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氏归义军政权与邻近部族的关系
回鹘、达怛、仲云诸部，均系唐宋之际归义军政权周边较大的部族集团。当时河西一带部族杂居、道途不宁，诸部属民或因战乱，或因生计出没劫盗之事屡有发生。根据IKS 13（＝Ch.00269）号《于阗使臣奏稿》（于阗文，924年），出使甘州的于阗使臣途遭仲云、回鹘劫掠，抵达沙州之时所携牲畜、财物损失殆尽。[1]又据P 2482.v号《长乐副使田员宗启》（943/946年左右），沙州、瓜州一带南山部族（仲云，汉文史籍又作“仲熨”“种榅”[2]）“贼寇极多”，屡见人畜伤损之事。时人高居诲《使于阗记》亦称，仲云位处沙州之西，“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3]根据PT 1189.r号第11—12行，达怛（Da tar）、仲云（Ju ngul）、[4]回鹘（Hor）诸部，盟誓于肃州大云寺内，务求平息“偷渡、备鞍”、“劫匪、盗徒”之事。张广达先生就此指出，此卷与Or 8212/89号《龙家首领书状》（粟特文）所记龙家、回鹘“并设咒誓”背景相若，当时“各部首领和各地首脑，需要时时通过‘和定’（又称‘和断’）来调整彼此的利害关系和结束冲突”。[5]根据P 3412.r号《都头安再胜等牒》（981年），“闻讯向东消息，言说回鹘、达怛及肃州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则说向西行兵”。如上所举诸例，颇能反映当时河西地区复杂的部族关系和密切的政治联动。
根据P 2155.v号《曹元忠致回鹘可汗书状》，962年（建隆三年）五月廿七日、六月四日，雍归镇、悬泉镇人畜连遭回鹘窃贼杀害或劫掠，这些窃贼来自东部甘州辖境，经查“并是回鹘，亦称趁逃人来”，六月某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944—974年在位）经“肃州人”带去书状，希望甘州回鹘可汗“细与询问，勾当发遣”，究治这些“恶弱之人”。这件书状另外提及，同年五月十五日，会稽镇人畜又遭“肃州家”（龙家等部）引来的达怛的劫掠。瓜州辖下雍归、悬泉、会稽三镇，皆是归义军东境边防重镇，故而曹元忠特就此事致书询问。又据P 3272.v号《甘州使头阎物成文书》，967年（乾德五年）正月，曹元忠遣孔目官阎物成出使甘州，报书甘州回鹘可汗：
早者因为有少贼行，已专咨启。近蒙兼惠厚仪，无任感铭之至。华翰所云：“令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闻此佳言，倍深感仰。况厶（某）忝为眷爱，实惬衷诚。永敦久远之情，固保始终之契。
又云在此三五人往贵道偷来之事。况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构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向贵道偷劫去，厶并不知闻。近者示及，方知子细。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随）处官人，必当行宪。
如上所谓“华翰”，当指962—967年之间甘州回鹘可汗致曹元忠的某件书状。荣新江先生考证，963年（乾德元年）二月曾有甘州回鹘使者抵达沙州，这件“华翰”正可依照史事排比断在该年，阎物成此次出使“系答元年甘州回鹘来书所问”。[6]963年，甘州回鹘可汗致书曹元忠，称有归义军辖境来的三五窃贼，向东越入甘州为害；此后，曹元忠“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严控窃贼越境为害；967年，曹元忠又因他事致书甘州回鹘可汗，对于963年之事作出最终答复，报以“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纠合“诸处贫下”越入甘州，此前“并不知闻”。此处“西州离乱”，或与喀喇汗王朝东侵有关。960年，喀喇汗王朝阿萨兰汗穆萨（Mūsā）改宗伊斯兰教，其对天山北麓热海一带的进攻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963年，开始大举进攻于阗。考虑此时喀喇汗王朝已经逼近西州回鹘西境，[7]西州回鹘内部或其属部当有变乱发生，故而出现流民越境东奔之事。
基于PT 1189.r号前后语境，第12—14行yar sha cab phyogs（上部Sha cab方面）、sha cu phyogs（沙州方面），均指归义军辖境。此处Shacab，当系Sha cu（沙州）的一种变体或异写。[8]同卷第16—17行sha cab phyogs kyi rkun byi（沙州方面窃贼）、sha cab pa myi gnyis（沙州二人），即指来自归义军辖境的窃贼二人；第25行sha cab gyi yo hong kwan（沙州杨乡官），则指归义军辖下的某县乡官。至于yar（译言“上部”，多指西部），亦可见于浙敦114号《肃州府主致沙州令公书状》（928—930年）第4行，甘、肃二州常用这一地缘名词指称其地以西的归义军政权。根据PT 1189.r号第7—10行，肃州府主[9]报以“卑职抵达此地之际，屡向Dar 'dos ”yen 'jo呈述，复又向rGyal po禀奏。