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协和语”概念的历史钩沉
二战后，公认的日本流行的辞书有《日本语大辞典》、《广辞苑》、《新明解国语辞典》和《新编外来语辞典》等。然而，无一例外，在这些辞书中都找不到“协和语”这一词条。对这种特殊语言现象的忽略，显然不是语言学家们的粗疏所致。原因在于在上述辞书中都可以找到“协和”这一词条，并且这些辞书均对这个汉语词语做出了一致的解释：和谐勠力促成一种结果。这种情况足以表明，被有意疏忽的是“协和语”，而不是“协和”。可以认为，如果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还不至于导致这种情形发生。对“协和语”的复杂心态和自说自话的认识分歧，应该是二战后日本知识界在“协和语”问题上的一种实情。人们据此得出的一个明确结论是：最先使用“协和语”概念的并不是日本学术界。
从可以查到的日本学术界的相关成果看，专门论及“协和语”概念界定的以及涉及“协和语”问题论述的有下述几种情况。
（一）冈田英树说
冈田英树被称为日本满洲文学史研究第一人，他的力作《伪满洲国文学》不但涉及文学作品中的“协和语”，而且直接给出了“协和语”的概念，认为其“绝不是有体系的语言，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迫于日常意识沟通的必要而诞生的一种洋泾浜语”[1]。冈田英树界定的“协和语”的概念是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也就是说，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不但证实了“协和语”的存在，而且给出了关于“协和语”的基本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冈田英树的理论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战争已经结束近半个世纪，较之战争刚刚结束便已涉猎“协和语”问题并进行研究的中国学界显然晚了许多年。
（二）安田敏朗说
安田敏朗是一桥大学的语言学者，他在著作《日本帝国的语言编制》中认为，日本和中国都缺少与“协和语”相关的资料，所以，双方讨论的实际上都是一种外在的语言表现形式。安田敏朗认为，“协和语”的恰当概念应该是“用日语或汉语读的，流入汉语的日语词语或固有词语”。他的最终结论是：“协和语是一种词语层面的语言混用现象。”[2]安田敏朗从语言学角度提炼的“协和语”概念与冈田英树从文学作品中提炼的“协和语”概念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协和语”是一种混合语。安田敏朗提出的“协和语”概念仅仅是描述性的，显然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人们在他的论述中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不愿意承认“协和语”在日本侵华期间存在。这似乎与日本人回避谈论侵华战争的心态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三）樱井隆说
樱井隆是明海大学的语言学者。他认为，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攫取了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不得不与中国人频繁地接触。因此，“混合语不是在伪满洲国成立时才出现的，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混合语的样态已经完备”[3]，中国人称其为“协和语”，实际上，其是一种“满洲混合中国语”[4]，而中国人的定义中“显然包括了混合语以外的东西”[5]。在樱井隆的观点中，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协和语”是一种混合语；二是这一称谓包含感情色彩。
2013年年末，笔者在东京造访过这位先生，并问及其日本学者甚少关注“协和语”的原因。笔者得到的回答大概是“这种语言现象和战争有关，战后也许是出于羞愧的原因，日本人不愿意触及”。樱井隆先生的回答涉及“协和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即日本人不愿意或者不想谈论“协和语”实际上是文化心态使然。
（四）前田均说
前田均是天理大学的语言学者，他对“协和语”总体来说持谨慎的态度。他一直回避“协和语”的概念，因此，他所持的“与其说是不自然的，倒不如说是笨拙的汉语”的立场，反映了日本语言学界中部分人对“协和语”进行概念界定时进退维谷的心态。当然，“笨拙的汉语”这一表述亦包含了对“协和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的否定之意。
（五）野村章说
野村章于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明治学院大学文学部，著有《东北沦陷期殖民地教育史纲》《满洲国教育史序说》等。野村章对“协和语”的认识来源于在满洲南部10余年的生活经历，其与上述四位学者对“协和语”的态度自然是有区别的，他证实了伪满洲国政府存在嘲笑日本官员讲蹩脚汉语的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和语”是一种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语言。野村章对“协和语”的理解，并不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但确实是一种对当时语言交际情况的可信解读。
