
济南日军向我入城之国民革命军挑发全面的武力冲突，系于五月八日晨七时开始，据日本官方之记录称：“福田师团于当时晨六时二十分接到东京之命令，为保护当地日本侨民及维护‘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的行动。”因此而出动的日本步兵第十三连队，以遭到中国军队射击为借口，展开全面冲突，事实上，日方文献记载：“一说系由酒井武官密令特务机关之一员，在中日两军之间向双方射击而引起。”究竟真相如何，至今仍属疑问。
我在奉命之后，即启程赴日，当我于五月四日抵达东京时，才知道“五三惨案”已于先一天发生，我立即先走访参谋部第三部长松井石根及次官出渊胜次、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和佐藤安之助少将等人，我与松井和有田倾谈，达于深夜。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日本军部的主张极为激烈——有“将革命军彻底打垮”、“要他们投降”、“要蒋介石自己来交涉”等之意见。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哪里能够指望两国军方来解决问题。因此，在第二天——五月五日，我见到田中义一首相的时候，即向他提出：不要凭当地的军方直接折冲，应该移付外交交涉，可是当时并未能为他所接受。不过，稍后，田中的方针又有了变化，通知我：他决定派松井石根部长前往当地，作为我方对日谈判之对象。八日，我再赴田中官邸与之晤谈，并说明蒋总司令曾来电表示意见：如果日本出兵只意在护侨，不影响国民革命军北伐，则我们必将尽力完成北伐，达成统一中国之使命。至于济案，如果经查明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总之，一切我们均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来了结这次的不幸事件。事先，福田师团长曾提出要蒋总司令前往他的师团部直接谈判，那种迫作“城下之盟”的要求，当然不能接受，田中既然派松井石根前往济南，则福田所提之无礼要求当已作罢。至此，我即束装返国，赴徐州向蒋总司令复命。在我到上海时，接到国民政府主席谭组庵先生的一封信，他希望我仍担任与日本代表松井石根谈判的任务。
我于十三日抵达上海，正欲赴徐州晋谒蒋总司令面报东行经过情形，因为趋势已逐渐转向外交途径，事情当较之军方直接谈判稍好。但不料正在这个时候，又接到福田向我们派赴济南谈判的代表何总参议成濬提出要求的消息。据何总参议十日提出的报告：福田坚持必须在日军撤退之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贺、陈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如不照条件承认，此后即不再接受我方代表。十二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转来福田十一日电，亦催询我们是否完全承认条件。这又是一次节外生枝的要求，也显然与我在东京商讨的情形有出入。因之，我于十四日即就此情形发致田中一电，全文如下：
出渊次官、有田局长、松井部长、佐藤先生并请代转呈田中总理阁下勋鉴：群在东京承诸先生掬诚指示，八日在首相官邸，承首相面示各节，均先后电陈蒋总司令及黄外交部长。昨晚到沪，除详细报告国民政府外，正拟电蒋总司令，一面与福田师团长妥为接洽，从事调查事实，开始交涉；并一面严令防止排日风潮，以释悬念。而政府当局意旨，因鉴于两国根本之利害，并遵中山先生生平之主张，亦极不愿事态扩大，使国民受刺激太深，影响及于东亚前途。即蒋总司令复群八日晤首相去电，亦云：果如首相所表示，日本出兵护侨，不影响北伐，中正当本初衷，尽力完成中国之统一，以符友邦之期望。如济案查明，其曲在我，我将表示真忱，对日道歉，决以光明磊落出之云云。至福田师团长提出之条件，如撤辛庄、张庄之兵，胶济沿线及济南周围二十华里内不驻兵及处罚肇事长官等，均以大体照办。乃代表赴济之何总参议成濬，十日由济南回报：福田师团长坚持必须在日军撤退之前，将曾抵抗日军之方、贺、陈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如不照条件承认，此后即不再接受我方代表云云。十二日，青岛总领事转来福田师团长十一日电，亦催询我方是否完全承认条件。查福田师团长此等态度，与首相及诸公对群之表示，大相径庭，不知何故。且当日群与首相面谈后，复承佐藤先生赴参陆各部传述首相意旨，想福田师团长必以接洽，何尚坚决若是？群意拟请松井先生遵照首相意旨，克日首途，一面电达福田师团长，静候和平解决，两国幸甚！迫切陈词，静候电音。张群叩寒。
