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需求预测:以北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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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关基础教育资源需求的研究

本书对基础教育资源需求的预测包括教师(人)、教育经费(财)及办学条件(物)的预测。因此本书分别就三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对教育资源需求的预测,一般需要依托未来学龄人口或在校生数,然后结合教育资源需求的相关标准、物价水平、规模效应等因素最终得到教育资源需求的预测结果。预测时会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具体意义,一般选取的指标有生师比、生均教育事业费、生均公用经费、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等与教育资源相关的可以量化的指标。

一 教师需求相关文献

教师是教育过程中比较复杂,也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对教师预测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对教师数量、质量、缺口的预测。对教师数量的预测又包括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学科教师数量的预测,现有的预测也多集中于此领域;而对教师质量的预测难以量化,在预测中多以教师学历进行代替;对教师缺口的预测,需要掌握教师的年龄结构、教师流失率等相关指标,预测过程比较复杂。

对教师数量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为:得到在校生数或学龄人口数的基础上,结合政策、生师比、升级率、升学率或学校规模等相关指标再进行预测。如果预测周期较短,可以直接使用现有在校生数进行预测;如果预测周期较长,则需要使用适龄人口数进行预测。

对教师数量与质量预测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如下。唐之斌对四川省幼儿教师数量需求趋势以及教师质量两方面进行了研究。[23]在教师数量需求趋势这方面,使用适龄人口数计算出理论班级数,再以每班配备两名教师的标准计算出理论上教师的需求数量,发现农村幼儿教师需求较多,且男性教师需求较多。在教师质量预测方面,着重对教师的学历情况以及所需的幼儿教师质量特点进行研究。马青和焦岩岩对宁夏义务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小学教育阶段省域内教师数量虽然表面上存在超编现象,但是由于农村小学规模较小,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大的缺口,初中教育阶段宁夏城乡之间均存在非均衡情况。[24]

张晖和叶小红根据《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江苏纲要》)关于幼儿教育的发展目标与《江苏教育基本情况》的相关数据,以及2003~2009年江苏省人口出生情况对2011~2015年适龄幼儿数进行了预测,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幼儿教师数量及教师学历方面的缺口。[25]

王珊和苟斌娥使用AR模型对四川省出生人口数进行了预测,并使用Logistic模型对高中毛入学率进行了拟合,发现四川省由于适龄人口的减少,初中、小学专任教师存在6.5万~7.0万人的超编现象,而在同时期内高中专任教师存在严重短缺。[26]

刘建银和黄淑柯通过对学龄人口、生师比、入学率以及教师培养规模的研究发现,由于中等师范院校大量撤并,并且2010~2020年小学适龄人口数增加,我国小学特别是贫困地区小学教师存在较大缺口。[27]

二 办学条件需求相关文献

学校办学条件是学校各项资源中最直观的表现,它反映的是学校教育资源之间存量的差异。[28]关于办学条件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中对于办学条件的规定包括教育经费、教师以及学校硬件条件,即包括人、财、物三个方面。《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对办学条件的划分只包括学校校舍用地、固定资产、图书等学校的硬件条件,对于人力、财力的投入并未列在其中。在对办学条件的学术研究中,不同学者对办学条件所包括的范围以及指标又各有不同。本书对办学标准的研究仅限于学校硬件办学条件,即对学校物力投入的分析。

国内对于办学条件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办学条件现状以及办学条件差异进行分析。现状的梳理及差异的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对当前情况及形势有更清晰的认识。一些学者从全国范围对办学条件情况进行了研究。郑子莹主要从城市、县镇、农村3个角度,对我国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认为应使用统一办学标准取代过去的分级分类标准,以保障义务教育的底线公平。[29]冯羽和胡咏梅、杨小敏和杜育红对2002~2008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变化趋势以及省际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将特殊地区与全国平均办学条件进行了比较。[30]孟子博对西部11个省份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与办学设施及教育经费的整体状况。[31]

部分学者主要关注省内办学条件现状。苏娜和黄崴对广州市12个区县190余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32]许志军基于因子分析法对辽宁省17所高职院校进行了分析。[33]赵茂昌对大理州中等职业学校的占地面积、生均教育资源、专业设置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34]