事实上，战争期间到过满洲的日本人，特别是那些与语言文字打交道的日本文化人，不仅在日本侵华期间关注过“协和语”，而且还在战后留下了相关的回忆文字。它们散见于那个时代的出版物中。然而，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协和语”的概念。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仅年余时间，中国人便在战后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开始关注有关“协和语”的问题了。1947年，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编辑了《协和语与国语对照表》，并发表在1947年的《物调旬刊》第22期上。编者开宗明义，对这项工作的宗旨做了如下的说明：“本会鉴于东北在伪满时期，受奴化教育甚深，一般人民对祖国语言文字多所隔膜，每于行文或言谈之间，时杂以所谓‘协和语’，不伦不类，流毒滋甚，兹为校正计，刻正搜集是项语言，编行‘协和语与国语对照表’一册，即可复印出版。”[6]
除此以外，在二战后中国方面的研究中，“协和语”始见于《“填鸭式”与“协和语”》这篇文章，其发表在1948年的《生活报》上，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关于“协和语”概念的最早的文字认定。该文认为，“协和语”是中国人为了迁就日本人使其能够听懂中国话，而学习日本话的语法、词语形成的一种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语言。同年，这份报纸还发表了署名为魏东明的文章：《六要六不要——写作漫谈之一》。该文提到的“协和语”概念更加具体：“协和话是日寇十四年统治的产物，是日语和中文语法杂交的变种。它不但使东北同胞的语言与祖国离异分歧，而且今天看来还是我们亡国耻辱的烙印，听起来就不愉快。”[7]
这样看来，日本学界关于“协和语”概念的界定不但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是在参照了中国人的想法之后形成的。此后，多名中国学者陆续对这一语言现象予以关注。
王立达认为：“‘协和语’这个名称的起源，是因为日伪窃据东北时期曾成立所谓‘协和会’，其中大小汉奸在讲话中喜欢夹杂几个日语字眼；人民并无好感，就把这种话叫‘协和语’。”[8]
1986年，王今铮等编的《简明语言学词典》专门列出“协和语”这一词条，认为“这是一种汉语和日语拼凑起来的混合语，他的发音是汉语，含义和语法是日本语”[9]。这本词典还附有“非常口”（太平门）、“映画”（电影）、“满员”（满座）、“白墨”（粉笔）、“出荷”（缴公粮）、“你的大大的好”和“饭的吃啦”等词句，举例说明何谓“协和语”。
在1991年出版的《教育大辞典 第10卷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这样列出了“协和语教科书”的词条：
伪满洲国编印的一种日、汉语混合使用的教科书。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彻底征服中国，同化东北人民，在语言文字上，采用淡化、减少或降低汉语语言文字作用的手段。在学生用的教科书中，以中文夹日文，对外国国名、人名、地名等，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课文中也常出现日语、汉语混合使用的“协和语”，严重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10]
将日语与汉语的混合使用视为伪满洲国教材的一大特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进而认定伪满洲国政权在积极普及“协和语”，则是对史实的一种误读。
王文襄、缑瑞隆在《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一文中，从词语、语法及标点三个方面，对“协和语”进行了具体的辨析，认为“协和语”主要存在照搬日语格式和不顾汉语词性两种弊病。其中，照搬日语格式主要表现为主谓宾和主宾谓两种语式混用、乱用或错用；不顾汉语词性具体体现在“形容词做动词用”、“不及物动词做及物动词用”、“名词做动词用”和“乱用介词”等几个方面。该文还指出，由于受到日语的影响，“协和语”的使用者常常表现出按照日语标点的使用方法为汉语文章标注、所写的汉语文章有通篇使用顿号的退化倾向。
综上所述，关于“协和语”概念的文字表述最早是二战后初期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日本学界继之得出了“协和语”是一种日汉杂糅的“洋泾浜语”的基本结论，框定和影响了中国的“协和语”研究。由于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的“协和语”研究又显示出下述特点：政治立场与民族情感的介入影响了学术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话题，中国学界缺乏应有的学术投入和思考，甚至简单地将“协和语”与殖民文化混为一谈。在网络世界，包括那些知名网站在内，对“协和语”的解读普遍存在以讹传讹的弊病。那种随随便便将意见相左的学术观点罗列在一起的做法显然与学术研究相去甚远。
“协和语”是产生于特殊时代的一种语言怪胎，其本身又有语言规律可循。从语言学角度概括地讲，“协和语”显然是一种汉语和日语杂糅的“洋泾浜语”，从语言学视角出发进行的“协和语”研究，无疑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剖析和认识“协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