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層華人是殖民地政府制定管治措施的基礎。香港作為貿易港口，長久以來依賴碼頭苦力（粵語中俗稱「咕哩」）的體力勞動而獲得經濟繁榮。碼頭苦力是最多基層華人從事的行業之一，突顯這個群體對華人的代表性。碼頭苦力是活躍的群體，他們多次與殖民地政府抗衡，以爭取較理想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這些苦力的歷史體現了在特定時期一些政府措施產生的原因。這研究涵蓋1844年至1945年，通過認識碼頭苦力的生活和工作，檢討這些華人低下階層如何與政府發生互動，尋找認識華人社會的新角度。

以碼頭咕哩群體為研究對象，是基於現存的香港史論著缺乏相關的論述。自開埠以來，海港貨運行業與香港經濟發展的關係密切，且備受重視，可媲美現今物流業的地位。戰前的貨物運輸倚賴人力，是不少缺乏謀生技能的基層華人賴以為生的行業，因此對觀察華人社群在港的情況具相當的代表性。海港貨運行業的基層勞工所付出的勞動力雖造就了社會經濟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但卻不一定享有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成果。在講求知識和財富的香港社會，他們停留在社會的下層，生活貧困，賺取的薪酬往往趕不上社會的消費，因此他們自嘲「有力做到無力，無力做到乞食」，甚至後悔曾經投身這個行業。

香港缺乏基層華人的歷史研究著述，也沒有長時段的本地工人歷史研究，是由於史料方面的局限，低下階層的歷史難以吸引人深入探究。本研究用「碼頭咕哩」稱呼碼頭工人，除了因為不少民間史料曾引用「咕哩」、「苦力」形容他們之外，在進行口述歷史取材時，也發現一些行內人對這些稱謂存有自卑感。故研究希望將「咕哩」重新列入香港人的主體，確認「咕哩」在歷史上的地位。

目前已有不少關於不同城市下層民眾歷史的論著，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其歷史應與其他地區的研究作比較和對照，發掘不同城市華人社群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實上，在本地史研究的領域中也有少數關於下層民眾的研究成果，例如何佩然研究的建造業工人，分析在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中，三行工人所產生的推動力。碼頭咕哩群體的歷史體現他們對華人社群的代表性，本屬社會主流民眾的一部分，然而他們被邊緣化，是因為以財富衡量社會地位的價值觀所使然。本研究亦希望將歷史上曾被邊緣化的人物帶回中心，重構更全面的香港社會，反思香港人的價值觀。

前人研究回顧

現存與香港工人有關的研究著作，多以工人運動為重心，可粗略分為兩類：一類以結合中國與香港工人的歷史為主，另一類強調工人與政黨的關係。

結合中港工人研究的著述有陳明銶的廣東工人運動歷史(01)、馮志明的粵港人力車車夫的研究(02)，以及梁寶霖所著《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03)。由於以中國工人、活動和思潮等發展為主導，與民眾史研究的方式不同，較少討論工人的工作、生計與工會組織等；全書的討論重心不在香港，由於粵港兩地在華人人口和工人比例上有相當大的差距，難以突出香港的重要性，除非透過比較香港與中國其他城市，突出香港的特色。但縱觀陳氏和馮氏的著作，對於掌握香港工人的主觀形態仍相當有限。梁寶霖的著作以多個零碎的主題構成，例如介紹工人罷工運動或香港第一個工會的產生等，卻缺乏對勞工的仔細研究。

較重工人與政黨的著作可舉前工會主席何康所憶述和記錄而成的《香港勞工運動簡史》。內容以工人與政黨的關係為主，不是全面的香港華工研究。何康既是集賢工會理事長，也是戰後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常務理事，兩個工會都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政權。他就本地工會產生的背景、工人參與1920年代海員罷工及省港大罷工的經過、工人抗戰及戰後工團聯合總會的會務等，提供扼要的敍述，內容以何氏的個人憶述為主。從何氏的論述不難發現他宣傳工人和工會支持國民黨的意圖，而且對戰前工會的描述基於他對個別工會的認識，稍欠全面。該著作曾刊登於《華僑日報》，篇幅較短，沒有對工人的主觀條件進行詳細的論述。

