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问题行为调研结果讨论
路琦 付俊杰[1]
一 青少年不良行为现象不容忽视，预防工作迫在眉睫
青少年发生不良行为是其进一步产生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基础。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重在防微杜渐，应该从不良行为开始。调查发现，普通学校青少年有不良行为的在20%以上，发生最多的是“沉迷网络以至于影响正常学习和生活”“抽烟、饮酒”“旷课”，发生率分别是8.2%、5.8%、3.8%。工读学校青少年有不良行为的在85%以上，“抽烟、饮酒”“沉迷网络以至于影响正常学习和生活”“多次旷课、逃学”“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的发生率分别为16.8%、14.6%、12.9%、11.9%。这说明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一些不良行为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有一定发生率的危害性现象，不能视为少数现象而忽略，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开展不良行为预防是青少年犯罪分级干预预防的第一步，预防的重点应该是抽烟、饮酒、旷课、沉迷网络、逃学等在青少年中最常发生的、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行为。
二 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是工读学校学生的典型特征
调查发现，普通学校青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发生率在10%以内，工读学校青少年严重不良行为的发生率在50%以上。严重不良行为在普通青少年中较少发生，而在工读学校学生中较为常见，两者的发生率有较大的差距。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是工读学校学生的典型特征，基本符合当前工读学校收生的重要标准和现行法律标准：年龄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有严重不良行为的“特殊问题青少年”（个别学生年龄小于12周岁或超过18周岁）。工读学校学生严重不良行为发生较多的是“随意殴打别人（三次以上）”“抽烟成瘾”“酗酒”“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别人（三次以上）”“携带管制刀具，屡教不改”“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行为”。这些行为都比较有破坏性，不加以矫治、惩戒，很容易发展成犯罪行为。
三 多种因素影响青少年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
1.青少年基本认知及心理性格特点
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会影响内化问题行为[2]。本次调查发现，在性格自我认知上，青少年自我评价总体上是正向阳光的，无论是普通学校学生还是工读学校学生，积极性格因素的自我评价比例要高于消极性格因素。但是，具体来看，工读学校学生与普通学校学生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工读学校学生比普通学校学生消极。这可能与工读学校学生成长过程中不断遭受挫折体验，成功感较弱有关。
研究发现，科学家、体育明星、影视明星是青少年普遍崇拜的偶像。但比较研究发现，工读学校学生最崇拜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和虚拟世界人物，普通学校学生最崇拜科学家、文学家和现实中的人物英雄。工读学校学生更喜欢虚拟的、刺激的、离自己较远的崇拜对象；普通学校学生更喜欢现实的、通过努力能达到的崇拜对象。相关研究表明，中学生的偶像崇拜与其自我概念有密切关系[3]。研究结果提示工读学校学生和普通学校学生在自我概念方面可能存在着差异。工读学校学生真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可能具有更大的差异，更希望在虚拟的偶像世界中得到慰藉。
总的来说，青少年在对成功归因（调查问卷涉及的6个方面）的时候，倾向于选择内归因。但是，普通学校学生在个人努力、聪明才智、机会三个方面的成功归因百分比高于工读学校学生。工读学校学生在人际关系、运气、家庭条件背景三个方面的归因百分比高于普通学校学生。普通学校比工读学校学生在成功上更具有内归因的趋向。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归因有原因源、稳定性、可控性三个维度。其中，原因源维度与自尊感有密切关系。当个体将成功归结于内在原因时，会产生自豪、满意，而归结于外在原因时，只会产生幸运感。反过来，当个体将失败归因于内在原因时，会产生羞愧自卑，而归结于外在原因时，则很少有羞愧感。工读学校学生在归因时更趋向于外部归因，当他们出现“问题行为”时也可能将其归结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不从自身找原因，不会产生自责感，因而不会主动地去调整其“问题行为”。
2.家庭依附程度
研究发现，工读学校学生父亲和母亲本科学历比例要低于普通学校学生，父母在本地工作的比例小于普通学校学生，父母作为第一抚养者身份的比例要低于普通学校学生，单亲家庭比例要高于普通学校学生，有继父或继母情况的要多于普通学校学生。即从家庭结构、父母陪伴、父母文化、抚养者特征等方面来看，工读学校学生的家庭养育环境要比普通学校学生差。在幼年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可能是其在青少年时期出现问题行为的原因。
从家庭情感因素来看，工读学校父母间情感质量要差于普通学校。相关研究也表明，父母婚姻质量对儿童的行为问题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4][5]。因此可以说，工读学校学生父母间感情问题可能与工读学校学生问题行为密切相关。另外，工读学校学生与父亲情感及与母亲情感都要差于普通学校学生，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差距非常明显。相关研究表明，父子关系和儿童的攻击、违纪问题有显著的双向作用[6]。工读学校学生父子关系较差一方面可能导致学生产生行为问题；另一方面，学生的违纪行为问题也可能是父子关系较差的原因。
与父母间情感及与父母的情感结果相一致，工读学校学生与普通学校学生家庭氛围也存在着差异。普通学校学生拥有正向家庭氛围的要多于工读学校。相比普通学校学生，有一部分工读学校学生生活在缺乏关心与尊重或者是存在着冷暴力的家庭氛围之中。
