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末五子
万历十一年，王世贞论定末五子，以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为七子文学事业继往开来的新人。
赵用贤（1535—1596），字汝师，常熟人。隆庆五年进士，仕至吏部左侍郎。有《松石斋文集》三十卷，《松石斋诗集》六卷，后者收诗三百三十八首。
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京山人。隆庆二年进士，授编修，进修撰，受到张居正器重。出为陕西参议，浮沉外僚近三十年。天启初起南太常寺卿，迁南礼部尚书，移疾致仕，天启六年卒。有《四游集》二十二卷、《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
屠隆（1543—1605），字长卿，更字纬真，号赤水，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除颍上知县，改青浦。万历十一年迁礼部主事，翌年因“淫纵”削籍。有《由拳集》二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八卷、《栖真馆集》三十一卷、《鸿苞集》四十八卷、《绛雪楼集》未刊稿二十卷。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石洋生、少室山人，兰溪人。万历四年举人。有《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诗薮》二十卷，《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
魏允中（1544—1585），字懋权，号昆溟，大名府南乐人。万历八年进士，除太常博士，累官吏部考功郎。有《魏仲子集》十卷。
末五子定交王世贞的时间在隆庆初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世贞对五人“深有寄焉”，推许魏允中以文坛“代兴”之意，为允中所撰《哀辞》述云：“余故起家饬魏之兵事，得懋权于诸生中而异之。……故为韵语以赠之，至末云：‘还将代兴意，对酒颂如渑。’”[65]《末五子篇》咏胡应麟：“牛耳终自归，蛾眉竟谁并。”《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云：“后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66]赠李维桢诗云：“雄飞岂复吾曹事，狎主凭君异日盟。”[67]《末五子篇》咏李维桢：“高倡白雪言，谁能不披靡？”咏赵用贤：“窃窥中兴象，在起八代衰。”咏屠隆：“屠郎天下才，著作日不休。”所谓“中兴”、“起衰”，当是世贞订末五子诗盟用意所在。
应该指出，末五子不是王世贞的附庸，或者复古末流。五人各富个性，赵用贤刚气诤骨；李维桢外表平和，内心急怼；屠隆放纵不羁；胡应麟好负气使性；魏允中直性不阿。他们与世贞定交自非全然名利之心驱使，如屠、胡、李对复古曾抱有极大的热情，赵用贤和世贞互以气节引重。世贞从五子身上看到七子文学的希望，其“深有寄焉”的想法是成熟的。不过，魏允中入仕后无意标名文苑，并先世贞卒，其诗接近世贞所评“不欲以江左之浮藻，掩河朔之风骨”，只是稍乏新意，《明诗纪事》论曰：“懋权五律疏爽，七律调高，尚多浮响。”其他四人成就都在魏氏之上，赵、屠为诗派新变代表，李、胡坚持复古，为派中重要诗人和理论家。
1. 屠隆
万历八年《由拳集》刻行，屠隆斐声文坛。《太函集》新刻上市不久即滞销，而《由拳集》、《栖真馆集》、《白榆集》“鼎立而并行”[68]，长期播传士林。我们揭示屠隆的诗观与创作将有助于解释这一文坛现象。
其一，生平交游和文学兴趣。
屠隆不耐岑寂，好交游、声伎，家无馀资，然放任如故，晚年《赠叶虞叔》诗中自绘：“东南千里待举火，布衣贤豪倒屣迎。妻子饥寒都不问，要与天壤加峥嵘。”生平师友中，沈明臣、王世贞、汤显祖对其诗歌人生影响最著。
沈明臣，字嘉则，号天放翁，鄞县人，甬上诗社耆宿。性耽山水、诗篇，诗作逾万首，宏放奇丽，排荡开阖。屠隆师事沈明臣，《沈嘉则先生诗选序》论其“大风震荡”、“长波激射”，明臣《由拳集叙》回誉其“宏肆钜丽，高华秀美，烨然动人心目”。师徒相互推挹间，可知屠隆诗法渊自。
当前学界或认为屠隆为博取名利而曲迎世贞。屠隆喜好矜夸属实，但考虑他视世俗名利如草芥的个性（如《由拳集》卷十《与冯开之》：“才卑而气高，言诞而行洁”，“宁为拙仕，毋为巧宦。”），则曲意阿迎之评未必属实。如果论及交结世贞的心态，可追溯他的复古情结。万历六年，屠隆在《与王元美先生》的定交信中说：“慕古何为乎？且隆束发为诸生，厌薄制义，……近探禹穴，抽秘金书；遥望岱宗，覃思玉简。又邹鲁悦孔孟之仁义，濠梁慕庄老之玄虚，芝罘诵李斯之古文，湘汉怀屈贾之词赋，龙门仰太史之跌宕，成都爱相如之丽藻，大梁艳邹枚之浮华，淮南羡八公之鸿烈，幽蓟喜邹衍之谈天，青齐惊淳于之炙毂，稷下服田巴之雄辩，灵光睹文考之俊才，天台高兴公之逸韵。诸图书秘记古文奇字，颇尝泛其洪波，妆其钜丽，可谓穷老不厌，精靡他顾。”[69]从“厌薄制义”，到每读古人文章即“恨不得与此人同时”，这是明中后叶诗人走上复古之路的一种极自然心态。信中还谈及世贞说：“世无先生，何羡异代？世有先生，何羡异代！”其间洋溢着对复古的热情和神往，联系屠隆的个性，我们更愿相信这些言辞出于对复古的天真虔诚。
