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子

这是一个纯净的世界，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也没有四季与昼夜之分，只有阴森森的恐惧和黑暗。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地下空间，它直接与生命通道的尽头连接。在这个险恶的黑色世界，塑造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甘愿冒着死的危险，为人类开采光明。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演绎出可以同战争相提并论的伟大壮举。他们，就是煤矿工人。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智慧的双手，捧出了另一轮“太阳”，为地球输送阳光以外的温暖。当夜幕落下时，神州大地闪烁着的无数斑斓多彩的灯光，至少一半以上是煤矿工人捧出的“太阳”点亮的。隆冬岁月，千万个家庭的暖意融融，也是在地层八百米深处的矿工日夜奋战的贡献。

默默无闻的煤矿工人，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夜以继日地开采“乌金”，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推动着人类生命的航船稳稳地驶向远方……

这次201采煤工作面顶板的周期来压，比以往的哪一次都严重，按照矿上制定初次放井规程操作和以往来压的规律推算，老顶大面积压力已经释放，只是采空区还剩下六根两米高的柱子被石头死死地压着，一半已经被压入底板里了。为了回收这几根柱子，放顶回柱工已经在井下打了两个连班，柱子没有丝毫的松动。为给矿上减少损失，全班总动员，又连续干了二十四个小时，用尽了浑身的力气，柱子还是没有松动。这样的连续作战，熬得大伙儿筋疲力尽，都束手无策地躺在回风巷的煤帮上。此时，班长马俊山撕裂嗓子般大声地喊道：“狗日的不怕把你们一个一个地睡死了，都给老子滚起来往里冲，把那几根柱子整出来！都睁大眼睛看，老顶眼看就要大面积塌下来了，柱子拔不出来，都是狗熊一堆！”

马班长虽然大声地喊着，但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大伙儿跟着自己连轴转，累得不成样子，不说骂爹骂娘，就是朝每个人的头上踢上几脚，也没人动弹。只有自己一马当先了。他猛地从地上蹦起来，紧了紧腰带，憋足了劲，一个箭步冲进了工作面，八十厘米的钎子够不着，他换成了一米二的，在顶板下面支了根木垫柱，然后用钎子把压在柱子上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打碎往下撬。大约一个小时后，随着打碎的石头垮落，柱子稍微有些松动了，马班长来精神了，他激动地说：“你们一个一个死人，眼睛都给我往里看顶板！”说完，他似乎忘记了眼看就要冒落的石头，忘记了生命的存在，毫不犹豫地钻进去，抱住了冰冷的铁柱子，撅着屁股往出扒。

大伙儿被马班长的举动感动了，也一下子看到了希望。“都给我振作起来，胜利就在这一瞬间！”听到马班长的鼓励，大伙儿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他的方向。

当马班长把柱子扒出底板一米多高时，只听见“轰隆！”一声闷响，顶板大面积来压了，冲击波卷起煤尘，弥漫了整个巷道，工作面上除了石头哗哗地往下落，已经听不到马班长丝毫的声音。

“马班长！马班长！……”

全班人发出沙哑的声音在呼喊马班长，灯光交叉着照射在马班长的方向，除了石头噼里啪啦往下掉的声音，没有任何其他的动静。瞬间掉落的石头把工作面所有的空间都堆满了。弥漫的灰尘过后，只看见石头冒落的空隙中有一丝微弱的灯光。“马班长啊！马班长！……”顿时巷道里哭声一片，班长马俊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工作面……

“眼看到月底了，月度任务还差一大截子，全队三百来号人能不能拿到奖金，就看你们夜班生产了。尤其是今晚，生产条件非常好，如果这帮煤拿不下来，都是狗熊一个，别想给我活着出来！”队长田定军拉长了驴脸，蹲在班前会的凳子上，用满嘴的脏话，给我们上零点班的工人训话。

“死鬼，赶快起来，听刚才夜班升井的人说，工作面冒顶了，是你们采五队。”老婆用急速发颤的声音把我喊醒。我腾地从床上翻起来，来不及穿鞋子，光着膀子，提着裤子，惊慌失措地冲了出去。当跑到绞车道旁时，我愣住了。

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的两条铁轨，被昨夜飘洒的雪花淹没，两节运送工人上下班的绿色车厢，静静地躺在绞车坡的尽头，连接车厢的钢丝绳，被阵阵刺骨寒风刮得左右晃动。远望曾经昼夜飞转的天轮，一动不动地守护在那里，气势宏伟的工业建筑，就这样被皑皑的白雪覆盖，只有停留在选煤楼尽头供人展览的那列蒸汽机火车头，在煤仓的遮挡下，摆出一副钢铁般的架势。通往煤场那条顺坡道拐了几道弯的水泥马路的两旁，是矿上专门给上下班工人用早餐搭建的摊点，此刻也失去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忙碌，在晨雾中瞭望，雪已经把它和天地连成一片，看起来犹如洁白的雕塑。整个鳌北煤矿的角角落落，只有死一般的宁静，宁静得简直让人恐慌……

难道这就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鳌北煤矿吗？那忙碌矿工的身影哪里去了？那些排着长龙装煤的大卡车哪里去了？

梦，是梦！我被梦惊醒了。我的鳌北，我的煤矿，因资源枯竭你已经关闭一年多了，而你始终刻在我的脑海里，印在我心的深处，永世不能消失，我和所有同代矿工的童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都与你密不可分，我们这一代煤矿人的情感、价值、事业，都和你紧密相连，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我的鳌北，我的矿工兄弟，我要从我说起，从我的矿工兄弟说起，我要讲出我与煤的故事，讲出我与我的矿工兄弟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一切……

下井挖煤是让外人感到神秘、恐怖的危险职业，谁若从事了这个职业，就意味着说不定哪天就不能活着上来了。

煤矿环境的特殊，使它成为一般人的禁区，正因如此，也成了作家望洋兴叹的创作盲区。

我从事了这个职业，在纯黑色的世界里，和我的矿工兄弟一起奋斗了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不可避免地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多少次我拿起笔，又放下，内心却始终有一个声音使我无法违背，一种莫名的力量驱使着我，仿佛一只巨大的手，使劲儿攥着我不放，那种紧迫感让我如坐针毡、夜不能寐。然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也在不断地阻碍着我，让我犹豫、矛盾、愁苦，直到一个文学前辈鼓励了我，才让我再次勇敢地拿起笔，废寝忘食、不顾一切地去写我们的故事。

我与煤有缘，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的。

我出生在北方这个地下储存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地面群山环绕、沟壑纵横的小山村，村名叫王家堡子。村子呈南高北低之势，一百八十多户人家在我们山区算是大村了，但受地势的局限，全村都集中居住在一个低洼地带。特殊的地理优势，使得我们村终年墒情良好，广蓄雨水，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旱涝保收，人们都说是块风水宝地，也许这也是先人选在此地扎根的原因吧。据史料记载，明朝崇祯年间的一场大旱，造成关中道“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当地的王姓大户人家分散逃生，其中一户人家逃到了居家九十里地的黄土高坡，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里安了家，开始靠漫山遍野的野果子充饥，然后开荒造田，维持生计。从平原到山区，难免生活不习惯，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年馑过后，他们便看上了现在这块南面靠山、北方沟壑纵横、便于排洪、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形，决定迁徙到这里安家。

我出生的时候，村上有王、何两个大姓，已共处不知多少年。何姓来自何方无从考证，至于王姓，村上有一位对家谱和历史感兴趣的年长者，根据他搜集的支离破碎的传说，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幅王姓影轴，推测王姓家族是唐朝给皇帝李隆基造墓而在关中落户的。如果说他们崇祯年间才逃难来到我们这里，那么算起来我们的村史应该不超过四百年。先辈们早起晚归，精耕细作，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在方圆百里留下了一个民风淳朴的好名声。从没有记载的缘故分析，这个村的过去没有什么闪光的历史，也没有出过有头有脸的人物。“文革”时期，年代久远的戏楼和大殿被毁，庙宇作为一个大型煤矿前期开发建设的公房幸免于难，但是唯一让这个村人感到自豪的古槐树也在那个时期被家族砍伐。根据树干的年轮推算，这株古槐的寿命在五百年左右，从此，年长者就把我们村的存在与古槐联系起来，统称五百年村史。

