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引言：英俄亚洲对抗的兴起与演变
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1864—1885年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两国围绕着该时期的中亚大变局进行了怎样的互动?面对着1864年以来主要因俄国扩张而引发的中亚大变局，英国采取了哪些应对政策[1]?这些政策被推出和调整的动因是什么?这些政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或许会有部分读者产生这两个疑问——英国和俄国相距遥远，国家体量和战略抱负亦不相称，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重要性和研究价值?英国与中亚相隔万里，英国在中亚有什么重大利益，怎么会对其予以特别之关注?
对于第一个疑问，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到19 世纪末的这段国际关系史，多数研究者往往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德国问题上，认为德国与英国的对抗是这一时期大国政治的主题。然而，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国政治的主题实际上是英国与俄国的对抗，如果跳出欧洲的地理范围而从亚欧大陆整体来看，这一主题就更加明显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海上霸权国，俄国则成为欧陆头号强国和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强国，作为国际体系中两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它们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在亚欧大陆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它们的对抗不仅对欧洲局势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对亚洲局势也有着决定性影响。即便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不再是欧陆头号强国，但它和英国在亚洲依然是最具权势的国家，依然能对亚洲局势发挥决定性影响。这场英俄百年对抗堪称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冷战，可谓20世纪后半期美苏冷战的预演，这段大国对抗史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于第二个疑问，19 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是世界上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在英国众多的殖民地中，英属印度的价值最大，直接关系到英国的全球殖民体系和世界霸权地位的兴废存亡，而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与印度次大陆陆路相连，历来都是决定印度次大陆安全形势的战略上游地带，因此英国的帝国命运与中亚地区的形势密切相关。1864年俄国对突厥斯坦城和奇姆肯特的占领揭开了俄国大举征服中亚河中地区和外里海地区的序幕，它与同年爆发的阿富汗内战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动荡共同标志着中亚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到来。俄国的南下扩张是中亚大变局最重要的推动力和最主要的方面。随着中亚大变局的来临，俄国的势力从中亚方向不断迫近英属印度，从而引发了英国方面的明显关切，英俄在该地区的矛盾急剧上升。英国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或担心俄国的扩张给英属印度带来的安全挑战，进而推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中心对象是俄国，这些政策应对的主要问题是英俄在中亚的矛盾。
19 世纪后半期英俄在中亚的矛盾和对抗不仅是19 世纪英俄亚洲矛盾和对抗的一大典型体现，更因为其特殊性和严重性而在英俄亚洲矛盾和对抗的全局中占有突出地位。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1864—1885年英俄在中亚的矛盾和对抗以及英国的中亚政策，在展开正文的研究之前，本书首先将对19 世纪英俄在亚洲的矛盾和对抗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概述，既展现英俄在亚洲矛盾和对抗的兴起与演变，又对二者在亚洲各个区域的利益诉求和对抗方式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 英俄亚洲对抗的源起
从彼得大帝时期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近一个世纪里，尽管英俄关系大体良好，但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后期，英俄对抗的基础和征兆就已经出现；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一战”的爆发近一个世纪里，英俄对抗正式走上历史的舞台，以克里米亚战争为界，前期英俄对抗主要是在欧洲和亚洲西部，后期则逐渐扩展到整个亚洲，并开始以亚洲为对抗的重心。
英国与俄国在战略和安全上发生重大关联，真正开始于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在北方战争中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英国的传统盟友瑞典，且这场战争涉及波罗的海的海上霸权问题，因此这一时期英国对俄国的崛起进行了一定的制约。但由于两国距离遥远，且俄国还只是一个“东欧—波罗的海”的区域性力量，所以英俄双方此时都还不是主要对手，英俄关系在欧洲政治中的重要性并不大，更谈不上具有世界政治意义；从北方战争结束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时期欧洲的中心问题是法国问题，即欧洲各国围绕着法国欧陆霸权的扩张与反扩张的斗争，英俄关系也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而演变。俄国由于“棋盘外交”[2] 而与法国的主要对手哈布斯堡帝国在战略上相对一致，与法国的传统战略盟友波兰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处于对立状态，因此俄国与法国在战略上相互对立，而此时英国也与法国在海外和欧陆都处于战略的对立面上，所以这一时期的英俄关系也较为协调。