交往世贞日深，屠隆自悔昔日之诗“尚兴趣而乏风骨，飘爽之气多，而深沉之思少”，对观世贞诗之“华实深浅”，似有所悟[70]，尝试变化。一方面肯定诗生乎性情，性情生格，格生调，一方面强调“夫声诗之道，其思欲沉，其调欲响，其骨欲苍，其味欲隽，而总之归于高华秀朗”[71]。他总结的“高华秀朗”的文学经验，实际上是在甬上诗风与复古之间作出的某种调剂。他无意模拟世贞，而且有意避免学步嫌疑，在给汪道昆的尺牍中明确言及：“比年以职事入吴会，尝与元美兄弟周旋，虽义托同心，亦颇气存强项。王先生赏其鹘俊，恶其跳梁，然未尝不相欢也。”[72]
结交世贞的前一年，即万历五年计谐之际，屠隆已经神交汤显祖，六年后，任职礼部，适汤显祖以新进士观政礼部，与正式定交，《赠汤义仍进士》诗云：“胸怀久不吐，宛转如车轮。丈夫一言合，何为复逡巡。”[73]虽说“一言合”，二人文学分歧却是客观存在。汤显祖任职南京，傲睨世贞，屠隆因此写了一封长信:“两贤同栖，政不妨朝夕把臂。四海名不易得，若元美者，词林宿将，皮骨即差老弱，犹堪开五石弓，先登陷阵，愿足下无易廉将军。”[74]说辞婉妙，只是显祖不为所动。屠隆趋于认可显祖之论，当是在读到《玉茗堂集》之后，《玉茗堂集序》说：“今天壤之间，乃有义仍。义仍意始不可一世，历下、琅琊而下，多所睥睨，余颇不谓然。乃近者义仍《玉茗堂集》出，余一见心折。”“一见心折”并非虚意吹捧，序中坦陈：“余诗才气骨力，远不逮义仍。一读近草，若邹忌见徐君，自叹以为弗如；尹氏见邢夫人，掩面而泣也。”屠隆俊人俊语，自比邹忌、尹氏，挑明两人分歧已久，今始“心折”。
其二，寄情寥廓，追求性灵。
屠隆任青浦知县，受冯梦祯、王世贞薰陶，好道向佛，《与李之文》表白：“不佞迩来世味都空，兀兀作黄面瞿昙，退食即翛然枯坐，第未知何日遂超苦海尔。”[75]“黄面瞿昙”显有夸张，不过仍能反映他此际心境。屠隆学道，寄寓深远，“用儒道以匡时立教，治国修身；用佛道以理性归真，出尘超劫”[76]。
但是，他不耐寂岑、任情放诞的习气未因学道而改变，遂招致含沙射影的攻击，万历十二年，被刑部主事俞显卿劾以“淫纵”，削籍归里。汤显祖《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云：“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77]后来屠隆致书显祖自嘲：“不闻云鸿下慕泽雉，不闻野鹿乃羡槛猿，安身立命，仆盖别有所得，固将毁弃荣华，灭裂文藻，跳尘中而立霞外。”[78]有趣的是，他并未“立霞外”，而是走上“灭裂文藻”之路。万历二十五年，在南京上演一幕闹剧，《万历野获编》载：“时屠长卿年伯久废，新奉恩诏复冠带，亦作寓公。慕狭邪寇四儿名文华者，先以缠头往。至日俱袍服，头踏呵殿而至，踞厅事，南面呼妪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语相向。次日，六院喧传，以为谈柄。”万历三十一年，福州凌霄台大社上，再现绝世风流，《列朝诗集小传》载：“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睹。酒阑乐罢，长卿幅巾白衲，奋袖作《渔阳掺》。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长卿起执其手曰：‘子当为《挝鼓歌》以赠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
对于狂放，他的认识是清醒的，称“善狂”为“求真”之法：“善狂者心狂而形不狂，不善狂者形狂而心不狂。何以明之？寄情于寥廓之上，放意于万物之外，挥斥八极，傲睨侯王，是心狂也；内存宏伟，外示清冲，气和貌庄，非礼不动，是形不狂也；毁灭礼法，脱去绳检，呼卢轰饮以为达，散发箕踞以为高，是形狂也；迹类玄超，中婴尘务，遇利欲则气昏，遭祸变则神怖，是心不狂也。”[79]
“善狂”之外，屠隆擅宣导文学“性灵”，晚年更是如此。为认识他的文学思想，此不厌其烦排列有关文字：
（一）《由拳集·与友人论诗文》：“发抒性灵，长于兴趣。”
（二）《白榆集·抱侗集序》（代作）：“词足以陶性灵，故可贵也”，“今则簿书刀锥，汩其性灵；风尘牛马，损其神识”。
（三）《白榆集·贝叶斋稿序》：“筑贝叶斋，日跏趺蒲团之上，而诵西方圣人书，与衲子伍，则惟寅之性灵见解何如哉？”
（四）《白榆集·范太仆集序》：“又况至人高士，陶洗性灵而发之者邪？”
（五）《白榆集·高以达少参选唐诗序》：“舒畅性灵，描写万象，感通神人。”
（六）《白榆集·刘鲁桥先生文集序》：“灵者，道也。匪道，则块然之形也”，“馀姚王先生则揭良知以示学者，学者如披云雾而见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灵明也”。
（七）《白榆集·行戍集序》：“夫纯父有道者，视荼如荠，齐夷险死生，而时写性灵，寄之笔墨。即文字可灭，性灵不可灭也。”
（八）《鸿苞集·名言》：“夫圣贤淘洗性灵，发为佳言眇论。吾不徒爱其言语，爱其性灵也。盖以吾之性灵，而与圣贤之性灵会也。”