我们这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几乎每年都遭遇土匪掠夺，最后还被胡宗南的队伍骚扰，听老人说，胡宗南队伍过来时，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房顶上噼里啪啦地响，非常吓人，但由于村风正、民心齐，邻里之间关系融洽，没有遭受太大的劫难。衰落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其原因是那场文化浩劫使得人心涣散，加上都吃不饱肚子，只顾眼前利益的族人，自然忽视教育，丢掉了耕读传家的传统，甚至谁家供孩子上学会被划归不务正业的行列。我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初中没有读完就辍学参加生产队，用劳动挣工分，后来我们全村考上大学的也寥寥无几。

几十年后，王家堡子人等来了地下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先期的矿井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煤矿井下开采需要挖煤的工人，煤炭运输需要车辆销售，纵向、横向的需求，带动了各家各户经济的发展，七成的人家靠煤炭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淳朴的村民之前不知道，我们村地下竟然有煤，方圆一百多公里都是煤海。从记事的那一天起，煤在我脑海里就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对黑色世界最为可怕的想象，就是挖煤矿工的生活。

听大人说，我们村子东北方向五公里的地方，有个古老的煤矿，名字叫妖魔井，传说是旧社会矿主将人欺骗到井下挖煤，一个月才让上来见一次太阳，还不给工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激起众怒，引起了官府的重视，矿主受到了最严酷的惩罚。

矿主拿官府没有办法，只能把怨气往矿工身上撒，甚至做出了惨无人道事情。一天，当三位工人像往常一样乘坐罐笼下到井下一半时，狠心的矿主斩断了麻绳，然后封闭了井口，三名掉下去的矿工连同正在作业的十名矿工，全部闷死在里面。

黑心的矿主就这样把活人不明不白地闷死、摔死在里面，人们都说他们死得冤枉，阴魂不散，所以每到傍晚，路过这里的人仿佛都能听到地下狼嚎鬼叫的声音。因此人们将这个煤矿取名妖魔井，这个名字一直流传至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了发展集体经济，重启了这个不知道沉寂了多少年的矿井。当下井工人穿着一身漆一般黑的衣服，头戴火柴头大的鸡娃灯升井时，脸上脏得只能看见一溜白牙和血红的眼圈，猛地一见非常吓人。巧的是，一次矿工升井，刚好被一位路过这里的乞丐看到，吓得乞丐撒腿就跑，见人就说，我看见鬼了，我看见鬼了……

恐怖，就是我对矿工最初的印象。

每次看到父亲从很远的煤矿用生产队的骡子驮两口袋煤回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害怕。父亲从口袋里把煤倒出来放在灶房的案台下面，黑乎乎的一堆，我看见之后，就不敢一个人进灶房了。但是，母亲每次做饭时，从案板下面用炭锨把煤端出来用水搅拌好，然后用松软的柴火引着，把这黑乎乎、湿漉漉的东西放在点着的柴火上面，拉起风箱，不一会儿，煤就变成了一片火的世界，火焰不时地喷出来，整个厨房暖和起来，锅里的生米也变成了熟饭，每当看到这一幕，我就感觉简直太神奇了。

上小学期间，正赶上“文革”后期，我们接受第一次精神洗礼，参观距离家乡五十公里的一个叫作霸王窑的煤矿阶级教育展览馆，高年级的同学已经分两批参观回来了，写了不少的体会文章，张贴在学校走廊的阅报栏里，到了我们这一批，学校做了充分的准备，目的是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出发的前一天，教导主任王金启老师给同学们做了阶级教育动员，要求每个学生带着阶级感情去参观。第一批回来的同学讲，到目的地要翻两座大山，经过四座大型煤矿，还要跨越数不清的陡坡、河流，五十公里的路程，来回两天时间，非常辛苦。老师动员说，长途跋涉也是受教育的一种方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都是走出来的，这算什么。动员会上还规定，不许请假，实际上谁也不愿意请假，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生怕因其他原因取消了参观的计划。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同学们激动得几乎都没有睡觉，冲天的革命意志和好奇把一切顾虑都冲淡得无踪无影。

出发是1972年清明节前一天的早晨，全年级六个班的二百四十名同学，五点起床吃饭，六点准时出发，每个人都带足了两天的干粮，拿着一个喝水的搪瓷缸子。

出发时同学们排成长队，各走马路一边，向既定的目标方向行进。步行一小时后下了个大坡，走在川道和一条河流并行的路上，两边是绿油油的麦田，赶早的农民扛着犁耙，赶着牲口，已经到了田间地头，种春天第一季的正茬玉米，俨然一派春意融融、农耕繁忙的乡下图景。此时，老天爷突然变了脸色，先是从北边飘过来的乌云遮住了东边初升的霞光，紧接着，星星点点地飘起了雨点，开始同学们还没有什么反应，想着云过之后就变成晴朗的天空了。但是，头顶上的云老散不去，农民赶着牲口有的还没有到地头，就折回去急忙往回走。

看来雨真的要下大了。

老师让同学们加快脚步赶路，瞬间由星星点点的雨花成了倾盆大雨，石子垫起来的道路泥泞不堪，前行十分艰难，不少同学跌倒爬起来再艰难地前行。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天阴沉得像锅底一样，远看已经和地平线连在一起了，没有丝毫变晴的迹象。此时，队伍中间出现了窃窃私语，有的同学提议返回学校，往前的路还长着哩，有的还说回去等天晴了再去。听到同学们灰心的抱怨，教导主任王金启老师提高了嗓门，严厉地说：“有那么难吗？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么困难吗？我们学校前几届参观霸王窑，天几乎都下雨，这是老天爷在哭诉，同我们一起祭奠逝者。都给我打起精神，一起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老天爷好像是故意考验这些羽翼尚未丰满的学生队伍，在艰难前行中，同学们看见前面隐隐约约出现了一座座高低不平的建筑，远处还传来火车的鸣笛声，队伍里有同学惊讶地叫了起来，火车来了，火车来了。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了。是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我们这些山区未成年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见过火车，能听到火车的叫声，看到火车，淋雨还算什么，激动的心情冲淡了大家的沮丧。

王金启老师将同学们安顿在路边还没有围墙的一个大房子里避雨，他说，这是东安煤矿，一个新建的大煤矿，一年要生产一百多万吨的煤炭，这火车走的就是专门为煤矿修的运煤的铁路。说完，老师又流露出得意的眼神说，同学们先在这儿避雨，我去矿上联系一下，看能不能乘坐火车去霸王窑。同学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雨水从头浇到脚，再加上春意料峭的寒气，不少人打起了冷战，但当听到要坐火车，浑身都被那热切的期盼烘得暖和起来。不大一会儿，老师回来说，正好有一列运送井下挖煤机械的火车才卸完设备，马上就要返回去，矿上同意为我们免费提供坐火车的方便，同学们现在就排队上车。能坐火车了，还不要钱，二百四十名同学一下欢呼起来了。老师说，不要高兴得太早，等上了火车再张狂也不晚。

此时，矿上来了一位领导，不知道和带队老师说了些什么，就带领我们走了一段一堆一堆拿草袋子盖着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场地，看到了两条铁轨，一列黑色的长龙停在两条铁轨上，车头还咕咚、咕咚喷着长气，吐出的冲天的白烟……

我们是坐运输货物的闷罐车，里面没有椅子座位，也没有灯光，只有很高的地方有两扇不大的窗户，透出一丝的亮光，同学们坐在车厢的铁板上，车头喷着浓浓的烟雾，缓缓地驶出站台，顺着山沟曲里拐弯地艰难爬行，穿越了几道沟壑和两座煤矿，缓慢地在一个四面环山、没有任何标志和站名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是什么地方啊？给我们开门的乘务员说，这里没有站，从这个坡上去到霸王窑距离近。有同学问，火车不是不能随便停吗？这位看上去五十多岁年纪的乘务员神秘地解释说，是的，火车不能随便停，就是轧死人了也照样前行，但我们的火车不一样。同学问，有啥不一样啊？乘务员说，这是煤炭专用线，还正在修建期间，这是工程车，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不然你们咋能坐上呢。这么一说，大家才明白了，感到非常的幸运，不但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而且还是能随便停的火车。

火车拉着长长的鸣笛向远方驶去，腾云吐雾消失在一座山洞里，雨也不知道啥时候停了，我们艰难地朝着乘务员师傅指向霸王窑方向走，先是爬一个很长的坡，坡虽然很陡，但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根本就不算啥，没怎么觉得累就爬上去了，快到坡顶已经是傍晚黄昏，同学们眼前出现一片灯火的世界，星星点点地闪烁着光芒，我们还在点煤油灯照明，老师用蜡烛批改作业，哪见过这场面。同学们感叹地说，这是啥地方啊？这么多的楼房，这么的繁荣和辉煌。老师说，这又是一个国家的大型煤矿，是我们国家“一五”重点工程，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明天一早到霸王窑参观，距离这里很近。