此电去后，松井石根不久即抵达济南，蒋总司令已同意谭主席的意见，决定派我作为和松井谈判的我方代表。松井起初通知我说在济南交涉，要我前往，我认为济南是在福田师团部驻地范围之内，予以拒绝，经过折冲之后，决定在济南南方的党家庄会谈，不过，此时，党家庄仍然在日军占领之下。松井偕同福田的参谋长黑田周一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与会，我则偕随从一人乘人力车前往，沿途见到日军装甲列车行驶在铁道线上，大炮配置在各处，持枪士兵态度都非常亢奋，正所谓“弓上弦、刀出鞘”，似乎已进入战争的边缘。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感到是很冒险的。这一次虽然说是外交交涉，但难免是在那样迁就一方的状态之下进行。我们的决策是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正如蒋总司令那时日记所载，“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当时我们的心情和愿望也正是如此。
在我与松井的交涉中，曾经一再发生变化。我力主应由双方外交当局进行公正交涉，速谋解决，松井虽勉强应允，中日双方在现地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问题并未因此解决，日军仍驻留济南如故，我国民革命军不得不绕道北伐。据日本文献资料记载，田中内阁因鉴于我革命武力既克平津，关内完全统一，日本不能不承认此一事实，但承认国民政府，以我政府为对手解决中日之间尤其是东北各项悬案，必须先解决济南事件。再因大正天皇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薨逝，昭和天皇登位大典将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举行，田中内阁对济南事件不能再事拖延不加解决，据日方资料所载：“张群衔命赴东京于十月一日及三日与田中首相两度会谈结果，决定同月十九日在南京开始交涉，日本陆军省虽极力主张日本有在山东省驻屯兵力之必要，但外务省鉴于国内外各方要求日本自山东撤兵强烈压力，终对国民政府所提以撤兵为先决条件之要求同意让步。”双方往返交涉，直到第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终于签定协定，才算告以结束。
何成濬
蒋总司令原派熊式辉往交涉，日人以其资格不够拒之。再派余往，余曰：“熊既被拒，我能何为？”总司令说：“你且去，不卑不亢与之周旋。”余即携译员康明乘一列车往，到党家庄，易车而骑，途中日兵戒备极严，我望见哨兵，即举红旗频挥，有日兵来导余至其连部。余告以系代表蒋总司令来谈济南事件者。连长问有信否，余于怀中取信予之，彼阅毕以电话报告其师部，将余等置斗室许久，始用汽车送往师部。师团长福田问余曰：“汝代表蒋总司令，凭何资格？”余答职任总参议。福田曰：“总参议能负责否？”余曰能。福田点头说：“能负责最好。”即出文书一卷，要余签字。余曰：“我是代表蒋总司令来与汝协商，不是来签字的。”福田见余拒签，又出示文书内容，大要为：一、胶济路交日人管理。二、济南附近二十里不得驻兵。三、赔偿此次事变损失。四、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端。五、向日本道歉。余谓此五条，我一条也不能签。福田曰：“是否无签字权？”余曰：“此来本是全权，但不能签字。”福田曰：“不签字不行。”叱士兵将余幽禁终宵，不给饮食。翌晨有一参谋来，余拒与接谈。渠问何故如此？余答昨晚迄今，勺水未入于口，不能发言。渠连声道歉，即唤来茶饭，并以颇似亲切口吻问曰：“闻君曾留学日本，然否？”余应曰：“然。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第五期。”渠自称为士官二十期，正与余为同期。又劝签字，余仍坚决拒签，并称如此条件，就是蒋总司令签字也无效，他仅负北伐军事责任，外交条件非国民政府无权核可。渠又威胁曰：“汝不想安全回去耶？”余忿然曰：“奉蒋总司令命令来此，照蒋总司令命令行事，利害问题非所计也。”渠见我气壮，又说容去与参谋长商量再谈。未几，又来劝签字。余拒签如故，并声明虽蒋总司令来电，余亦不签。余不能签丧权之约，为国人唾骂。福田师团长又问：“汝带我一信回见蒋总司令，由蒋再派汝来签字如何？”余答如再派余来，还是代表协商，若须签字，必须得到国民政府允许。日人纠缠至此，终知不可夺，始让我退出。北伐军为避免冲突，乃不经济南，绕道北伐，而济南问题遂成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