周奕的《香港工運史》涵蓋1844年至2007年，按時序抽出個別的工人運動進行論述，可歸類為本地工人運動的編年史，是本地工人史唯一一本同類的著作，以及滙聚大量原始史料與現存香港史研究所得而成的作品。該書能指出碼頭工人和艇夫在19世紀工人運動中的主導角色，但較偏重工人運動的經過，對於罷工與工人的關係等背景分析稍缺。另外，該書較重左派工會的資料，較少討論行業內外支持其他政黨的工會。再者，該書論述19世紀香港工人只有手工業、店員、洋務和苦力四大類(04)，略嫌籠統，這種分類在百多年的社會發展過程裏經歷不少改變。隨着社會的轉型，工人群體和工運性質也產生變化，政府如何適應社會的發展和這些勞動階層的改變，也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蔡榮芳所著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包含兩個與香港咕哩有關的章節，第一章“Coolies in British Colony”是少數專門討論咕哩的研究成果，組織零碎的原始資料包括政府檔案和報章，描述1842年至1913年香港咕哩的生活、工作和組織，以及在英國殖民地法制下的咕哩。然而該章節並沒有就那些難得的原始資料進行深入的討論，例如在描述咕哩的生活和工作的困苦時，純粹用零星的數據指出咕哩的酬勞遜於其他行業的工人，而沒有就咕哩生活困苦所反映的社會矛盾進行研究；在討論咕哩的組織時，複述政府報告的推論指咕哩館一類咕哩聚集的地方是咕哩工會，對咕哩凝聚的特色缺乏深入的探討；討論殖民地政府的法制時，較側重政府在裁決上對咕哩的歧視和不公平，或是監獄濫用私刑的不人道；在處理華洋之間的關係時，只歸咎於華人咕哩因要為他們厭惡的「番鬼」（Fankwei）效勞而不甘心，但沒有說明這種華洋之間的隔膜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另一章“Coolies Unrest and Elitist Nationalism”極具參考價值，詳細討論咕哩階層與華人精英民族主義的差異。蔡氏認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運動是19世紀下半期由知識分子展開的，該章可取之處在於引用1887年至1900年間以咕哩主導的工人運動，與華人精英的救國運動作比較，分析咕哩階層的訴求基於生活、工作和文化因素，然後才判斷他們的訴求與華人精英所講求的救國和改革理想迥異，工人運動並不受華人精英的民族主義影響。不過，蔡氏的研究只集中討論該時段的工人運動，缺乏對社會背景的長時間觀察，也沒有討論一些可能相關的持續現象和改變，例如政府政策、本地華洋及勞資糾紛等因素與罷工的關係。

冼玉儀也曾研究1884年本地工人罷工(05)，該研究強調華人精英在罷工中的主導角色，為爭取自身利益和愛國理想而鼓勵工人罷工。但是，本研究認為如此探討工人運動的背景並不直接，缺乏工人的主觀因素。同時冼氏指來港暫居的中國人與國家相連，國難的危機意識促使他們對殖民地政府支持法國人的立場敏感。冼氏又引用例子包括毒麵包事件、1905年的反美運動和1907年杯葛日本的行為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來證明華人受愛國情緒影響而作出對洋人的反抗，往往令殖民政府有所警惕。本研究認為這種歸納略嫌籠統，引用這些例子來判斷工人運動純粹受愛國、排外的情緒主導，似乎不足以解釋華洋之間的衝突所在，也未能盡顯華人社群的特性。既然在1884年主要參與暴動的人都是艇夫和咕哩，便不能忽略工人的主觀因素，例如由開埠以來累積的壓力，歧視和文化差異；洋人的合約和登記制度，對習慣依賴人際網絡和信用來維持主僕關係的華人來說，可能是剝奪了他們既得的利益。本研究認為應運用較貼近工人的資料和數據來進行分析，了解工人的生活條件和待遇，與官民、華洋及勞資之間矛盾產生的關係。

縱觀現存本地工人史的研究，普遍缺乏以下的重要元素。首先是忽略了工人的主觀或內在因素，而較重外在因素例如華洋之間的不相融，以及受愛國情緒的煽動。本研究認為應將工人的內在條件，包括他們在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壓力，他們對措施的不滿，以致他們在罷工期間的心理狀況等放到討論的重心去。其次是缺乏對本地工人長時期的觀察，難以掌握工人作為一個廣義的群體或社會階層，在歷史上的發展脈絡，以及這種發展與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最後是忽略香港社會結構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多將本地民眾按社會階級或種族劃分，即商人與工人、或華人與洋人，而事實上無論是按階級還是種族劃分的群體，都存在分群的情況。工人當中至少可再細分為工頭或判頭、或主管和僱工，而就早期的華人社群而言，則以地緣或血緣關係而凝聚成不同的分群，而各分群又有獨特的發展脈絡。本研究認為抽出個別分群研究，可對社會作更深入的了解，集合多個分群的研究成果，可助掌握華人基層歷史的全貌。因此本研究以香港為本位，透過碼頭咕哩的歷史研究社會基層，希望開拓研究的空間和加深對香港社會的認識。

