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祁怀高 包霞琴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周边外交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中国越来越成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的中流砥柱。中国不时针对周边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中国积极引领区域合作架构搭建；中国逐步为周边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为周边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进一步拉紧周边命运共同体纽带。但同时，中国周边外交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本辑学刊收入11篇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现对当前中国周边外交方方面面问题的观察、评估和展望，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评点。
张蕴岭的《“一带一路”与发展新理念》强调了创新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一是以新理念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要以新理念提升中国经济和推进中国经济转型，要提升和拓展西部大开发战略，要由开拓市场变为开拓要素投入，要实现陆海地缘的互联互通，构建开放的大地缘经贸网络。二是以新理念推动沿线国家的新型发展合作。“一带一路”提出了新的思路，共商、共建，与沿线国家发展规划接轨，推进新融资合作机构建设，改善沿线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等，旨在让沿线国家与中国共同发展。三是“一带一路”理念体现新型大国观。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不是要扩张，而是与当事国实现利益共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导在海上建立新型的开放发展合作的海洋新秩序，以此体现中国的新型大国观。文章最后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百年工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
赵明昊的《试析“一带一路”建设与中美关系》一文分析了中美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与前景。文章认为，虽然部分美国智库专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现积极转变，但不少美国政策精英依然对“一带一路”存在担忧。他们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美国的亚太”转变为“中国的周边”，担心中国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秩序，担心中国拉拢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担心“一带一路”会强化中美围绕国际规则和规范的竞争。但文章也认为，“一带一路”可以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合作机遇和空间。中美可以从“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对接的角度，思考两国之间如何扩展合作。比如，中美可以通过在阿富汗事务上扩展合作，为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积累经验。文章最后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梳理美国的关切点，关注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干扰牵制的风险点，扩大中美利益交融的合作点。
吴崇伯的《“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印尼的投资分析》一文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对印尼投资大幅增长的原因、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以及中国企业赴印尼投资的前景。该文认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的印尼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强，中国对印尼的投资大幅度飙升。但同时中国企业投资面临着大国博弈加剧、印尼法制不健全、征地难题，以及印尼许可证审批程序复杂、耗时过长等问题和挑战。尽管如此，中国企业投资印尼在基础设施、电力、信息技术、农业与粮食安全、旅游业等领域仍将有较好的投资前景。
石源华和肖阳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的基本内容和时代意义》一文认为，2017年1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第一次系统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亚太安全政策，将成为引领今后中国周边外交工作进程和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白皮书为当前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亚太安全形势树立了和平的路标，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划定了红线。白皮书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为亚太安全新架构勾勒出清晰的蓝图，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加强安全合作，实现亚太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的“双轮驱动”。
宫笠俐的《中国周边外交安全理念演进——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亚洲安全观》一文认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亚洲安全观，中国周边外交安全理念不断演进，存在着承继与发展。二者的承继体现为：二者都是在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基础上提出的，都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和谐共处；二者都强调尊重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主张在求同存异当中追求共同发展；二者都主张普遍安全的理念，强调保障和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追求各个国家的共同安全。后者对前者的创新体现为：周边外交安全理念经历了从强调军事安全到注重综合安全的转变，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强调互惠原则到更强调惠及周边的转变，周边外交工作的目标则经历了从强调“和平共处”到注重“可持续安全”的转变。
