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侵华日军与“协和语”
第一节 当时的语言环境
明治维新以降，在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野心膨胀的背景下，日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中国作为日本的近邻，因此饱受摧残。翻开这段历史，从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北京，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近代中日关系史写满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而且日本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仅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为例，日本投入的士兵数量超过100万人。
这些士兵除了履行打仗、驻防等义务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完成衣食住行等基本活动。在占领地，无论吃喝拉撒睡还是其他活动，这些士兵都要与中国人沟通。面对生存活动，“渡满后必须学会当地的语言。这是因为，首先，能讲汉语是与当地居民接触的必要条件；其次，如果不懂汉语的话，则会给日常生活带来麻烦。因此，应该尽快掌握一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汉语词语，以解决上述不便”[1]。这不仅是曾任职于日本军队的富田博男的个人体会，而且是所有在满洲的日本军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况。
尽管部队配有汉语译员，但是数量并不多，满足战事需求尚且捉襟见肘，提供生活翻译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在1885年，一个在日本军队服役的大将从北京离任回国时，便向参谋总部汇报了这一情况，这足见日本部队汉语人才匮乏的情况是早已存在的：
关于必须培养通晓中国形势与语言的士官事。一旦有事，一个大队起码要配备三名通晓“中国语”、了解中国形势的人。从明治7年开始设置了驻在军官，但现在有成就者不过40人。[2]
这同时意味着，在日本侵华期间，普通日本士兵与当地中国人的沟通，大抵是要依靠自己来完成的，即不论他们对汉语掌握的程度如何，都必须过生存和交流这一关。当时的士兵在战后这样回忆：
在义勇队每天例行的作业里，设置了由部队骨干担任教员的各种学习科目。对我们来说，汉语是非常难学的一门外语，可是部队里却没有一个能讲授汉语的人。因此，部队聘请了训练所本部的中国干部担任我们的汉语教师，并且每周授课一次。可是，当与当地的中国人进行实际交流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发音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也无法与他们沟通。[3]
从这段引文可知，当时的士兵对汉语几乎一无所知，通过“临时抱佛脚”学习的汉语根本无法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除此之外，在占领地进行“宣抚”工作同样离不开汉语。日本军方为了迅速解决绝大部分普通士兵不懂汉语的问题，出版了许多汉语速成教材，以作为临时的应急举措。但是，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评价这些教材是“杂乱的会话的堆积，完全没有体系可言”。[4]
例如，《中国语学教程前编·阵地会话》从行军、住宿、巡查、戒备、看护、看病、购买、雇用、作业、运输、侦查、参观和宣传等十二个方面，对“实用中国语”进行讲解，内容简单，但错误百出，如“这个村里顶大的粮栈叫什么字号”“这些个都留下，开帐来”“那么不修理走，就发生毛病吧”等。半通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
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脱亚入欧”的时代思潮中，日本人拼命地学习英语、德语、法语等欧洲国家的语言。汉语虽然也在学习的行列，但是一直被日本人视为“一种不必顾及其背景、以实用会话为中心的‘特殊外语’”[5]。这种情况虽然因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发生有所改变，但是战争背景下的“汉语热”注定不能维系很久。而且，由于“学习汉语”有一种为战争服务的“战争外语”的偏颇，这必然与掌握语言的内涵等专业层面的要求相去甚远。
由于语言不通，那些来到中国战场的日本士兵在与中国人交流过程中，经常出现误解甚至笑话频出。有过驻扎经历的伊藤一男在《随想·续 我的战场》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士兵们一坐上黄包车就操着经常使用的汉语喊道：“快々的快々的。”于是车夫便会拼命地跑起来。这句话原本是北京官话，可是在上海一带，会用上海方言说成“豪燥豪燥”（音译）。我听到这句话，就会联想到日语的“遅い遅い”（慢点儿），不禁觉得很滑稽。另外，在称呼人的时候，士兵们经常使用“先生”一词，这也让人联想起日语中的川柳句子“先生と言われる程の馬鹿でなし”（我还没傻到被人花言巧语骗倒的地步），听起来很不舒服。[6]
长冈规矩雄在《我的杂记——战时回顾》一书中，同样回忆起了“让人震惊”的“中国语”：
虽然日本和中国都使用汉字，但是到大陆征战的人不得不感叹中国不愧为“文字的国度”。很多同字不同义的汉语词语着实让人“吓一跳”。活跃在中部的一位士兵，到德安的一位农民家说“玉子をくれ”（给我几个鸡蛋），由于语言不通，其就在纸上写下了“卵”这个字给农民看，可是他还是无法理解。于是，其又在纸上写下“卵子”这两个字，这时那个中国农民不由地“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没有没有，”他一边说，一边逃了出去。那位士兵失望地回到了部队，抱怨刚才发生的事情。翻译听到这件事情时捧腹大笑，说：“‘玉子’是鸡蛋，如果写成‘卵子’就是生殖器官的意思了。”在座的人也不禁跟着哈哈大笑起来。[7]
总之，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实情是，参战的日本士兵掌握的汉语无法使他们与当地的中国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面对这种情况，军方的一些临时举措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难题。这种情形导致战时一种叫作“大兵中国语”的语言广泛地流行起来，普通日本士兵基本上是依靠这种语言与当地中国人进行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