改变这种关系的是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国的独立。一方面，在这场战争中，叶卡捷琳娜大帝对英国组织了“武装中立同盟”[3]，破坏英国对北美的海上封锁，双方近七十年的友好协作关系出现裂痕。另一方面，北美殖民地的丧失使得印度次大陆之于英国的价值迅速上升，地广人多[4]、物产丰富的印度次大陆成为英国建立“第二帝国”的基石[5]，而印度次大陆的安全以及通往印度次大陆的通道安全也成为英国特别关切的重大利益，“帝国即是印度，保卫大英帝国即是保卫通往印度的通道”[6]。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位于从英国通往印度次大陆的海陆枢纽位置，由此地缘战略位置重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英国重点维护的对象。但这与俄国的一项长期国策，即通过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扩大本国在巴尔干、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权势发生了碰撞，英俄的这一冲突在 1791年第一次显露出来，是年英国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对俄国占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黑海要塞奥查科夫表示强烈反对，并准备采取反制行动[7]。然而，不久之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得英俄双方的关系有所改善，为了对抗法国的扩张，两国多次结成反法同盟，但在这期间两国也爆发过两次严重的危机：1801年6月，沙皇保罗一世在奥伦堡集结了一支2.2万人的部队，准备通过中亚进攻英属印度[8]；1807年7月，法俄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以下简称《和约》），《和约》中的秘密条款提出法俄将联合进军英属印度[9]。这两次危机，前者因保罗一世突然遇刺而终止，后者则随着法俄关系的恶化而作罢，但它们却为19 世纪英俄走向对抗埋下了伏笔、敲响了警钟。
二 英俄亚洲对抗的前半期
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丧失了欧陆霸权，欧洲国际体系由此形成了海上霸权国英国与欧陆头号强国俄罗斯并立的两极结构。在欧洲大陆，英俄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国际秩序之争与意识形态之争。就国际秩序之争而言，英国反对并拒绝加入俄国倡导的“神圣同盟”，对俄国以“正统原则”去干涉欧陆事务的行为亦持抵制态度；就意识形态之争而言，英国朝野在政治上普遍将俄国视为一个专制国家，在文化上普遍将俄国视为一个半开化的亚洲国家。1831年俄国镇压波兰起义更是加深了英国对俄国的这一认知，自视为自由和文明的代表的英国天然就与“专制野蛮”的俄国势不两立，在一段时期内欧洲甚至还形成了以英法为一方、以俄奥普东方三大君主专制国家为一方的两大阵营。
但英俄地缘政治对抗与竞争的主要棋盘是在亚洲。亚洲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对英俄两国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显著提升——对于英国而言，亚洲首先意味着潜在的广阔市场，正如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所言：来自欧洲产品的竞争正迅速把我们的产品挤出欧洲市场，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其他地方为我们的工业产品开拓市场[10]，人口众多的亚洲正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英国仍在继续征服印度次大陆，另一方面，它以武力为支撑大力拓展亚洲市场，积极扩大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王国、阿富汗、缅甸和清帝国等国的权势。当然，上述亚洲国家对于英国不仅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安全价值，特别是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它们可谓是拱卫英属印度安全最为关键的屏障。
对于俄国而言，亚洲也意味着潜在的广大市场，正如俄国著名的鹰派外交官伊格纳切夫（Nikolai Ignatiev）所言：亚洲是留给我国商业和工业活动的唯一地盘，我们的工业过于软弱，不足以（在欧洲）与其他国家作胜利的竞争。[11] 不过，除了市场外，亚洲对于俄国的主要价值是它意味着潜在的广阔领土，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开拓疆土是俄国史中的主要事情。[12] 维也纳会议使欧洲各国的边界大致确定，新建立的欧洲协调也不允许各国在欧洲以武力改变现状[13]，那么可供俄国扩张的方向主要就是它南方广袤的亚洲世界，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王国、清帝国以及中亚地区都成为这一时期俄国领土扩张的主要对象。可以说亚洲不仅是这两大世界级强国获取财富和权势的新源泉，而且对两国安全也开始发挥重大影响。随着英俄两国的权势向亚洲的扩张，它们的矛盾和对抗亦扩展到亚洲，以克里米亚战争为分界点，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对抗大致分为19世纪前半期和19 世纪后半期两场[14]。前半期始于19世纪30年代初，以1831年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和1833年俄土签订《温加尔·斯克利西条约》[15] 为开始的标志。在前半期，英俄主要是在欧洲和亚洲西部进行对抗，它们对抗的主要棋盘是土耳其帝国（近东）、波斯和阿富汗。
（一）英俄在近东的对抗
所谓的“近东”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土耳其海峡、小亚细亚半岛、黎凡特地区和埃及，在这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海峡是近东的地缘政治重心。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国的利益诉求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宗教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着东正教的两大圣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共同的圣城，俄国的东正教源自君士坦丁堡，而东正教在俄国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已经成为俄国文明和认同以及民众观念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东正教，俄国人与这两座宗教圣城（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之间有着十分特殊的情感上和文化上的联系，它们对俄国朝野均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皇室、贵族和广大的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一致性。