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对非洲历史概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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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一卷史书不可能充分讲述整个大陆的故事。的确，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有何意义，更进一步地说，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用本书这样的篇幅，其目标就是——也只能是——抓住一些关键观念，作开阔的展现，在把握主题一致时也同样认识到其中的分歧，在阐明整个过程时也充分注意那些构成人类历史巨流的个体和漩涡。一个悲哀却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在写作各个民族的概览通史时，即使如同本书这样小心地设定了时间框架，但书中能够谈到的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人物，与事实上生活过的千百万人相比，仍然是极少量。不过，无论如何，本书的目标是要客观公正地对待非洲和非洲人民。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即使作者还不满足的话，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安慰。

本书主要关注过去的两个世纪，这个时间框架不单是为了组织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表达这样一个中心观点：如果脱离了非洲的19世纪，就无法理解它的20世纪，这样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转变过程，在我们要考察的整个时期绵延不断，同时也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1]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更宏观地讲，有必要从一开始就阐明若干核心主题，这些核心主题或显或隐地贯穿于本书的叙述之中。

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非洲大陆一直人口稀少，因此，许多国家和族群始终关注人口的繁衍。^[2]于是，非洲的意识形态就常常集中于生殖仪式、在荒野的洞穴中刻画创造文明的神话，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大自然的抵抗。人口的生殖和繁衍能力以一夫多妻来获得，对人的控制——例如通常以奴隶制的方式——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特征，比对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土地在这里是丰足的，尽管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例外，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因此，举例来说，西非历史的特征就是围绕女性展开的频繁暴力竞争，因为拥有女性强化着男性的地位，她们在土地上干活，生育孩子，而孩子又会重复这一切。在更广范围内，整个非洲大陆，在代际之间，男性争夺女性的冲突是常见的。婚姻更多的是公事而非私事，涉及族系之间的结盟，女性的分配代表着社会—政治上的安排。当然，非洲大陆上女性自身的地位也悬殊极大，从地位很低的被剥削者，到受尊重的、有影响的人物，以及经济上的独立者，都存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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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洲大陆上的统治精英而言，无论是19世纪还是最近这数十年，如何建构持久的统治体系从而控制更多的人口，一直是一项重大课题。人口稀少区域更频繁地出现政体的不稳定，那些潜在的国家建造者也更难于让他们的控制超越人口和地理造成的“自然”界限。在人口稀少地区，不满的民众可能反抗现存秩序，组织起一种“武装边缘”，挺进权力中心，或者削弱它；不过，他们也很容易移居至现存秩序触及不到的地方，而这样做也常会导致现存秩序的衰败。^[4]暴力分裂和暴力融合的持续循环导致非洲的众多政治和社会变化，在19世纪，随着新的政治团体和社会体系的出现，出现了一个增长的暴力过程。有着从目前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张之雄心的区域国家，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确保更大范围内的忠诚，怎样创造辽阔疆域内的认同。西非大草原的局势就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的国家和帝国历史上一直面对着地方主义和分裂。西非大草原的特点就是有无数地方族群，村庄的组合构成了被称作“卡夫”（kafu）的微型国家，“卡夫”系统体现着非洲政治的地方主义，帝国的建造者们既要围绕它们来建造自己的政体，又要通过军事力量和对财富的控制来支配它们。^[5]同样，如同19世纪，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就要关注时间过程中出现的地方认同、区域认同，甚至是大陆认同，以及与这些认同形成相关的动态情况。

而且，理解这个大陆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既要重视那些戏剧性的变化，更要充分重视常态。从18世纪到21世纪，如同存在着剧变一样，这里也有着大量的持续性。殖民主义——这是最近几十年来大量谈论非洲的学术著述的主题^[6]——的许多方面仅仅只是时间长河中的“片刻”，对非洲大陆的影响是一种变量。首先，非洲的19世纪是一个暴力变革的时期，出现了政治上的破坏和重建，这个漫长变革时期的深远影响直到20世纪及其以后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非殖民地化的觉醒时。第二，这些内部的变革过程，至少需要部分放在19世纪外部经济联系的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简而言之，就是非洲与北大西洋的经济联系。从许多方面看，殖民统治只是早已诞生的西方化贸易体系的最终显示而已。以发展的现代观念来看，它在根本上对非洲生产者不利，尽管对统治生产者的上层精英未必不利。所以，殖民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其本身，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将会显示这一点。无疑，它的那种离开方式也对非洲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使得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完全没有准备好来应对独立的挑战。不过，殖民统治必须具体考察，从内部政治发展来看，它在许多方面都融入了持续的非洲变革进程，而从外部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代表着一个历时日久才最终完成的体系的最后阶段。在这个体系之后——也就是“后殖民地”和“新”的国际秩序时代——出现的东西，要联系此前的历史才能理解。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殖民统治是欧洲、非洲互动的产物，不能理解为单边强迫接受。在外国统治时期，非洲人塑造着自己的社会，这远比任何殖民地官员或欧洲政府所能做到的要有效得多，即使面对着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一种侵略性榨取的外部经济体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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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同其他人类社会一样，非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也体现于艺术和物质文化之中。不幸的是，本书无法在这方面给予很大篇幅，但也足以看到美学实践常常为非洲政治和文化生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艺术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媒介，所以经常强化着政治力量，人们也试图用它来确保农业丰收。雕塑和故事传说一样，代表着社会和政治上的解说与批评。对超自然和冥界的信仰，塑造了埃及的艺术和建筑，尼罗河流域大抵如此，尤其是在努比亚地区。基督教把艺术成就带入了埃塞俄比亚高原，伊斯兰教则沿着东非海岸和穿过西非大草原这样做。^[7]非洲手工匠人——制陶、金匠、铜匠、黄铜、青铜、木刻和石刻，讲述着王国形成、与自然斗争、寻求多产的故事，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既富有审美愉悦，又有着社会和政治上的效用，体现着群体凝聚或强化等级的观念。而且，各种艺术风格的传播，既是政治剧变的结果，比如奴隶贸易带来的人口迁移，或者是四处蔓延的冲突；又是商业互动的产物。商人们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文化，在殖民地时期之前，艺术交换的网络就已建起，如同贸易网络一样。非洲人相互之间借鉴艺术，使之适应自己的风格，外来的艺术也是如此，对各种当地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伊斯兰教的输入在斯瓦希里建筑上体现明显，^[8]接下来引人注意的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非洲一些地区的艺术表现吸纳了它。^[9]

