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创伤小说《人体艺术家》的非自然叙事①

曾燕冰

（江西师范大学）

摘 要：唐·德里罗的小说《人体艺术家》是部典型的非自然叙事文本，值得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其创伤主题。出于这一原因，本文分析了小说作者在文中所使用的4种非自然叙事特征，即非自然人物、非自然叙事事件与场景、非自然时间和非自然叙事声音。分析展示，正是这4种非自然叙事特征加深了不可言说的创伤和创伤记忆。

Abstract:Don DeLillo's novel The Body Artist is a typical text of unnatural narrative, whose trauma theme needs to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With this in mind, the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four unnatural narrative features employed by the author in the novel:the unnatural characters, the unnatural events and settings, the unnatural time, and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voic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t is the four unnatural narrative features that deepen the unspeakable trauma and traumatic memory.

关键词：《人体艺术家》；非自然叙事；创伤

Key Words:The Body Artist; unnatural narrative; trauma

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关注美国当代社会生活，反映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人体艺术家》与德里罗多数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不同，将背景设在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孤零零的海边小屋中，讲述了一个家庭创伤的故事。女主人公劳伦与导演丈夫雷在海边度假时，雷突然自杀。劳伦必须独自面对失去亲人的打击，她不愿意离开度假的小屋，出现了孤独自闭、幻听等创伤症状。这段时间，一个“阁楼上的疯男人”出现在度假的房子里，这个谜一般的人陪伴劳伦度过艰难的时期，使劳伦逐步走出创伤，并通过一场人体艺术表演找回了自我。作品通过劳伦的内心探究了现代社会个人精神世界的痛苦和孤独。

《人体艺术家》出版于2001年，国外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挖掘其主题内涵，关注作品中的身体、时间和语言等。安妮·龙穆尔（Anne Longmuir）探讨了故事中身体与政治的关系（Longmuir,528—554）。泰勒·凯塞尔（Tyler Kessel）运用德里达的“好客”理论的“无条件好客”和“有条件好客”概念，分析了劳伦与塔特尔之间的主客关系的变化，揭示了劳伦对这个神秘的塔特尔的接受过程，并得出结论：“劳伦只有在塔特尔消失之后才无条件接受他”（Kessel,185—204）。吉亚莫（Paul Giaimo）认为作品表达了艺术家要维护完整的自我这个主题（Giaimo,163—181）。劳拉·迪普雷特（Laura Di Prete）从人物、语言和时间入手，分析了文本中个人家庭创伤主题（Di Prete,483—510）。在形式方面，亨利·维吉安（Henry Veggian）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变化角度，分析作者如何处理读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Veggian,80—87）。国内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数量不多，同样也主要关注个人身份、身体、时间和创伤等，分析作品的后现代时间观、当代人的孤独感及塔特尔的形象，并探究其时间性、创伤记忆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关系等。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作品主题或社会意义等方面，目前没有从叙事角度探讨形式策略对主题的表达。

由此，本文另辟蹊径，尝试运用非自然叙事理论，结合创伤理论分析《人体艺术家》创伤主题，探讨其非自然叙事因素对创伤的表达作用和意义，挖掘其丰富的叙述内涵，揭示作者高超的创作能力，以图为阐释创伤文本开拓新视野、新路径。

一、非自然人物：不可言说创伤的形象化

根据叙事学的定义，小说人物通常是指“任何一个被引入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实体——正常情况下是人或类似于人”（Prince,12）。在非自然叙事文本中，人物的摹仿性特征（即“character as person”）开始隐退，这种人物开始表现出“非人类”（non-human like）的特征，表现出很强的非自然性。现实世界中他们不可能存在，或只以超自然的形式存在。

如何界定非自然性呢？尚必武认为，“对非自然叙事的界定与判断应至少涉及‘程度’与‘层面’两个方面”（尚必武，2015:99）。程度指的是自然叙事与非自然叙事之间，或一个非自然叙事与另一个非自然叙事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非自然性”，某些非自然叙事比另一些看起来要“更像非自然”（more unnatural）。因此，影响非自然叙事性程度高低的因素称作“非自然因子”（unnatural elements）。而层面则分为局部层面和全局层面（尚必武，2015:99）。