第二,对办学条件指标体系以及预警机制的讨论。指标体系与预警机制是在对现状的分析及差异的度量有较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立的过程中需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并赋予相应权重,使用同一指标体系对某一地区的教育情况进行连续的、常态化的、系统化的监测,可以较真实地了解该地区的教育现状及差异并对相关政策评估及决策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汪涛和牟志平、易金生、陈丽春分别对高校教学仪器设备、校舍用地和电子图书指标设计的合理性与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35]王远伟和杜育红构建了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该体系进行了验证。[36]王善迈等认为基于我国省际发展不均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义务教育阶段省际学校的办学条件差异会长期存在,但是在县域内校际的均衡在短期内可以实现,因此建立了义务教育县域内校际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校际办学条件差异情况。[37]张晨和马树超使用“监测指标体系”、“风险评价模型”和“预警消息树”等研究工具,对全国及各区域中职学校和高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标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价。[38]

总体来说,对办学条件需求和办学条件缺口预测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在教育规划过程中,还未能基于学龄人口或在校生数变化来配置学校的办学条件。在我国各项规划逐步科学化、关联化的情况下,一些区域已经开始尝试采用“多规合一”,各项规划“一张图”。如果教育规划部门在对学校布点时可以考虑学龄人口的地域分布,以及学龄人口分布的未来趋势,并与其他相关规划部门一起协作,学校办学条件的配置过程及结果将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三 教育经费需求相关文献

教育经费是基础教育阶段生存和发展物质保障的基础,[39]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服务的供给至关重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从“分权”到“集权”再到“适度分权”的进化过程。教育财政制度作为财政制度的一部分也随之变化。而作为教育财政制度组成部分的教育经费投入制度[40]也在不断改革,形成了符合教育服务性质和国情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投入的教育经费投入制度,支持了我国教育的快速发展。[41]但随着教育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在教育经费配置模式,尤其是基础教育经费配置方面,还存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经费支出低效、教师工资待遇过低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进行改革。

在教育经费投入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中,以增加及保障教育经费投入,明确层级政府间支出责任为主。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1995年颁布《教育法》,1993年和2010年先后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两个比例”(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四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生均公用经费、教师工资逐步增长),相继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2000年和2012年达4%的目标。逐步提高“两个比例”和“四个增长”成为保障增加政府教育经费的刚性要求。虽然实施过程中有波折,实现时间远超规定时间,但经多方努力,决策目标最终还是得以实现。

“以县为主”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的确立。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的新体制,即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层次管理,以县为主,至此农村义务教育形成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实施。200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在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提高农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的保障机制,同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长效机制,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教育经费需求的预测,有利于教育及相关部门制定预算决策与规划。对教育经费预测相关研究比较突出的有以下文献。王善迈等通过分析影响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因素,使用对数线性模型,通过人均GDP与生均教育经费之间的关系,对北京市2008年各层级教育经费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预测。[42]唐凌使用布朗运动模型,对我国教育经费增量的运动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经费有持续增长的趋势。[43]彭卫红对我国教育经费的预测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学龄人口数是影响教育经费需求的主要因素。[44]


[1] 沈巍、宋玉坤:《人口预测方法的现状、问题与改进对策》,《统计与决策》2015年第12期,第4~9页。

[2] 张荔:《Logistic模型改进及山西人口预测》,《太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12期,第9~11页;周后卿、周琪:《基于Logistic模型和数据拟合的人口预测——以邵阳市人口为例》,《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9期,第21~25页。

[3] 〔美〕塞缪尔·普雷斯顿、帕特里克·霍伊维兰、米歇尔·吉略特:《人口统计学——人口过程的测量与建模》,郑真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09页。

[4] 根据数据及预测的年龄间隔,较常见的年龄段为1岁、5岁及10岁,其年龄段间隔为5年的最为常见。

[5] 杨朝勇:《队列要素法与浙江省人口预测》,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3,第9页。

[6] 王会英:《全面放开二孩后河北省人口发展趋势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河北经贸大学,2018。

[7] 薄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2016。

[8] 如横截面数据、混合截面数据、面板数据。

[9] 李永浮、鲁奇、周成虎:《2010年北京市流动人口预测》,《地理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1~140页。