可以说俄罗斯文明的根脉既在欧洲也在近东，甚至两者在这方面相比较的话，近东远重要于欧洲，近东是俄国宗教信仰的来源，是俄国广大民众精神的故土和灵魂的寄托，是构成俄国历史完整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无论是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的需要，还是国内政治的需要，抑或是以宗教之名争取境外东正教盟友来扩大俄国在巴尔干权势的需要，俄国始终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虎视眈眈。从军事和安全上看，黑海对俄国的国家安全有着重大意义，俄国的黑海沿岸土地肥沃，较为富庶，是俄国的核心地带之一，而且作为俄国稀缺的暖海，黑海也是俄国货物进出的主要海上门户，19 世纪中叶，俄罗斯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要经由黑海港口运出[16]，由此作为黑海阀门的土耳其海峡便对俄国的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俄国渴望能够掌控土耳其海峡是否对外国军舰开放的决定权，以便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开放海峡使俄国黑海舰队能够自由进出地中海，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关闭海峡以防止外国舰队进攻其重要的黑海沿岸。但土耳其海峡直接关系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存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然不会轻易将其控制权让予他国。就俄国的对土政策而言，俄国仍然是要通过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扩展本国的权势和利益，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俄国确定的基本政策，但这一时期俄国由于面临维护“正统原则”与扩展国家利益原则的冲突，它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策并非是一味地打击削弱，而是不时地兼有一定的支持和保全政策。所以俄国在1828年俄土战争胜利后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予以宽大处置，并在第一次土埃战争中对它表示了支持。但俄国始终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迟早会崩溃，因此它也在积极准备着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英国除了觊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市场和原料外，更看重的是它对于英属印度的安全意义，以利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去阻止其他欧洲强国染指经由叙利亚或埃及通往印度次大陆的陆上通道，同时英国也渴望能够掌控土耳其海峡是否对外国军舰开放的决定权，以便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能够自由地进出黑海以威胁俄国的黑海沿岸，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关闭海峡以避免外国舰队威胁到其本土通往印度次大陆的通道。英国不希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过分削弱，坚决反对其他大国控制土耳其海峡，从19 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英国近东政策的立足点是在英土合作的基础上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1833年第一次土埃战争和俄土《温加尔·斯克利西条约》签订后，英国加大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关注和援助[17]，逐渐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起了其他列强望尘莫及的影响。
总体而论，英俄两国的近东政策（土耳其政策）是相互冲突的，虽然它们在希腊独立运动、1828—1829年俄土战争和两次土埃战争中有一定的战略协作，但在近东问题上它们却始终放不下对彼此的忧惧和不满心理。特别是英国，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恐俄症”广泛流行在它的朝野之间。在更长的时段内，两国关系的主流还是对抗，这种关系最终导致两国在1854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战火从黑海沿岸蔓延到波罗的海、白海以及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帕麦斯顿甚至还提议对俄国进行一场泛欧洲规模的战争，并将战火扩大到亚洲，最终将俄罗斯肢解——把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把芬兰给瑞典，把波罗的海各省份给予普鲁士，把比萨拉比亚给奥地利，将波兰重建为独立于俄罗斯的王国[18]。如果不是英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这场战争在帕麦斯顿的主导下将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对俄国的全面战争[19]。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迫使俄国暂时退出了近东的地缘政治舞台。
（二）英俄在波斯和阿富汗的对抗
19世纪前半期，英俄两国也在波斯[20]展开了博弈和对抗，而它们在波斯的博弈和对抗又引发了它们在阿富汗的博弈和对抗。该时期俄国对波斯的诉求主要是在领土方面，或通过军事蚕食兼并其全部领土，或通过经济和政治渗透将其变为保护国，以攫取在波斯湾的出海口，并打开通向印度洋的窗户。该时期俄国扩张的重点是波斯的高加索地区，由于波斯北部与俄国陆路相连，且有里海相通，因此俄国对波斯北部有着更大的影响和优势。英国此时对波斯的诉求主要是在安全方面，即防止俄国通过波斯进攻英属印度，英国作为海上霸权国，它在波斯南部濒临波斯湾的区域有着更大的影响和优势。俄国通过1812—1813年、1826—1828年两次俄波战争，不仅占领了原属于波斯的高加索地区的大片领土，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它对波斯宫廷的影响[21]，取得了相对于英国的优势地位。俄国多次试图利用它对波斯宫廷的影响去对英属印度施加压力，这个着力点就是赫拉特。由于包括赫拉特和坎大哈在内的阿富汗西部地区曾长期处于波斯的统治或影响之下，而此时的阿富汗又处于分裂之中，这就使赫拉特的归属成为争议问题。同时，赫拉特的地缘战略意义格外重要，如果说阿富汗是英属印度的大门，那赫拉特便是这大门的钥匙[22]，因此赫拉特的归属问题不仅是波斯与阿富汗之间的争端，更是该时期英俄在波斯对抗的焦点。在俄国公使的怂恿下，波斯于1833年、1837年和1856年三次出兵赫拉特，由于俄国在波斯有着更大的影响，且波斯出兵的背后有俄国的影子，所以英国坚决反对波斯占领赫拉特，1837年英国不仅派军官协助赫拉特守军抵御波斯，还派军舰驶入波斯湾，抢占哈尔克岛[23]。1856年波斯占领赫拉特后，英国又占领了哈尔克岛、布什尔和阿瓦士等波斯湾沿岸要地[24]，迫使波斯退兵，经过这次英波战争，英国在波斯的影响和权势得到显著提升，而从此之后，波斯对中亚在战略和安全上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波斯和中亚开始成为两块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域。
