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当前，城市群发展模式能够更大限度地推进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共识，国内外关于城市群经济的研究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

（一）关于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问题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研究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问题的时间较早，成果颇丰。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Christaller（1933）、Losch和Heberle（1940）就创立了中心地理论，揭示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腹地市场等级（功能）联系规律；Jefferson（1939）和Zipf（1942）则从理论层面对城市群体的等级规模分布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些早期成果为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体系研究思想应运而生，如城市体系理论（Duncan, 1950）、增长极理论（Perroux, 1950）、大都市带理论（Gottmann, 1957）、极化理论（Hirschman, 1958）、核心—边缘理论（Friedmann, 1966）、空间扩散理论（Hagerstrand, 1968）等，普遍强调城市群体化现象是城市体系经济关联作用与地域空间扩展的结果。到了20世纪后期，Friedmann（1986）对城市体系的等级网络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更加具体地展现了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9）等围绕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进行了全面研究，主要包括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变与城市群空间网络的关系、空间流的变动与城市群地域系统演化规律、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等。国内关于城市群现象的研究相对较晚，且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城市和区域的规划问题。改革开放后，关于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的研究则越来越多，如于洪俊和宁越敏（1983）、顾朝林（1992）、姚士谋和陈振光（1992），周一星（1995）等。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分布与发展态势的研究显著增多，如代合治（1998）、朱英明（2001）、方创琳等（2005）等学者探究了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方针、结构特征和发展态势；仇保兴（2007）、方创琳（2009）、张鸿雁（2010）等在分析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时，均指出城市群应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主体形态；邓春玉（2009）等通过采用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对特定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在上述研究中，多数学者指出资金流对优化城市群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但专注于城市群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研究甚少，这无疑是一大遗憾。

（二）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综述

关于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国外学者如Goldsmith（1969）的金融结构理论，McKinnon（1973）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Pagano（1993）、King和Levine（1993）等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是对区域内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同时，Guiso等（2002）、Dehejia和Lleras-Muney（2003）以及Fernandez de Guevara（2007）等还对一国国内区域层面的经济与金融关系进行了探讨。国内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谢平（1992）、易纲（1996）、张杰（1997）、谈儒勇（1999）、王维安（2000）、王广谦（2002）、李健（2004）、林毅夫等（2009），主要从国家宏观视角对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二层面，曾康霖（1995）、巴曙松（1998）、周立和王子明（2002）、刘仁伍（2003）、陈先勇（2005）、艾洪德等（2006）、郑长德（2007）、高连和（2008）、陈雁云（2009）等，从区域对比视角对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发展不平衡的金融成因进行了实证剖析，丰富了区域金融发展理论；第三层面，潘志纯（2002）、李方（2006）、洪银兴（2007）、苏宁（2008）等，针对国内特定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求，从增强经济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功能视角，定性研究了特定城市群的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从对国内研究的梳理可知，前两个层面的研究为城市群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架构，第三个层面的研究则为城市群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素材。从以上研究可得出“区域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有助于推动城市群经济健康发展”的结论，特别是在个别城市群金融发展相对落后、金融深化不足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并存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实现城市群间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三）关于经济与金融系统相关作用的研究综述