由于是周六，矿区的学生都放假了，男男女女同学就住在矿子弟学校的教室里，晚饭在矿上职工食堂吃。食堂能容纳好几百人吃饭，有十几个卖饭的窗口，吃饭的人全是头发湿漉漉的，黑眼圈，脖子上搭着一条黑不黑白不白的毛巾，由此我判断这就是煤矿工人。这是同学们第一次亲眼看到国营煤矿下井工人的形象。

雨后的早晨，曚昽的日光笼罩着矿区，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当太阳渐渐升起，同学们才看到煤矿是建在一个山头上，四面是沟壑，出煤的井口在山梁东南方向的沟里，那是去霸王窑的必经之路。这时，大伙儿才明白昨天晚上看到层层叠叠闪烁的电灯不是从很高的楼房发出的亮光，而是各山坡头不规则的土窑洞里的灯光。

在矿上吃过早饭，老师带领同学们又从这个煤矿出发，顺着山路走了约两个小时，正午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霸王窑阶级教育展览馆。

走进展览馆展厅的大门，陈列的全是矿工井下挖煤的工具，模拟工人在井下的场景，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大门的左边就是号称阎王殿吃人的井口，井口上架着一个需两人用手摇的轱辘，轱辘上有磨得很深的一圈槽子，上面缠着有小孩胳膊粗的麻绳，井口向上冒着热气，靠近往下一瞧，漆黑一片，断断续续地能听到下面滴答、滴答的流水声，许多女同学胆怯地站在几米以外，不敢靠近。讲解员说，这个轱辘就是原来的实物，麻绳是仿制品，资本家为了榨工人的血汗，换取最多的利润，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成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工人被窑主抓来强迫下井，能活着出来的寥寥无几。

这位姓廖的讲解员说她就是矿工的后代，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仿佛把同学们带到了那吃人的旧社会。

距离井口不到五十米有个偌大的深坑，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清楚地看到下面堆的那森森白骨，讲解员说，这就是万人坑，工人在井下死亡后不是压在下面不让出来，就是上来后不管死活就扔到这里面去了，凡是干不了活、下不了井的，都扔进了万人坑。讲解员动情地说起霸王窑的由来，它建于哪个朝代，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当地县志上提到，明朝万历年间，地方县令听说这里的一个煤窑把人抓去送到井下，就再别想活着出来。矿工长年累月在井下干活，不见阳光，直至死在里面。当地县令听说这个惨绝人寰的地狱煤窑后，非常生气地说，还有这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铁了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这位张县令把自己打扮成百姓行装，微服私访到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分辨东西南北时，就被矿主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民工扣留，放到井下挖煤了。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非人环境里，张县令受尽了残暴的折磨，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县长总归是县长，有他的过人之处，一天，他灵机一动，把自己的指头咬破，用血在石头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果不其然，石头运到地面恰好被在这里巡查县长的人发现，从此，这个吃人的地狱才真相大白被解密。

通过参观霸王窑，我对煤、对煤矿、对矿工第一次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霸王窑，阎王殿。

只见活人进，不见活人出。

死人不计其数，白骨堆成山。

这首诗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我的整个童年、学生时代和参观霸王窑乘坐闷罐车的这条运煤铁路专用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家乡这方沃土上的煤矿联系在一起，发生了许许多多讲述不尽的故事，几乎占去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们这里是黄土高原，地域偏僻，水资源十分匮乏，只能靠天吃饭，伴随“勤劳让黄土变金”的最朴素的小农经济意识，人们任劳任怨，祖祖辈辈在黄土里刨食吃，多一半的人是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吃了上顿没下顿。生存的艰难，让人们根本谈不上啥文明、文化、自信、尊严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在我上小学时，“文革”已经进行到后期，儒家归顺处世的规矩，被这场运动冲淡得无踪无影，人们扒掉古庙，废掉了老祖先按照风水为堡子建造的标志性建筑，最后连祖辈留下的家谱影像，也毁于一旦。

当时父母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挣不到生产队的全额工分，每年分配的口粮只能够一家人吃半年。王家堡子两个生产小队，一百五十户人家，能够吃饱肚子的不到六十户，吃饱饭成为全堡子人最高级别的奢望。为了生计，孩子长得再丑、智力再低，只要肯吃苦，能踏实干农活，都是好后生、好娃，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干农活不踏实，会被人瞧不起，归另类。我和同龄人一样，就是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中，形成了没有远大目标，只关注脚下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娃。

我之所以能去上学，却是父母的坚持。我们家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困难户，老祖宗留下的半边庄基地，一间半的茅草房，年久失修，被那年下了四十天的连阴雨毁掉了，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全家就不得已搬进了废弃的破窑洞里，过着穷得叮当响的日子。这样的光景，上学有什么用呢？但倔强的母亲非要送我去学校读书，说是咱不识字，连工分都记不了，吃了多少年的亏，不能让娃再吃不识字的亏。就这样硬是让我上了学。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许多长辈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清楚地听见有人对着我的背影指指戳戳，说我家连饭都吃不饱，婆娘还要让娃念书，真是败家，不知道咋想哩。在饿肚子又有外界强烈刺激的背景下，我心里产生了浓浓的厌学情绪，上学也不过是应付了事罢了，所以也就难以取得好的成绩。

“文革”前后，距离我们村周围不到五十里的地方，国家规划的五个大型煤矿陆续地建设，还修了一条煤炭铁路专用线。许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地方，为国家建设煤矿，唤醒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也为这里的原住民带来了商机。村民纷纷将自家产的瓜果、自己加工的豆制品、鸡鸭禽类用架子车拉到矿上出售，远一点儿的就扒拉煤的火车到玉龙矿、渭北市去卖，更远的还卖到了省会城市。全村有近一半的同龄人都通过煤专线铁路和这几座煤矿发生过经营关系。

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到第二学期时，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吃饭真真地成了当务之急。我向学校请假休学，和同村人一起扒火车到煤矿上卖柿子。我们这里属于半山区的丘陵地带，沟畔有许多老柿子树，柿子树生长周期慢，从我记事起那些树是啥样子，现在还是那样子，没有见长，也没见老。听老人说，我们柿子树平均在三百年以上，每年冬天落叶后树干就像久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干枯而又硬朗的骨架，在寒风中傲然挺立。春季万物苏醒的时候，它也没有丝毫争相斗艳、分享春光的意思，直到春夏交替，人们即将把怒花绽放的春天美意忘却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它干枯的枝头全披上了绿色，一派生机勃勃的气势。金秋十月，柿子树的叶子开始零落，枝头只剩累累的果实。此时，人们再把柿子采摘下来将皮去掉，压成柿饼，晾晒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和打谷场上，把村庄装点成一片红色的世界。

在那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柿子成为人们冬季最基本的水果、营养品。我在学校的农场劳动时，背不起馍，母亲就给我拿上烤好的红薯，装几个柿子当菜吃。柿子最大的特点是每到冬天时就会被冻硬结成冰，能长距离运输，吃的时候把冻硬的柿子放在凉水里几分钟，里面的冰就被冷水提出来，结在柿子的表面上，再把冰除掉放在温水里，温几分钟，吃起来是松软、甘甜。这么奢侈的享受，谁也舍不得，各家各户将自家产的柿子拿到西边的矿区卖，换回来现钱买油盐酱醋，为孩子上学缴纳学费。有一次，我在一百里外的矿上没有把柿子卖完，硬是舍不得吃，又挑回来放在自家用苞谷秆搭建的柿子棚上。柿子成为村民度过饥荒救命的稻草，有劳动力的人家将自家的柿子卖完还要收购别人家的卖个好价钱，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只好让别人收购到煤矿上赚差价。