（九）《鸿苞集·清议》：“矜虚名而略实际，爱皮毛而忽性灵。”
（十）《鸿苞集·诗选》：“夫诗者，宣郁导滞，畅性发灵，流响天和，鼓吹人代，先王贵之。”
（十一）《鸿苞集·人解》：“朱紫阳注明德，拈出‘虚灵’二字，甚善！”
（十二）《鸿苞集·论诗文》：“各极才品，各写性灵，意致虽殊，妙境则一。”
（十三）《栖真馆集·与汤义仍奉常》：“仆自中含沙以来，性灵无恙。”
（十四）《栖真馆集·明故承务郎沂州同知松石凌公墓志铭》：“先生工诗，尤长五七言，不苦雕饰，天质自然，畅于性灵，洽于玄赏，萧萧洽洽如也。”王世贞晚年倡导“性灵”，屠隆走得更远，还批评说“元美所乏，玄言名理”[80]。上面征引文字，内容上与浙东王学关系密切。屠隆认为性、情不相离，“性为母”，“情为子”，反对诗文不讲“性情”、徒事藻缋、刿损“性灵”。浙东之外的江浙士子多不师法王学，屠隆因此致书陈继儒，指出诗有理到，有情至，斥责专于文字奇巧而厌弃“性理”的习气：“奈何其结习久深，旧缘太熟，于世间泡影无常种种，虚幻缠缚，胸中恋不能割。甚或虚
夸巧，逞其狂慧，将圣贤度世、超劫大道，认作是笔舌间鼓吹，淋漓璀璨，能奕奕生青莲华香，而徐按其身心，实际与此道了无毛发干涉。此方今士大夫一大病，吴越间尤为甚。”[81]
其三，高华秀美的《由拳集》。
《由拳集》“长篇短什，信心矢口”，烨然动人心目。如卷十《江上》：“天白千峰月，江清万里船。梦回霜叶下，高枕听流泉。”小诗绘出一片清丽景象，惬意清爽。卷六《闺情》其一：“昨日别君杨柳浓，今朝怅望樱桃红。青骢去何在？只在平芜外。春风自暖妾自寒，邻女相过掩泪看。日长草绿娇黄蝶，宛转啼鹃隔花叶。不能飞去唤郎归，何用朝朝啼向妾。”其二：“郎君忆妾妾不知，妾忆郎君心独悲。黄昏点灯照孤影，白日当窗愁耿耿。东邻夫妇如鸳鸯，奈何妾独守空房。空房不可守，月照飞蓬首。夜来读素书，爱惜如琼玖。谁家有女不怀春，何物怀春不苦辛？苍藓无端生锦瑟，落花何意点文裀。”摹情画态，会心极细，结句朦胧，情态以出。卷十《武帝悼李夫人》：“灵风动
帐，飒然如人来。幽魂不共语，相见令心哀。”小诗心理描画入微，凄怆心神。
明末几社诸子对屠隆诗颇有异辞，《皇明诗选》载陈子龙评曰：“纬真诗如冲烦驿舍，陈列壶觞，顷刻办就，而少堪下箸。”这一批评主要针对《由拳集》以后诸集及其七言古诗所发。如《白榆集》七言古诗不讲持择，信胸放言。卷二《排空歌赠佘宗汉山人》绘写白榆社友佘翔“放浪湖海”有云：“彩毫南国书题遍，烂醉长干卧酒家。去年大叫黄山上，声答天风万松响。不衫不履惊市人，识者云是全椒长。今年悲歌燕市来，滹沱易水溅溅哀。四顾无人野烟白，仰天恸哭昭王台。华屋朱门不一盼，五侯七贵如浮埃。”但是，李杲堂不同意几社的看法，认为屠隆七言古诗得意之处，山奔海立，亦诗坛一奇。《甬上耆旧诗》云：“余尝谓录古人诗，要当于彼法取其独擅者耳。近家选长卿，仅存一律，复非其所意得，使前人才气于何得伸？”陈田认同李氏之论，《明诗纪事》：“长卿才气纵横，长篇尤极恣肆，惟任情倾泻，不自检束，未免瑜为瑕掩。录诗者但取寥寥短篇，安足见所长？李杲堂云：‘录诗非其意所得，使前人才气于何得申？’最识文人苦心。”
清初关中名儒王弘撰斥责屠隆，尽管旨在论学，但确实关涉着明末清初对屠隆诗歌接受和批评的一大关目。王弘撰称屠隆“欺世之人妖”，纵恣荒诞，言辞诡谲，《山志初集》卷四不惜篇幅征引《鸿苞集》宣扬三教合一之“妄诞”语，评曰：“其诬圣害道不在李贽之下，顾以持躬稍优于贽，又好广交，乐豪华，得士大夫之誉，卒无有如张黄门者出而劾之，以此得逃两观之法焉，亦其倖也。”《皇明诗选》虽就诗法批评屠隆，但其中也包括论学不合的因素。屠隆致书陈继儒指斥江浙士子不事王学、不推尊禅学时，陈子龙、李雯还未出生，其间分歧则不因间隔一代人而泯灭不存。陈子龙、李雯肯定王世贞，贬斥屠隆，即有学术宗旨相异的动因。
此外，当前学界或认为屠隆论诗深受袁宏道、江盈科影响，不免有误解之处。《唐诗品汇选释断序》开篇即云：“夫诗由性情生者也。”《旧集自序》又说：“吾恶知诗，又恶知诗美。其适者美耶，夫物有万品，要之乎适矣；诗有万品，要之乎适矣”，“即余之作，吾取吾适也，吾取吾适，而恶乎美，而恶乎不美？”诸如此类出自万历八年前的言论，何尝不是公安派的同声前奏？屠隆不必学袁、江而变，反倒是袁、江深受屠隆启示，万历十四年，盈科进京计谐，书肆购得《由拳集》，研读不倦，及任长洲令，慕名与定交。宏道令吴，因艳羡屠隆风流骀宕，曾滋生挂冠从游之志，并告诉王辂说往来游客穿梭如织，仅屠隆“轩轩霞举”，可与晤谈，馀皆碌碌[82]。
2. 李维桢
作为后七子派的“一宗”，李维桢在万历中叶感受到了明诗复古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冲击。公安三袁对这位同乡前辈表示了应有的尊敬，但决不肯在讨伐复古的立场上退让。经历复古中兴的维桢，面对文坛斗转星移，以“诗道陵迟”一类的严辞传达不满，如云“诗道陵迟日，纷纷出异途”，“寄语西方美（王世贞），同心矢莫渝”[83]。“盖上者殉名，下者殉利，追趋逐嗜之意多，而匠心师古之指少，诗道陵迟”[84]。