1．经济与金融系统相互促进

在国外关于经济与金融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经济与金融系统是相互促进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互为因果关系（Goldsmith, 1969），且发展完善的金融部门可提升创新成功的概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King和Levine, 1993）。Goldsmith（1969）通过对35个国家1860年至1963年的数据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同步进行，高速经济增长带来高速金融发展的结论。Shaw（1973）提出金融深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增长，提出经济改革过程中，应当借助市场机制促进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进而消除金融抑制。Park（1982）研究规模经济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经济产生的规模效应可以带动整体金融发展水平。Gurley和Shaw（1988）通过建立金融发展模型证明金融的作用效果与经济发展阶段呈正向变动的关系，即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强。Pautwoe（2017）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技术得出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对经济增长都显示出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金融也得以不断发展。Olayungbo（2019）通过2000—2015年二十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数据建立协整模型，发现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都有显著正向影响。Wang（2019）通过建立VAR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相关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经济增长促进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在国内关于研究经济与金融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中，也有多数学者认为经济与金融系统具有相互促进作用。谈儒勇（1999）指出，中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韩廷春（2001）认为，发育良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储蓄的增加、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周立和王子明（2002）从金融市场化的角度通过对1978—2000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有密切关系，金融发展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低下对经济发展不利，金融发展差距是导致经济增长差距的原因之一。战明华（2004）建立动态最优化模型，运用邹氏断点检验的方法，从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间存在多重均衡现象，1986年之前经济增长和金融处于低水平相互作用阶段，1987—1993年中国经济与金融间相互作用较强但不稳定，1993年之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了更强的相互作用。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通过建立多变量VAR系统研究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且这种联系是全方位的，东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呈良性互动，中西部金融效率不高等。刘红（2008）通过对LS模型金融集聚前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发现，金融资源集聚对集聚的核心区经济增长产生增长效应，集聚的核心区经济增长产生增长效应。林毅夫等（2009）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最优金融结构去适应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张晓燕（2012）利用混合、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金融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金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验证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渠道，并指出金融集聚产生辐射效应，能够促进当地和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潘辉等（2013）指出，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因金融集聚程度不同导致区域实体经济增长不同，且金融集聚度越高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越好。丁艺等（2010）用2002—2007年的数据检验得出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银行业的集聚对经济增长作用最明显。杨正栋（2011）使用面板数据建立VAR模型，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研究金融和经济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各地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孙晶和蒋伏心（2012）利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度，得出金融集聚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产业结构升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李青原等（2013）从地区实体经济运行的角度通过对1999—2006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数据的分析建模，来探讨金融系统是否改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改善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苏建军和徐璋勇（2014）通过对199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但作用方向不同。金融发展规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但金融效率的下降约束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发展金融产业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李苗苗等（2015）认为，发展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短期内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虽然金融发展的规模短期内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于斌斌（2017）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影响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集聚的关系，指出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的。金融产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产业发展阶段和城市规模的限制。肖玲（2019）指出，低的金融发展与投资水平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这种阻碍作用在日益减弱。赵辉（2019）指出，金融集聚对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有推动作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金融集聚提供支持力和动力。

2．经济与金融系统促进与抑制并存

国外研究中，McKinnon（1973）提出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因金融抑制而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Emunds（1997）指出，若投资者投资兴趣转向金融资产，将会使有限的金融资源全部被金融部门吸取，最终会阻碍经济的成长。Jacobson等（2005）指出，经济与金融发展具有联动效应，在金融业深化的不同时期，金融会对经济造成不同的冲击效应。

国内研究中，艾洪德等（2004）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显示中国东部和全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中部、西部之间则几乎是负相关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过度开放金融竞争和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反而不利。李广众（2002）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效率之间则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龙海明和柳沙玲（2008）认为，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临界水平，高于这一水平，金融和经济间是良性循环关系，低于这一水平时，金融会抑制农村经济的发展。王艺璇（2009）通过对2007—2018年月度数据建立具有时变性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分别从金融稳定和金融杠杆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合理范围内的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超过临界值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且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交替的作用，金融危机时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的增长金融稳定对经济促进作用下降甚至会产生抑制作用，经济发展到顶峰时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张晓朴和朱大辉（2014）指出，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的阈值效应或者其他非线性效应，一定范围内的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一定范围的金融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发展相对不足，导致资金脱实向虚，金融发展应以实体经济为锚。杨友才（2014）通过对中国1987—2009年数据分析和检验，发现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不一样，表现为门槛效应和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3．关于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文献述评

通过对以上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学者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观点是金融会限制经济增长，即金融会与经济争夺资源，而且金融发展会分流社会金融资源，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更多地体现在金融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冲击效应，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的地区金融和经济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促进关系。但更多的观点是，金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并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对金融集聚提供支持和动力，经济增长促进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而且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综上可以得出，金融发展与一般经济增长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但主要金融发展泡沫不能过大，金融发展要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只有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经济与金融的相互配合才能促进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

（四）关于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系统相关作用的研究综述

中原经济区和中原城市群的地理位置接近，经济和金融发展关系密切，对中原经济区的研究也将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与探索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以下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包含了部分关于中原经济区的研究。