我家只有一棵柿子树，长在贫瘠的山梁上，由于缺肥、缺水，再加上是老树，产量很低，如果老天爷睁眼，风调雨顺，还能产个百八十斤，能够卖一次；遇到老天爷作怪，尤其在春季树出花时遇到刮大风，或者霜冻，那就别想指望它了。我每年都从很远的村庄买柿子，一毛钱十个，装在两个大老笼里，挑五公里的山路，再几个人合伙用一辆架子车，拉十公里路程，零点钟到煤炭专用线火车站，把柿子卸在站台上，架子车寄存在熟人家，赶装煤的第一列火车。等待火车在装煤时速度放慢，边走边停的时间段，先快步爬上去几个人，下面的人将柿子笼和扁担举起，上边的人再一笼一笼地接上火车，然后，剩下的人再爬上去，人和柿子还有煤混装在一起，遇到煤湿的时候还罢了，若是干煤，火车开起来风一吹，柿子和人全成黑的。初冬那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飞速前进的火车扬起的煤尘，打在脸上，简直像刀割一样疼。火车行驶四十分钟后停在一个洞口没有站牌的固定站点上，接送上下班维护铁路的职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柿子卸下来，再用扁担挑着走两公里半的陡坡才能到目的地。这个坡不是一般的坡，平均都在三十度左右，而且只有一条笔直的羊肠小道，路的两旁是悬崖峭壁，人走起来都很困难，而我们还要挑着两笼约五十公斤重的柿子，不能歇气，也不能换肩，一口气要挑到坡顶，因为坡陡，如果放下担子歇脚，笼子里的柿子就会滚到坡下去，所以就是再累，也要挺住挑上去。村上有一些吃不了苦，甚至体力欠佳的人，过不了这一关，也就挣不了这份钱。

要上这道坡最快的速度也得一个半小时到矿区，这是一个有上万人的大型煤矿，家属区高高低低的楼房占了整个山头，还有四面高低不平的沟塄畔上都挖有窑洞，住着从全国各地来这里挖煤的矿工，紧邻家属区东边有一条宽阔的马路，这条马路很长，一眼望不到头。这就是矿区最中心的街道，也是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工人上下班必经之路。街道旁边是个职工食堂，听说矿上有四个职工食堂，这个最大，距离家属区最近，工人从食堂出来就能乘坐轨道车上班，下班的工人也是乘坐轨道车到食堂吃过饭，进入自由休息的时间段。因为这座煤矿是因地形而建，分上广场和下广场两个区域，生产区在下广场，生活区在上广场，没有轨道车工人上下班就得绕山走半个小时的路程，坐轨道车只需要五分钟。轨道车是专为矿区的职工家属建的，四节车厢用和小孩胳膊一样粗的铁绳拉着在铁道上行驶，几分钟一趟，昼夜不停地来回运行，使我们这些农村人感到非常的繁华和现代。那里还有穿着各种时髦衣裳的女郎，说话是跟我们不同的口音，口袋里掏出的是十元钱的大团结。这就是我们国家新建设的新型煤矿吧，和我以往对煤矿的印象形成三百六十度的反差，我甚至想，这哪里是煤矿，简直就是天堂。

卖柿子让我见识了这么美好的地方，西安、北京那些大城市虽然没有去过，在我想象中也不过就是这样。此时此刻，我猛然间萌发了将来在这里当工人的奢望，但这念头瞬间就消失了，因为自己现在面对的是两大笼的柿子咋样能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的问题，母亲还等着用钱给父亲看病买药哩。

这是我来这儿的第一趟。我们四个人，其他三人的家境相比我家能好一些，而且其中的两人年龄比我大好多，已经来过多次了，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我是第一次跟着来，挑担换肩的劳累被好奇和新鲜感冲淡得无踪无影。他们仨看到我无知的模样，就说，你先在这里看着柿子，我们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们才回来，原来他们拿钱找熟人换成饭票，到职工食堂吃一毛五一碗的白面去了，不跟我说的原因是都去了柿子没有人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都是一村一院的，谁家是啥光景，非常清楚，他们知道我身上根本拿不出一毛五的现钱，怕伤害我自尊，相互间尴尬。这些我心里也清楚，谁也不想把话说透，当务之急是跟着他们学，把柿子卖出去，等下次口袋里有钱了，再和他们一样换饭票，享受同等的待遇。他们回来了，我拿着洋瓷缸子从附近的人家讨一缸子白开水，将自己拿的冷苞谷面馍掰碎泡着吃。遇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苞谷面馍冻得根本掰不开，用牙使劲儿咬，出现一道白茬，凑合填饱肚子。赶矿上八点钟上班之前这个最佳的时机，柿子是一毛钱卖四个，一般早上都卖不完，得到中午和下午工人上下班时间再卖一阵，基本就差不多了，最后实在卖不完的时候，就要等到上四点班的井下工人下班，一毛钱六到八个便宜处理。

卖过几次就熟悉情况了，也掌握了基本的规律，假如在下午能卖完，就有宽裕的时间拿卖下的钱换饭票，两毛四买一份生炒肉片，两毛钱买两个四两的杠子馍，美餐一顿，再下那道坡，赶凌晨一点钟装煤的火车回家。若下午卖不完，等到四点班工人下班便宜处理，有时连本钱也卖不回来，就是肚子再饿，也不敢拿下一趟的本钱去美餐。另外，还要赶时间撵火车，错过了凌晨这趟火车，就要等到天亮坐早八点那趟煤列了，冻一个晚上没有地方睡不说，影响第二天收柿子。连续两个白天忙活，两个晚上几乎不能睡觉，正常的情况下，能赚十块钱，当然遇到运气不顺，亏本也有，那是极个别现象。尽管路程不算太远，但要扒火车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在铁路线不正规，开车的司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我们方圆招来的，不少人都认识，他们对农村的境况和农民的苦衷最了解。在不违反铁路交规和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有时也会遇上难说话的，给吃些柿子，就过去了，不会过分地刁难。

这一年我们第三次到矿上，也是隆冬以来最寒冷的晚上，其他一起来的白天都卖完赶火车去了，我和邻村的一个没有卖完，只好等上下夜班的工人了。刺骨的东北风，穿过矿区，冻得我俩直哆嗦。此时，有三个年轻人带着一个时髦女郎走到我跟前，问多钱，我说一毛钱八个，她说十个行不行，我说十个可以，不许挑不许拣。中间一个高个子的说，可以，但他们要自己拿，也不准我伸手接钱，嫌我的手脏。他们把柿子挑来挑去，翻烂了许多，我怕惹事都忍了，更可恨的是不让我接钱，趁天黑看不清楚，把钱放在柿子笼里就走。当我收钱时，发现几张钱只有一半，我登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赶上去找他们论理、要钱，结果打了起来。这时候，我一天水米都没有沾牙，再上劳累和上火，哪是他们的对手，结果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等同行赶来时，这些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就在我疼痛难忍艰难地爬起来时，看到地上有个夹子，夹着厚厚的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沓职工食堂的饭票，这是刚才拉扯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把饭票掉了。我眼前一下有光了，挨打的疼痛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用那沓饭票从食堂领了整整两提包的杠子馍（两个馍连在一起四两，当地叫杠子馍），让两家人真正吃上了一顿饱饭——白面馍馍，着实让我炫耀了好长时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王家堡子人，一个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开始扒火车感觉还可以，扒几年大家都觉得风险太大，一旦发生个啥事故，就没命了，再者到矿上卖柿子要挑那道陡坡，慢慢地体力有些吃不消，有些人就有了更大胆的设想，扒上煤车直接到西安，大城市一定能卖上好价钱，听说下火车就是大街道，不用挑太长的路。

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有人还真把柿子卖到了很远的省会城市，在矿上一毛钱四个，到省会城市成一毛钱两个了，由此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离奇的事情，因为和煤、煤矿、矿工没有直接联系，这里就不赘述了。

扒火车危险，可日子还得过啊，柿子总得想方设法卖出去，于是我们产生了购买架子车的想法。架子车承载力大，可以把柿子拉到更远的矿上卖，虽然力气活儿累点儿，可庄稼人最不值钱的就是力气。拉着架子车，时间由自己把握，再不用踩点赶火车出猛力，爬煤车担惊受怕了。买架子车还有一个动因，就是本村有一个在很远的煤矿下井的人回来说，他们的矿比较远，但是很大，工人比现在我们卖柿子的这几个矿加起来还多几倍，那里地域偏僻，一般小商小贩很少去，所以物质相对匮乏，而煤矿工人工资高，柿子在那儿肯定能卖上好价钱。我和邻村一个叫李宗文的同学商量一人一辆架子车，能装近三百斤柿子，按照一毛钱三个算，一趟来回三天时间，得卖三天，再加上收柿子两天，总共一周多的时间，利润就有四十块钱。而当时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全劳力一年挣工分的钱只有七十八块钱，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啊！

李宗文家境比较好，他家有架子车，我家因父母年迈多病，根本拿不出来七十块钱买架子车，宗文说，那咱俩合伙先用我家的架子车跑一趟，探探路，能卖上好价赚钱了，再想办法给你买一辆。第一趟赚钱了，不算架子车磨损折旧，俩人对半分，赔了也对半承担，协议就这样达成了。