相关研究表明，父母不良养育方式与青少年行为问题密切相关[7]。本次调查也发现，工读学校学生监护人与普通学校监护人的养育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普通学校学生监护人更多地采取“关心疼爱，事事过问”“要求严格，正确引导”两种积极的养育方式；工读学校学生监护人更多地采用其他4种消极养育方式（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经常打骂，家庭暴力；一味顺从，过分溺爱；赶出家门）。
调查发现，工读学校学生家庭成员（除父母之外的其他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学校学生。家庭成员出现犯罪问题对青少年的行为发展可能有不良的示范作用。
从与家长交流情况来看，青少年与家长交流的内容首先是学习和感情，然后才是娱乐和金钱。但是，工读学校学生与家长交流娱乐和金钱的比例高于普通学校学生；普通学校学生比工读学校学生更希望家长关心自己的学习，工读学校学生中对家长是否关心自己学习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是普通学校的2倍，不希望家长关心自己学习的学生是普通学校的3倍。可以看出，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在与家长交流的过程中，对学习持有回避的态度。
3.学校认可程度
青少年非正常离校（逃学、旷课）本身就是一种不良行为，同时也是其他不良行为的重要诱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青少年在学校是否找到自身的价值感。调查发现，工读学校学生和普通学校学生在是否经常离开学校、不在学校上学这一问题上有非常大的差距，工读学校学生曾经出现过非正常离校的占比近40%，普通学校学生仅是3.1%。青少年非正常离校会出入不适宜青少年出入的场所、交往不良社会人员，极易导致其他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针对学生非正常离校情况，大多数工读学校都有“旷课学生教师要找回”的管理措施，就是为了避免工读学校学生非正常离校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做法普通学校可以借鉴，这样也许可以避免普通学校青少年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挫折—侵犯”理论，相关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学业挫折会引发攻击性行为，进而产生其他不良行为[8]。调查发现，工读学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兴趣比普通学校差，班级学习氛围不如普通学校学习氛围理想。从教育实践来看，工读学校学生从普通学校转入工读学校前，在行为问题之外，大多伴随着学业问题。在学业上的挫折经历、无成功感是其产生行为问题的诱因。
在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上，调查发现，工读学校中对师生关系“非常满意”的比例要少于普通学校，受同学歧视的情况要多于普通学校。在歧视原因方面，普通学校学生更可能因为成绩不好受到歧视，工读学校学生更可能因为欺负同学而被歧视。此外，工读学校学生遭遇过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比例要高于普通学校学生；相比普通学校学生，在实施或遭遇校园暴力后，工读学校学生不愿意将相关情况告诉家长或寻求老师帮助，更愿意选择“同样通过暴力手段报复”和“忍气吞声”。可见，工读学校学生要面对更多的校园人际关系问题，容易引发更多的问题行为。
4.成长环境及社会交往
相关研究表明，不良成长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都会产生影响[9]。调查发现，工读学校学生自我报告居住地周边有更多娱乐性场所（歌舞厅、游戏厅、网吧、台球馆、洗浴中心），普通学校学生自我报告居住地周边有更多文化性场所（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工读学校学生更多地去娱乐场所，普通学校学生更多地去文化性场所。周边不良环境的浸润，可能会对青少年行为发展造成影响。此外，调查发现，工读学校学生比普通学校学生更多地与社会人员进行交往；在18岁以前，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比例也高于普通学校学生（特别是14岁这一年有8.3%的工读学校学生报告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比普通学校学生更多地接受了反主流文化（如自杀、性虐待等信息），或对反主流文化不反感。工读学校学生有组建或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想法的及已经组建或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学生比例要明显高于普通学校学生。超越年龄的社会交往、异性交往与反主流文化的影响可能会彻底改变青少年的发展轨迹。
在社会支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工读学校和普通学校青少年都倾向于将虚拟人物作为对自己产生正面影响最大的人，将亲近的人（母亲和父亲）作为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最大的人，表现出一种“距离产生美”的社会心理效应。与此相一致，青少年最不想和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述说自己的内心话，但在遇到困难时，又会最想将这些问题向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倾诉。这一现象体现了青少年面对父母独立和依赖并存的心理特点。相比普通学校学生，工读学校学生把家庭关系当成最大困难的比例要高，且更不愿意在遇到困难时向父母和监护人倾诉，而是愿意向恋人伴侣倾诉。这说明工读学校学生更加缺乏家庭方面的社会支持，将支持对象转向恋人伴侣，相比普通学校学生缺少来自家庭方面的保护性因素。
5.网络及虚拟因素
青少年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与一般问题行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0]。调查发现，当前大多数青少年在12岁以前都已经“触网”，10岁和12岁是青少年两个开始上网的高峰。工读学校学生相比普通学校学生，在上网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上网时间更长，频率更高，上网更多是进行娱乐性活动而非学习性活动，愿意到同学或朋友家里、网吧上网，上网自控能力更低。也就是说，相比普通学校学生，工读学校学生有更多的网络偏差行为和更多的网络成瘾表现，学习生活更多地被互联网改变和打乱。与上述结果相一致，参与此次调查的教师也认为网络改变了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不能正确利用网络是加剧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重要原因。