史料及研究方法

緊隨新社會史的發展步伐，重視「自下往上觀看歷史」的研究方法(06)，以人群為研究的核心，通過發掘民眾的物質（生活）、精神（宗教信仰和心態）和社會範疇，期望達致從民眾歷史看整體歷史(07)。就如本研究希望用社會史的角度，通過香港碼頭咕哩群體看華人和殖民地政府的歷史，為香港史作補充。作為一項民眾史的研究，須了解群體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在內容方面，參考法國歷史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及亞蘭胡（魯林）（Alain Roux）對中國工人運動的闡述方法(08)。謝諾關於1919年至1927年中國工人運動的研究，雖然較偏向馬克思史學派，而且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一定的規範；而亞蘭胡的著作也只集中討論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上海工廠工人及咕哩的罷工，但兩本著作的特色在於致力搜集大量的資料，重構工人的來源、招工、結構、工作環境、生計和生活條件，以及工人在政治方面的經歷作為背景。重點不在陳述罷工的經過，而在解釋工人罷工與上述各項條件的關係，可更全面認識特定時空下的工人歷史。其可取之處在於通過掌握工人的招工過程與行業運作、凝聚或組織的方式、生計及居住環境等，串連工人與罷工，以及與政府政策的關係，從而說明基層與戰前香港社會的關連。

微觀歷史可有助達致以上的目標。由於低下階層鮮有留下傳記和著述，研究者不得不採用微觀歷史的考察，通過搜集和整理大量零碎的史料重構下層群體的歷史。不少現存民眾史的研究成果都體現這種微觀歷史研究的特質，也必須涉獵多方面的史料。在官方文獻方面有大量政府部門的工作年報、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港督的施政報告、住戶登記紀錄、條例以及政府與英國殖民地部的往來書信（CO129）；民間資料則包括地方誌、報章、地方組織的年報、工商業指南、年鑑以及洋行的歷史紀錄。以下按本研究所涵蓋的主題，分別說明對史料的篩選和運用。

一、關於貨物運輸工人來港就業、招工及行業運作

香港工人包括早期本地的勞動力和移民到香港的中國工人。關於香港開埠前後香港社會的研究，只有少數的論著探討工人來源，例如施其樂牧師、許舒博士和羅香林教授的研究，較近期有何佩然教授研究建造業工人的著述。由於在香港各村落早已存在不同的行業（早期的政府文獻紀錄為“trades”），於是要了解早期的貨運行業的形成與發展趨勢，必須透過政府文獻具體掌握當時的人口結構、各行業的所在地，以及海港發展的情況；此外有英國軍官和傳教士的筆記。總登記官的人口統計是必須仔細整理、運用和研究的史料，這些資料分別載於《香港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s）和《政府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內。早在1841年英國人已對香港的人口作粗略的統計，然後從1845年開始到1869年，每年都有列出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人口統計。到1871年開始則進行每五年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1871年到1931年的人口普查有統計從事搬運行業的人數，但這些數據並不能反映所有咕哩。這是由於當時的統計沒有包括艇夫（boatmen）或艇戶中從事貨運的人口統計，或可能已將這些人口概括在其他名目之內如「家庭」、「漁民」或「水上人口」。根據香港法例1860年第15章，當時政府為有效控制維多利亞港的治安，防止海盜肆虐，於是要求貨艇工人每年一次登記和繳納登記費用，如果查考《香港藍皮書》內所記錄政府通過該條例收納的登記款額，就知道在開始登記貨艇工人時，從事艇夫的人可達數千。又根據工會的紀錄和可兒弘明的研究，過往有不少貨運駁艇由漁艇充任；另外，有口述被訪者指，一艇戶全家十數人從事貨運工作的情況亦很常見(09)。雖然人口普查的統計可能與現實中從事碼頭貨運的人數有相當的差距，仍能反映低下階層在戰前華人社群中的代表性。

載於《香港藍皮書》的船政廳年報可助掌握早期香港港口發展的情況。從這些文獻可知，由開埠到1866年，維多利亞港是香港主要的港口，配合早期的勞工數據，可以看到維城內港口貿易的興盛帶動了碼頭和倉庫的發展，並將其他地區的工人吸引到城內工作。到1866年政府為增進港口貿易，頒佈了《香港港海及海岸條例》之後，在不同的階段因應港九、新界及離島的地理條件而在維城以外增設港口。1867年在香港仔、赤柱和筲箕灣增設港口，同時這些港口設置船政廳的辦公室。到1870年代又在九龍油麻地及紅磡設置港口，然後到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後，再將香港的港口擴至長洲和大澳等處。工人的流動和分佈與港口設置的關係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出入口貨物數量的紀錄（imports and exports）亦有助評估貨運行業的發展。由於本地海口貿易的發展情況與工人的就業直接有關，可以將貨物出入口量配合不同的局勢，推論工人在不同階段面對的順境和逆境，以及行業的競爭方式產生的原因。