我们五分钱一斤从外村将柿子收回来，家人帮忙装车，用两家人仅有的剩余粗粮蒸成苞谷面馍馍，把被子捆在车子的前面朝西北方向上路了，家人送上一道十分陡的坡，千叮咛，万吩咐，注意安全，就是柿子卖不了都不要紧，安全回来就行。

家里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村里一个叫红娃的人，比我大几岁，很能干，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活，晚上编席子，三个晚上就能编成一张四尺宽六尺长的席，等编够十个，再赶生产队收工后等到天黑下来，借庄稼人劳累了一天，都不愿出门的休息时间，把芦席立起来捆在自行车的后座右边，小心翼翼地溜出村（怕被人发现举报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那就别想过安宁的穷日子了）。家人先在村道里放风，确定没有人，才敢快速出村，即使倒霉偶尔碰见人，也是装着没有看见，急忙地蹬上自行车，一股气把产品带到五十公里外的北山里去卖，有时也换成粮食，天麻麻亮赶回来，既不会被人发现，也不影响当天的生产队出工。

方圆几十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我们村的红娃会过日子，能吃下苦，在北山里跑熟了，人家编的席也能卖好价钱。不幸的是，两年前的那天晚上红娃扛了十张席到北山里去，至今再也没有回来。亲戚和生产队的干部也到红娃经常落脚的熟人家去找，人家都是一口否决，人就没有来过。也给当地派出所报案了，但由于父母年纪大了，弟兄们日子过得紧巴，再加上那个年代，做生意属于投机倒把，很不光彩，多方面的原因，就没有再去催，民不举官不究，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有了，父亲由此重病不起，一年前已经走了，母亲整天哭，听人说再哭下去眼睛就瞎了。

有这样的先例，而且我俩和红娃走的是同一条线路，家人能不担心吗？两家老人放心不下，送了一程又一程，还是不放心，但为了生存不得不走这一步。

架子车遇到下坡路，一直推着人走，遇到上坡，那死一样的沉，你一时不用力，它就向下滑，而且北上的这条路全是慢上，我俩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没有松劲儿的机会。崎岖漫长的盘山路，非常难走，我俩一个驾驭着车辕，肩上用废自行车轮胎割出来叫襻的东西斜驾在肩膀上使力，有些像现在坐车的安全带，两只手将车辕攥紧，屁股撅得几乎和架子车平行，肩上襻绳和两个手同时用力，另一个在车辕边上拴根绳，害怕用劲过猛，绳子将肩膀和手磨出血，往往是给绳子上缠个毛巾，一来是增大绳与肩膀、手的摩擦面，达到保护的目的，二来可以擦汗。俩人同时用力，车子才能缓慢前行，一旦受力不平衡，其中的一个稍有松懈，另一个就会马上感觉到，要用超长的力气去弥补。一旦哪一方配合不默契，下坡车子把人往前推，另一个得将整个身子的体力向后搓着，稍有疏忽，车子就往前冲，惯性会架子车失去控制，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劳动不知道要比现在装卸大货车辛苦多少倍。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直接检验人的体力和团结力的试金石，可能再没有像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协作了。

我们把拉山路的时间选在晚上，这样一是可以避开白天日照消耗体力，二是晚上没有杂念，只有一个心眼，使劲儿拉车赶路。这段路需要一天时间，从天黑开始，再走一个白天，赶大半夜就到目的地了，稍微休息会儿，吃上几个冻得硬邦邦的苞谷面馍馍，找个合适的地段等待工人上班后，开始卖。

一路上还算顺利，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矿区是半夜时辰，只能听到不时从哪个方向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条看不到头的街道，显得很狭窄，靠街东边有一排电线杆子，杆子与杆子之间的距离很远，上面挂着孤零零的几盏路灯，隔三岔五地亮着，显得即将黎明的街道很暗淡，几乎看不清柿子和各自的模样。突然一股刺骨的寒风顺着街道吹来，盘旋了几圈，打在我们本来已经出了一身汗、吃了冷馍还没有暖干的湿衣服上，像刀子一样难受，冻得人直打牙齿骨。幸亏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而且有两个衣不遮体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几个树根正在生火，火生不着，老是冒烟，根本看不清他们长得是什么样子，是男是女，是胖还是瘦，无须多想他们是什么人，寒冷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柴火点着取暖是共同的愿望。由于经常在家帮父母砍柴烧炕，我对生火有一种特殊的研究，找准透火点，几下就让无序乱蹿的烟变成了火苗，瞬间驱赶了身上的寒气，在火光的照耀下，冰冷的脸颊因温暖透出了红润。此时我俩才留心看清蹲在地上的这俩人，浑身上下穿的衣服和煤没有两样，脸黑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发出迟钝的目光，头发杂乱得和下蛋母鸡差不多，根本分辨不出年龄和性别。他俩谁也没有看我们一眼，仿佛这个空间里只有他们自己存在，待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一下时，俩人就一言不发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我俩断定，这是在矿区流浪的傻子。

傻子、乞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也许是走失，家人在四处寻找；也许被认为是累赘，赶出了家门；无论哪种，结果都是无知无觉地流浪在街头。细一想，此时此刻此地此身，我们和乞丐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在这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同样的渴求，将我们这两组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安排在这个特定的瞬间抱团取暖，不问姓名、来处与何去何从，相同的处境让我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当暂时的目的达到后，彼此又和陌生人一样，低头离去，不告而别。

以后的三年时间内，每到冬天，我都来这个矿区卖几次柿子，也会带着柴火在同一个地方避风生火，烤干被汗水浸透的衣裳。潜意识里盼着他俩能够再次出现，只要看上一眼也行，但每次的希望都落空。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我想，也许哥俩是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也许是分别被家人接回去了，也许他们俩其中一个被家人找到了，再也不用挨饿受冻，而另一个已经回到家，又被无情赶出了家门，也许……也许……

参加工作之后，每次路过那个矿，我都要抽空到那个地方看上一眼，一个人默默地待一会儿，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念想。后来那地方盖起了高楼，但我始终没能忘掉那一场相遇。

那个难忘夜晚的第二天，我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卖柿子，一毛钱三个。这里的煤矿工人非常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素质高。他们下班后先到我们柿子车的跟前问长问短，寒暄一阵相互知道都是哪里人，然后自己从车子里面拿柿子，蹲在我们旁边一边剥柿子皮一边吃，吃完了从来不问价钱，给一张一元或者两元、五元的人民币让我们找，找完也从来不数一数看找的零钱够不够，就攥在手里打个招呼扬长而去。

偶尔也能碰到不讲理的，就是一帮家属模样的中年妇女，她们围着车子挑三拣四不说，还使劲儿地砍价，你说话稍不注意，挨一顿莫名其妙的骂不说，车子里的柿子还被她们整得稀烂。有一次我没来，同村另一个伙计对这种习惯适应不了，就和她们争吵起来，还动手打了人家，这下闯祸了，一车柿子被弄翻不算，还被这帮婆娘把裤子给扒下来，抓住下身的家伙拉到公安科告状，说是耍流氓还打人，公安科以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把那伙计拘留了，最后生产队出面，来人和矿上公安科协调，才把人和架子车保了出来，附带条件是罚款十五元，并当面给被打者及其家属赔罪道歉。一个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农村娃，哪能经受住这样的折磨，从那时起，这人在村里就很少说话了，而且常常在睡梦中惊醒，又哭又闹，一丝不挂地围着村套转，要和他妹、他妈睡觉，家人带着四处求神拜佛，找乡医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最后到了吃大便的地步。家里本来就很穷，有了这么个疯子儿子，可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为了给他治病，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东西，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在家人、村里人对他彻底绝望的时候，偶然的几天，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能和正常人说话了，大家都喜出望外，说毕竟年轻，虽然受了惊吓，慢慢就能恢复过来。可谁知，在一个阴云密布的盛夏下午，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又一声隆隆的雷响，接着就是倾盆大雨。下雨前他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四处寻找，没有任何线索，时间长了也就失去了信心，再没任何音讯。村里的一些人的风凉话就出来了，有人说，他们家肯定上辈子做了亏心事，儿子半路疯了是报应，回光返照后让雷给击死的；还有人说他家看儿子是累赘，引到沟畔故意推下去被洪水冲走了。究竟是死是活，没人确切地知道，说三道四的热乎劲儿过了，这个人也慢慢地被淡忘了。