李维桢和袁宏道论诗正面冲突不多，《董文岳诗序》旁敲侧击说：“诗学李杜，即三尺童子知之。……夫中郎诗自为一格，不祖述而亲风雅，方为天下标帜，见先生诗定，亟称不下文长。……拟文长殆非其伦。……可以叩会中郎否？”[85]宏道推置徐渭明诗第一，维桢批判徐渭就含有攻击宏道“逐臭嗜痂”的意味，《徐文长诗选题辞》云：“（徐文长）时已坐大辟，锢狱中。沔人萧君遍为比部郎，恤刑两浙，属余解之。三君诵其四六、书疏及二三篇，率有致。后全集出，殊不然。而袁中郎晚好之，盛为品题。天下方宗响中郎，群然推许。大雅之士谓中郎逐臭嗜痂，不可为训。夫诗文自有正法，自有至境，情理事物，孰有不经古人道者？而取古人所不屑道，高自标帜，多见其不知量也。昔颜延年薄汤惠休诗委巷间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如文长集中疵句累字，误人不小。”[86]
对于诗道衰微，李维桢、袁宏道认识崭然相异。宏道归结于复古之弊，维桢认为乃不“匠心师古”所致，指责“其人才小识偏，心粗气浮，涉猎卤莽，间有所窥，遂自以为得秘密正印，前无古人，而古人诗法从此败坏”[87]，批评当代作者“浮躁卤莽”、“目无古人”、“文人相轻”、“广引俦类”[88]。维桢由于未从复古自身作深刻反省，言辞偏颇，在所不免。
当然，李维桢并非一味株守前人格调而黜变革于不顾，在群起指责复古的文学环境下，昌言师法“古人之精神”，即其对复古最有力的修正。他认为，诗至唐代，诸格皆备，习古人格调，很不明智，亦不可能实现复古理想，由是强调师古关键在于把握“古人之精神”，《谭友夏诗序》云：“友人谭友夏（元春），尝序钟伯敬（惺）诗，谓子亦口实历下生耶。不知者河汉其言，而余窃以为独知之契也。轮扁不云乎？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今所读书，古之人糟粕耳！取糟粕而为诗，即三百篇、汉魏、六朝、三唐，清言秀句，皆若残津馀沫，而何有于历下？友夏诗，无一不出于古，而读之若古人所未道。……友夏持论类此，宜其诗之不为今人为古人，不为古人役，而使古人若为受役也。”[89]
从某些方面看，李维桢说的“古人之精神”与钟、谭有相通处，如《董文岳诗序》称祖述李杜，袭格调，轻神理，难得三昧，“今人诗多祖述，又务为近体，以声调俳优束之，遂成结习。韵必沈休文，格必大历以上，事必无使宋以后，卒不能自振拔，与李杜并驱。此无他，学李杜而失之者也”。这里阐释的观点，正类钟惺《夜阅杜诗》表述之见：“束发诵少陵，抄记百相续。闲中一流览，忽忽如未读。向所觌面过，今焉警心目。双眸灯烛下，炯炯向我瞩。云波变其前，后先相委属。浅深在所会，新旧各有触。一语落终古，纵横散屡足。”[90]维桢自以为深得诗家三昧，《谭友夏诗序》结尾得意而言：“试以质诸伯敬，何如？”不过，钟惺与其论诗的分歧明显存在。二人本世家通好（祖父辈俱从江西迁居竟陵，交往不断），钟惺早年向维桢学诗，尔后日渐疏远，原因之一即是维桢师事“古人之精神”终归于复古，钟惺的文学意图要复杂得多。
李维桢发展复古理论，还有限度地申论了一代有一代之诗，《宋元诗序》云：“顷日，二三大家王元美、李于田、胡元瑞、袁中郎诸君，以为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何可废也。”又，“宋诗有宋风焉，元诗有元风焉。采风陈诗，而政事学术好尚、习俗升降汙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诗者，亦孔子录十五国风之指也。”[91]
《四游集》为李维桢早期之集，传世有明徐善生刻本。王世贞《四游集序》“见其北游之篇宏俊爽畅”，“西游之篇钜丽沉雄”，“东游则神逸而志凝”，“几于化矣”。《大泌山房集》存诗六卷，据集中诗注，均作于万历三十四年以后。
和三袁一样，李维桢自标“楚人”、“楚风”，所不同的，他取法屈原，既沿屈子情辞，又师传屈子精神。根据前引《楚游稿序》，他追求的“楚风”，特点为气不馁、情不乏、味不薄、色泽不枯、追琢不疏曼，其创作贯穿着这一追求，雅合不薄、不枯、不疏曼的旨趣，如《郊郢舟雪》其一：“大造非无意，高歌故有因。荆山千片玉，汉水一流银。不浅王猷兴，孤舟绝四邻。”[92]写郢雪楚景，对比吴越山水清丽，亦具思致。
李维桢取法屈原，除身自“楚人”外，当与历史变迁及个人遭际有关。他才富学博，在翰院与许国齐名，同馆相传“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许国后来入阁，参预机务，而维桢长期浮沉外僚，三起三黜，官员考核中还屡次被责以“不任”、“浮躁”，天启初，朝官推荐与修《明神宗实录》，为内阁所阻，稍迁南礼部右侍郎，“名曰录用，实不令与史事”[93]。维桢意识到时非盛世，故追踪屈子诗心，《古意赠孟君》云：“后房盛幼艾，柔曼善倾意。谣诼谓我淫，申申交相詈。”[94]《题画兰》云：“光风九畹来，芳菲袭人美。惟有同心言，清芬宛相似。”[95]
《列朝诗集小传》称李维桢“骫骳曲随”，“诗文声价腾涌，而品格渐下”。《静志居诗话》论其诗如“官厨宿馔”，终“无当于味”。评说不无来历，如《大泌山房集》卷五收五言长律二十四首、七言长律四首，均长幅巨制，其中《题沈纳言浮玉山图》一诗达一千六百七十字，篇幅虽长，诗却不佳，不过是极度追求宏大的表现。可是，钱氏“品格渐下”之评仍失公允。天启末年，他为维桢撰墓志等文，极尽褒颂，明清之际就换了一幅面孔，让人不禁怀疑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正直性，而且《列朝诗集小传》于《大泌山房集》序文、题跋文字多有采用，不知钱氏诃责时是否考虑到这一点。