1．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系统相互关系论证

国内学者多认为中原经济区和中原城市群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石亭峰（2012）指出，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是金融与区域经济共荣共生的必然要求。“三化”战略对金融支持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经济发展，金融先行”，要突出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资金筹措立体化、金融机构多元化、市场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渠道网络化、服务高效化，不断完善金融支持中原经济区经济建设的保障机制，持续提升金融生态环境，加快银行业改革，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突出人才优势，使金融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喻新安和王芳（2012）指出，多元化融资是中原经济区跨越发展的引擎，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作保障，面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要大力创新融资方式，加大融资力度，拓宽融资渠道，为中原经济区的跨越发展创造条件。孙长青（2012）通过协整检验发现，河南省城镇化、工业化和金融市场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提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多元化发展，推动金融对外开放，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入驻，不断加大融资力度，拓宽融资渠道，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缑长艳和刘晓睿（2013）指出，金融集聚使中原城市群周围的金融资源汇集到郑州，推动郑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而郑州区域金融中心又通过辐射效应，推动中原城市群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杜庆霞（2016）指出，中原经济区的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金融对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有促进区域资本形成和总量的增加、提升整体区域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的配置、有效地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的积极发展等作用；提出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发展现代金融经济，使金融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强金融创新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要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来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使金融经济发挥最大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刘瑞波等（2016）运用区位熵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原城市群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对中原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刘博宇（2017）通过对当期中国金融集聚状况的分析，认为在空间上中原城市群金融集聚与经济发展有着正相关关系。齐昕和林木西（2018）指出，中原城市群中的金融集中趋势潜能，对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协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金融要素和金融中心和集群的崛起，以及金融集群效应的发挥，是中原城市群中城市经济协同运行的重要关联基础。

2．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系统的低耦合

李绍玲（2008）对中原城市群的金融支持情况进行研究，指出中原城市群区域金融政策制度缺失，区域金融机构组织空缺，区域金融市场不完善，区域生态环境不佳，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低，信用环境不理想；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不够，经济与金融耦合程度低。史占勇和翟书斌（2009）指出，中原城市群的金融发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来看，发展程度都相对落后，对经济的贡献度低，阻碍中原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原城市群的经济与金融耦合程度低。计承江（2012）指出，中原地区金融对经济的支持能力不强，社会融资结构不合理，应从国家层面出台金融政策以完善金融体系，支持开展融资创新试点。喻新安和王芳（2012）指出，目前中原地区金融发展不足：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融资结构不合理；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三农”资金需求难满足；政府融资平台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融资规模的扩大；信用担保体系有待规范，中小企业融资矛盾依然突出；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银行业务扩展受到影响，并提出整合政府资源、优化财税政策、推进金融创新、重视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等措施促进中原地区的金融发展，实现中原经济区经济跨越发展。石永拴（2013）指出，金融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金融并没有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对民间开放不足、金融机构制度建设落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信用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导致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三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郑萌萌（2013）指出，中原经济区不够发达，不能够充分利用金融资源，导致中原经济区经济与金融的耦合度低。姚媛媛（2013）指出，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金融发展不平衡，使得中原经济区金融效率低于东部发达的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的耦合度较低。杨济时（2015）在实证分析中得出中原经济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其他省份的结论，中原经济区的银行业发展状况相对较好，金融机构积蓄资金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显著增强，但资金的使用效率尚有提升空间。中原经济区储蓄投资转化率稳步提高，表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加强；中原经济区银行业存贷比较低，表明银行资金运作效率有待提高。中原经济区对资金流向的引导有待进一步改善：资本形成总额快速增加，但金融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推动减弱。吕弦（2015）在东部、中部地区城市群金融集聚辐射范围对比中指出，中部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规模较小，金融集聚程度不高，金融集聚辐射的范围不广；中原城市群虽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城市数量也较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市规模有限，大城市数量更是稀少，辐射范围有限。李娅丽（2016）利用中原城市群2014年前相关的经济数据，通过对中原城市群金融产业集聚区位熵的分析，指出中原城市群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在逐年增强，但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实证分析显示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效果，中原城市群金融产业集聚会显著提高中原城市群区域经济的发展。刘博宇（2017）指出，中原城市群目前金融集聚程度低，地理区位不占优势，经济发展缓慢，但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原城市群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王昱崴和张路明（2018）指出，中原城市群经济基础参差不齐、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信用环境发展差异较大，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问题。

3．关于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系统的研究述评

通过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关于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系统相关作用的主流观点皆认为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原城市群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可以吸引更多的金融集聚到中原城市群，进而形成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关系。

就目前来说，虽然中原城市群金融对经济促进效果不断增强，但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耦合效果较低，中原城市群经济与金融相互作用效果都亟待改善。在中原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不断增长，金融资产不断扩张，但是金融相关比率却逐年下降，金融机构结构失衡，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矛盾突出，导致总体竞争力下降，金融市场效率难以提升，市场组织管理能力低、投机性强且抗风险能力弱，定价机制不稳定、不合理，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史占勇、翟书斌，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