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一带一路”建设与中美关系
赵明昊
【内容提要】美国虽并不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却可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牵制甚至阻碍性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稳步推进、深耕细作的阶段，需要更有效地处理大国战略博弈等难题，尤其是妥善应对美国因素的影响。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为管控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影响，需进一步梳理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关切点，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干扰牵制的风险点，以及有助于中美扩大利益交融的合作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 美国因素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赵明昊，博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处副处长，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稳步推进、深耕细作阶段，需要更有效地处理大国战略博弈等难题，其重要一环是准确分析、妥善应对美国因素的影响。在特朗普上台前后，其多名政策顾问对“一带一路”做出积极表态。[1]美国主流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和研究投入也在上升，这一动向值得引起充分重视。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对美国有所触动，并酝酿调整应对举措。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构建将进入新阶段。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从“零和博弈”视角看待中美关系，与中国争锋较劲意识较强。[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为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寻求新的着力点和抓手。
一 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的主要认知
近年来，在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影响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有所上升，两国战略互信缺失依然突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更为积极主动，坚定捍卫领土主权权益。可以说，美国努力“重返亚太”，中国则努力立足亚太，走向全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愈加倾向于从两国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回应中国提出的外交倡议，包括“一带一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美国智库和战略界人士对“一带一路”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一是主要智库设立专门研究项目，对“一带一路”的相关进展和信息加以跟踪研判，比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设立“连接亚洲”项目，全美亚洲研究局（NBR）设立“新丝路经济走廊”项目等。此类项目多得到美国大企业和实力较强的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陆续发布相关研究成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并试图影响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讨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一带一路”撰写专题报告，深入分析其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兰德公司则围绕“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以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变化等问题发布相关成果。三是美国智库推动与国外机构和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力图从“第三方”视角探析“一带一路”。它们不仅寻求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还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士参与其研究项目。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保加利亚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德加科夫加入“一带一路”课题组，负责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上升值得引起重视。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对美国有所触动，美方不得不做出政策反思，并酝酿调整相关应对举措。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不少美国政策精英都表达了担心和疑虑。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意欲借此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建立和巩固自身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并在国际秩序方面“另起炉灶”，推动中国版的“全球化”。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抗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而将“美国的亚太”转变为“中国的周边”。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等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美国重返亚太的一种反制，“一带一路”建设如果成功实施，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有助于中国编织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学者凯尔·丘奇曼（Kyle Churchman）认为，地缘战略动机促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计划，设法突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包围。“美国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力远不如在中国东部沿海附近大，随着华盛顿将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这进一步促使北京‘向西去’”。另一个地缘战略动机在于软实力，中国希望通过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资助，赢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好感。[3]
第二，担心中国以经济合作为先导，带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秩序。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家霍姆斯（James Holms）等称，中国不仅想要“条条大路通北京”，还希望借助“海上丝绸之路”联通太平洋与印度洋，使中国海上力量进一步“西进”。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等表示，中国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加大与俄罗斯的合作，中俄有可能进一步排挤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打造“新的反美轴心”，进而削弱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
第三，担心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挖美国墙脚，拉拢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甘思德（Scott Kennedy）等人称，欧洲国家不顾美国劝阻加入亚投行，表明中国有能力在美国和其盟友之间打入楔子。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提出，在“一带一路”驱动下，欧洲国家正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欲在欧洲实施“分而治之”策略，为了确保世界经济秩序不被中国所左右，美国和欧洲必须加强内部协商。[4]美国全美亚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务高级项目主任罗兰（Nadege Rolland）称，“如果欧洲逐渐转向亚洲而不是关注大西洋，如果中国成功将自己与俄罗斯、中亚、东欧和中东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政策制定者或许将被迫彻底地改变他们对这些地区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传统方略”。[5]