rGyal po亦为此特向Dar 'dos ”yen 'jo之臣Byi rog、千户首领人等发出谕帖”。此处Dar 'dos ”yen 'jo，乌瑞将其还原为突厥文Tarduš enǰü，然而并未给出细致解说。[10]其中tarduš，汉文史籍译作“达度”“达头”，原是突厥右翼（西部）部族称号；其中enǰü（＝enčü，inčü，译音“因朱”），则为“所领封地”“世袭领地”之义。故而Tarduš enǰü（达度因朱）一词，当系突厥故制遗予回鹘部族结构之例。田中峰人先生考证，Tarduš enǰü即是甘州回鹘右翼，地在甘州西北合黎山、张掖河一带。[11]基于前后语境，同卷第18行“回鹘九姓部落”（Hor sde dgu），亦指甘州回鹘部众。此处Byi rog（＜Buyruq），乃是回鹘文“大臣”或“宰相”的音译，汉文史籍译作“梅录”“密六”。[12]至于rGyal po（王），应指甘州回鹘可汗。[13]PT 1263（＝P 2762）号《藏汉对照词汇》第7行，即以Dru gu rgyal po对译“回鹘王”。
关于PT 1189.r号的年代，乌瑞推定其不早于950年，然而并未给出切实依据。赤木崇敏先生基于“诸部盟誓”这一史事，认为PT 1189.r号与P 3272.v号所记同为一事，并将前者的年代亦断为967年。[14]笔者基本赞同此说，略作如下修正：基于“西州离乱”这一背景，PT 1189.r号第1、3、7行Thyen the'i wong（天大王），第23、24行Jo bo The'i wong（阿郎大王）或De'i wong（大王），均指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962年六月，曹元忠经“肃州人”带去书状，希望甘州回鹘可汗究治甘州来的窃贼。PT 1189.r号所谓“向王（甘州回鹘可汗）禀奏”，当指肃州府主带去曹元忠书状之事。963年二月，甘州回鹘可汗复函，已令宰相前往肃州“再设咒誓”，节制回鹘、达怛等部，严禁彼等部众侵扰归义军东境。此处“再设咒誓”，表明先前已有类似盟誓，此次又因事端再次“寻盟”。PT 1189.r号所谓甘州回鹘可汗命令宰相前往肃州主盟，节制达怛、仲云、回鹘诸部，当指此事。963年前后“西州离乱”，屡有“恶弱之人”东奔沙州，继而越入肃州、甘州一带。同年二月，甘州回鹘可汗复函之中，遂向曹元忠询问沙州方向来的三五窃贼之事。PT 1189.r号所谓盟誓以后不久，肃州遭遇沙州方向来的窃贼二人之害，当与甘州遭遇窃贼一事背景相同。根据同卷第16—20行，肃州府主捉获二贼以后，以其确系“逃人”（bros myi），并未交予甘州回鹘，此后二贼逃逸而去。又据第25—26行，沙州杨乡官（Yo Hong kwan）之弟捉获二贼，交予肃州处置，此即“诸处小镇”遵照曹元忠所下“文帖”行事。因此，肃州遣使携去这件书状，特地向曹元忠致礼。考虑曹元忠964年（乾德二年）以后自号“大王”，[15]PT 1189.r号的年代当在964年。
肃州位于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迤北临近达怛等部，适为各部交通、联络的枢纽之地，故而当时常于此地盟誓。PT 1189.r号第27行“迤东方面（甘州回鹘），而今并无不佳之情（myi snyan ba'i kam cud）”等语，足可表明P 2155.v号中的“肃州人”（肃州府主）在甘、沙交涉的中介地位。同卷第23—25行称肃州乃“阿郎大王城垣”（jo bo the'i wong gyi mkhar），似乎表明肃州此时属于归义军所辖。然而，同卷之中又存在明确的反证：甘州回鹘宰相、军队可以不经归义军的准许而进入肃州，其对肃州军政事务保有实际上的决定权。笔者认为，这件书状所谓肃州属于“阿郎大王城垣”，实为居于甘、沙两强夹缝下的肃州府主对曹元忠的一种说辞。前述kam cud一词，山口瑞鳳译作“甘州”（Kam cu）。[16]王尧、陈践先生将其译作“情状”“近况”，[17]最合前后语境。PT 1129号《肃州曲恭福（Khug Gong 'bug）致河西僧录书状》第9—10行，即有da ltar kam cud thos—//（而今听闻kam cud）、kam cud—thos//（听闻kam cud）等句。此卷与PT 1189.r号性质相类，均系归义军时期肃州发往沙州的藏文书状。据此可知，kam cud确有颇为固定的涵义，释作bka' mchid（译言“音讯”“消息”）当无疑碍。至于PT 1189.r号第26、28行Cang”am 'gra lHa la skyabs，正是肃州府主遣往沙州的使者。Cang”am 'gra实为汉文“张押衙”的音译，lHa la skyabs（译音“腊罗嘉”）义为“神佑”，Cang lHa la skyabs（张腊罗嘉）乃是吐蕃化了的汉人姓名。[18]犹似PT 1131号《张押衙书状》第2行Cang”am 'gra Mang 'gu，可以译作“张押衙莽古”。
[1]黄盛璋《敦煌于阗文P.2741、Ch.00269、P.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58—59页。关于IKS 13号写本的年代，参见赤木崇敏《十世紀敦煌の王權と轉輪聖王觀》，《東洋史研究》第69卷第2号，2010年，第73—74页。