第二年的冬天，我们还在矿上卖柿子，矿上有个老工人无意中说起卖柿子打架被拘留罚款的事情，提醒我们注意，不要惹矿上这帮娘们，她们得罪不起。当我跟他说之前那个同乡回去之后成了疯子，已经失踪时，这位老工人先是伤心，接着很快以惊讶的眼神盯着我们，停了一会儿，扫视了一下周围，确定没有人，才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和你村上人打架的那帮娘们是什么人吗？没有等我回答，他就把嘴趴在我耳朵上说：“听说过前几年煤矿瓦斯大爆炸吗？死了一百号人，就是我们矿。这帮娘们就是在瓦斯爆炸事故中死了男人，顶替男人来上班的婆姨。她们死了丈夫，心里的伤用啥都无法弥补，矿领导都让三分。你们村的人和这些婆姨吵了架，多半是被她们在矿难中死去的丈夫带到阴间去了。”

原来如此。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婆姨由开始的害怕、憎恨，一下子变成怜悯、同情，她们再来买柿子，我脸上都是堆满笑容，婶啊姨啊地叫个不停，拿柿子从来不说价钱，柿子想拿多少就多少，钱随便给。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一来二去，这些阿姨们不但不少给钱，有时赶到吃饭时间还把热腾腾的馍馍送来。柿子得一个星期才能卖完，这就意味着七天几乎没有洗脸的地方。在那时的矿区，家家户户都是靠煤取暖做饭，一到做饭时间，上空不知道有多少个烟囱在冒烟，落到柿子和人身上都是黑点。矿上唯一的这条街道也是煤炭运输的通道，大车通过后，整个街道就变成了黑色的世界，柿子也由红变成黑了。而矿上的生活用水非常短缺，每天只有在早上十点钟供一个多小时的水，到了供水时间，不分男女老少，挑着水桶排着长长的队，经常出现后面的人还没有轮到，管子就停水了，为了多抢到一桶水，经常发生争吵打架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个外来卖柿子的去哪儿洗脸啊，一个人一周不洗脸，可想而知得什么样了。这时候，这些阿姨们就会端着一脸盆热水，拿着毛巾、肥皂到我们跟前，并亲切地说，娃啊，把脸洗洗，像个讨饭的一样，谁还愿意买你的柿子。每一次，我的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我把手伸进热乎乎的水盆时，阿姨又把肥皂递过来，肥皂的香味，从指尖充斥全身的暖流，都刺激着我的感情，使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好在是低着头洗脸，泪水和污垢都一起被冲走，我内心的脆弱没有被阿姨们看到。

我当时想，人这一辈子，注定要经历许多，有时有爽朗的笑声，有时有委屈的泪水。这些阿姨的亲人们为了共和国的煤炭事业而牺牲，她们家里的顶梁柱也随之倒了，她们的情感必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她们和我一样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也需要别人的理解、同情。当自尊心得到尊重，失去亲人的悲痛稍微有些平静的时候，她们便会加倍地流露出内在的善良，对人送出关爱和怜悯，这种的关爱和怜悯没有高低与贵贱之分，也没有亲疏与远近之别，她们连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穷卖柿子的都这样关爱，可想她们不知道关爱过多少人。温热的毛巾擦净脸的时候，我真想大声叫一次：阿姨。

正是这些善良的阿姨，让我认识了真正的煤矿人、真正的矿嫂。我在之后从事的记者工作中，报道大小矿难不下十次，事故的善后工作处理中，经常有矿领导对遗属采取恶劣的态度，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像在流血，我真想大呼一声，为这些在痛苦中的阿姨们说句公道话，但职业的原则性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只能在无人的时候对她们加以慰藉，再表达一点儿自己微薄的心意，只有这样，我的心灵上才能得到一丝安宁。

柿子卖的时间长了和矿上人相对熟悉了，除了无微不至关心我的阿姨们，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工人师傅，他们看见我们都争相打个招呼，或者投来微笑的眼光，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我也慢慢了解了这个煤矿的一些情况。

阿姨们的丈夫经历的那场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关中的一个生产大队在那次事故中就有十三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他们其中只有三人结了婚，遗孀被安排在矿上充电房上班，或者其他类似的地面工作；没有结婚的遇难者，则是安排兄弟或者直系亲属到矿上继续下井。发生事故时，煤矿还是军事管理，封闭了对外的一切消息，从煤城渭北市到矿上三十多公里的公路全部封闭，只允许救援的车辆通行，渭北市所有的木材加工厂为遇难矿工做棺材。被管制的公路上除救援的车辆外，全是装着棺材的大货车。进矿的车辆是空的，棺材装在车厢里不是很显眼，而出矿就不一样了，车里除了装着遇难矿工遗体的棺材，还装了多半车的煤。煤在当时是紧俏物资，我们卖柿子回去空车也曾想过能否拉一车煤，那是比天还难，要矿长批条子才能准许，这样非分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想也不敢再想。可想能给遇难矿工装大半车的煤，和棺材一起运回去，是对家属多么大的安慰啊！遇难矿工的地位是那么的崇高。

棺材装在煤堆上，用粗壮的麻绳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死死地捆住棺材，上面站着四到五名矿工，不是遇难者的乡党就是工友，他们以这种方式护送工友回家。另外，车上还放几把铁锹，无疑是到家卸煤用的，装着矿工遗体棺材的车辆行走在公路上是那么的扎人眼球，那样的悲伤与沉痛。

矿上人说，半年时间，矿上陷入一种阴暗的悲痛之中，所有人把眼泪都哭干了，为了吸取事故教训，怀念遇难矿工，播送新闻的大喇叭停播了半年时间，矿难已过去了好几年，人们才慢慢地缓过神来。

那时候年幼，对灾难、死亡理解得不是很深刻，总觉得离我是那么遥远。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亲身经历了多次矿难的采访，眼看着同事从身边消失，我才对这个矿曾经的那场特大矿难感到恐惧。人和大自然做斗争，矿工从事常人看不见、理解不了的高危行业，事故率是客观存在的，煤矿和军队一样，国家有死亡指标，而煤矿工人明知道有危险，死亡率高，他们还是要往前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之前，就做好了献身的思想准备。共和国工业起步阶段，国民经济建设急需要煤炭，煤矿工人心目中有无限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认定即使献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敬佩，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同学唱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就出自这个矿一名矿工之手。作者姚筱舟在井下边挖煤，边构思，升井后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一口气写成，投在杂志上发表，被雷锋发现抄录在日记里，朱践耳谱成曲，从此唱红了祖国大地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对煤矿间接的认识中，我深感煤矿行业的伟大，崇尚煤矿险恶而有挑战的职业，向往煤矿工人内心的那种荣誉感与自豪感，励志努力当上一名煤矿工人。通过卖柿子的经历与感悟，我亲身体会到矿区是个大社会，一旦能融入这个群体，就再也不用拉架子车挣钱养家糊口了，每月4日按时发的那五十八元工资，抵得上一家人一年的农业收入，而且在这里能干出名堂，回家招人羡慕。

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化肥，农民不懂得科学种田，我们村里一亩地最多只能打四百斤麦子，一个劳动力每天挣九分钱，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配的口粮够吃半年，是煤矿、柿子这些没有本质联系的概念与物质，让我们方圆几十个村庄几千号人度过了饥荒，过上了平淡满足的生活。

拉着架子车到煤矿卖一趟柿子，一个来回快了七天，慢了八到十天。那个时候没有沥青路面，全是炉渣铺的或高低不平或泥泞不堪的土路。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每一次去之前，白发苍苍的母亲都要亲手做一双粗布鞋给我穿上。一个来回，鞋底的前掌和脚后跟就磨透了，去是上坡，脚掌用力，到地方了鞋底的前半部就磨透了，回去是下坡，脚跟抓地，车子才能不催人，到家鞋底的脚后跟就见地了。母亲看着好好的鞋帮，再看看鞋底磨出像眼镜一样的两个洞，心疼之余，节俭的她总是舍不得扔，用纳鞋底的环锥小心翼翼地把鞋帮拆下来，再做一双新鞋底纳上。正像解小东唱《中国娃》中的那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一样，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要穿上妈妈纳的鞋这一趟不露脚就是最大的满足，柿子能卖上个好价钱就是对母亲辛劳的最好回报，而老人们的期盼是只要娃不出啥事，安全回来就好。

正常情况下，路上来回走三天，再卖上三到五天，有时一个星期不洗脸也从来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心里非常快乐。这是在社会平等条件下，内心一股求生存的欲望在支撑，什么面子、形象等外在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渺小。