《人体艺术家》中的塔特尔先生虽然貌似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却具有多个非自然因子。评论界对这个人物的描述有：“幽灵”“当地的精神病院游荡出来的人”“劳伦的精神投射”“一个影子”“一个媒介物”“纯密码”（Di Prete,484），等等。首先，塔特尔先生是“影子”或“幽灵”，他来历不明，且不知所终，甚至无法确定其年龄。劳伦在丈夫雷自杀的第二天，在房子的阁楼里发现了这个小个子男人，她称之为塔特尔先生。劳伦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猜想“他应该来自网络空间，在夜晚的空白时间里独自从电脑屏幕里钻了出来”①（39）；或“要不就是去找精神病治疗中心，询问他们是否有一个走失的病人”（41）；也或许他“来自散落于镇外林边地带那些拖车房里的某个家庭”, “是一个幽灵般的人物，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走的”（130）。其次，塔特尔先生不过是“一个媒介物”“纯密码”和“劳伦的精神投射”，他不能用正常的语言表达自己，大部分的语言就是像录音机一样复制再现劳伦和雷的话语。再次，塔特尔先生或许具有超自然的穿越时空的能力，除了再现过去的对话，还偶尔预言将来的事，像个“外星人”。在故事的结尾，劳伦来到房间：“她举目四望，房间是空的。这儿没有人。……她看到被单和毯子揉成一团堆在她身旁的床上，只有边上那部分在用。”（124）塔特尔先生消失了，他是否真的存在过？劳伦认为塔特尔“打破了人类的极限（99）”“塔特尔似人非人，他超越了人类的领域，但并不能逃离人类的领域，因为他是与之相关的。塔特尔可能会同时占据人类内部和外部的一个空间”（Kessel,197）。由此可见，塔特尔先生是一个非自然的人物。

这个非自然人物的出现绝非空穴来风，其最重大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就是表现了不可言说的创伤。这两者的联系如何呢？凯西·凯鲁斯（Caruth,1996:11）将创伤定义为“面对突发的或灾难性的摧毁性事件，个体通常会表现出延迟的、无法控制的、重复出现的暗恐和侵入性现象”（Caruth,1996:11）。也就是说，创伤事件如果在发生时没有被充分地体验和吸收，则只能延迟地表现为持续和侵入式的返回。鲁斯·莱斯（Ruth Leys）认为，创伤是由于某些事件引起的恐惧和惊讶的感觉，大脑被分裂或分离的结果，对于遭受痛苦的人来说，很难记住发生了什么，并且不能“将伤害的经历整合到正常意识中，并且变得被侵入性创伤性精神所困扰或占有”（Leys,2002:2）。由于创伤事件通常会损害创伤主体的语言系统和认知能力，使得创伤主体无法理解创伤事件的意义，也无法清晰、完整地叙述创伤事件和创伤体验，从而导致创伤的延迟性和不可言说性。同时，非自然叙事理论的“高度不合情理、不可能、不真实、非现实世界、反常、极端、古怪、坚定”（尚必武，2018:118）等特征，使其“常常用来描述那些看起来违背了叙述正常方法的恐怖行为，用来有效表现非自然的人类行为”（Richardson,2015:170）。

塔特尔先生的非自然性因素体现了创伤的特征。首先这个人物像创伤事件一样不期而至。丈夫雷意料之外的自杀使劳伦猝不及防。劳伦独自在房子里，感觉自己“丧失了自己内心的世界”（32）。“她想要消失在雷的青烟中，死去，成为他。”（28）她打算练操来缓解悲伤，但是没有用，“可是她丧失了内心世界”, “现在犹如灵魂出窍”（32）。创伤使劳伦失去自我，并表现出自卑、自闭、伤痛、麻木和疏离等创伤性人格特征。塔特尔先生出现在劳伦丈夫自杀的第二天。她发现他在家中“在三楼过道尽头一个空着的大房间里面的一个小卧室”。“她就觉着他必然会出现在这儿，没错，他恰好就在这一刻，凭着感觉，确定无疑地来了。”（36）此外，这个人物还有着异于常人的功能，不但见证了劳伦和雷二人在过去几个月的生活，还不断重复叙述着过去，如同创伤不断重返到受创者劳伦的意识中。塔特尔先生以非常规的方式陪伴劳伦度过失去亲人的最痛苦的时期。最后，当劳伦逐渐走出创伤，塔特尔先生也完全消失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一丁点儿存在过的痕迹”（95）。