[10] 李学锋、骆培聪:《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9期,第171~176页。

[11] 吴华安、曾波、彭友、周猛:《基于多维灰色系统模型的城市人口密度预测》,《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年第8期,第60~67页。

[12] 杨滨峰:《基于灰色系统预测GM(1,1)模型的商洛市人口预测》,《商洛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23~26页。

[13] 李慧、徐强:《基于灰色系统GM(1,1)模型的制造业人才需求预测——以江苏省为例》,《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4页。

[14] 人口预测的人口基数一般需要大于10万人。

[15] Ravenstein,E.G.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885,48:167-227;Ravenstein,E.G.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889,52:214-301.

[16] Skeldon,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A Global Perspective. Essex:Longman,1997.

[17] De Haas,H.North-African Migration Systems:Evolution,Transformations and Development Linkag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University of Oxford,2007.

[18] 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139-191;Harris,J.R.,Todaro,M.P.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60:126-142.

[19] Zelinsky,Z.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Geographical Review,1971,61:219-249.

[20] Salt,J.Contemporary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1987,25:241-251.

[21] Böcker,A.Chain Migration over Legally Closed Borders:Settled Migrants as Bridgeheads and Gatekeepers. Netherland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1994,30:87-106.

[22] Massey,D.S.,Arango,J.,Hugo,G.,Kouaouci,A.,Pellegrino,A.,Taylor,J.E.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3,19:431-466.

[23] 唐之斌:《论幼儿教师需求现状的特点——以四川省为例》,《现代教育科学》2012年第8期,第130~132、172页。

[24] 马青、焦岩岩:《省域城乡师资失衡:实践表征、政策归因、改进策略——以宁夏为例》,《教育发展研究》2012年第12期,第11~15、20页。

[25] 张晖、叶小红:《江苏省幼儿园教师规模现状及其“十二五”需求预测》,《学前教育研究》2011年第11期,第49~54页。

[26] 王珊、苟斌娥:《基于师资预测的西部教师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以四川省为例》,《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33~35页

[27] 刘建银、黄淑柯:《我国小学教师需求与培养规模的变动趋势分析》,《教育科学》2011年第2期,第39~44页。

[28] 孙志军:《学制对农村居民教育水平与收入的影响——基于广西融安县的调查分析》,《2009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年。

[29] 郑子莹:《统一办学条件标准保障义务教育底线公平》,《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146~149页。

[30] 冯羽、胡咏梅:《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省际差异及特殊地区差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98~105页;杨小敏、杜育红:《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的成就、问题和对策》,《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3期,第20~23页。

[31] 孟子博:《我国西部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发展与改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8。

[32] 苏娜、黄崴:《区域义务教育校际均衡发展现状与改进——基于广州市的调研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0年第2期,第5~11页。

[33] 许志军:《基于因子分析的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现状分析及对策——以辽宁省17所高职院校为例》,《辽宁教育研究》2008年第11期,第57~59页。

[34] 赵茂昌:《云南省大理州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8。

[35] 汪涛、牟志平:《关于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评估的思考——析〈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对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影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6~89页;易金生:《我国高校办学条件指标的反思与建议——以生均占地面积和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为例》,《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8年第8期,第123~124页;陈丽春:《电子图书的意义与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偏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期,第81~83页。

[36] 王远伟、杜育红:《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学校发展:价值、挑战与对策——2011首都教育论坛学校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

[37] 王善迈、董俊燕、赵佳音:《义务教育县域内校际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教育研究》2013年第2期,第65~69页。

[38] 张晨、马树超:《我国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评价和预警机制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8期,第78~82页。

[39] 陈静漪:《农村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系统论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9期,第65~68页。

[40] 本书中认为教育经费配置模式属于教育经费投入制度的一部分。

[41] 王善迈、赵婧:《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第4~10页。

[42] 王善迈、刘泽云、孙志军:《2008年北京市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预测》,《教育科学研究》2003年第Z1期,第5~9页。

[43] 唐凌:《中国教育经费增长的分式布朗运动模型研究》,Proceedings of 2010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raining(Volume 8),2010。

[44] 彭卫红:《本世纪末我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预测分析》,《教育与经济》1995年第1期,第38~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