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一切都得從《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編校出版後談起。
話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從蕭國健教授手中，得到吳灞陵藏書中的黃佩佳（以下尊稱黃公）遺著，其中有《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和缺五十四篇的《本地風光》影印本。雖然複印效果不佳，但已成為我們這些喜跑田野者的「秘笈」了。而大家對黃公的個人所知，都是來自吳灞陵或《庸社特刊》的片斷描述。皆因黃公的文章和庸社行友回憶記述，都從沒有論及黃公的家人。大家都懷疑黃公可能沒有後人，否則應在文章中看到一鱗半爪的。
可是，事實並不如此！
《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編校本出版後不久，我竟收到黃公後人、他的外孫葉世康先生來電。接到這個震撼性的電話，瞬間我想，藏在心底三十多年的謎團或將解開。
近二十年多來，研究香港史的朋友增加了很多。也有朋友希望或嘗試編校出版黃公的「秘笈」，最後都礙於種種原因而擱置，但是藏有黃公文章的朋友倒也不少。有一位馮佩珊小姐，她熱衷香港近代人物研究，有着過目不忘的本領。她以業餘的時間，蒐集有關幾乎黃公所有的文章，她亦認識黃公的遠房親戚，但也不清楚黃公有沒有直系親屬。我約了她與黃公後人一同見面。在他們珍藏黃公八十多年前的遺珍中，我們看到了黃公的照片，看到他在皇仁書隊的肄業證書，同時也有剪報集。更令我們最驚喜的是，竟有黃公百多張老照片的影集。雖然影集沒有說明文字，但都是黃公年輕時與友人在香港和廣東各地的合照。在眾多相中人當中，我們除了能辨認黃公與吳灞陵之外，其它景點和人物都一概未詳。
為了尋求答案，我們翻閱當年舊剪報和黃公發表的文章，竟發現這些照片，有部分曾在一九三二年庸社編輯的〈旅行周刊〉內文插圖所用，也有些在吳灞陵一九五一年的《香港旅行手冊》出現，故此很多照片的情節，都可按圖索驥尋回。於是，我們試從黃公與庸社的文章尋找，再從黃公後人聽來的點滴片斷，重塑「江山故人」黃佩佳先生的傳奇故事。
在《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的首篇中，黃公提及「獲交於吳子灞陵、黃子嗇名、趙子奔瀾等，三子皆活潑可喜，且為島中報界先達，私幸得共友，嗣而相約倡為旅行事，連翩裙屐，咸本刻苦耐勞以赴之，期鍛煉體格，振奮精神，故於新界自然界中，不知結下幾許山水緣矣。」黃嗇名因著有《球國春秋》為我們所熟悉，但我們卻從未見過他的照片。在馮佩珊小姐努力尋找下，在一九五五年由黃嗇名編輯的《香港學校總鑑》，得見他的照片，與當年相距不遠，這樣便解決了黃公論及的三子之二了。
趙奔瀾是誰？在網上找不到資料，後來我們看到了一九三七年《華僑日報》委派他去澳門創辦《華僑報》的消息。我是在澳門長大的，小學老師曾在澳門《華僑報》工作。我便用手提電話將或有趙奔瀾在內的圖片轉發給她，她馬上便能認出來。他去澳門後用了「斑斕」的名字，即〈旅行周刊〉發刊詞和很多文章的署名。他也是珍藏照片中常見的人物。
至今每個星期日仍有百多行友健步、踏進八十五周年的「庸社行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行山團體。在庸社的創辦人當中，尚有與黃公同是公務員的黃賢修、布達才。這兩位老前輩，由於戰後是庸社的核心骨幹，所以認識他們的人也很多，我把照片給庸社老行友一看便認出來，當然戰前的黃嗇名與趙奔瀾，他們是不知道的。就這樣，黃公後人珍藏的相片在眾多朋友的協助下，相中的主要人物背景便基本弄清了。
統合已收集的剪報，黃公從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開始在《華僑日報》〈香海濤聲〉寫作開始，至一九四三年他回國失蹤的十五年間，黃公共寫下約六十多萬字的文章，其中主要專欄著作有：
一、一九三〇年五月至一九三一年二月〈本地風光〉二百餘篇
這專欄是黃公在《華僑日報》首次有系統「把本港的見聞，東鱗西爪，亂七八糟，寫一個暢快淋漓，不理三七廿一，想到就寫，隨隨便便，不拘束、不粉飾」。在寫到最後一篇時，他說：「現在著者有些麻煩，又不想擱至異日續編，故此暫和閱者告別，俟有機緣，或另撰別文來相見。」據黃公後人所述，可能當時黃公因遵母命結婚，故暫停寫稿。
二、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一九三一年八月《琴寒館漫話》五十篇
黃公婚後，心緒平靜下來，他又在《華僑日報》用「隨筆的體裁，寫點範圍較廣的東西，像〈異地風光〉、〈時人軼事〉、〈電影批評〉、〈社會見聞〉及其它，也在行文之便，分別寫出來。」《琴寒館漫話》這五十篇文章是以香港境內和廣州為主題的。
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九月《額涼集》二百三十八篇
一九三一年，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令全國人民震怒。在吳灞陵眼中「他原是一個詩人兼學者，也是一個最愛國家、最愛民族的志士」的黃公，「聯想起南宋的歸宿，我的額就不禁涼起來，很悲忿、很激昂……本着“想到就寫”的宗旨，故沒論甚麼東面，也要在這裡發表出來。……來寫個性的觀感，使人生一切的創痕，得着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專欄集中對香港、新界、廣州的描述。由於圖書館藏的《華僑日報》〈額涼集〉有部分欠缺，而這些部分卻在黃公後人所存剪報與吳灞陵藏品中收錄了，互補之下，尚稱齊全。