英国最早与阿富汗发生政治联系是在法俄《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为了防止法俄联军通过波斯入侵英属印度，印度总督明托（Lord Minto）于1808年派遣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率团访问阿富汗，埃尔芬斯通与阿富汗国王[25]舒贾·沙（Shuja Shah）在白沙瓦举行会晤，舒贾·沙给英国使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舒贾·沙因内乱而流亡英属印度，东印度公司接待了他，并多次支持他恢复王位，而对于已经成为阿富汗国王的巴拉克扎伊家族的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ad），东印度公司高层则较为反感。[26] 在第二次赫拉特战争中，俄国派遣上尉扬·维特克维奇（Yan Vitkevich）出使阿富汗，维特克维奇在喀布尔受到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隆重接待，而英国的使者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则遭到驱逐。[27]
印度总督奥克兰（George Eden，Lord Auckland）出于对俄阿结盟的担心以及对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不满，于1838年10月发表《西姆拉宣言》，决定进攻阿富汗。1839年初，约1.5万人的英印大军越过波伦山口入侵阿富汗[28]。虽然英印军队很快便占领了喀布尔[29]，但却难以在阿富汗建立起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秩序，叛乱在阿富汗境内此起彼伏，英印军队在撤退的过程中损失极为惨重，这场战争对于不少英国人而言是个深刻教训，使他们对阿富汗的实际国情和民族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为“精明无为”政策的推出提供了认识基础[30]。同时这场战争也让阿富汗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充分领教了英国强大的力量，1849年爆发的英国兼并旁遮普的古加拉特会战再次让多斯特·穆罕默德领教了英国的力量。随着1855年之后波斯对赫拉特的威胁日趋严重，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始大幅调整对英政策，分别于1855年和1857年在白沙瓦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了两个政治和军事合作条约[31]，双方承诺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阿富汗承诺以英国的朋友为朋友，以英国的敌人为敌人（to be the friends of its friends，and the enemies of its enemies），阿富汗亦开始定期接受英国的补助金。[32] 这两个条约确立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英阿关系原则，即英国不与阿富汗签订有军事义务约束的盟约，但阿富汗须与英国在外交上保持一致，英国则以赠送金钱和武器的方式去换取阿富汗同意在外交上与英国保持一致。以这两个条约为基础，直至1864年，阿富汗与英国都大致维持着一种相对积极和稳定的关系。在英国第一次入侵阿富汗的同时，俄国也决定派兵进攻中亚的希瓦汗国，与英国在阿富汗的遭遇相似，俄国的入侵因天气等自然原因遭遇严重挫败[33]，英俄两国在中亚的扩张都因军事上的挫败而不得不暂时中止。
本书认为19世纪前半期英俄在亚洲的对抗还没有演变为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对抗。从对抗的程度上讲，英国对于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并未过多干涉，它们在1840—1841年第二次土埃战争中也存在较大的共同利益，并进行了外交协作，19 世纪40年代前期还曾出现过一段较长的英俄缓和期[34]，而1844年5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英国的访问也十分成功，甚至在这次访问中，两国还就它们在亚洲的诸多问题达成了“君子协议”[35]；从对抗波及的区域上讲，19 世纪前半期英俄亚洲的对抗更多地发生在亚洲西部。在中亚，双方并没有在政治和军事上发生直面接触或对抗，这一时期俄国的势力还远在哈萨克草原，而英国直到1849年才兼并了邻近阿富汗的旁遮普，两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相隔遥远，彼此实际上难以通过中亚给对方造成战略和安全上的重大威胁，此时的中亚只是英俄亚洲对抗棋盘中的一个边角，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只是英俄在波斯对抗的一个衍生品。在远东，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对远东局势的看法有所改变，开始担心英国在清帝国权势的扩大而威胁到它在太平洋和西伯利亚的安全。[36] 虽然克里米亚战争波及了该地区，俄军与英法联军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爆发了战争，但这些战争的规模都不算大，英法联军用于进攻俄国远东地区的战舰最多不过七艘，投入的兵力也仅仅两千余人[37]，英俄双方对远东战争的关注度都较为有限，可以说这一时期英俄在远东的对抗只是它们近东对抗的衍生品。总体而论，19 世纪前半期英俄在亚洲的对抗还处于起步阶段，两国在亚洲对抗的高潮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
三 英俄亚洲对抗的后半期