有清一代，“品格渐下”渐成定评，《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四》：“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四库总目提要》：“牵率之作过多，不特文格卑冗，并事实亦未可征。”若再探寻这些大同小异说法的出处，倒可追溯至李维桢《小草三集自序》的一段自白：“无贤愚贵贱，事无大小，有求必应，无所受谢。或慢令致期，昏夜扣门必与。以故役益填委，几类收责。事竟，都不省记为何语，间有遗草，每览之，其言犹粪土也，内愧泚颡。”无论贤愚贵贱，都乐于为序，如今看来没有太多可责备的，《大泌山房集》百馀篇诗文序论不乏识见，“言犹粪土”的自责不必一概而论。《明诗纪事》认为维桢不善持择，诗多陈因之言，然披沙采金，时复遇宝，陈田的认识多少体现了后世批评的发展。
3. 赵用贤
晚明以来，常熟文学、学术、藏书业都取得不小的成就。论及明末清初常熟人文之兴，人们很容易想到大力倡导者钱谦益，如吴殳说“常熟以牧斋故，士人学问都有根本”[96]，但这掩盖不了大量晚明常熟士子的贡献，赵用贤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作为万历朝著名的政治家，用贤的刚健士风对政坛深具影响，学术上私淑阳明学，乃常熟较早的王学传人，文学上提出革新之见，推动了复古的新变。此外，他博藏精校图书，编《赵定宇公书目》，对常熟藏书、刻书风气有开启之功。钱谦益抨击复古，《列朝诗集》传载用贤生平，于诗歌不作评论，盖有意讳言。
用贤两入“五子”之盟（隆万之交已名列续五子），体现了他在世贞心目中不同寻常的位置。用贤名入末五子与其政治作为关联尤密。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用贤上疏批评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指责谏臣“司法纪、任纠绳”，不应为居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并担心“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淆”。疏上，遭到残酷打击，受廷杖的当天，削籍逐出京城，刑后“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97]。用贤的士节给王世贞、世懋留下深刻印象，彼此往来更密。用贤起复，任南国子祭酒间与世懋大有倡和，世懋卒，为撰《王太常集序》、《太常王敬美传》。世贞生前将自己的墓志托付汪道昆，道昆故世，转请用贤，时用贤病重，乃假他人之手，事载《眉公见闻录》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条。
赵用贤自述诗门，推许世贞云：“蹇予小子，夙庇门墙。”[98]论诗则自持一见，主张师心独运，《上申相公》：“高不诡俗，古不模句，师心独运，洋洋洒洒。”[99]《吴少君续诗集序》：“夫声诗之道，其本在性情，其妙在神解，其傅景会意，恒超于学问语言之外。然而匠心独诣，超契溟涬者，多发于羁旅草野之人，而得之怨怼悱恻之语。……发抒性灵之所独得。”[100]《太常王敬美传》：“善傅景会意，以神诣独到为旨。”[101]这些言论出自万历十一年后[102]，体现用贤晚年的诗观。而他前期论诗侧重格调，如《熊南沙先生墓志铭》：“诗格本少陵，其结撰尤务沉密，不蹈大历后一语。”[103]《尚宝司少卿五湖陆先生行状》：“诗取大历中语，五七言律得孟襄阳、岑嘉州致。”[104]用贤后期论诗发生变化，得力于私淑阳明心学。他肯定良知学说，主张“明心见性”来破除“拘挛之见”，如云：“良知一言，直挈千圣心传之统而阐其秘，他如所论动静互乘之机，博约相该之体，以明心见性为宗，以因物致知为障，捐拘挛之见，破泛滥之说，皆能推见道原，无遗纤翳，探极理蕴，不滞群疑。”[105]他一度倾慕李贽之学，万历十八年前后，从学李贽弟子僧无念，“爽然心开”，《题无念僧行卷》诗序：“念师因举卓吾李先生《心经》、《金刚》诸说见示，谓吾证道自李先生始。遂穷一昼夜，力读几遍。李先生，不佞企其人而慕说之者廿年馀矣，一旦得藉念师而窥其微言，不佞因以知李先生非常人，此其意盖有所激而隐于禅者，讵独非不佞此生之幸欤！”[106]巧合的是，在此前后，袁宏道问学李贽，文学思想发生转折。用贤如非早卒，论诗当更为可观。
4. 胡应麟
胡应麟定交王世贞虽晚，但深得引重，由是招来一些非议。《弇州山人续稿》卷十八《胡元瑞传》载：“属元瑞甚重，而用是颇有龂龂者，余二人俱不顾。”汪道贯即因世贞“以诗统传元瑞”，与胡氏发生使酒骂座的正面冲突，沈德符采作异闻收入《万历野获编》[107]。不过，道贯的兄长道昆叹赏胡氏，《诗薮序》云：“‘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斯人之谓也！闻者或睨元瑞，若殆干盟主邪，吾两人置弗闻也。”[108]