在透過人口統計和港口貿易的紀錄掌握了群體的宏觀描述之後，要了解群體的特性包括招工方法、凝聚方式、工人當中是否存在階級及行業運作等，須從小處着手研究、連貫史料和社會背景進行探究。搬運工人沒有一手著述，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必須掌握群體中的代表人物。現存關於貨運伕役的研究，通常只會提到買辦的招工角色，這是基於華工與洋行之間語言需要的考慮，加上清朝只允許由買辦代洋商招工，似乎通過買辦可以掌握到與工人有關的史料。但是，如果咕哩各籍屬潮州、惠州的歸善、博羅、番禺、四邑及東莞等地，並各有自己的方言，買辦如何處理語言和人際網絡，以至可以為洋行招得少則數百、多則過千的咕哩？而且當工人罷工時，政府官員如總登記官、華民政務司、委員會的人員以至各界人士在調查時，往往希望通過工頭了解工人罷工的原因，例如1895年咕哩因為政府登記咕哩館住戶而罷工，各界商人隨即希望向工頭質詢；又1901年當政府調查私人伕役的聘用和管理時，亦邀請工頭作供，交代咕哩的招工、工作、薪酬、組織和咕哩館內的運作等詳細的情況。因此本研究相信工頭能代表咕哩，是當時社會的共識，同時是政府掌握基層的情報來源。工頭是咕哩在生計方面投靠的對象，本研究亦可透過工頭去深入了解。

本研究透過政府的差餉記冊（Rate Collection）掌握早期工頭的名單。這份文獻通常用作查考土地地段的擁有者或地租資料，其實差餉記冊所記錄的欄目除了有地主的資料外，還有住戶（occupant）的資料包括人名、地址及用途（各類商店、倉庫、碼頭、公共設施和住宅）。而鑑於政府的登記程序乃根據1844年的《人口登記條例》規定，咕哩工頭或是屋主須代登記官員整理住宅住戶或咕哩館住戶的名單，以便政府掌握人口資料和管理華人。本研究判斷「住戶」欄目內所載的住房性質和屋主姓名就是咕哩館館主或館名的名單和地址。現存最早的紀錄是1860年，往後至1885年都有詳細的紀錄，例如住房（dwelling）被細分為咕哩館（coolies/coolie house）、轎夫住房（chair coolies）、家庭住房（family）、業主住房（owner’s dwelling）、石匠住房（masons）和木匠（carpenters）住房等。上述的名單可用來跟進工頭的背景，咕哩館的地址可有助掌握其與相關的行業如碼頭、貨倉、鴉片商、洋貨店及商行所在地的關係，這些行業在維多利亞城內集中在不同的街道，透過整理這些行業的分佈，不但可了解早期香港的城市地貌，同時可了解怎樣的發展趨勢對咕哩具有拉力。

香港政府檔案館所藏總登記官的房屋登記冊（Squatter Licenses），最早的文獻產生於1867年，可能是香港政府文獻當中有關九龍居民最早的紀錄。本研究運用政府的房屋登記冊與差餉記冊及廟宇碑文中的名單互相比對，查找早期本地咕哩的來源，發現早期的咕哩館館主不少來自紅磡及土瓜灣李姓的居民。施其樂牧師和許舒博士曾運用相同的方法，研究紅磡的早期發展(10)，發現一些聚居於九龍的人物，曾經在香港島和油麻地經營不同的商店如雜貨店和建造店，是維多利亞城早期聚落的一部分。本研究運用相同的方法，也發現港島的村落有投身貨物運輸行業的人物，其咕哩館設於渣甸街（Jardine Bazaar）。正如施其樂牧師的另一篇期刊論文指出，東角附近的掃管莆村似乎早有黃姓族人(11)，本研究所得的工頭名單中亦有來自該村落者。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確定開埠初期香港工人有不少來自本地的村落，他們因應海港的發展而被吸引到城市核心去從事不同的行業。另一方面，本研究亦透過政府的人口統計觀察勞動力在不同區域的流動情況。