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的非洲，另外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尤其是与欧洲的联系。本书的读者需要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非洲被从“外部世界”来评判或测量的程度有多大。过去如此，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无论这是潜意识的还是有意的。^[10]显然，重要的外来影响被带入非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之中。在19世纪之前，这种外来影响中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它首先经由埃及和红海来到这个大陆，从那以后它的传播穿越马格里布地区，同时也沿尼罗河流域而上，进入北部和中部苏丹。它也在非洲之角，在索马里平原，在奥加登建立起来。从北非出发，它通过商道进入苏丹地带（Sudanic belt）并穿过西非，今天仍是此地的主要信仰。同样，在次撒哈拉东非，伊斯兰教成为斯瓦希里文明中的核心成分。总体而言，伊斯兰教塑造着非洲文化和社会，将这个大陆的古朴与一个动态和扩展的伊斯兰世界联系起来。伊斯兰教的到来也涉及一种遥远的奴隶贸易的出现，它穿越撒哈拉沙漠，将非洲大陆与中东、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联系起来。^[11]无疑，在19世纪之前，欧洲的影响远远比不上伊斯兰教，就直接的文化和政治改变而言，比如传教活动，是在15和16世纪由葡萄牙人开始的，它们收效有限；而白人定居点除了南开普（the southern Cape）的荷兰殖民地外，其他地方都微不足道。欧洲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于贸易点和海岸要塞。不过，欧洲人的确从美洲向非洲引入了新的农作物，木薯、玉米、花生和烟草成为许多非洲农业经济的支柱。^[12]在1800年之前，欧洲对这个大陆的最大影响是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是在16世纪早期开始的，于17世纪和18世纪达到高峰。开始时，奴隶贸易由葡萄牙人支配，但后来就有荷兰人、丹麦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加入其中，他们把数百万非洲人（准确数字存在争议）运到了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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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并非单边的强迫接受，相反，它们是一些复杂的、多面性的互动，涉及相互的借取和适应。比如，古代（基督教出现之前）埃及（还包括上尼罗河流域）文化和文明对希腊世界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欧洲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试图把埃及从非洲分出来。^[13]后来，来到非洲的伊斯兰教被当地的需要和情况所吸纳，这种世界性信仰因它的非洲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欧洲本身也因它与非洲的联系而在经济、文化，或许还包括政治方面有了根本性改变，导致这些改变的方式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而且，如果过分强调所谓的“外部”，我们就不仅有把历史性互动过程过分简单化的风险，而且也有忽略“内部动力”这个关键因素的危险。这些内部动力包括“民众力量”的强力、社会形成的进程、经济上的独创与革新、文化和政治上的创造性、革命的爆发。的确，一个既定现状的建立和更为开阔的接受，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国王们有时候是“坏的”，内部结构有时候不起作用，有时候“外部”因素是“好的”，得到了吸纳。历史就是如此，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的历史都是如此，当然，最重要的是变革在持续，在依据实际情况而发生。还有重要的一点要记住：当我们想要辨识非洲怎样被外部世界主观化时，历史本身就在主观化，研究历史的这门学科就是在进行主观化。当我们依赖那些自身就建立在“主观化”的欧洲来源——尤其是19世纪这一段——的历史研究时，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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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将19世纪和20世纪作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时间框架进行仔细考察，这个时间框架包含着持续性和剧变的清晰线索。从许多方面看，19世纪构成了非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性的“黄金时代”的一些东西，然而它也是一个极端暴力的时代，各个“黄金时代”常常都是这样，暴力自身在当时通常被误解，在那之后也继续被误解。同样，尽管殖民主义的巨大影响只限于一些关键方面，但它以许多方式被吸纳入非洲的变革模式之中，而后殖民时代则目睹了一个未完成事业的苏醒，它的许多内容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前。所有这些，都必须放在一种全球经济的背景上来理解，这种全球经济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形成，它对于非洲自身的发展越来越不利。重视非洲“常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关键的；有时这个大陆历史上——不仅仅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些特殊时刻，被用一种猎奇的非历史的孤立眼光来看待，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导致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