克里米亚战争终结了俄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英俄在欧洲大陆的结构性矛盾遂得以消解，两国在欧洲大陆的互动相对平静。但对于英俄在亚洲的对抗来说，克里米亚战争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克里米亚战争并没有影响到俄国在亚洲的权势，英俄两国在亚洲的矛盾非但没有随之消解，反而越来越走向扩大和加剧，亚洲由此开始成为英俄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两国在亚洲的对抗也不再是两国在欧洲对抗的附属和衍生品，它们在亚洲的对抗甚至影响到它们在欧洲的关系和地位。在时间上，这轮英俄亚洲对抗从19 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一战”的爆发；在空间上，这轮英俄亚洲对抗从巴尔干地区向东一直绵延到朝鲜半岛，这一时期它们在亚洲对抗的主要舞台可以分为这互相关联的五大块：中亚、近东、中国西藏、波斯与远东。
（一）英俄在中亚地区的对抗
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俄国对外战略的主基调转向“韬光养晦”，相对孤立于欧洲事务[38]，其对外扩张的主方向也从近东转向到中亚，通过军事手段在这一地区获得了大片领土。1864年俄国相继占领了中亚的突厥斯坦城和奇姆肯特，揭开了俄国大举征服中亚河中地区的序幕，1865年俄国占领了中亚的商业中心塔什干，1868年俄国又占领了撒马尔罕，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都沦为俄国的保护国。这两个汗国与阿富汗相邻，它们之间还存在复杂的领土纠纷与众多跨境族群，这样俄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开始与英属印度的关键屏障阿富汗陆路相连，而且俄国也将能随时借着领土纠纷和跨境族群问题介入阿富汗事务，进而从陆上直接威胁英属印度。在深居内陆的阿富汗，俄国对英国有着陆军优势，英国强大的海军则无用武之地。对此，英国不得不予以特别之关注。从1869年起，在自由党内阁的领导下，英国与俄国就阿富汗中立区问题、阿富汗北方边界问题以及希瓦和土库曼问题展开了外交协调[39]，对于前两个问题两国陆续达成了若干口头协定，但俄国对此并没有严格遵守。
1873年俄国远征希瓦汗国以及1874年保守党内阁的上台，使英国开始在中亚推行更为强硬的“前进”政策，其政策的对象是俄国，焦点则是阿富汗。1878年初英俄近东战争危机加剧了英俄在中亚的对抗，为了牵制英国在近东的势力，俄国决定一方面在撒马尔罕附近集结部队[40]，做出佯攻英属印度的姿态；另一方面派遣少将斯托列托夫（N.G.Stoletov）率团出使阿富汗，俄国使团在喀布尔受到阿富汗国王谢尔·阿里（Sher Ali）的隆重欢迎，随后双方又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41]。俄国的后一举动深深地刺激了英国的神经，11月英国决定派遣3.5万大军兵分三路入侵阿富汗[42]。谢尔·阿里北逃后不久病逝，其子雅库布·汗作为新任国王与英国签订了《甘达马克条约》，条约规定阿富汗将在外交上接受英国的指导，并将其边境上的诸多战略要地割让给英国。虽然后来阿富汗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英起义，但新上台的阿富汗国王阿卜杜·拉赫曼（Abd al-Rahman）在英国的帮助下基本上稳定了局势，他接受了《甘达马克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于是英国得以在阿富汗建立起排他性的影响。然而，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并没有结束，在英国发动第二次侵阿战争的同时，俄国也在外里海土库曼聚居区展开扩张，其在1880年和1884年相继占领了阿哈尔—帖克绿洲和谋夫绿洲。俄国对谋夫绿洲的占领直接威胁到赫拉特的安全，同时俄国不顾英国的外交抗议，继续向谋夫绿洲以南的土地进军，最终在1885年3月引发了彭狄战争危机。英国一方面做出强硬的备战姿态[43]，另一方面又与俄国进行秘密谈判[44]。至5月初，剑拔弩张的英俄关系大致稳定了下来，这年9月，英俄两国最终签订《勘定阿富汗西北边界初步协议》[45]，三年后两国最终达成《勘定阿富汗西北边界协定》，这项协定签订之后，俄国在中亚的大规模扩张基本上结束了，英俄在中亚大规模的对抗也趋于结束。
不过两国在中亚地区还有帕米尔地区的争端尚未解决，这是俄属中亚与英属印度之间缓冲区的最后一个缺口，也是俄国从中亚进攻英属印度最后的一个潜在通道。两国围绕着帕米尔问题又展开了近十年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两国既直接进行着外交协调，又不断派兵侵占帕米尔附近的土地，同时清帝国也被卷入，1895年3月英俄两国乘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背着后者签订了《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46]，从此英俄在中亚大规模的对抗基本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英俄在中亚的矛盾和对抗的彻底结束，实际上1895年之后俄国并没有放弃进军英属印度的野心，它仍在利用有利的时机给英国制造麻烦和危机。
此外，由于1865年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占领了南疆地区和北疆的部分地区，引发了英俄在中国新疆的对抗，中国新疆问题由此也成为中亚问题的一部分。英俄两国对中国新疆素有野心， 1851年俄国通过《中俄伊塔通商章程》在新疆获取了大量经济特权，在与浩罕汗国的战争中又抢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土地，并通过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其侵略成果“合法化”。但真正引发英俄在新疆对抗的，是1864年新疆地区的动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的入侵，这一入侵也为英国介入新疆问题提供了条件。俄国在中亚河中地区扩张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阿古柏伪政权的活动，对其采取了既拉拢又制约的政策，双方关系较为紧张。
在英国方面，自1869年梅约就任印度总督后，英国便对阿古柏伪政权产生了较大的兴趣，英国对它的诉求主要有二：扩大对新疆地区的贸易，在英属印度的北方建立与俄国的缓冲区。英国对阿古柏伪政权的政策以拉拢为主，而且不同于内阁，1869—1876年英印政府在拉拢阿古柏上更为积极，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英国于1870年派遣要员福赛斯访问喀什噶尔，1873年初阿古柏则派遣亲信访问土耳其帝国和英属印度，年底英国又派遣福赛斯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出访喀什噶尔，阿古柏给予了友好接待，英国赠送给阿古柏大量武器[47]，至1874年2月双方又签订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和《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似乎在中国新疆地区取得了相对于俄国的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把阿古柏伪政权控制下的新疆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尽管在新疆问题上英俄两国存在对抗关系，但它们都主张保留阿古柏伪政权[48]，对于清政府规复新疆的行动，它们都不乐见其成，而英国的抵制更为明显。