德里罗通过一个非自然的幽灵一样的人物将不可言说的创伤形象化地展现出来，揭示了人类内心精神创伤的心理反应过程。后来发生在塔特尔先生身上的一系列非自然的事件，展示了创伤记忆的工作过程以及劳伦逐步走出创伤的过程。

二、非自然叙事事件与场景：创伤记忆的展示

阿尔贝认为，非自然叙事是指任何在物理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即对于控制物理世界的已知法则来说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以及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Alber,2009:80）。这些非自然的事件或场景凝聚了叙事作品的非自然因子，强化了其新奇的非常规的艺术表征。

在塔特尔先生陪伴劳伦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非自然事件。德里罗正是通过这种不可能的事件，模仿了创伤记忆的再现，展示了劳伦失去亲人之后的心理创伤。创伤会给受创者留下创伤记忆，而创伤记忆是非常规的。创伤事件会暂时从记忆中抹去，然后又会以闪回、幻觉或梦境等方式不断重复出现在记忆里。《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2005）中对创伤记忆和叙事记忆做了区分：叙事记忆是普通的记忆，是事件再现的一种移位形式。也就是说，相比之下，叙事记忆将经验整合到现有的心理图式中，伴随有调节的情感，并且可以适应讲述的环境（Herman,2005:616）。创伤性记忆则不同，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摧毁其固有的认知框架，对事件的感知变成记忆碎片，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过程。创伤记忆通常以闪回和重复的形式出现，它“不灵活地以精确重复的方式重放过去”，创伤记忆呈现重复性、非线性、非逻辑性、碎片化等特征，而叙事性记忆则能即兴地回忆过去，从而对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Whitehead,87）。安妮·怀特认为，只有在受创者设法将梦魇或倒叙的碎片按时间顺序把它们放在个人生活的历史中，才能逐步从创伤中得到恢复（Whitehead,140）。因此，《人体艺术家》通过非自然事件和场景向读者呈现出创伤记忆向叙事记忆转化的过程。

小说中多处体现非自然特征，“不可能”的情境事件随处可见，这些非自然特征又是创伤后遗症和创伤记忆特征的具体体现。比如，塔特尔先生虽有语言障碍，却拥有神奇的记忆功能，能够再现劳伦和雷在过去两个月里的对话，这是物理的已知规则和逻辑规则意义上不可能的事件。劳伦第一次试着与塔特尔先生聊天，她惊讶地从塔特尔先生那里听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看到塔特尔先生模仿了雷说话时的手势，这使她感到深深的不安。她还开始意识到那些话是她曾经跟雷在这个屋里说过的事。她模模糊糊地回忆起来，“她仍在聆听那个声音，注视着那只手的动作，那是雷的手”（46）。塔特尔的模仿再现唤起了劳伦的记忆，让劳伦心潮起伏无法释怀。她第二次跟塔特尔先生聊天，从塔特尔那里“她听到了雷的声音，非常贴切的再现，她听出了那正是雷的声音”（56）。劳伦感觉这不是与死者的交流，而仿佛是雷活着在和她谈话，谈话内容“反射着记忆的冰崖，雷的语言，正由坐在近处椅子上的那人嘴里道出”（57），从塔特尔的身体里发出了雷的声音。塔特尔的再现正如创伤记忆不断地重返当下时刻，劳伦感觉“一瞬间，就像一个未包扎的创口，刺痛，她被暴露在某些事情面前”（59）。又如，塔特尔的语言也具有非自然特征，不仅是模仿式的，还支离破碎且不断重复：“我说的就是我说的话。”“不管怎样，什么是不管怎样？”劳伦问他在做什么，他回答：“我在做，此即彼，说说话。”这些语言也体现了创伤记忆碎片化和重复的特征。“塔特尔先生这个人物出现的意义不仅是通过他的身体将一种神秘的（创伤记忆）外在化，他的声音也具有独特的意义。模仿，重复，再现，这样声音一直与劳伦努力走出悲伤的挣扎相呼应。”（Di Prete,485）这种对过去的重复再现，使劳伦能够填补和寄托失去亲人的悲伤。