6.青少年法律认知情况
加强法治教育有利于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11]。调查发现，学校法治课堂是青少年了解法律知识的主阵地；互联网、同伴朋友、广播电视媒体、居住地法治教育宣传也是青少年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对于课堂法治教育，工读学校学生的态度明显比普通学校学生消极，认为“很有意义，愿意学习，知法守法”的比例明显低于普通学校学生；认为“毫无意义，流于形式，与我无关”“应付考试”“很有用，知法才能钻法律的空子”的比例又明显高于普通学校学生。面对同样的课堂法治教育，持有消极的学习态度，可能会影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从青少年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来看，工读学校学生和普通学校学生掌握情况基本一致。他们对犯罪、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相关的法律知识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内容只是了解一部分。青少年法治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大多青少年认为法律的作用是“保护自己和他人”“惩罚违法者”，对法律作用有较为正确的认知。但工读学校学生比普通学校学生更倾向于认为法律的作用是“禁止自己做很多事情”或者“没什么用”。也就是说，工读学校学生更多的是看到法律对自己的管束而不是保护。
学习法律之后，是否能让青少年更守法？调查发现，90.6%的普通学校青少年表示在学习法律知识后，不会实施犯罪行为。而工读学校学生表示在学习法律知识后，不会实施犯罪行为的比例是76.4%。这一差别反映少数工读学校学生对普法教育有错误的认知甚至漠视普法教育。这提示对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的普法教育应该更加注重针对性、严肃性。
7.师生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原因的认识
师生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原因的认识基本没有表现出学校类型的差异。青少年学生认为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养成好习惯”“贪玩、不爱学习”“交友不慎”。
教师认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客观原因主要是“家庭教育不好”“网络文化不健康”“社会风气不良”。具体到家庭教育方式，教师认为“过分溺爱”和“放任自流”两种监护方式可能会造成青少年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
具体到青少年个人因素，两种类型学校的教师都认为“是非辨别能力差”“价值观扭曲”影响青少年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以及犯罪行为。此外，工读学校教师更关注“是非辨别能力差”，普通学校教师更关注“意志力薄弱、易受影响”。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两种类型学校教师接触的学生有差异。工读学校学生出现“问题行为”往往“自发性”较强，源自“是非辨别能力差”；普通学校学生出现“问题行为”往往是受他人影响的，多伴随“意志力薄弱、易受影响”。
具体到青少年心理因素，无论是普通学校还是工读学校教师都认为“逆反心理”“寻求刺激”和“盲目随从”是引发青少年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以及犯罪等问题行为的心理因素。这三种因素是青少年心理教育与法治教育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1] 路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行为规范与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组长；付俊杰，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教科研主任。
[2] 王玉洁等：《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与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2015年第3期（总第36期）。
[3] 姚计海、申继亮：《中学生偶像崇拜与自我概念的关系研究》，《心理科学》2004年第1期。
[4] 梁宗保等：《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行为问题的追踪研究：儿童努力控制的调节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第5期。
[5] 李剑侠、郭菲、陈祉妍：《父母婚姻质量、教养行为与女生外化问题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1期。
[6] 张晓等：《亲子关系与问题行为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型：对儿童早期的追踪研究》，《心理学报》2008年第5期。
[7] 高雪屏、于素维、苏林雁：《儿童青少年多动冲动行为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年第1期。
[8] 屈朝霞、童玉林、路红红、陆耀明：《同伴交往、学业成绩对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基于挫折—侵犯理论的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4期。
[9] 刘丽新、夏斌、黄汐滨：《不良成长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中外医学研究》2014年第6期。
[10] 王莉等：《青少年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与一般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国特殊教育》2010年第8期。
[11] 金文玺：《加强法制教育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