当阿古柏伪政权覆灭后，中俄伊犁问题便凸显出来，中俄两国甚至走向战争边缘，这便是1880年伊犁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英国自然不希望俄国在新疆扩大领土，但它也不希望中俄爆发战争，从而冲击到它对华贸易独大的地位[49]，因此它对清政府施以了有限的非正式支持，这显然难以挽回英国在新疆地区影响急剧下降的状况，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英俄在中国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对抗便基本上结束了。俄国凭借其地缘和陆军优势在新疆取得了一家独大的优势地位，直至1890年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在喀什噶尔留驻之后，英国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才逐渐有所恢复，马继业与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为扩大各自国家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利益和权势继续着明争暗斗，在这几十年间英国处于明显的劣势[50]，这种不平衡状态持续到1908年英国设立领事馆才有所改变。
（二）英俄在近东地区的对抗
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只是让俄国暂时退出了近东的地缘政治舞台，它并没有使俄国放弃打击削弱乃至瓜分取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野心和政策，俄国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875年7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波黑爆发了反土起义，这为俄国重返近东提供了条件，新一轮的近东危机和英俄近东对抗由此拉开大幕。波黑的起义又在1876年4月底引发了保加利亚的反土起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起义进行镇压，这激起了与保加利亚同属于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门第内哥罗和俄国的强烈不满，6月塞尔维亚和门第内哥罗结成反土军事联盟，7月初两国便与土耳其爆发了战争，但战局的进展对联军极为不利。与此同时，俄国出现了规模空间的泛斯拉夫主义群众性运动[51]，一方面，俄国开始积极准备对土耳其的战争，另一方面，俄国也在运用各种外交手段为对土战争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随着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失败与俄奥《布达佩斯条约》的签订，除了英国外，俄国基本上获得欧洲主要强国对其发起对土战争的同意，1877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俄土战争再次爆发，而英俄关系也随之不断恶化。
在战争打响之后不久，英国便对俄国发起了外交警告，1877年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迫向俄国请求停火。对此，英国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派遣英国地中海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二是要求议会增拨军事预算。2月13日英国5艘军舰开到王子岛，后移往离君士坦丁堡十余英里的穆达尼亚湾。[52] 这样英俄在近东便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俄土《圣斯特法诺和约》签订后，为了抑制俄国在近东的权势扩张，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4月初发表了一个反对《圣斯特法诺和约》的强硬通告，英国又从印度调遣7000 名远征进驻马耳他，俄国则有几百名海军官兵前往美国购取船只，以便在发生英俄战争时袭击英国的海上商船[53]。这个时候，英俄在近东的战争几乎一触即发。一方面是英国的军事上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奥匈帝国的外交上反对，而且此时俄国财政已濒临枯竭，它又在欧洲面临着严重的外交孤立，因此它被迫同意召开柏林会议，这场会议使俄国失去了它在《圣斯特法诺和约》中获取的诸多利益。
虽然此次英俄近东战争危机结束后，英俄矛盾有增无减，但英俄在近东的大规模对抗却趋于结束，其主要原因在英国方面——与帕麦斯顿重视欧洲土耳其不同，1874年上台的迪斯累利更重视亚洲土耳其[54]，也即是说为了实现英国在亚洲土耳其的利益，英国对其近东传统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再坚持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这便有了俄英奥三国通过1878年《柏林条约》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瓜分；与此同时，标志着英国放弃保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策的事件是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该事件也成为英土关系恶化的标志[55]。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英国占领埃及，使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开始成为英国近东政策的重心，土耳其海峡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英国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英国由于在埃及地位的加强而失去了对海峡的兴趣[56]，此后英土关系渐行渐远，相反德土则在19 世纪80年代之后越走越近，德国开始在军事和经济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挥着重要影响。[57] 随着英国从土耳其海峡的退场，而俄国又对苏伊士运河和埃及鞭长莫及，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英俄在近东的大规模对抗已基本结束。
（三）英俄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对抗