第四，担心“一带一路”会强化中美围绕国际规则和规范的竞争，甚至引发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方面的“较量”。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曼宁（Robert Manning）等人看来，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期待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反而是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打造“并行的机制”。[6]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提出，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上演，而这会影响全球政治的未来。福山忧心忡忡地呼吁：“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其他重要地域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 [7]
此外，一些美国智库专家还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如果出现严重问题，将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损害。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难以保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一旦出现大规模金融风险等问题，或是中国难以处理好相关的环境、社会和安全风险，“一带一路”可能会对美国在相关国家的利益带来危害。基于上述多方面的担忧，有智库专家呼吁，美国应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的深远影响，通过联手日本、扶持印度、重新定义基础设施标准等方式共同应对，制衡中国不断扩展的国际影响力。[8]
同时也需看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部分美国智库专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现积极变化。一是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一带一路”反应过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等人呼吁，美国不应过度夸大“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意涵，需要认真对待这一将深刻影响中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倡议，应深化对“一带一路”相关进展的分析，寻求更加坚实的信息基础和更为明智的应对之道。[9]二是认为“一带一路”并不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等称，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对“一带一路”抱有“等着看它失败”的态度，但是“让中国失败”并不必然对美国有利，在促进地区发展等问题上，中美不完全是“你输我赢”的关系，不妨考虑“让中国成功”。三是认为“一带一路”可为中美两国扩展合作提供新的机会。曾供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南亚问题专家、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阿里拉·维耶赫（Ariella Viehe）称，“一带一路”与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具有很多共同目标，两者如能实现“串联”，可更好地完成相关大项目。[10]
二 中美围绕“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
无疑，“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落地，有赖于更有效地处理大国战略博弈等难题，这必然包括如何应对美国因素。应该看到，不仅是美国，其他大国也倾向于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担心中国以经济发展为“外衣”，扩展在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安全存在和影响力。虽然中俄两国政府已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达成初步协议，俄方也期待借此获得中国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但俄战略界仍对中国的“西进”抱持较大疑虑。[11]印度则对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感到忧心。有印度专家称，“‘海上丝绸之路’成为‘珍珠链’战略的经济掩盖方式”，中国通过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沿岸地区经营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印度构成战略围堵之势。[12]欧盟则担心“一带一路”对其“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中亚伙伴关系战略”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面对美国方面对“一带一路”的战略疑虑，中国应当抱持“平常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并不像有些国外学者所言，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制。[13]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会对美国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带来一定影响。美国虽然并不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却具有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牵制的能力。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20多个国家有美国驻军或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关系，美国16个“非北约盟国”中有10个以上处于该区域。[14]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西拓展，将有不少项目涉及北约成员国，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13个位于该区域。美国的确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扩展地缘安全影响力。此外，“一带一路”也会对美国提出或推动的地区合作方案带来一定影响，如“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亚太全面能源伙伴计划”“湄公河下游倡议”等。[15]“一带一路”建设或将触动美国的敏感神经，相较于其他地区性大国，美国的反制将具有全局性特征，它将不仅在“海上亚洲”对中国进行压制，也会在“陆上亚洲”尤其是临近中国的中南半岛地区加大掣肘力度。[16]
虽然美国方面对“一带一路”存在疑虑，但在官方层面并未对其予以全盘否定。2015年3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布鲁金斯学会就“中亚的长久愿景”发表演讲称，中国在中亚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参与者，中国的参与并非“零和游戏”，有助于加强亚洲在陆上和海上的互联互通。[17]同年5月，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Nisha Biswal）称，中亚不是进行“零和性的地缘战略对抗的空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扮演建设性的角色，美国欢迎亚投行等新多边机制在遵守国际规则的条件下满足该地区国家的紧迫需要。[18]助理国务卿帮办理查德·霍格兰德（Richard Hoagland）称，“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发的能源、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与美国的努力并不冲突且完全是互补的”。[19]
中方也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会刻意将美国排除在外。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强调“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欢迎美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2016年2月25日，王毅外长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其中围绕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介绍了“一带一路”建设，并表示，“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计划是开放的，不仅跟所有有意愿的国家进行产能合作，也欢迎三方合作。如果把中国的先进装备、充足的融资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一些技术和关键部件结合起来，这种产能合作就将更加有效地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世界繁荣”。[20]
实际上，“一带一路”完全可以为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合作机遇和空间。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而且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的风险。在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稳定的问题上，美国迫切希望中国提供帮助。[21]2016年12月，兰德公司发布报告《中国在中东：小心翼翼的巨龙》称，中东战略是中国“西进”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虽然中国希望扩大地区影响力，但与美国抗衡不是其中东战略的核心推动力。中国在中东的行动十分谨慎，努力避免卷入地区紧张局势和争议问题。中国与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经济往来与安全合作，有助于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域环境，而不会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利益。中东不稳定的局势可能为中美加强合作提供机会，这最终将有助于缓解两国在亚太的紧张关系。[22]
