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

我们身处的这个复杂世界带来的挑战要求全球学者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去中心化是思考全球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将某件事物“去中心化”，指的是将它从某个主要位置、某个中心位置或角色、或某个既定的焦点中心挪开。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塞杜尔将“去中心化结构”概念引入了结构化理论中（Althusser 1990：254-255）。Jean Piaget在他的认知发展理论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在他的书中，“去中心化”指的是这样一个认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儿童用一个与他人分享的更为客观的世界替代了此前自我中心的世界，并发展出对一种情境的多个方面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Silverman 1980：106）。在社会理论中，“去中心化”可以指“与关于起源、优先性或本质的实践或理论假设脱钩”（韦氏大词典2015年）。

在本书中，“去中心化”这一主题将通过多种方式呈现。例如我们认为，就像之前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欧美学者有必要对关于历史概念的西方化解读进行去中心化。此外我们还认为，西方学者常常感到一种对本质上非中心化的社会过程进行类别化和二分法区分的需要，但这一趋向在根本上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因此只有对此进行去中心化，才能更好地研究当前的全球性问题。学者们需要辨识和克服那种通行逻辑，即把一切事物都放在层级结构、次序、中心和外围模型，以及具有方向流和线性因果关系特点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考量，在其中事物都是从某个原点出发并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

拥抱一个无中心的世界并学会从多个视角理解它，标志着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在过去至少四个世纪的历史上，知识生产始终是与肇始于西欧并通过殖民主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现代性的发展密不可分的。直到今天，欧美学术界仍然主导着学术知识的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忽略久已存在且发展迅速的非西方研究成果实现的。因此对全球问题研究来说，广泛吸收欧美学界范围之外的知识，并将此作为激励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已成为当务之急。作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学者，我们自己也一直在和这个问题打交道，并找到了不少可以吸收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学术成果的方法。学者们可以阅读译著，或让人翻译自己的著作，或参与互惠的学术交流，或与非西方学者共同出版作品，或进行田野调查研究，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精通那些语言。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每一次合作的价值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后殖民主义研究学者Edward Said是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学术环境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西方工业化社会的视角不再享有特权。回顾20世纪下半叶知识与传统的融合体系的空前剧增，他写道：“我们正在以一种大多数国家教育体系都未曾想过的方式相互融合”（Said 1993：328）。他接着说道：“我相信，将艺术和科学领域的知识与这些整合中的现实相匹配，乃是我们当前的文化挑战”（Said 1993：331；See also Said 1983）。Mike Featherstone和Couze Venn补充道：“当我们跨进21世纪的门槛时，这个世界的边界、界限和分类都正明显地发生变化”（Featherstone and Venn 2006：1）。更近些时，全球学研究者Saskia Sassen指出：“当我们面对当下的一系列变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贫困、政府债务时——原来那些用以解释它们的工具已变得不合时宜了”（Sassen 2014：7）。在此过程中，全球学研究者和新兴的全球学研究领域应当站在最前沿，并为理解全球化进程开发出新的理论和概念工具。

在这方面，拉美理论家Néstor García Canclini所著的《想象的全球化》一书尤为中肯。他写道：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作为全球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已开始退潮，在一些地区，人们不但认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且认为不同的世界和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并存，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技术、领土和投资之间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关系一样。在我看来，这种无中心的多焦点性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改变了用以进行解释和诠释的各种学术话语，并动摇了地缘政治的主导地位（García Canclini 2014：209）。

去中心化的、更具包容性的知识生产有助于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超越现有理论和解释范式的局限，更全面地把握全球问题的多个方面，并着手探求新的、更包容的，也更现实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