在中国西藏地区，英俄也曾短暂地进行过对抗。对英国来说，西藏位于英属印度的北方，在地缘安全上对英属印度有一定的影响，英国同样也担心俄国会通过西藏威胁英属印度，而且英国也希望能打开西藏的大门，开拓西藏的市场。[58] 这是英国对西藏的两个主要利益诉求，相对于英国内阁，英印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更为积极。对俄国来说，由于俄国境内有大量信仰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西藏对它们有宗教上的影响力，而宗教影响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影响，同时俄国也希望扩大在西藏的影响以增加与英国谈判的筹码。这是俄国对西藏的两个主要利益诉求。在西藏的对抗中，英国的优势主要是在地缘上，即英属印度与西藏相邻；俄国的优势主要是在宗教上，即它境内有大量的藏传佛教信徒。
英国很早就试图与西藏地方政权直接建立联系，但都被拒绝， 1888年英国借口边境问题挑起第一次侵藏战争，英国取得胜利后便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亚东被迫开关，英国取得在亚东建立据点的权利。[59] 这场战争使西藏地方政权的上层对英国感到非常担忧和厌恶，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扩大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反而将西藏地方政权的上层推向俄国。
俄国虽然在西藏的利益有限，但也积极谋求扩大在西藏的影响。一方面，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就以西藏为目标组织过数十次“考察”，以收集西藏方面的情报，并企图与西藏地方政权建立联系，其中较为著名者如普热瓦尔斯基，但他都未能进入拉萨；另一方面，就职于俄国外交部的布里亚特人巴德玛耶夫于1893年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兼并西藏、蒙古和中国东部地区的计划，他的计划受到沙皇的高度重视。[60] 然而，真正使俄国在西藏建立影响和优势地位的是俄籍布里亚特人德尔智，他既是俄国的密使，又是十三世达赖的心腹智囊，在英国的压力下，在德尔智的怂恿下，十三世达赖派遣德尔智“代表西藏”赴俄以求“结俄抗英”。1898年、1900年、1901年和1902年，德尔智或单独或率团四次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表示要与西藏建立牢固的联系，并且要援助西藏。[61] 因此可以说1898年是英俄在西藏正式对抗的开始。“西藏代表团”进入俄国令英国紧张不已，英国一方面在外交上要求俄国对此事予以解释[62]，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寇松又三次致函十三世达赖，要求直接同西藏交涉“履约”之事，但均被西藏地方政权拒绝[63]，英国遂决定派兵进攻西藏。1903年12月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英军于次年8月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出逃库伦，而俄国此时正胶着于日俄战争，根本无力履行对德尔智的许诺，仅仅在外交上对英国进行了抗议[64]。随着《拉萨条约》的签订，英国确立了在西藏的优势地位，成为英俄西藏对抗的赢家，英俄两国在西藏的对抗也基本结束。
（四）英俄在波斯的对抗
1856—1857年英波战争结束后，波斯对阿富汗的安全影响大为下降，它对英属印度的安全意义也有所下降，虽然经济利益之争在这一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巩固英属印度的安全仍是英国在波斯与俄国对抗的一个重要诉求。英国的地缘优势和扩张重点在波斯南部，而俄国对波斯的利益诉求及其政策仍是一贯的，即通过多种方式逐步扩大在波斯的权势，直至将其完全控制，俄国的地缘优势和扩张重点在波斯北部。该时期，英俄两国在波斯影响力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特权领域，英国的优势在商业方面，俄国的优势在政治方面。[65] 从19 世纪60年代初期至1914年，英俄在波斯的对抗经历了一个由松到紧的过程。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后期，两国在波斯的对抗较为缓和，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主要有二：1872年波斯以70年为期将其国内矿藏的开采权、南北铁路的修筑权、城市电车的创办权和海关的租借权让予英籍德国犹太人路透（Baron Julius de Reuter），后因俄国的反对而被搁置下来；[66] 1879年应波斯国王纳赛尔丁的邀请，俄国教官团进入德黑兰帮助训练波斯军队，由此成立了哥萨克骑兵团，它后来逐渐成为左右波斯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67] 19 世纪80年代后期，英俄在波斯的商业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就英国而言，1888年底英国的一家公司获得了在卡伦河经营航运业务的特许权，1889年路透获得了在波斯将开办帝国银行的特许权，随后另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在波斯的烟草专卖权，1901年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又获得了波斯中部和南部的石油开采和经营权，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英波（伊）石油公司；就俄国而言，它在1890—1891年成功地挑动起波斯民众抵制烟草专卖权授予英国公司，迫使这项专卖权被废除[68]，1890年俄国又获得了在波斯北部地区修筑公路的特权，并迫使波斯承诺十年内不允许任何人在波斯修筑铁路，1900年和1902年俄国又使波斯与之签订了两个贷款协定。[69]
1906年波斯爆发了立宪革命，此后几年波斯政局异常动荡，英俄在波斯的对抗由此走向高潮，即便1907年英俄签订了划分它们在波斯势力范围的协定，也难以稳定住它们在波斯的关系，它们在波斯的对抗可谓是1905年之后英俄亚洲对抗的最后一个热点。在波斯的立宪革命中，俄国支持国王，英国则相对同情立宪派。1908年6月在俄国的支持下，波斯国王穆罕默德发动政变，炮轰国民议会，1909年4月俄国又占领了波斯的西北重镇大不里士，并派兵抵近德黑兰的近郊，7月立宪派武装攻占德黑兰，再次建立立宪政体。俄国对此仍持抵制态度，不断支持废王穆罕默德的复辟活动，全面干涉波斯内政，随意绑架或罢免波斯高官，肆意派兵侵犯波斯的领土主权，同时它还试图引入德国的势力以共同对抗英国。面对俄国的种种行为，英国虽然心怀不满，但却没有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英国对波斯采取的政策是支持亲英派的政治人物和宫廷显贵；扶持保护其利益的内阁上台；在南方诸省物色和确定傀儡总督，以确保南方新建的石油工业的正常生产。[70] 为了应对俄国可能的威胁，1912年英国又从英属印度调兵占领了1907年协定中属于其势力范围的南方诸省。[71] 总而言之，一方面是俄国不断强化它在波斯北部的主导地位和对波斯政局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英国在对俄国的高度戒备的同时，大力加强它在波斯南部和波斯湾的权势以及对波斯石油的控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一战”的爆发。