四、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南強日報》附刊的〈旅行周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庸社在《南強日報》編輯了共五十期的〈旅行周刊〉，其時黃公因有〈額涼集〉專欄，故以「額涼生」和「江山故人」筆名，只撰寫文章十多篇。而〈旅行周刊〉的附照，大部分可見於黃公後人珍藏的照片中。
五、一九三五年三月至一九三六年四月〈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三百二十九篇
一九三四年間，黃公因家事暫停寫作，至一九三五年三月，《華僑日報》編輯再邀「久不為文」的黃佩佳再寫專欄，他「抑亦藉此良機，為溫故之舉。因檢舊稿而增刪之，略加整理，條分縷析，並集年來旅行新界之聞見，參以新界書籍，著為較有系統之書，顏之曰〈新界風土名勝大觀〉。」此稿上年前已編校出版。
六、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綿綿孝憾廬隨筆〉一百零七篇
一九三七年二月，黃公母親病逝，事母至孝的他「百感攖心，中懷鹿鹿，久久不能為文事矣。茲以憂患之餘，稅廬人境，因顏曰“綿綿孝憾廬”，誌吾心之喪也。」
黃公在寫專欄期間，正值「七七事變」，使這位「不獨情鍾地理，興乎繫念河山」的黃公，更覺感懷憂時，令他在這專欄中，連續書寫了三十五篇〈抗戰詩話〉。
七、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七月〈香港新界百詠〉四十七篇
黃公在寫作撰稿十周年時，把訪遊香港新界十年間，仿古人的「百詠」體例，以詩詞歌詠的形式把香港的一百個景點，在《南強日報》以四十七期連載。其中第八十三詠的〈煙墩山」，一九五七年羅香林教授所編的《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曾加以引用。
在完成〈香港新界百詠〉之後，因時局、工作及家庭問題，黃公較少撰寫專欄。一九三九年間他曾協助蘇子夏編《香港地理》一書（香港商務印書館已重刊），期間也有〈綿綿孝憾廬詩草〉等發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黃公又撰寫〈棉紅杏雨廔譚薈〉十九篇。一九四一年三月刊行《大嶼山游覽指南》，同年在《大風》半月刊發表〈大嶼山的東涌〉、〈九龍宋王台及其他〉等文章。其中〈九龍宋王台及其他〉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宋皇台紀念集》為吳灞陵所轉載，並在序言中更正他之前說黃公一九四五年回國說法之錯誤。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黃公，無鄉可歸，只得與妻兒七人留居香港。他的後人曾聽說，當年曾有日軍上門調查，但最後禮貌而回。至於這時黃公的生活與工作狀況，則無從稽考了。
在一九四三年四月日治期間，黃公又在《香島日報》連載〈風簷絮語〉十五篇文章。他在刊頭中寫着：「滄桑故國，歷落情懷；夕照孤城，疏籬野火。指點龍津古渡，猶存鶴嶺殘碑，江山情重。我思柳州之文，風雨宵深，誰解樊川之醉。」但這些篇文章只是重覆昔日舊文，並沒有描述其在日治期間的生活情況。
令人不解之是，當年四月二十七日的〈風簷絮語〉第十五篇後，再沒見過他的文章。六月十二日，黃公突然賦文予他的堂弟，據其後人藏的〈絕命詩〉所云：
飛絮天涯見弟兄，江城盃酒故人情。
此生有恨都成夢，孤劍無儔始作聲。
別後湖山容我醉，異時身世看誰輕。
中原滿眼烽煙裏，豈獨神州掉臂行。
自題「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將歸國，賦此留念，吾弟業榮、業昌。此人海蒼茫，不知再見何時。吾生茫茫，吾念茫茫，書此存念。但願吾中國人永為中國人也。歲在癸未之夏狂醉天南之九龍半島。黃佩佳印。」
就這樣，黃公拋下妻子兒女，據說是獨上廣州，最後音訊全無，他的家人也曾前往尋找，但也無功而回。一九四四年吳灞陵在報章上也說他失蹤了。香港重光後，庸社行友常有憶及黃公的文章，都只說他回國失蹤，但也從不提及有沒有照顧黃公後人之事。
我去年編校完《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後，本以為工作已告一段落，但與黃公後人聯絡後，得到他們的珍貴資料和提供線索，使更多有關香港戰前本土論述和庸社行友的歷史更為清晰。由於資料多了，我再遍閱黃公文章，看到年前在《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的序中所寫黃公的故事，確有很多不足之處，不過這些錯誤只能待《新界風土名勝大觀》重印再版時更正了。
這套《香港本地風光·附新界百詠》，是黃公遺著中，最具收藏與研究價值的文章。〈本地風光〉是黃公最早連載的文集，記述很多當年香港的本土掌故傳說。〈香港新界百詠〉可算是他最後論述香港風光的文集。從文章中，可看到黃公文筆的歷練轉化，對香港本土論述的寬敞情感空間。我們也可從這些文章，重構香港戰前的歷史碎片。
因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大力支持和本書責編的協助，此書得以付梓。期間在蕭國健教授與郭少棠教授的鼓勵下，承蒙好友游子安教授與馬木池博士及眾多友好提供意見。更榮幸的是得到黃公外孫葉世康先生百忙中賜序，翔實的細說黃公不為外人所知的故事；而黃公孫女黃春華女士及她的弟妹們熱心襄助，並慷慨提供珍藏照片，都使本書編校、出版得以順利完成，在此謹致謝忱！
沈 思
丁酉年端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