小说中非自然的情节或场景契合了创伤和创伤记忆的非常规特征。突然失去亲人的伤痛超越了劳伦的经验范围，给劳伦留下创伤记忆。塔特尔支离破碎的语言、对雷的过去的模仿和重复性的再现，表现了创伤记忆碎片化、非逻辑和重复性等特征。在一次一次的创伤记忆重返再现中，劳伦逐渐接受事实，并重新找回自我，通过重新梳理记忆，以人体表演的艺术形式走出创伤。

三、非自然时间：创伤后果的表现

创伤性经历最显著的症状之一就是时间混乱，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其最初的临床实例的表现也是时间障碍。“在创伤后的情况下，时间的区别往往会消失，包括最重要的过去和现在的区别。”（LaCapra, 46）同时，创伤事件虽然是真实事件，但由于发生在“正常”现实的参数之外，如因果、顺序、地点和时间等，创伤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之前，没有期间，没有之后。因此“在幸存者的叙述中，创伤的一个关键标识是‘在经历过程中缺乏时间感’”（Kurtz,74）。创伤反应在时间上主要被表征为记忆的断裂、碎片与闪回，过去的事件与现在混在一起，并以倒叙、幻觉或梦的形式反复回到当下时刻。理查森提到非自然时间与创伤的关系时认为，叙述创伤事件有时需要重建丢失或变形扭曲的过去，才能使这种模糊的、不可言说的、恐怖的、创伤可以在文本中重现，让读者能够体验到这些小说将这种影响表现在它们的非自然的时间性中（Richardson,2015:148）。

扬·阿尔贝从理论的角度整理了现实世界的时间特征与非自然时间的特征。现实世界中的时间特征有：第一是方向性（向前性）；第二个是线性；第三是过去和将来的不可达到；第四是不自相矛盾；第五是我们无法干扰时间的流逝（Alber,2016:150）。在非自然叙事中，时间则违反了以上的规则。例如，时间可以在故事层面上向后移动撤销时间的方向性；或者通过类似于永恒的时间循环来对抗时间的线性；或者通过破坏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和不可穿透的观念，来质疑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无可逾越的界限；故事（或情节）也可以是矛盾的，由相互排斥的事件或事件序列组成；最后，叙述可以解构我们关于时间恒定速度的观念，比如，不同年龄段的人物对时间速度感受不同（Alber, 2016:151）。

时间因素在《人体艺术家》中的创伤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体艺术家》是一部时间小说，一部关于创伤记忆的时间小说，失去的时间和寻回的时间构成了小说的两大叙述焦点。”（姜小卫，2011:92）小说译者也认为“书中的重复出现的细节，并非一般性重复，而是存心要把读者引入时间的迷宫”（131）。

塔特尔先生没有时间意识，过去，将来和现在没有界限。在他的语言中，动词只有过去和将来时，而且也不会正确使用。例如，他用“It rained very much”（过去时）来表达“It will rain. It is going to rain”（将来时）（44）。塔特尔还能够预见未来。在第七章中，塔特尔摔落了一只盛水的玻璃杯。劳伦伸出一只胳膊，告诉塔特尔“别碰它，过后我会清理的”（92）。发生在第七章的这件事，塔特尔在第五章就有预告（83）。当劳伦告诉塔特尔先生她很喜欢这幢房子，但是六七个星期之后就要搬出去，塔特尔突然补充说她“可是你还没有走”（44）。劳伦当时就向他解释是指一件将来要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她确实会在租约结束时离开。而塔特尔回答说“可是你没有走”（44）。然而，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劳伦再回到那所房子，正如塔特尔预言过的那样，她在房子的租期结束之后回到这里。塔特尔先生的时间错乱的方式引导劳伦暂时忘记痛苦。