進入19世紀中後期，中國勞動力的移入促使咕哩的招工制度更形複雜。1901年，政府就香港僱用私人轎夫的問題成立調查委員會和進行聆訊，該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長達150頁(12)，詳細記錄本地伕役僱用的情況，歷史學者包括馮志明和蔡榮芳等都曾在他們的研究中應用這份報告書。馮氏主力探討轎夫的工作情況、蔡氏主要引用報告書所記錄的工資和生活。就筆者的觀察，該報告書雖為針對轎夫而設，但對於研究咕哩亦很有幫助。由於這些非技術勞工在性質相近的行業之間互相流動，年青的轎夫到年老因為體力衰退，便轉行從事貨物運輸工人，所以在聆訊中不乏咕哩和工頭的供詞。而這些咕哩和工頭都在調查委員會成員和總登記官的引導下，所描述的招工、經營方式、咕哩館和行業運作等較少人注意的內容，對本研究的延伸相當有用，使能進一步配合法例和政府檔案探究工人生活，以及工頭的資產、信譽和權力來源等更深入的課題，從而掌握咕哩群體中的階級和招工制度的基礎。

1920年代是香港工人群體重要的轉捩點，除了包括咕哩的工會和工運，因應當時中港工人的潮流，繼而產生了新的求職途徑和運輸方法。本研究又以本地人口結構的發展趨勢為大前提，首先討論1920至1930年代工人進入本地化的階段。如香港的勞工市場曾經受廣東省的移民主導，流動的人口到甚麼時候才穩定下來呢？這個問題又牽涉到咕哩組織形態的發展。本研究利用香港歷年的人口統計，掌握統計數字的變化，包括成年男女的比例和成年男性的就業情況作出推論。19世紀港英政府重視流動的人口所帶來的疫病和治安問題，同時亦重視男女人數差距太遠導致人口具高流動性。單身男性中最多人從事貨物運輸，這些人不在乎生活習慣和居住環境衛生，又因為他們經常在香港和家鄉兩地之間流動，導致疫病在貧苦華人中傳播。到20世紀初香港社會結構有所改變，成年男女的人數差距大為減少，本研究必須指出，這種發展趨勢與工人的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1917年，政府開始進行咕哩館登記，並在華民政務司的年報中刊出登記咕哩館的數目，本研究根據那些數據掌握咕哩館的發展情況。咕哩跟隨香港人口的主要趨勢，由個人為單位發展為以家庭為單位，反映工人再不是以隻身來港的男性為主要組成，他們已在香港成家立室，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但隨之而來的是基層的貧窮和住屋問題。這些是以下討論政府措施的重要基礎。

二、關於貨物運輸工人的組織和結構

在掌握工人的來源和分佈情況之後，會產生一連串關於碼頭咕哩群體的問題，包括在這為數眾多的工人當中有否分成小群體？這些小群體是根據甚麼劃分而成？工人在甚麼情況下產生團結和競爭？他們的勞資關係是怎樣？他們與洋人的關係是怎樣？與其他群體的關係是怎樣？有甚麼因素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都是本研究希望回應的問題。

對於香港早期工人凝聚的方式，需要透過工人和工頭的人物背景去研究。本研究利用掌握到的工頭名單，整理他們的籍貫、人際網絡和他們曾參與的活動，以及他們與其他群體的關係。政府檔案和民間的史料都存有不少人物的記載，其中政府仍保存的遺囑認證文件是研究19世紀人物的有用線索，這些紀錄包含見證人和繼承人的姓名，還有先人生前的住處、遺下的產業、見證人和繼承人的身份、死亡日期和經營過的商號等資料，當中的遺產紀錄可助了解工頭經營咕哩館的資本，本研究看到19世紀的工頭紀錄當中，有資產達數千甚至過萬的人物，與普通碼頭咕哩月賺數元的境況相差甚遠，能幫助本研究更具體明白業內情況；見證人和繼承人的姓名可助了解人際網絡，作為跟進的線索。

差餉記冊亦可幫助本研究討論血緣紐帶關係於咕哩在城市凝聚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有這些工人組織的增長情況。本研究在差餉記冊上所記錄的業主及住戶資料當中，看到擁有多於一幢房屋的業主，將其物業分別租與同姓不同名的工頭；又比較1860年和1880年的工頭名單，看到1880年的工頭人數是1860年工頭人數的三倍，工頭的姓氏亦比過往多樣。意味着這個群體在二十年間已發展得更加複雜，過往以血緣為基礎的同業組織需要有新的組合來擴張和鞏固勢力，以應付同行之間的競爭，這種過程也值得研究。

