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五 史一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谟》、《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滕》、《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嚣，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
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官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官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
痼矣。可无惧哉！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土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
《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芜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老胸中，自有一副炉
，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傅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俶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
《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
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传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黄山谷言：“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又云：“班固《汉书》最好读，然须依卷帙先后，字字读过。久之，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便为不负班固矣。”
相传谓欧阳公不喜《史记》，此理之不可晓者。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不常道着《史记》。盖子瞻出欧公之门，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
范蔚宗《汉书》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然子长、孟坚世领史职，故自司马谈、班彪以来，皆撰述汉事，而子长、孟坚不无所因。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
陈寿作《三国志》，与丁梁州索米，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世遂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自寿之后，作史者殆无足言矣。
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失，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
沈约作《宋书》，虽非当行家，然约本文士，出自一手，终是可观。
《新唐书》，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宋子京作列传，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遗漏，世以为不如刘昫之书为胜。
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杨升庵云：“苏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其论当矣。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琐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然以诸史较之，《五代史》固是史笔，亦难以尽诬也。
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余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宋史》，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又非奇伟卓绝之行或武臣之业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传，须削去数百人。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载，重复大甚者，当尽数抹去。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亦尽数抹去。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以次添入，则庶乎其书可传。大周深以为是。后大周以内艰去，余亦羁旅落拓，无可共事者，其事遂寝。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盖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皆在。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余观两汉有《会要》，《唐会要》，宋各朝皆有《会要》，大率即此类也。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者，皆阙，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如今皇帝临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若各部《条例》一修，则欲考祖宗旧制，易于检寻，且甚有关于作史。双江此举，可谓极善。会余补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归后，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