在这期间，时间违背其向前性，可以向后，回到过去。塔特尔先生通过模仿再现雷的语言和手势，使劳伦感觉到雷还活着，从而能够重温与雷曾经一起的生活，而劳伦的时间意识也产生了变化。劳伦与雷的度假生活刚开始时，还带有城市生活习惯，凭借着钟表、收音机、报纸等与时间有关的技术和工具来判断时间。在塔特尔先生的陪伴期间，时间并非按照线性顺序进行，而是过去、现在、将来并存。塔特尔先生“记住并见证”了劳伦和雷的过去，正如创伤记忆的碎片式的闪回，使得劳伦的记忆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间穿梭，为劳伦提供了创伤记忆修复的途径，通过一次次重返过去，劳伦的心理创伤得以缓解并逐渐走出创伤。

朱迪·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出，创伤康复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个体受创者和朋友、爱人、亲人建立联系”（Herman,1997:5）。根据赫尔曼的观点，心理创伤的核心体验是精神错乱和脱离他人。因此，恢复是基于幸存者和他人建立新的联系。从创伤中恢复只能在与他人和外界的联系中，不能孤立地发生。幸存者在与其他人建立的新的关系中，会重新建立被创伤破坏和扭曲的心理机制，包括信任、自主、主动、能力、认同和亲密关系等。小说中劳伦在塔特尔的陪伴下，走出封闭的内心，开始关注和了解身边的人。首先她想到去了解雷的死因。她通过雷的第一任妻子（雷在她的一处住所自杀），得知人到中年的雷遭遇了事业的挫败，他的作品因为极致追求艺术而被资本主义现实的评价体系拒之门外，雷又因不愿意违心地去迎合制片商的口味而导致自己精神抑郁。随着对雷的进一步了解，劳伦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去重新找回自我。她决定借由人体艺术表演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劳伦走出创伤的又一大步。

劳伦根据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创作了名为《人体时间》的表演作品作为自己独特创伤体验和走出创伤的方式。作品突出的特点就是时间维度上节奏缓慢，让观众从内心感受受创者的时间流逝。劳伦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知道会有人觉得这场表演太慢，重复太多。……它本来应该更节制一些，甚至更慢一些。”（104）小说第六章与第七章之间插入一段标题为“走入极端的人体艺术：缓慢、艰涩而痛苦”的专访，用第一人称以劳伦的大学同学玛利亚娜的视角来介绍劳伦的《身体时间》。演出途中虽然有不少观众退场，但是劳伦也收获了知音，因为观众从内心感到“这是关于你和我的痛苦”（108）。劳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再次以身体艺术家的身份建立了与外界的联系，最终从失去雷和与塔特尔的分离的悲伤中摆脱出来。在小说结尾处，劳伦“要让大海的气息吹拂着自己的面孔，让世界在体内流动起来，告诉自己她曾经是谁”（124）。劳伦最终在纷乱的时间中找回了自我。

四、非自然叙事声音：调节叙事距离，引领读者感受创伤

《人体艺术家》运用了多种叙述模式来丰富对创伤的表征。主叙事部分运用的是第三人称，以劳伦为聚焦，其中还插入了雷的讣告和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劳伦演出结束后对劳伦的专访等形式。除此之外，小说中多处运用了第二人称叙事。理查森（Richardson）称之为“通常不出现在自然叙事中的非自然模式”（Richardson,2006:20）。理查森对此的定义是：“除了呼语之外，凡是使用第二人称代词来指代主人公的叙述都是第二人称叙述”，并将其分为标准形式、虚拟形式（指南书籍）和自我目的形式（直接称呼读者）。标准形式的特征包括“通常用现在时态指代故事中唯一的主人公，可以同时指叙述者也可以指受述者”。第二人称“你”的身份和地位的模糊，不如传统的“我”或“他/她”等意义确定；在通常情况下，受述者既不同于隐含读者，也不同于真实读者，但是标准形式的第二人称“你”可以指代读者也可以指代主人公；甚至经常要与叙述者、人物、读者，甚至与另一个语法意义上的人重合。