吴寄南的《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深层原因及其发展态势》一文认为，2016年日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岛礁之争，蓄意升高东海紧张局势，搅局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日本政府的这些做法恶化了中日关系。文章指出，中日关系风波迭起存在四大根源：一是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不适应、不接受，处于心理调适期；二是中日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在磨合过程中逐渐累积；三是日本大众传媒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下持续对华负面报道发酵；四是日本人挥之不去的大国情结在进入21世纪后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作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关系将呈现竞争与合作共存、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态势。
郭锐和樊丛维的《构建新型周边关系与中国的西亚外交政策》指出，尽管西亚地区乱局发酵，但中国的西亚外交持续发力。中国与西亚国家在经济贸易、卫生医疗、难民治理、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同时中国对西亚的外交政策有了新举措与新重点，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定不移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调停矛盾冲突以维护西亚地区稳定。在新形势下，中国对西亚外交政策需要具备新思路，包括：推动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的新型化转变，为西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构建和倡导中国对西亚国家的新安全观，利用中国自身发展优势帮助西亚国家平稳转型发展；树立中国与西亚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张晓磊的《“新安保法”后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动向——决策特征与制约因素》一文以日本自卫队赴南苏丹执行维和新任务为例，分析了政策出台过程和决策特征。文章指出，日本官邸主导型决策呈现三个特征：日益强化的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确保政策走向；日渐顺畅的政官关系合作模式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执政党与政府间日趋明显的政高党低框架确保决策程序的完整高效。但日本自卫队新的海外维和行动面临三个制约因素：一是自卫队“驰远护卫”新任务存在违宪嫌疑问题；二是自卫队员安全风险上升及国内社会舆论问题；三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制度困境问题。作者认为，自卫队新任务的后续执行存在危及安倍政权稳定的可能性，而新任务背后的日本政府决策理念可能影响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定，同时也可能对日本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黄刚的《安倍政府推进日俄关系的动因及其前景》一文分析了安倍政府对俄外交的轨迹与特点。作者认为，积极推进日俄关系是安倍政府基于国内外多种因素以及自身动机而做出的战略选择，既顺应日本国内的政治需要，同时追求经济利益，也试图实现安倍个人的抱负，并制衡中国。作者认为，未来日俄关系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障碍，如北方领土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日俄经济关系薄弱、日俄两国之间的互信严重不足、美国因素对日俄关系的影响等。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俄罗斯仍将是日本外交的重点对象，但日俄关系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张云的《特朗普新政下的朝核问题与中国周边外交》一文认为，朝核问题已上升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安全战略的优先事项，朝鲜欲借此实现朝美高层谈判，获得美国安全承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和“经济制裁”广受质疑，特朗普政府在对朝鲜半岛政策选择上日益受到军事威慑强化论的压力。作者认为，中国对朝鲜政策同样面临新的挑战，中国需要把对朝政策的基本政策逻辑转化为各方共识，特别需要与美国和韩国达成共识。同时，中国的对朝鲜政策在具体实践上需要更加大胆和创新，在操作上和技巧方面需要进一步精致化。中国对朝鲜政策的战略目标须定位于朝鲜向着自发性改革道路转型，实现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推动朝鲜逐渐回归国际社会。
刘骞的《美国安全化宗教问题及其对华政策的影响——从宗教自由到宗教恐怖主义转变过程的考察（1992～2008）》一文借用“安全化”的理论框架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分析，以美国在宗教问题领域推进“宗教问题安全化”的做法为个案进行考察。文章认为，宗教问题一直徘徊于中美两国的安全议程之中，并且美国是作为安全化动议者，推动了宗教自由安全化、宗教恐怖主义安全化，而中国是作为“潜在受动议者”角色出现的。在美国安全化宗教问题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去安全化”和“选择性安全化”的做法。作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对宗教问题的安全化重点由宗教自由转向宗教恐怖主义，中美之间关于宗教问题的互动也出现了从“对立”向“合作”的转变。
另外，钟飞腾的评论文章《一部推动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的力作——读石源华教授的〈中国周边外交十四讲〉》对石源华教授的《中国周边外交十四讲》一书进行了评述，认为该书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深化了周边外交理论研究，也为周边外交的政策实践提供了探索性方案。
本书还收录了5篇会议综述文章，分别是《“2016年中国周边外交的评估与展望”研讨会综述》《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周边外交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首届“跨界民族与中国周边关系”研讨会综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中日关系的转型与东亚合作的前景”国际研讨会综述》。这些会议均由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办或与相关单位合办，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学术活动动向。
本书的出版是各位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上海外国语大学忻华研究员协助了本辑的英文翻译校勘工作。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陈妙玲老师协助了部分编务工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何永朋、徐伟钧等同学帮忙校对了文章并更新了一些数据。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资助了本刊的编辑和出版。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祁怀高 包霞琴
201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