显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对经济发展有直接的积极作用，也有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助益，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一带一路”首要针对的是那些长期处于全球经济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它们位于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不仅经济欠发展，在政治和安全上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西方学者通常将这些国家称为“失败国家”或“失败中的国家”，并担心动荡向欧洲和美国等“外溢”。近年来，“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政权更迭和叙利亚危机等正共同破坏中东地区本就极为脆弱的稳定，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将打击极端组织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正如法国学者高大伟（David Gosset）所言，“欧亚大陆处于直接的本地化的恐怖主义威胁之下，这种恐怖主义用无人机是无法打败的……（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倡议将着力解决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长期性需求，为铲除极端主义的根源创造条件”。[23]
从国际机制视角看，中美也可尝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扩展合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这一新的多边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乘数效应”，而亚洲各国在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等方面也面临巨大缺口。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估计，2010～2020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每年大约是8000亿美元。然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加起来每年仅能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600亿左右美元的贷款，而且这两大机构更重视的工作是“减贫”。1966年建立的亚洲开发银行由日本和美国共同主导，中国虽然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国，但它的出资额和表决权均不及日本和美国的一半。中国等国多次要求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增加出资，并推动该行的改革，却遭到拒绝。
应该说，无论是从资金数量的角度，还是从工作优先领域的角度看，亚投行都不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形成“对抗”关系。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其业务范围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采取了“抵制”策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以亚投行达不到管理和贷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标准”等为借口，多次亲自劝说美国的盟友不要加入这一机制，但英国、德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不顾美国劝阻，选择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对此，曾供职于世界银行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称，美国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建立的机制会削弱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堪称对美国的有力冲击。沃尔夫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需要新的机制，不会仅仅因为美国不参与就停止前进。[24]2016年8月，美国另一重要盟友加拿大也申请加入亚投行。
2014年10月，首批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签署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2015年6月，50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另外7个国家随后在年底前先后签署。同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达到法定生效条件，亚投行宣告成立。2016年1月16日，该行正式开始运营。习近平主席在亚投行开业仪式的演讲中强调，亚投行应该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应该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添新活力，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在提高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25]
奥巴马政府虽然阻挠了亚投行的成立，但中方一直坚持亚投行对美国企业和人员采取开放态度。金立群多次强调，美国公司不会被排除在亚投行业务范围之外。曾经在世界银行任职近30年的美国律师娜塔莉·林奇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被聘为亚投行的顾问。2016年4月，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华盛顿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签署了双方首份联合融资框架协议。这份协议可让这两个机构共同资助和开发基础设施项目。截至2016年6月，亚投行董事会已经通过批准了首批4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的贷款，涉及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这4个项目中，除孟加拉国的电力输送升级和扩容项目为亚投行独立提供贷款外，其余3个项目都是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联合融资。[26]
应当看到，奥巴马政府应对亚投行的策略受到美国战略界的广泛批评，美国本应以更为开放和明智的做法予以回应，美国对中国所提倡议的“过度反应”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阻碍，也让美国在信誉度等诸多方面付出代价。美国学者福山称，有看法认为中国当前力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意在同美国主导的TPP竞争，我认为事实未必如此，美日完全可以加入亚投行，从内部施加影响。中美应在金融贸易领域开展良性竞争与合作。美国要做的不光是抵制中国的崛起，也要防止因过度反应引发冲突战争，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7]2016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特朗普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顾问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公开撰文称，美国应支持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寻求更大发言权，奥巴马政府反对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希望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做出“热烈得多的”回应。[28]
三 中美“丝绸之路”发展方案的对接
可以从“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对接的角度，思考中美之间如何扩展合作。早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提出过“丝绸之路”计划。1999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Silk Road Strategy Act），旨在帮助冷战后新独立的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国家强化与外界特别是欧洲的经济联系。2011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式提出“新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计划，旨在推动中亚和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为应对阿富汗问题增添更多的经济动力。希拉里生动地描绘了“新丝绸之路”的愿景：“土库曼斯坦的气田将能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并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运往印度织成棉布。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甚至更远地方的市场。”[29]