（五）英俄在远东的对抗
英俄在远东的对抗主要涉及清帝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前者是英俄对抗的主场，后者则是英俄对抗的边角，而且英俄在朝鲜半岛的对抗更多地体现为日俄对抗。就英国而论，它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在清帝国取得了相对于其他列强的优势地位，在西方列强对华共同议事中居于领导地位[72]，而在对华贸易上英国更是一家独大，其巅峰时期曾占列强对华贸易总额的77.74%[73]。因此英国在远东的主要利益是经济利益，主要的政策诉求也在经济方面，即在保持本国已经在远东确立起来的商业优势地位的同时，致力于贸易的普遍扩大[74]，这转化为政策原则就是维持清帝国的完整，确保清帝国的门户开放，反对其他列强在中国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这政策原则同样适用于清帝国的东北地区，而在朝鲜半岛则表现为支持清帝国加强中朝宗藩关系[75]。
就俄国而论，虽然它早在17 世纪中叶便将领土扩张到北太平洋沿岸[76]，17 世纪末期便与清帝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1858年和1860年诈取清帝国东北地区的大片领土，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国家。但由于气候、地理和人口的制约，长期以来俄国在远东地区实力薄弱[77]，对远东地区也没有足够的兴趣[78]。所以在19 世纪60—90年代，俄国对清帝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很少实施重大扩张行动，这一时期英俄在远东也很少爆发激烈对抗，尽管1885年的巨文岛事件发生在远东地区，但它并不是英俄在远东对抗的结果，而是两国在中亚对抗的一个衍生品。英俄在远东真正的对抗始于19世纪90年代。
1891年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标志着它的扩张重点开始转向远东，这一重大工程将极大地改变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和总体形势，同时它也拉开了英俄在远东对抗的序幕；1894年俄法同盟的建立更使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获得了巨大的金融和外交支持，而且在英国外交界看来，在亚洲事务上，法国只是俄国的附庸；[79] 1895年俄国通过“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俄国在远东的权势急剧扩大——1896年2月由于“俄馆播迁”事件，俄国得以控制朝鲜的政局，同年6月由于《中俄密约》[80] 的签订，俄国又获准在清帝国东北地区修筑中东铁路。
俄国在远东权势的扩大引发了远东霸主英国的不满和抵制，这是因为：首先，俄国在清帝国谋求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为以后的正式兼并做准备，这与英国奉行的维护清帝国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而且俄国的这一行动还将起到示范和刺激效应，从而激起其他列强谋求在清帝国建立势力范围，这势必会严重侵蚀英国对华贸易独大的地位，冲击英国的远东霸主地位；其次，俄国在清帝国谋求的势力范围不仅是东北地区，还有西北地区，以及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81]，而英国是万万不能允许俄国控制北京的。为了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和地位，英国对俄国采取了诸多反制行动，而对于朝鲜问题，英国的利益和兴趣都不大，它更多的是支持日本在朝鲜与俄国对抗[82]。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英俄在远东的对抗逐渐走向高潮，以1900年为界，英俄在远东的对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前一个阶段，英俄对抗主要是围绕着旅顺口和大连湾租借问题以及东北铁路特权问题而展开。俄国很早就觊觎旅顺口和大连湾，它在1897年底向旅顺口派驻了舰队，英国获此消息后也派舰队进驻旅顺口，由此造成“旅顺口危机”[83]。次年5月俄国得以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作为回应，英国也于7月强租了威海卫，与俄国隔渤海海峡对峙；同年6月清政府向英国财团贷款修筑从山海关到营口和新民厅的铁路，以该铁路的设备和修筑权为抵押，这引发了俄国的强烈反对，在英俄的外交斗争中这项协议先是被废除而后又被恢复。与此同时，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入资修筑京汉铁路，直指英国在华的利益中心长江流域[84]。由于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已迫在眉睫，在首相索尔兹伯里的坚持下，英国决定与俄国在远东进行妥协，同年4月，英俄《斯柯特—穆拉维约夫协定》签订[85]，英俄在远东的对抗暂告一段落。
然而，不久之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再次将英俄在远东的对抗推向高潮。俄国在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入侵的北京的同时，又派10万大军侵占了清帝国东北全境，这引发了英国的强烈不满。英国一方面派兵抢占山海关[86]，并派炮舰前往俄国占领下的营口示威[87]，另一方面又不断向俄国提出外交抗议。但深陷布尔战争泥潭的英国无法对俄国实施有力的反制，因此它只能寻求盟友一起反制俄国，英国先是与德国谈判，而后又与日本谈判，此时日本对俄国在朝鲜的扩张也极度不满，在反俄的基础上，英日两国于1902年1月缔结军事同盟，至此英国在远东就有了反制俄国的有力工具。面对英日同盟，俄国在远东仍无收缩之意，1902年4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后，俄国迟迟不肯撤军，甚至还于1903年8月在旅顺成立远东总督府，同时继续在朝鲜奉行扩张政策。1904年2月，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最终与俄国走向战争，随着俄国的战败及其国内的动荡，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被遏制下来，英俄在远东的大规模对抗也走向落幕。英国虽然通过英日同盟在远东取得了对俄国的胜利，但随后日本在远东权势的迅速扩大也绝非英国之所愿，日本和美国在远东优势地位的不断巩固彻底终结了英国的远东霸主地位。
总体而言，19世纪英俄在亚洲的矛盾和对抗是长期性、系统性、全局性的，双方矛盾郁结的时间甚为久远，双方矛盾和对抗所牵涉的问题甚为复杂与重大，双方矛盾和对抗波及的范围甚为广阔，它们的对抗使亚洲的多数区域形成了典型的两极结构。本书所研究的英国中亚政策正是在这种英俄亚洲对抗的历史大背景中形成和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