[2]J. R. Hamilton，“Le pays des Tchong-yun，Čungul，ou Cumuḍa au Xe siècle”，Journal Asiatique，Vol.265，1977，pp.351-379. 关于“南山”的名义问题，参见黄盛璋《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4—12、116页。
[3]《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于阗》，第918页。
[4]关于“仲云”的藏文对音，参见G. Uray，“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p.83；山口瑞鳳《吐蕃支配期以後の諸文書》，第519—520页。
[5]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原载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此处引自《张广达文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8—190页。
[6]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29、340—342页。
[7]华涛《西域历史研究：8至10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0—132、184页。
[8]补注：关于Sha cab的所指，王尧、陈践先生释作Sha chab（Sha chu的敬语形式），译作“沙河”，参见《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汉文第192—193页。本文初稿采纳此说，进而援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所记玄奘经行“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推测Sha cab当系“沙河”一词的仿译。通过武内紹人先生提示，赤木崇敏先生指出cab或系cu的形容词写法，Sha cab或系Sha cu的形容词形式，参见《帰義軍時代チベット文手紙文書P.T. 1189訳註稿》，第80—81页。然而，同卷sha cab gyi yo hong kwan一语，表明Sha cab系一名词无疑。再次考量藏文原文和前后语境，笔者认为Sha cab的所指当与Sha cu（沙州）无别，或许反映了口语对于文本的影响，故而重新改写了译文和正文。
[9]关于肃州府主“司徒”（Si to）的身份，赤木崇敏先生将其指为时任瓜州防御使的曹延恭（963—974年在任），参见《帰義軍時代チベット文手紙文書P.T.1189訳註稿》，第84—85页。冯培红先生认为此说不确，参见《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10]G. Uray，“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p.83.
[11]田中峰人《甘州ウイグル政権の左右翼体制》，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第270—273、282—285页。
[12]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第188—190页；并参《张广达文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第167—168页。
[13]补注：关于rGyal po的所指，本文初稿将其视作归义军节度使。白玉冬先生指出，rGyal po当指甘州回鹘可汗，参见《P.T.1189〈肃州领主司徒上河西节度天大王书状〉考述》，《丝路文明》第1辑，2016年，第117—118页。再次考量藏文原文和前后语境，笔者认为此次说合乎情理、可以采信，故而重新改写了译文和正文。
[14]赤木崇敏《帰義軍時代チベット文手紙文書P.T.1189訳註稿》，第83—84页。
[15]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19、121—122页。
[16]山口瑞鳳《吐蕃支配期以後の諸文書》，第519页。
[17]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汉文第193、198页。
[18]Tsuguhito Takeuchi，“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9th-12th c.）”，D. Durkin-Meisterest，S.-C. Raschmann et al. eds.，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g，2004，p.343，p.346（n.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