“新丝绸之路”计划主要包括两类项目，一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硬件”建设，二是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等一揽子“软件”项目，目标是大力深化中亚和南亚国家业已存在的经济联系。[30]正如里德·斯坦迪什（Reid Standish）所言，“新丝绸之路”计划是要“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与南亚大约16亿消费者联系起来，让发挥桥梁作用的阿富汗从中受益”。[31]该计划之下，跨境电力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项目，即“中亚-南亚输电项目”（CASA-1000），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多个机构共同支持，旨在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多余电力向南输送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32]“新丝绸之路”计划下的另一重要能源项目是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天然气输送管道（TAPI）建设项目。这一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2011年在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下被重新激活。
到了2014年，“新丝绸之路”计划进一步聚焦四个主要领域，即发展地区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提升海关和边境管控、加强商业和人员联系。从理论上讲，“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有不少相近之处，两者存在对接、相互促进的可能性。[33]
美国进步中心研究员阿里拉·维耶赫认为，“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丝绸之路’相互补充而不是为同样的资源而竞争，那么，它们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中美双方可在很多方面尝试开展合作，比如共同支持地区性的职业培训中心和劳动力市场、扩展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简化通关手续、升级边境和口岸设施、推动过境贸易协定谈判等。中美还可以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多边框架下合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34]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就此合作开始进行接触。2015年6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理查德·霍格兰德（Richard Hoagland）来华与中国发展改革委官员商讨如何使“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互为补充，探索中美在第三国合作的具体形式。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为阿富汗创造经济发展机遇，而阿富汗也迫切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阿富汗位于中亚、南亚和西亚这三大亚洲次区域的连接点，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被视为“亚洲的十字路口”和“亚洲的心脏”。中国新疆经由东西长120公里、南北宽60公里的瓦罕走廊与阿富汗接壤。随着美国正式结束阿富汗战争、北约国家撤出军事力量，长期盘踞在阿富汗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将对中国国家安全和边境地区稳定构成直接威胁。来自阿富汗及“金新月”地区的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也会危及中国。此外，中国在阿富汗拥有重要经济利益，包括中国冶金集团的埃纳克铜矿项目和中石油的阿姆达利亚（Amu Darya）项目等。如果阿富汗局势在“后撤军”时期进一步恶化，势必对中国提出的“中巴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维护阿富汗的稳定并帮助阿富汗实现自主的、可持续的发展，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中美可以通过在阿富汗事务上扩展协作，为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积累经验。2014年以来，阿富汗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增强本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构想，比如，开发经中亚国家和土耳其直抵欧洲的贸易通道（Azure Route），通过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大幅增加与印度的贸易，设计修建联通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的铁路。此外，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交通运输走廊规划也在讨论之中。阿方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实现阿富汗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阿富汗总统加尼多次表示，阿富汗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热切期待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中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利、能源领域的合作，阿富汗还希望早日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实际上，中美围绕阿富汗事务展开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2012年，中美联合开展阿富汗青年外交官培训项目，阿青年外交官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参加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和国际形势、中美阿富汗政策、中美关系、公共外交、谈判技巧等。2013年9月，王毅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发表演讲时表示，“阿富汗局势已进入一个关键转折期，能否顺利推进国内和解与重建进程，涉及中美以及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刚刚开始，潜力和空间还很大。只要我们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阿富汗问题完全有望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35]2015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克里、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共同主持了阿富汗和平发展与区域合作高级别会议。同年12月，“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会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时表示，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是中美全球战略合作的组成部分，符合双方共同战略利益。2016年年初，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美国等国的努力下，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四方协调机制启动，至今已经进行了多轮对话，在推动塔利班参与阿国内和平进程等方面有望发挥独特作用。应该说，中美在阿富汗事务上的合作，是促进中美关系与中国周边外交形成良性互动的一种积极探索。[36]
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可考虑扩大在阿富汗的合作。首先，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尤其是帮助阿提升开发矿产资源的能力。根据美国机构的估测，虽然阿富汗的土地面积仅相当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小，但其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等储备价值3万亿美元，阿富汗还拥有至少6000万吨煤矿以及22亿吨铁矿和铝矿。阿富汗的锂储备（约5400万吨）仅次于玻利维亚。该国还拥有镨、铈、钐等稀有金属，在特种玻璃、改善合金属性、太空技术、磁载体等多方面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但是这些资源至今都未能得到有效开发利用，主要是因为缺乏外部投资，经济项目的开展缺少安全保障，同时也缺乏专业技术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37]针对这些难题，中美可以在对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方面加大协调力度。其次，中美可以合作增进对阿富汗的人力资源培训，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项目，特别是在安全、公共卫生、农业、新闻媒体等领域。过去几年来，中国为阿富汗培训了1000多名医疗、水利等领域的专门人才。中美两国也已经连续多年联合举办阿富汗外交官培训班，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两国未来应当将这类合作扩大到农业技术、医疗等领域。此外，美国是“伊斯坦布尔进程”的支持国，还是“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38]与美欧日三方合作机制（“CAREC+3”）的成员国，中国也是这些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中美应加强基于地区多边机制的阿富汗事务合作。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应对美国因素。这里的美国因素，不仅指美国政府针对“一带一路”采取的相关政策，也涉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与中国围绕“一带一路”互动进程中的美国影响。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部分地区组织在与中国开展合作时，也十分重视美国因素的影响，甚至从中美战略竞争视角看待“一带一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进，美国因素越发不容忽视。特朗普上台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方面需要思考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扩大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大周边外交”协同推进。与此同时，中国也应与相关国家深化沟通，既要防范“美国因素”对合作造成干扰，也要警惕相关国家利用“美国因素”制造麻烦。