钱谦益对胡应麟极加丑诋，《列朝诗集》传载胡氏携诗拜谒世贞，大颂谀辞，致使世贞喜而激赏之，登其名末五子之列，归益自负说：“弇州许我狎主齐盟，自今海内文士，当捧盘盂而从我矣。”谈及《诗薮》，《小传》以为词衍《艺苑卮言》，乃七子末流之言，“大抵奉元美《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元美初喜其贡谀也，姑为奖藉，以媒引海内之附己者。晚年乃大悔悟，语及《诗薮》，辄掩耳不欲闻，而流传讹谬，则已不可回矣”。钱氏举证世贞晚年闭耳厌闻《诗薮》来嘲弄胡氏，却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即胡氏请世贞、道昆序《诗薮》，时间约在万历十八年，是年十一月世贞去世，道昆《诗薮序》能够体现世贞的观点。那么，“掩耳不愿闻”是钱氏杜撰，还是传讹？今已不可得知。晚明士子多负性使气，胡应麟性直爽，喜自负，好大言，但未必就是人格低下，《静志居诗话》亦认为“钱氏诟之太甚”。
胡应麟诗尚风骨，《明诗纪事》为选四首，在《少室山房类稿》“诗部”称得上佳构，如《破山寺老衲夜谈作》：“一径入苍翠，飞云袅袅屯”，“海月时窥牖，山风日扫门”。与老僧夜谈犹不肯放弃气韵、骨力，海月窥牖、山风扫门，秀劲中不乏粗豪之气。此诗当谓胡应麟得意之作，只是相较世贞“稍假以年，将与日而化矣”的托望，距离尚远。
钱谦益、朱彝尊重视明诗复古与革新的对立，现代学界又突出二者间的互补关系，强调后七子派后期变化是对前期的自悔与救渎。我们认为，复古新变内涵丰富，并非自悔、补救之类词语所能涵括。本章不注重作复古与革新之间对立、互补层面的论述，既因已有前人明见，同时也保留了一些个人看法。复古指向复兴文艺，随着明诗建构的发展，复古渐失去社会和文学空间，复古的新变也说明它与革新是一个联系的、发展的、动态的过程。
后七子派衰落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这里提出两点评价方面的看法：一、文学史上，流派解体不具有太多的贬义，后七子派式微，作为文学现象描述，大致如此。国运、世道变化，诗人无意追求某一诗歌潮流，其转变往往导致诗派的兴衰更迭。后七子派再现汉唐盛世的理想，为激变的社会现实所破灭，晚明新思潮激流澎湃，张扬自我、表现性灵发展为时代文学主流。二、复古作为一种文学理想，指向文艺复兴层面，从问世之日起就包含了超越意味，当超越接近实现，复古便完成其推陈出新的文学历史使命。基于此，来看两种对后七子派的认识，一是后期诗不如前期，甚至堕入末流。这不免轻视了诗派的创新尝试。二是肯定复古，主观割裂它与创新的联系，如《明诗别裁集》选后七子派之诗但以唐音为准，表面上推重，实际上对其诗歌面目不无扭曲。
[1]《滹南诗话》，王若虚撰，《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2]《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二》。
[3]《明诗纪事》。
[4]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
[5]《兰汀存稿》附录欧大任《梁比部传》，《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
[6]前七子倡导复古的动因中，就包括了对理学独尊的不满。任访秋先生《袁中郎研究》指出“对程、朱思想的反对”是前七子兴起的原因之一：“因为自明初以来，程、朱一派的思想成为思想界的正统，这种流弊，就是第一是迂腐，第二是固陋。一般人只知以程、朱之言为言，以程、朱之行为行，而所读的书，也不外朱派学者所注的《四书》、《五经》，其馀则概乎从未之闻。自李梦阳出，他因为政治上的黑暗，而看到在朝的一般儒者之柔懦无能，于是遂慨然以兴复古学自任。而在这兴复古学的运动中，首先就是掊击宋儒的荒谬。……认为宋儒并不了解孔、孟之学，后人想了解孔、孟，自非熟读先秦书不可。基于这种原因，于是就孕育出所谓文学上的复古运动来。”（第6、7页）清初王弘撰认为屠隆等人借科举成名，登上仕途，“负义忘恩”，反戈程朱理学，“排击宋儒不已”，“抑之则粪土”。《山志初集》卷四云：“呜呼！隆以习宋儒之学得叨科第，为县令，为仪曹郎，列士大夫之林，而遂以逞辨舞智，操戈入室。无论其言之正不正，亦讵非所谓负义忘恩之徒哉！”七子派反对尽以宋儒之是非为是非，此亦昌言复古之一因。
[7]参见《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187—230页。
[8]理由分述如下：一、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诗派活动不宜归入兴盛期。嘉靖三十年和三十一年，复古诸子活动最集中最频繁，尔后，诸子散处各地，雅集零星稀落，正如宗臣《报梁公实》所说：“忆昔并马长安，鸣珂授简，一时骚坛，直追汉魏，真千载奇觏也。嘉会不常，盛图难再。谢以春归，子以夏去，元美与仆，相继出都，独于鳞、子与、明卿，落落京邑。海内豪杰，能复几人？一岁之间，萍分云散，良可念也。”（《宗子相集》卷二十五）嘉靖三十五年十月，王世贞任山东副使，论诗变化，渐异于李攀龙，《艺圃撷馀》载：“家兄谳狱三辅时，五言诗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满者，意多于景耳。青州而后，情景杂出，似不必尽宗矣。”