在民間史料方面，地方志、族譜、碑銘、社團刊物、華僑年鑑和工商業指南都是本研究涉獵的資料。透過參考廣東省各地縣志，可了解清末廣東工人離鄉的主要原因。在碑銘方面，科大衛、陸鴻基及吳倫霓霞教授合編的《香港碑銘彙編》（共三冊）是相當值得仔細研究和應用的史料，廟宇碑銘能代表人物曾參與的活動，可向較多咕哩聚集和活動的區域所置的廟宇入手。例如紅磡觀音廟、北帝廟及天后古廟的碑文、同治戊辰年（1868年）銅鑼灣天后古廟重修碑記、光緒元年（1875年）油麻地天后古廟重修碑記及宣統二年（1910年）紅磡觀音廟重修碑記等，尋找當年咕哩同業的蹤影，以及早期的工人在當地社會的參與情況。

社團和地方組織的刊物包括同鄉組織、街坊會的年報和紀念特刊對於查找工頭或工會領袖的背景相當有用。雖然同鄉組織的年刊或紀念特刊在戰前出版的存本較少，不過在戰後初期出版的年刊中，理事和會員名錄仍有不少戰前工人領袖的痕跡。街坊會是相對於同鄉組織涵蓋面更廣的機構，可以用來研究工人的活動。在戰後初期出版的街坊會年刊中載有工會領袖的資料，這些在1920、1930年代已打算在香港落地生根的人們，到戰後回到香港，一方面重組他們的工會，另一方面組織街坊會或成為街坊會的幹事，又或只作為街坊會的成員，他們主要集中在西區和油麻地的街坊會當中，反映碼頭咕哩在戰前已經與他們工作和生活的社區建立了一種身份認同。戰前的工商指南或人名錄有中、英、日文的資料，當中記錄香港貨運的程序如租用貨船、招聘工人的途徑及價格、咕哩館等紀錄和行業中的代表人物可作不少的補充。

在工會史料方面，由於碼頭咕哩的同業組織與其他大多數的行業不同，在工會（Union）產生之前，各行的同業組織中文以「堂」命名、英文以“Guild”命名，而在各種工人的文獻紀錄上從來沒有搬運工人的「堂」或是“Guild”。1902年，總登記官仍在一個關於伕役的調查委員會聆訊中，向工頭和工人重複追問是否行會組織成員，好像連最熟悉華人事務的官員都不了解碼頭咕哩組織的情況。到1911年政府通過香港第一則《社團條例》，內附的工會名單沒有一個代表碼頭咕哩，之後至1919年《香港政府憲報》每年刊憲的行會名單仍沒有相關的工會紀錄。1912年由總登記官整理的香港華工工會報告當中，雖然能將本地工人組織進行分類，同樣亦無碼頭咕哩組織。這些現象雖然對查找史料帶來一定的困難，卻又體現了咕哩凝聚的特色。事實上，碼頭咕哩不是沒有同業組織，而是他們的凝聚方式與其他行業不同。雖然缺乏行會的原始史料，本研究仍可透過當時社會上的共通語言獲得線索。戰前報章描述碼頭咕哩的方式具有獨特之處，尤其是當報導罷工或各幫工人發生爭執時，常以工人籍屬例如「潮州苦力」、「惠州苦力」、「東莞苦力」作標籤，這是戰前社會識別碼頭咕哩群體的方式。這種推論也可結合政府的文件如殖民地部的檔案和洋行的史料印證。例如CO129中詳細交代工人的情況，雖然不是全面的敍述，但至少可以了解個別籍屬的咕哩劃分的勢力範圍，或不同籍屬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關係。

此外報章可補充政府文獻的空缺。由於貨物運輸行業的兩個主要工會都成立於1920年代初，香港歷史檔案館只保存了工會在戰後的檔案。同德工會的檔案涵蓋年份最早在1946年，即工會在戰後重新成立那一年起。集賢工會的檔案將會於2022年公開。不過，戰後初期的檔案紀錄也保存了戰前工會的特質，有助本研究掌握工會的運作情況。又由於工會有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又在廣東省各地設有支會，加上工會在1920及1930年代活躍於罷工及為工人爭取權益，不乏報章的記載。另外，貨運行業與商務發展息息相關，工頭和工會與華商總會之間亦有往來，在華商總會的會議紀錄當中包含不少工人與商人之間關於貨運行規和罷工等討論。本研究根據報章、華僑年鑑、工商業年鑑、華商總會的會議紀錄、政府檔案和黨史文獻，輯錄成工會的行事曆，再配合政府檔案和口述歷史進行研究，尤其是工會的成立背景、工會領袖的資料、工會的運作、在同行中的角色、在省港大罷工的參與情況，以及在大罷工之後到戰前的發展。