从下一步深化研究的角度而言，需要细致梳理美国各方面对“一带一路”的“疑虑点”、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干扰牵制的“风险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美国因素的“关切点”以及有助于中美扩大利益交融的“合作点”。可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国因素切入，围绕中美“竞争性共存”关系、大国地缘经济竞争、多元主体与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等，提出若干规律性认识，深化对中美关系与中国“大周边外交”互动机理的理论构建。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China-U.S.Relations
Zhao Minghao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located within the areas cover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ut it may restrain or even impede the BRI construction.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handle the difficult issues related to the gaming between big powers in a more effective way，as the BRI is now carried forward steadily and its projects are constructed in details.Particularly，as the U.S.community of strategic studies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BRI，more appropriate means should be adopted to deal with its role and influence.In order to monitor and manage the influence of the U.S.on BRI，there is a need to sort out the various strategic concerns of the U.S.on BRI，the specific risks that might be brought by the U.S.once it adopts some measures to restrain China's maneuver for BRI，and the points of possible China-U.S.cooperation for expanding common interest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U.S.；the China-U.S.Relations
Author Zhao Minghao，Ph.D.，Deputy Chief of the Section of Strategic Studies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iais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ember of China'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1]James Woolsey，“Under Donald Trump，the US will Accept China's Rise-as long as It doesn't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South China Morning Post，November 10，2016.
[2]Peter Navarro and Greg Autry，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earson Education Inc.，2011.
[3]Kyle Churchman，“Beijing's Boldest Plan Yet Faces W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January 12，2016.
[4]Jonathan Pollack and Philippe Le Corre，“Why China Goes to Europe，” The Brookings Institute，July 29，2015，http：//www.brookings.edu/blogs/order-from-chaos/posts/2015/07/29-europe-engagement-china-pollack-lecorre.
[5]Nadege Rolland，“China's New Silk Road，” NBR Commentary，February 12，2015，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http：//nbr.org/downloads/pdfs/psa/rolland_commentary_021215.pdf.
[6]Robert Manning and James Przystup，“How George Kennan Would Contend with China's Rise，” 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30，2015.
[7]Francis Fukuyama，“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 The Straits Times，December 30，2015.
[8]Peter G.Cornett，“China's ‘New Silk Road’ and US-Japan Alliance Geostrategy：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cific Forum CSIS Issues ＆ Insights，Vol.16，No.10，June 2016.
[9]Christopher Johnson，“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port of the 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CSIS，March 2016.
[10]Ariella Viehe，“US and China Silk Road Visions：Collaboration not Competition，” in Rudy deLeon and Yang Jiemian，eds.，Exploring Avenues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on the Middle East，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July 2015.
[11]Alexander Gabuev，“Eurasian Silk Road Union：Towards a Russia-China Consensus？” The Diplomat，5 June 2015.
[12]Zorawar Singh，“Indian Perceptions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dea，”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Vol.8，No.4，2014.
[13]Yukon Huang，“Courting Asia：China's Maritime Silk Route vs America's Pivot，” The Diplomat，April 25，2014.
[14]截至2015年12月，美国的“非北约盟国”包括澳大利亚、埃及、以色列、日本、韩国、约旦、新西兰、阿根廷、巴林、菲律宾、泰国、科威特、摩洛哥、巴基斯坦、阿富汗、突尼斯。
[15]Ernest Bower and Prashanth Parameswaran，“US Moves to Strengthen ASEAN by Boosting the Lower Mekong Initiative，” Commentary，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July 24，2012；“US-Asia Pacific Comprehensive Energy Partnership，” http：//www.state.gov/e/enr/c56576.htm；Fatema Sumar，“Shaping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Connectiv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marks at CII Kolkata Business Luncheon，May 8，2014，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4/226364.htm；Richard Weitz，“US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Needs Urgent Renewal，”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March 4，2015.