此外，嘉靖三十三年前后，李攀龙与谢榛恶交，嘉靖四十年前后，又和吴国伦发生摩擦。可知，诗派繁荣不过数年光景。二、廖先生划分第二个时期的理由之一是诗派“一统天下”，唐宋派不足与之比论。其实，嘉靖三十八年，王慎中卒，第二年唐顺之卒，后七子派已经“一统天下”，不必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后。三、廖著总结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复古中心移至江南，诗人思想状况变化，对佛道思想产生兴趣。但一些重要的事实是：隆庆四年李攀龙卒时，诗派中心已经南移，复古诸子业已表现出嗜好佛道的倾向。那么，隆庆四年至万历五年一段时间是否能够归入“第二阶段”？四、廖著评价复古的转变和衰落，关涉了划分第三时期的标准和依据，其认为复古阵营极度膨胀，大量山人、布衣加盟，“复古派阵营几成了藏污纳垢之所。这些山人胸中本来尘俗无识，对复古运动的宗旨也不甚了了。他们只知肉麻地吹捧复古派巨子，同时自我标榜。剽窃模拟，补缀杂凑”（第238、239页）。山人是否尘俗无识，本书第一章已有辨析。笔者认为，隆万之际后七子派席卷整个文坛，算得上“中兴”，而非衰颓，或者变成藏污纳垢之所。至于其中兴和新变，隆庆间已发生，不必在万历五年以后。
[9]《弇州四部稿》卷十四《广五子篇》。
[10]《弇州四部稿》卷十四《续五子篇》。
[11]《弇州山人续稿》卷三《重纪五子篇》。
[12]《弇州山人续稿》卷三《末五子篇》。
[13]《弇州山人续稿》卷三《四十咏》。
[14]《太函集》卷四十四。
[15]《大泌山房集》卷十一《太函集序》。
[16]《太函集》卷七《送龙相君考绩序》。
[17]《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十三《邓太史传》。
[18]《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八《题刘松年大历十才子图》。
[19]《王奉常集》卷七《徐仪父诗集序》。
[20]《由拳集》卷十二《唐诗品汇选释断序》。
[21]《由拳集》卷十二《旧集自序》。
[22]《弇州山人续稿》卷九。
[23]《太函集》卷二十。
[24]万历时期有人已注意到世贞晚年的变化，廖可斌先生分析说：“王锡爵首倡王世贞诗文创作晚年胜早年之说。他在《弇州山人续稿序》中说：‘……（迨其晚年）故其诗若文尽脱去角牙绳缚，而以恬淡自然为宗。……’这段文字实在漂亮，但它体现的是一位台阁大臣的文学眼光。……后来钱谦益等对王锡爵的说法加以发挥，在力倡王世贞理论方面有‘晚年定论’的同时，也认为王世贞的诗文创作后胜于前。然而，有识之士早已对此提出异议。”（《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334、335页）
[25]《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九《送徐长谷诗后》。
[26]《甔甀洞稿》卷二十三《闻王元美为园事佛寄赠》。
[27]《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十八《昙阳大师传》。
[28]《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三《答曹子真》。
[29]《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十八《昙阳大师传》。
[30]《弇州山人续稿》卷二十。
[31]《弇州山人续稿》卷六。
[32]《弇州山人续稿》卷十七《卓澂甫光禄邀汪司马及仲季诸社友大会西湖南屏，选伎征声，分韵赋诗，伯玉以高字韵见寄，俾余同作，得二首》。
[33]《读书后》卷四。
[34]同上。
[35]《明代诗文的演变》第347页。
[36]《弇州山人续稿》卷三十五《封侍御若虚甘先生六十序》。
[37]《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六《湖西草堂诗集序》。
[38]《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300页。
[39]陈书录先生认为：“王世贞晚年出禅入玄、学道求仙的宗教体验，与他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尤其包括他自己）创作体验的超悟，促成了他的第三次‘情变’。”（《明代诗文的演变》第347页）这一说法颇具识见。
[40]《晚香堂小品》卷二十四。
[41]《汤显祖全集》第四十四卷。
[42]《读书后》卷四。
[43]《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一。
[44]《后湘诗集》卷九，清刻本。
[45]《耦耕堂集》卷上。
[46]《太函集》卷二十三《汪禹乂诗序》。
[47]《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潘景升诗稿序》。
[48]《大泌山房集》卷十三。
[49]《昭代丛书》甲集卷二十四，清道光刻本。