我们村许多人虽然吃不饱肚子，但心情是快乐的，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思想很单纯，没有过高的企求，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记得一次和同伴一人拉着一辆架子车的柿子不到五天就卖完了，而且价格卖得很好，七十多块钱，刨去成本二十五元，净赚四十五元，同伴手大，敢花钱，非要我和他拉着架子车路过煤城，到所谓最繁华的五里铺火车站理发。那是渭北市煤城的中心，远近闻名，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煤城的五里铺，就连我们卖柿子矿上的矿工，休假来煤城，必去的也是五里铺，他们说，不到五里铺，就等于没有来。众人向往的地方，我何尝不想去看一眼呢，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繁华和精彩，回去也好给那些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的大爷、奶奶、大伯、婶婶们乱吹一通。可是又一想，我衣衫破烂，脏兮兮的，一股汗腥味不说，脸黑得和刚升井的矿工一样，屁股后面还拉个架子车……强烈的自尊心一下冲淡了我去那儿的念头，但是同伴反驳我的理由更充分，说，渭北煤城人大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比你穷的人多的是，不要认为自己还是根葱，没有人注意你。

同路不舍伴，他执意要去，我只好服从。我俩拉着架子车从一条狭窄的街道向南走，街道上人不是很多，来来往往的有马车、汽车，也有套着毛驴的架子车，拉着山里人产的山货穿行。他们把毛驴拴在附近的电线杆上，把装饲料的口袋解开，毛驴眼也不闪一下，脑袋就一下伸进饲料袋子不停地吃草。主人把山货摆在街道的两旁售卖，有山鸡、兔子，还有核桃、酸枣之类叫不上名的干杂果。街道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看见前面没有路被山隔断了，绕过山头又出现了。无法辨别方向是东是南，只能用左右手说明当年我们眼见的最大城市的情景，右手边是山，所有房屋、建筑依山势形成，绵延起伏，错落有致，给人一种向上的冲天视觉感，着实让我俩这个小山村长大，只去过一次县城的农村娃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真想不通那楼房是怎样盖到山上去的；左手边是一条河，河两边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显得很整齐。河的对面还是山，约莫着没有右手边山上房子多人多。再走一段就能看见高大恢宏的建筑，还有连在一起有几十米长的小车厢，嗡嗡地向山顶爬去，不时还有一列列吞云吐雾的火车，鸣着长笛，拉着装满煤炭的车厢，沿河边的铁轨向远方驶去，震得整个山道都好像在晃悠。火车过后，飘在空中的烟尘弥漫了整个城市，挡住了人们的视野。烟尘落在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颗粒，仿佛刚才天空飘过的是一场小雪，不过不是白雪，而是黑雪。

这才是大城市，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美景，简直太美了，美得让人热血沸腾。我那暖流涌动的心，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在激动与亢奋中，我俩不知不觉地到了城市最繁华的地段，真像赶集一样，摩肩接踵。我俩的架子车占去了很大的空间，好在那个时期没有见到城管，也没有见到交警，也没有限制架子车通行的“禁行”标志，人们都是从我们前或车子后绕着走。没人慢下来多看一眼这是什么车，拉车子的人是啥模样，好像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似乎架子车、拉车的人本来就属于城市的一员。他们的淡定、从容，让我意外又感动。

实在走不动了，也不好意思影响交通，只好将架子车停在了一个门牌写着“延安理发馆”的门前，想着等下市人少了再走，不能老影响市容。可是越等人越多，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少下来。同伴从理发店半开的门缝里，向里面瞄了两眼，不知道看到了什么，走到我跟前突然产生了奇想：咱进去剃头（当地把理发叫剃头）。我直接愣住了。不容我说话，同伴意志很坚定地说，走，快走，我看里面没人剃头。我坚决不去，也不让他去，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自长这么大都是父亲用剃头刀子剃，别说去理发馆剃头了，就连见也没有见过。现在又是这副模样，咋好意思进去呢。再说，在这里剃头不是白剃的，谁知道剃一个头要多少钱，头不剃饿不死人，但是饭不吃不行，卖柿子挣这点钱多么不容易啊！家里还在等钱回去托人到黑市上买过年的粮食哩（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穿衣凭布票，吃饭要粮票，有钱买不到粮食），花钱剃头简直太奢侈了。看我还在犹豫呢，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这股勇气，硬拉着我推开了理发馆的门。理发店一男一女穿着白大褂，等我们还没有张口问价钱，那个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的男人就很职业性地先开口了，理发吗？谁先来，洗洗头。我再也没有勇气说什么了，当然是同伴先上了。那时的理发馆不像现在的那么豪华，各种自动化设施一应俱全，那时的理发店只有两把椅子和一个脸盆架。那个女师傅给同伴把白大褂围在脖子上，在一桶里舀了瓢凉水，再从窗台上那一排的电壶（就是保温瓶）中，熟练地拿了一个，揭开壶盖，将热水倒在脸盆的凉水里面，把同伴的头压进去给抹肥皂，用手洗……此时的我真不知道是啥心情，一个在农村几乎和女娃都没有说过话的同伴，哪儿来这股勇气，要到这里剃头，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给洗。到底多少钱，我脑子已经没有能力考虑这些了，只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飘了起来。我也看见同伴被女师傅把头压在水里的那一瞬间，他的腿颤得非常厉害，几次都把脸盆架撞得晃悠，只可惜洗头的女师傅只顾着给他头上抹肥皂，没有感觉到。

我想同伴是亲历者，他的心情比我更复杂，如果是我，我也许很顺服地让这个女洗头师傅摆布，也许不顾一切地冲出理发馆，架子车什么的一切都不顾了，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后来会怎么样，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旁若无人时，突然听那女的说，这个同志咋这么脏？我一下清醒了，思维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理发馆，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他是司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意识。那女的边洗边“哦”了一下说，难怪，整天在路上跑，怪辛苦的。

剃头是那个男师傅，用的是电推子，我看见同伴听到电推子发出嗡嗡的声音时，头一直往里缩，从左边推，他头向右边倒，从右边推，头向左边倒，师傅矫正了他好几次，他脸上的汗水像拉柿子上坡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淌。理发师傅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一样，拿条毛巾淡淡地说了一句，头不要动，把汗擦一下，又职业性做他头上的活儿。此时，我开始担心，同伴头剃好了，我咋办？师傅用毛巾甩掉了同伴身上的头发，对着我说，给你洗。我已经没有勇气说出硬话了，喉咙眼里挤出三个字：我不剃。那个男师傅说，可以，你的头发不是太长，过段时间长长了再来。我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得好像在天上的感觉。

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按照常规理发也就十几分钟，但我好像整整过了一个冬天，一句不用理，让我又回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而洗头女师傅和理发师没有任何的感觉，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我们的不良反应，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只是，那个理发师送我们俩出门的时候，架子车把理发馆的门前占去了一大半，联想到我刚才说同伴是司机的话，理发师非常惊讶地说：“哦，你们原来是这个车的司机。”

这是幼年时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耐人寻味。

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穷，没有机械化耕种，科学种田还在起步阶段，我们家乡土地贫瘠，更是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但社会是公平的，不是谁一家穷，我知道最大的官，大队书记到生产队长家的孩子和我们一样扒火车卖柿子，有时家里也断顿。穷，大家都穷，谁也没有怨言，都在拼搏，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所以，人们的心情和精神世界还是快乐的。

扒火车、拉架子车卖柿子，能解决生存问题，但也发生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曾有一次，我们邻村的一个人因扒火车让安监人员训了一顿，但最终还是让上了车，这个人为了发泄私愤，转火车挂钩开关，导致车厢脱节，结果被拘留，专门在我们公社开公审大会，让大家引以为戒。在人们心中，只要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吃饱肚子，谁也不愿意再受那种让人担惊受怕的苦。每年冬季，往西边煤矿卖柿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把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柿子和煤矿、火车的话题就渐渐从人们关注的目光中淡出了。

人总得要吃饭啊！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得凭票供应，手里即使有点钱也买不到粮食，只能偷偷摸摸地买黑市粮，但是黑市粮价很高，量很少，只能应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旦被发现了就要受批判。听说附近一个叫凉水沟的煤矿，不用开大队证明，也不用矿长批条子，随便去就能拉到煤，邻村已经有人把煤拉到南边换回来了粮食。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我还专门跑了几公里路去邻村打探虚实，回答确有其事，但车太多，得赶半夜去排队，等到天黑才能买到煤，去得晚了得等两天。我和同村一个比我年龄大两倍叫天顺的同辈，先去试探一趟。虽是同辈，但人家比我年长得多，见识又广，村里人都知道，他在生产队里干活，经常心不在焉，转弯抹角地做一些小本生意，大家都叫他聪明人。那个年代，粮食是紧俏物资，一旦被查出来就给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粮食和架子车都会被没收。父母考虑他和我们家关系很好，一来常在南边做小本生意，人熟悉；二来见识广，人活道。有天顺哥在，他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事，都能随机应变，顺利过关，不会吃亏。说明情况后，他乐意带我一起做煤换粮的生意。