例如，第一章开篇段落：“时间似乎消逝了。世界恰在这一时刻凝固了。你停下来，瞥见一只蜘蛛嵌在蛛网上。在海湾上，一道亮光闪过，一种感觉的感觉和一个流畅的流星。你真正认清了自己，世界又回到你眼前，时光的流逝不可逆转。”（1）小说的开端就用第二人称“你”把读者置于受述者的位置，唤起读者的情绪，将读者带入故事中。接着，小说转换为第三人称，读者旁观了男女主人公漫长的最后的早餐及劳伦与雷貌合神离的对话。当劳伦提到似乎听到楼上有声音时，雷说：“好嘛，我很高兴，你需要有人作伴。”（14）此时，叙述又出现了从第三人称转到第二人称的一大段：“你把这份周日报一张一张抽散了……譬如发现你丈夫手里那个玻璃杯里面的果汁已经下去一半了。”（14）“这个‘你’是指涉劳伦，还是读者？还是雷的话语的继续？”（Veggian,82）小说中没有给出答案。维吉安认为视角的轮换模糊了读者与人物劳伦和雷的界限。但是，就在早餐结束后雷开车到前妻的寓所自杀。

第二章的第二人称叙述紧接在雷的讣告之后，“噪声、拥堵和雾障又回来了，你再次滑入了自己的生命感触，感受着胸口痛楚的沉重”（25）。这几句第二人称叙述将读者从雷的讣告带入劳伦的感受中，小说接下来立刻又转入第三人称叙述：“她思忖着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想起最初的那几天。”（25）此时，读者又以见证者的身份看到劳伦回到度假屋里，睹物思人，想起过去几个月与雷共度的日子，沉浸在失去雷的痛苦中。

多米尼克·拉开普拉（Dominick LaCapra）认为，情感参与对理解创伤和受创者非常重要，但是又需要控制其程度，以免使读者因过度陷入其中反而拒绝创伤的存在（LaCapra,78），于是，提出了“移情动摇”（empathic unsettlement）这个术语。“移情动摇”指的是人们对于创伤的感受“涉及一种虚拟的体验，一个人（读者）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受创者）的位置去感同身受，同时又认识到自己与受创者的不同”（LaCapra,78），从而不去替代受创者。因此，创伤叙事文本要注意对移情的控制和调节，提醒读者在同情他者时要注意自己与他者的差异。

小说中的第二人称可以是指人物劳伦也又可以指读者，这模糊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界限（Veggian, 82），给予读者一种对创伤的体验，将读者带入人物的情境中，读者也将自己投射在“你”（劳伦）身上，与小说中的人物劳伦产生共鸣。同时，作者将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相互轮换使用，调节了叙事距离，使读者既可以深入劳伦内心，又可以跳出劳伦的心境，从旁观者的角度见证劳伦的创伤。由此，通过叙事策略中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的轮换，实现移情又控制和调节了移情的程度，达到“移情动摇”的效果。

五、结论

《人体艺术家》的非自然叙事展现了女主人公的个人创伤和走出创伤的过程。通过塔特尔先生这个非自然人物以及他的种种非自然行为，将神秘的（创伤记忆）外在化，将断裂、碎片化和重复的创伤记忆表现出来。小说中逻辑上不可能的事件和场景，犹如创伤记忆的重复再现，一直与劳伦努力走出悲伤的挣扎相呼应。非自然的第二人称与常规的第三人称相互轮换使用，调节了叙事距离，使读者从不同距离感受人物的创伤心理。总之，小说通过非自然的人物、非自然的事件场景、非自然时间和非自然叙事声音，将不可言说的创伤和创伤记忆展现给读者。由此可见，运用非自然叙事解读，更有利于发挥读者的想象力，更深入挖掘和理解小说中创伤的主题。正如理查森（Richardson:2015:215—216）认为的，非自然叙事敦促我们超越我们的现实世界知识，创立新的心理模型，拓展小说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并邀请我们解决我们可能会忽略的问题。非自然叙事通过对不可能性的描述挑战和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新奇、陌生和怪诞的世界，也给予我们一种审美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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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唐·德里罗．《人体艺术家》．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文中所有引文均出自《人体艺术家》，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