[50]《太函集》卷十七。
[51]《松窗梦语》卷四。
[52]以上数据参见《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192页。
[53]《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歙县紫阳书院岁贡资用记》，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王延元主编，黄山书社，1985年。
[54]《太函集》卷五十二《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55]《太函集》卷十七《寿十弟及耆序》。
[56]《太函集》卷四十三《先大父状》。
[57]《太函副墨》集前附《诰命》。
[58]廖可斌先生认为汪道昆、王世懋在后七子派运动第二阶段（嘉靖四十二年至万历五年）加入七子阵营（《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229页）。事实上，二人加盟时间均早于此。汪道昆与王世贞同年成进士，即结交李、王，参与复古运动，只是他精力主要在“事功”方面。嘉靖三十八年前后，王世懋就在后七子派中崭露锋芒，《沧溟集》卷三十《答王元美》：“敬美乃负包宗含吴之志，称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寻将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备之也！”
[59]《震川先生集》卷十三。
[60]王世贞语，见《太函集》卷八十三《祭王长公文》。
[61]《太函集》卷一二〇。
[62]《太函集》卷二十五《翏翏集序》。
[63]《太函集》卷一〇九。
[64]《太函集》卷一〇八。
[65]《弇州山人续稿》卷一《魏考功懋权哀辞》。
[66]《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四。
[67]《弇州山人续稿》卷十七《李本宁大参自楚访我弇中，纪别二章》。
[68]程涓《白榆集序》。
[69]《由拳集》卷十四。
[70]《白榆文集》卷一《观灯百咏序》。
[71]《白榆文集》卷一《冯咸甫诗草序》。
[72]《白榆文集》卷十一《与汪伯玉司马》。
[73]《白榆诗集》卷一。
[74]《栖真馆集》卷十六《与汤义仍奉常》。
[75]《白榆文集》卷六。
[76]《栖真馆集》卷二十三《重建永明寺罗汉殿募缘疏》。
[77]《汤显祖全集》第九卷。
[78]《栖真馆集》卷十六《与汤义仍奉常》。
[79]《鸿苞集》卷四十四《辨狂》。
[80]《鸿苞集》卷十七《论诗文》。
[81]《栖真馆集》卷十六《答陈仲醇道兄》。
[82]《锦帆集》之三《王以明》。
[83]《大泌山房集》卷五《答季凤、尊生、子斗宗侯赠诗，兼寄青门社诸子》。
[84]《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二《桃花社集序》。
[85]《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一。
[86]《大泌山房集》卷一三二。
[87]《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三《汪文宏诗序》。
[88]《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三《鸾啸轩诗序》。
[89]《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三。
[90]《隐秀轩集》卷二。
[91]《大泌山房集》卷九。
[92]《大泌山房集》卷二。
[93]《初学集》卷五十一《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公墓志铭》。
[94]《大泌山房集》卷一。
[95]《大泌山房集》卷五。
[96]《围炉诗话》卷六，吴乔撰，《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97]《明史》卷二二九《赵用贤传》。
[98]《松石斋文集》卷二十三《祭王元美先生文》。
[99]《松石斋文集》卷二十七。
[100]《松石斋文集》卷八。
[101]《松石斋文集》卷十三。
[102]赵用贤作《吴少君续诗集序》时“官白下”，指任南国子祭酒，故《序》作于万历十一年之后。王世懋卒于万历十六年，用贤为作传。
[103]《松石斋文集》卷十七。
[104]《松石斋文集》卷十五。案：熊过之子敦朴与赵用贤隆庆五年同成进士，选庶吉士，交定自此始，《熊南沙先生墓志铭》作于此后不久。陆师道卒于万历元年，赵用贤为作《行状》。
[105]《松石斋文集》卷六《王文成公从祀议》。
[106]《松石斋诗集》卷六。
[107]事又见载汪道昆《太函集》。万历十一年秋，汪道昆、戚继光等十九人举西湖秋社，随后往太仓与王世贞社集弇园，汪道贯、胡应麟发生冲突。《万历野获编》误记为是年西湖秋社中事。
[108]《太函集》卷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