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协和语”的历史沿革
日本和中国是亚洲的邻近国家。在两国关系史上，19世纪末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之后，1900年，在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日本不仅是参与者，而且“出兵两万二千人，相当于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5]。那以后便发生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和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年）。日本的入侵使近代中国满目疮痍、殆无宁日。在这一过程中，“协和语”作为侵略战争的产物，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屈指数来，其在中国土地上的使用时间至少在半个世纪以上。
（一）“大兵中国语”
这种语言最初的使用者，是甲午战争时期入侵中国的日本士兵。根据日本学界的考察，这些士兵“几乎都操着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理解的半吊子汉语”[6]。这应该是所谓的“协和语”的最初形态。后来，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扩大，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多：
战争期间，数百万日本人作为士兵和“滞留日本人”来到中国大陆。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想学“中国语”。他们特别是士兵们使用一种自认为是“中国语”的奇妙的语言，对方的中国人却认为其是日本语。这种语言被通俗地称为“大兵中国语”。[7]
首先，“大兵中国语”的使用时间长：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其曾作为“协和语”的前身出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过程中，这也是“协和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共出动第一军4个师团；第二军5个师团；6个后备大队和要塞炮兵4个中队，参战总兵力共计240661人。”[8]这样庞大的军人团体，除了打仗以外，至少存在吃喝拉撒睡等基本生活需求，所以语言的交流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这种语言明显地带有粗俗甚至是野蛮的特征。这些士兵以殖民统治者自居，对语言交流的对象往往颐指气使，甚至使用辱骂的语气讲他们所理解的汉语，如アンポンタン（王八蛋）、ペケ（不可）和ポコペン（不够本）等。现在，让我们以ポコペン（不够本）为例探讨这种语言出现的规律性。“ポコペン”原本是在商业活动中，针对付钱不足的日本士兵，中国人一边追赶，一边讲的一句话。诸如此类情形在语言交流中普遍存在。スラスラ（死了死了的）、サンピンニケー（三滨你给）、メシメシシンジョ（饭饭进上）等无不如此。“协和语”就是这样，在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语言交流实践中不断产生，在一个较低的语言交流层次上成了气候。这样的语言当然不是中国语言本身，而是经过日语化了的一种怪胎语言。
（二）“沿线官话”
所谓“沿线官话”时期，可以被视为“协和语”发展的第二阶段。1905年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攫取了中国东北旅大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经营权。从此，大量日本军人、官员、商人、教师以及随行的家属移住满洲南部。自1907年起，日本在满洲南部部署了“1个师团和6个铁路整备独立守备队”[9]的兵力，他们分散在南满铁路沿线：
由于日本人多居住在南满铁道沿线，人们将其使用的效仿北京官话的奇怪话称为“沿线官话”。[10]
可以认为，从那时起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都是“沿线官话”的鼎盛时期。
“沿线官话”是对“大兵中国语”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使用频率、交流范围，还是单词和句型的扩展等方面，均可以发现其发展壮大的端倪：
日中战争（1937年）以后，这种“沿线官话”又加进了大量的“大兵中国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11]
日本人坐上人力车让车夫加快速度时，说“你的快快的”[12]，这已成为日本人与中国人交往时的一种普遍语言现象。20世纪初，大连出现过一本中国语言学杂志《善邻》，主持人是中谷鹿二。除了管理这本日文月刊以外，中谷鹿二还曾在《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了34回连载，专门讨论“协和语”的使用等问题。中谷鹿二的努力表明当时的“协和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已经引起日本文化人的密切关注。
（三）“中日混合语”
“中日混合语”的使用，同样是“协和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931年日本军队炮击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日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从那以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大兵中国语”“沿线官话”被长期使用，这段时间“协和语”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日语大量介入。“中日混合语”明显带有中国人必须接受侵略者意志的特点。换言之，这一时期，“协和语”的最大变化是，在频频发生的语言交流实践中，日本人已经不再把交流的平等性视为主要取向，语言的性质也由“中国语”的变形变为汉语和日语的合流。
因此，这一时期的“协和语”，又被称为“不够本中国语”、“不够本语”、“中日混合语”和“日本制满洲语”等。称谓混乱，反映了当时的语言使用者一时还难以做出精确的提炼，所以才会有捡鸡毛凑掸子的情形出现。野村正良在《满洲国的语言概观》一文中，提到了当时的日本太太用一种似通非通的汉语与蔬菜店的经营者交流的具体情况。想买魔芋的日本女人，在借豆腐表述主观意愿的时候，使用的是“你的、豆腐、一样的、小小的、固い固い的、没有？”[13]的话语，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语言交流中汉语、日语混淆的情况和程度。
“从1937年开始，日本实施百万户移民计划，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外务省调查数据显示，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约有一百五十五万人。”[14]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协和语”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因此，在“协和语”研究中涉及的人口数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大批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日本人而言，对日语、汉语混合语言的使用，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民间语言交流的压力。这样，交流对象的变化，也会对“协和语”的走向产生不容小觑的作用。有驻满经历的日本语言学者野村正良就认为：“为了使自己在当地能够舒适地生活，双语的交流是必要的。”[15]
如果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大陆政策还没有推进到全面占领中国的地步，那么“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企图将中国东北作为其生命线的整个图景已经完全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以满铁和关东州为首，日本对满投资于一九三〇年达十六亿一千七百万日元，占列国对满投资的百分之七十，这是日本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十八集中于满洲的结果。一九三〇年年底，在满洲的日本人有二十二万八千七百人，在满日人是国外最大的日人集团，同时也是在中国最大的外国人集团，故满洲无疑是日本过剩人口的推销“市场”。[16]
殖民入侵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对日语的使用和推广开始成为日本政府和军方矢志不移的努力方向，“用日语取代汉语成为伪满洲国的官方语言”在当时在华日本人看来，不过是或早或晚的事情。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语言殖民政策的统治下，日语已然成为伪满洲国的“官方语言”，在政府文件等领域“一统天下”。虽然“协和语”殆无取代日语登上大雅之堂的可能，但是其仍然以强劲的势头迅猛发展，成为战时民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交流的主要语言之一。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第74页。
[2]“我的が昨天你呀に今天快快的来と说话したのに你呀慢慢的来だから不够本ぢやないか”的意思是：我昨天让你今天早点来，可是你来晚了，这可不行。为表现“协和语”的样态，笔者未做改动，将其直接放入引文中。
[3]原口統太郎『支那人に接する心得』、実業之日本社、1938、3～7頁。
[4]〔日〕安藤彦太郎：《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80页。
[5]〔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尚永清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232页。
[6]桜井隆「日中ピジン―『協和語』への序章―」、『明海大学外国語学部論集』24号、2012、7頁。
[7]〔日〕安藤彦太郎：《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88页。
[8]李惠、李昌华、岳思平编《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3页。
[9]李惠、李昌华、岳思平编《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14页。
[10]野村章『満洲「満洲国」教育史序説』、エムティ出版、1995、57～58頁。
[11]〔日〕安藤彦太郎：《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90页。
[12]〔日〕安藤彦太郎：《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91页。
[13]野村正良「満洲国の言語的概観―満洲国の言語的構成―」、『コトバ』、1941、46頁。
[14]石艳春：《日本“满州移民”社会生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1页。
[15]野村正良「満洲国の言語的概観―満洲国の言語的構成―」、『コトバ』、1941、46頁。
[16]〔日〕江口圭一：《中日十五年战争小史》，陈鹏仁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