我们凌晨一点钟出门，以前卖柿子的方向是向西，而这次要到凉水沟矿拉煤是东北方向。走出我们村半个小时，下一道两公里的坡，过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小河，再爬两公里的坡，再有一个小时就到了凉水沟煤矿。这个矿在一个沟壑边上，还没有看见煤矿是啥样子，就有一条长长的队伍排在路的中间，有马车，有毛驴拉的架子车，也有像我们这些人拉的车子，还有用骡子和驴来驮炭的。路的两边已经被骡子和驴横七竖八地给占满了。粗略看了一下，排的队伍有一里路那么长。

煤矿上是八点上班。我们还算来得早，十二点就轮到我们了，矿上没有秤，也没有磅，是按照容量计算，汽车、马车多少钱不得知道，一个架子车装满五块钱，估计在三百五十公斤左右，比一车的柿子重一倍还要多，不用担心路不好把柿子震坏了，可要解决车子重，下坡得一个人站在车子后面压住，拉车的人使劲儿拽着，慢慢前行。一旦把握不好，车子失控，就像汽车下坡刹车失灵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上坡两个人可不够用，如果是自家烧火用煤，可以用生产队的牲口接车，而我们是为了换粮拉的炭，自然就不能沾生产队的光了。两家得组织四到六个人，按预计的时间、地点在坡底接车，一起用力把车推上来。

我们家乡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四面低，中间唯独凸出，东西走向十公里，南北长度不到两公里的旱塬，人们都称为长寿塬。实际并不有利于长寿，夏季被一条横断山脉挡住了直射的阳光，比周边气候相对湿润，土壤保墒性好，收成比较稳定一些，但原始的耕种模式，改变不了饥不择食的穷根，而这种独特的地势，增加了百姓的劳动强度。我们下一道坡，上一道塬把煤拉回来之后，要零点起身，再下坡才能把煤拉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平原地区换粮食。第一次家里人不放心，一直把我们的车子送到坡底，川道里的路相对平坦，赶天亮到了一个叫庙塬的大镇点，天顺哥确实名不虚传，我俩的车子还没有停下来，就有不少人上来打招呼，没有谈价钱就硬拽着天顺哥就把煤拉到旁边不远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显得比较富裕，架子车直接就顺大门拉进去了。主人看上去有四十多岁，言语很温和，说你们走了一个晚上的路，很累了，不用再走了，我绝对给你好价钱，天顺又不是外人。还说把煤就倒在院子里，不用往后院灶房挑，自己下午没事了慢慢提进去。此时，天顺哥示意我把煤往院子左边的一个角落里倒了些，我犹豫了一下，两次谈价钱只说了一半就被天顺哥的一个眼神给逼了回去，他还向我视了个非常得意的眼神。

把煤卸好后，主人回屋不大一会儿就提着少半口袋的苞谷出来了，天顺哥把我们拿的口袋张开，苞谷就直接倒进去了。然后主人好像故意笑眯眯地对我指着天顺哥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拉来的煤我放心，苞谷不用称，保证要多出几斤，不信你回去称。我和天顺哥都连连点头，说了许多客气的话，告别了主人。一出门天顺哥就一脸得意扬扬的，在我面前直夸他在这里人缘是多么的好，并神气地对我说，不是我在给你小弟吹哩，除了你嫂子外，我在这儿还有个小孩娃，已经七八岁了，下次有机会来我让你开开眼界。对于这无法证实的话，我只有半信半疑地应着，但从心底对这位同辈有了一丝崇拜。

他说，兄弟，今天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咱俩美餐一顿，回去就有精神了。我当然无条件地服从。按照他指的路线，我们走到了这个镇点最东头一个面朝北，前面放着几个木桶的地方。门牌上没有写任何字。天顺哥说这是个国营食堂，咱弟兄俩就在这里美餐一顿。我说国营食堂要粮票，咱没有啊！天顺哥说，这你就不要管了。进去之后，一个胖乎乎的厨师问吃什么，我们说来两大碗面，厨师说有粮票吗，天顺哥说，没有。没有吃不成，厨师说。你们领导在吗？厨师一惊，你认识我们领导？天顺哥答了一句，我俩是结拜兄弟。此时我捏了一把汗。厨师说，在后边办公室里，你去吧。天顺哥没用多大一会儿就一个人出来了，手里拿了个纸条给厨师。厨师看了一眼说，交四毛钱。我赶紧拿了五毛钱，厨师拉开抽匣找了我一毛钱，没多大一会儿两大碗热面条就端了上来。这碗不是一般的大，是西山人说的那种真正的大老碗。面是手擀出来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动压面机。碗里除了满满的白面条外，还有豆腐、红白萝卜拌的臊子，虽然没有肉，厨师说菜是大油炒的，吃起来非常香。吃完还不够，我们每人还盛了两老碗面汤，将自带的苞谷面馍泡在里面。临走时天顺哥还趁师傅不注意，把别人桌上的老碗顺手装在馍袋子里，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起身向厨师告辞向食堂外面走。出了门没等我问老碗的事情，他就先开口了：兄弟，第一次换粮顺利吧？我当然十分满意地说，这都是哥的功劳，不但粮换得顺利，没有粮票还在国营食堂里美餐了一顿，除了你任何人都没有这气派。天顺哥笑眯眯地说，那你得报答一下了。我说行。天顺哥说，光说不算，得有实际行动。我说现在你割我身上肉吃都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天顺哥说，没有那么严重，我坐车上你把我拉上就行了。他这么一说我反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这算啥要求，快坐车子上，我把哥供上。说话算数？快坐，一点儿问题没有，这还算事吗？下苦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力气。

就这样我拉着他边走边说话，回去是一路小慢上，拉着换回来的三十多斤苞谷和他，那个年代人都不胖，但和粮食加起来有七八十公斤，开始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越走越重了。大概已经走了十多公里，我想再累也不能说，到那两公里的陡坡，天顺哥不用说也会下来帮我的忙，现在说累，证明自己说话不算数。我硬撑着拉到陡坡底下，可他没有丝毫下车的意思，我停下来说歇会儿再走，用意暗示他我实在太累，快走不动了。可他却说歇会儿再走也行，没多远了，铆着劲一鼓作气就冲上去了。看没有任何希望，我只能拼了。此时的天已经黑了，记不清那天是十几，月亮特别亮，我踩着月光，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这一公里约三十度的陡坡下把架子车拉到坡顶的。

我一下累得瘫在了地上，坐在街道国营药店的檐台上，没有一丝的力气，可天顺哥还是坐在车子上不下来，说现在都是平路，再坚持一下就到家了。遇上这样的兄长，我两股眼泪流了出来，可啥话也说不出来，好在年轻，歇了会儿又缓过气来。当把天顺哥和架子车送回去，我又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母亲开门时我已经没有抬脚过门档的力气了，一下子倒在地上昏了过去，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晚上家家户户点灯的时间了。

煤矿、煤炭，我的整个幼年到青年的全部人生经历都是和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由于贫穷荒废了学业，小学断断续续地没有读完，中间因为请假多，留了一级，而这一年的冬天实际都在煤矿卖柿子，只能说留了一学期，初中满打满算也是上了两个春季，冬季也都是在拉煤换粮食，拉煤卖钱，两天一趟用煤换粮，一趟卖煤，用卖煤赚来的钱再买煤换粮食……本该认真读书上学的年龄，就是这样度过的。

1975年是最后一届推荐上高中，我因留了一级错过了，1976年恢复高考，我是那样的一种学籍，也就自然放弃了参加高中的升学考试，勉强拿到了一张两年制的初中毕业证，由此我接受的正规教育画上了终止符。

每个人的一生都能写成一部书，而我这部书的前半部比较艰难，许多地方不说别人，就连自己也读不懂，整个童年、幼年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欠缺，也是一生无法弥补的缺陷。但是，生活往往就是这么公平，让你占了这头却顾不上那头，学历的缺失使自己在追求事业高度上留下自卑和缺陷，而过早扭扭捏捏地走向社会，让我懂得了一个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男子汉应当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拓展了认识社会的宽度和广度，为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提供了坚实的参照。

煤矿、煤炭、矿工，我认识你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我的一生是注定要和你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