工人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是本研究必須觸及的，首先因為史料反映1920年代工會與國民黨及廣東革命政權的關係密切，本研究需要找出這種關係的前奏；其次是現存的香港史研究中較少討論民眾參與革命的途徑。關於工人參與革命的著述如陳明銶的《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較重孫中山與海員工會成立的關係，以及華人的民族意識，陳氏又將地緣關係理解為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以及孫中山與籍屬中山的人物之間的連繫，但這些研究沒有討論工人投身革命的途徑。本研究以工人組織的特性為基礎，推論革命黨在香港招募的方法，並根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記載興中會和同盟會等革命人物名單，與工頭名單核對，可找到革命黨人的名單中亦有身為碼頭咕哩工頭者。本研究結合革命歷史與本地工人的特色，補充香港在革命中的角色和具體情形。至於工會與廣東政權的關係主要基於工會領導人物的背景。本研究運用工會慶典的人物名單，研究這些人物與國民黨的關係。同時查考在廣州廣東省檔案館內「黨團」類的文獻，國民黨1928至1929年的會員登記「廣東省港澳輪船公司海員特別黨部」的紀錄內，包含與工會相關的資料，除了領袖人物外，更有會員籍貫和職業的統計，當中咕哩佔會員人數頗眾。這些資料都有助掌握工會成立的背景和性質。

口述資料也是本研究重視的史料，年長而父親曾從事碼頭咕哩的被訪者有助掌握行業發展的源流、審視關於戰前的研究所得、甚至沒有文獻記述的歷史，例如不同籍屬工人在社區劃分的勢力範圍（俗稱「地盤」），搬運的方法和技巧的傳承等，可擴闊研究的眼界。香港大學於2001年開始進行的「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其被訪者當中有不少年長而曾經從事貨物運輸工人或盂蘭勝會的組織者，可助了解戰前的行業運作。2010年盂蘭勝會的理事「十一哥」，是潮州人，從父親一代已經在三角碼頭經營咕哩館，對貨物運輸程序和咕哩館架構等相當熟悉，其叔父是西環三所「最有名」的咕哩館中，其中一所的館主，在戰前已在西環一帶從事貨運行業，為本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線索；搬運工人的同德工會在戰後曾因內地政局的改變而產生成員之間的政見分歧，而分出新的工會名為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該工會至今仍存，可透過口述歷史了解新舊工會的狀況，為本研究提供了不少資料，例如「抽頭」制度在工人當中的認受性、工會所保留的地縣色彩，戰前曾以新會與東莞各屬選一人代表出任正、副主席的形式，到戰後仍以東莞人為代表。現任主席梁榮佳是退休的搬運工人，祖籍新會，父親於戰前來港從事碼頭運輸行業，父親身故後，梁主席輟學投身貨物運輸行業維持生計，其憶述與數十名新會同鄉聚居於天台屋和從事貨運行業的經歷，都是沒有文獻記載的寶貴資料。

三、貨物運輸工人與殖民地政府的管治

至於工人與政府管治華人的各種措施之間的關係，條例是本研究相當重視的史料。現存的香港社會史著述中，以條例為素材的研究方法並不普遍。研究條例與工人運動的關係，可以了解工人組織的形態，行業的運作，以至工人運動的特色。政府在不同的時期針對工人訂定不同的條例，正好反映在特定時間管治的着眼點，不同群體在何時有甚麼特質引起政府的關注，都能透過條例起草和修訂的過程、定例局（現今的立法會）的會議紀錄，配合報章的描述、調查委員的報告和執行的政府部門，包括總登記官或華民政務司和醫務官的年報中看出端倪。本研究將與搬運工人有關的條例抽出、分類，觀察有哪些條例曾經導致罷工、有哪些條例曾因罷工取消或延期執行、有哪些條例順利通過、條例在何時修改、為何修改，都可以用作研究工人與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有助研究政府措施對碼頭貨運行業的影響。

四、日佔時期的史料

日佔時期的研究除了倚賴本地報章包括《南華日報》和《香港日報》，搜集與貨物運輸和工人有關的報導，然後分類和整理成為勞工組織、工人的登記制度和規格、日軍對貨運價格和運輸程序的管制等紀錄之外，關於日人在港執行的措施，可配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的檔案資料討論。該館存有昭和16年至20年（1941年至1945年）間關於香港的檔案。日佔前夕（1941年11月）日本陸軍省南支那派遣波第8111部隊調查香港下階小市民及勞動（働）者狀況的報告，有助解釋日佔時期控制香港市面的措施，可以配合報章資料研究碼頭咕哩群體和貨物運輸對日人管治香港的意義。