[16]赵明昊：《试析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走向》，《国际论坛》2014年第3期。
[17]Anthony Blinken，“An Enduring Vision for Central Asia，” Remarks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e，March 31，2015，http：//www.state.gov/s/d/2015/240013.htm.
[18]Nisha Biswal，“Central Asia in a Reconnecting Eurasia，” Remarks a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ay 12，2015，http：//www.traceca-org.org/en/traceca/.
[19]“US Support for the New Silk Road，” http：//www.state.gov/p/sca/ci/af/newsilkroad/.Richard Hoagland，“Central Asia：What's Next，” Remark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March 30，2015，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5/240014.htm.另参见Andrew Korybko，“The Hoagland-Blinken Doctrine is Washington's Updated Plan for Central Asia，” Oriental Review，April 13，2015，http：//orientalreview.org/2015/04/13/the-hoagland-blinken-doctrine-is-washingtons-updated-plan-for-central-asia-i/；Marc Grossman，“Seven Cities and Two Years：The Diplomatic Campaign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ummer 2013，http：//yalejour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3/06/YJIA-SUMMER-VOL8-ISSUE2-FINAL-A7-Grossman-Copy.pdf。
[20]王毅：《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2016年2月25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343410.shtml。
[21]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
[22]Andrew Scobell and Alireza Nader，China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ry Dragon，RAND Corporation，2016.
[23]David Gosset，“China's Grand Strategy：The New Silk Road，” The World Post，January 8，2015.
[24]Martin Wolf，“A Rebuff of China's AIIB is Folly，” Financial Times，March 24，2015.
[25]《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2016年1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6/c_1117796389.htm。
[26]这4个项目具体包括：孟加拉国电力输配系统升级扩建项目，贷款额度1.6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国家贫民窟改造升级项目，贷款额度2.16亿美元；巴基斯坦国家高速公路M-4的Shorkot-Khanewal路段，贷款额度1亿美元；杜尚别-乌兹别克斯坦边界道路塔吉克斯坦境内路段改善项目，贷款额度2750万美元。
[27]日本《读卖新闻》对福山的采访，题为《中国崛起对世界稳定影响极大》，2016年1月18日。
[28]James Woolsey，“Under Donald Trump，the US will Accept China's Rise-as long as It doesn't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South China Morning Post，November 10，2016.
[29]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New Silk Road Ministerial Meeting，New York City，September 22，2011.
[30]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正式提出前美国促进与中亚经济联系的考虑，见William Burns，“Silk Road Trade and Investment：New Pathways for U.S.-Central Asia Economic Ties，” Remarks at US Chamber of Commerce，October 7，2009。
[31]Reid Standish，“The United States' Silk Road to Nowhere，” Foreign Policy，September 29，2014.
[32]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电力贸易始于2002年，土马雷电厂与阿北部边境城市间有500千伏高压输变电线，土方每年以每度电2美分的优惠价格向阿北部省份供电，每年供电量为2亿～4亿度。
[33]Erica Marat，“Following the New Silk Road，” The Diplomat，October 22，2014；Reid Standish，“The United States' Silk Road to Nowhere，” Foreign Policy，September 29，2014；Kathleen Collins，“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Central Asia，Afghanistan，and the New Silk Road，” Asia Policy，January 2014.
[34]Ariella Viehe，“US and China Silk Road Visions：Collaboration not Competition，” in Rudy deLeon and Yang Jiemian，eds.，Exploring Avenues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on the Middle East，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July 2015.
[35]王毅：《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9月20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3-09/23/content_30101644_2.htm。
[36]Zhao Minghao，“Afghanistan and China-US Relations，” Exploring the Frontiers of US-China Strategic Cooperation，November 2014，Policy Report，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37]Donald McNeil，“Next for Afghanistan，the Curse of Plenty？” New York Times，June 9，2011；Xenia Dormandy and Michael Keating，“The US and Afghanistan：A Diminishing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 Asia Policy，January 2014，9.
[38]CAREC机制于1996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成立，是中亚区域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之一，现有成员包括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2015年3月，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简称“中亚学院”）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正式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