架構

本研究將碼頭咕哩從開埠到1945年的歷史，按時序分五個階段進行研究。仔細對照在不同時期群體的特色、工作和生活與政府措施的相融與衝突之處，探討基層華人與殖民地政府之間關係演變的過程。

第一章關於開埠初期（1841年至1844年）香港轉口港的誕生與碼頭貨運行業、需依賴人力的貨運行業帶動咕哩行業和群體的形成，作為研究主題的背景。咕哩代表低下階層的華人，洋人對華人的評價和認知如何造成往後近半世紀的管治方針。同時為香港殖民地管治的歷程中，展開了華洋之間長時期在文化和習慣上並存而不相融的狀態。

第二章串連1844年至1880年代碼頭咕哩所主導或參與的罷工事件，檢討本地人口登記措施產生的背景，以及與碼頭咕哩的衝突因何而起。透過研究碼頭咕哩群體的特色包括群體成員具流動性、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由工頭主導的同鄉同業組織，與當時的社會和各項登記措施的關係。

第三章針對1880年代至1910年代碼頭咕哩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秩序，他們與疫病和秘密會社的關係密切，如何導致政府推行針對華人衛生和社團的措施。本章亦總結自開埠到1920年代初，碼頭咕哩對傳統行會組織的繼承、這些社會基層人物的身份認同，反映早期大部分華人社群的特色，及其如何影響華人社群與殖民地政府的關係。

第四章顯示1920、1930年代碼頭咕哩群體的結構、同業組織的轉型和職能、工運性質的改變，與本地勞工政策萌芽的關係。就香港工人而言，在1920年代最值得關注的是參與或主導海員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導致工人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關係幾乎破裂。然而到1930年代，本地工人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產生改變，兩者之間有較過去緊密的合作和聯繫，本章亦將透過碼頭咕哩工會的例子討論這種關係。

第五章探討中國抗戰至日佔時期，碼頭咕哩和工會的出路，以及日人如何管理香港的工人組織及貨物運輸，藉以比較日本軍政府及殖民地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模式，補充殖民地管治的特色。

重要詞彙

碼頭咕哩在不同時代的華文歷史文獻，尤其是民間史料，曾出現不同的稱謂，主導本研究的用語(13)。這些稱謂出現的時序能反映群體身份的改變，尤其是碼頭咕哩在1920年代開始自稱為「工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本地華文報章多稱「咕哩」或「咕喱」，20世紀初亦開始採用「苦力」。到1920年代或以後多用「起卸工人」、「運輸工人」及「碼頭工人」，這些稱謂沒有互相取代。因此本研究在與各時期相應的篇章中引用以上稱謂，以求更清楚地反映工人與本地歷史發展的關係。至於對各行各業勞工的總稱，為求歸一易明，本研究採用「工人」代表。

注釋

(01)Chan Ming Kou, 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Microfil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02)Fung Chi Ming, Reluctant Heroes：Rickshaw Pullers in Hong Kong and Canton, 1874-195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03)梁寶霖，《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1982年。

(04)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年，頁ix。

(05)Elizabeth Sinn，“The Strike and Riot in 1884 – A Hong Kong Perspective”，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Vol. 22，（1982），pp.65-98.

(06)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新史學》，第六卷第三期，1995年9月，頁157。

(07)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第三卷第四期，1992年12月，頁95-116。

(08)Chesneaux, Jean,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1919-192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Roux, Alain, Le Shanghai Ouvrier Des Annees Trente：Coolies, Gangsters et Syndicalistes,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1993．

(09)口述歷史：梁榮佳先生（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主席），海港運輸業總工會會址（九龍佐敦渡船街28號5樓），2012年3月30日。

(10)Carl Smith and James Hayes，“Hung Hom：An Early Industrial Village in Old British Kowloon”，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Vol. 15（1975），pp.318-324.

(11)Carl Smith，“Revd. Carl T. Smith’s Notes on the So Kon Po Valley and Village”，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Vol. 23，（1983），pp.12-17.

(12)“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to Enquire into and Report on the Question of the Existing Difficulty of Procuring and Retaining Reliable Chair and Jinricksha Coolies for Private Chairs and Jinrickshas”,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N. 47 of 1901,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01．

(13)英文文獻主要是官方史料，多以Coolies或Cargo coolies稱之。由於艇夫亦在海港運輸中發揮重要功能，本研究也採用官方文獻中關於Boatmen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