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帝国（empire）”这一英、法文词汇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典拉丁文中的“imperium”一词，在描述国家时意指由中央集权控制的地域与民族共同体，这种集权既可以是由一位专制君主代表的王权，也可以表现为寡头集团乃至共和国政府对多族群生活地域进行统治的形式。尽管该词在古典希腊时期的语境中尚无精确对应的概念，但在从公元前5世纪到5世纪的近千年中，对帝国形象的描述、分析、评判与反思却始终是贯穿古希腊史学传统的一条明确线索，并在希腊史学的形成、发展与转型过程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古希腊史学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作品中所塑造的帝国形象也在构建近现代西方学者与公众对帝国的认识与记忆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在现当代西方古典学界，史学史领域的权威人物、意大利学者莫米利亚诺（A.Momigliano）在研究希腊史家对帝国君主形象的建构方面取得过突出成就，特别是他对于古希腊传记同史学的合流过程，以及希腊史家对马其顿、罗马帝国的记载如何对这一进程产生催化作用的论述对本书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法国波斯史学者皮埃尔·布里昂（P.Briant）对希罗多德（Herodotus）、泰西阿斯（Ctesias）、色诺芬（Xenophon）等古典作家对波斯帝国的记载进行过深入且令人信服的分析，其中的很多研究方法可资借鉴。英国学者格雷（Vivienne Gray）对色诺芬多部史著中理想化的帝国君主形象进行了细致解读。利波舒尔茨则汇集了前人著述较少的罗马帝国后期希腊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最新成果。除此之外，在当代西方古典学与史学史研究中，针对某一具体希腊史家对某一帝国形象塑造情况的著述已相当宏富。仅就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记载情况的研究而言，即已出现过巴尔塞：《希罗多德与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史诸问题》[J.Balcer, Herodotus&Bisitun:Problems in Ancient Persian Historiography（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1987）]、布里昂：《希罗多德与波斯社会》[P.Briant,《Hérodote et la société Perse》（Olivier Reverdin and Bernard Grange eds., 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 Tome XXXV, Hérodote et les peuples non Grecs,Genève:Vandoeuvres,1988,pp.69-104）]、塔普林：《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与波斯帝国》[C.Tuplin,“Herodotus o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Empire”（Robert B.Strassler ed.,The Landmark Herodotus, 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7,pp.792-797）]、穆森：《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人究竟是谁？》[R.Munson,“Who Are Herodotus'Persians?”（The Classical World,Vol.102,No.4,Summer 2009,pp.457-470）]以及罗林格、特鲁施奈克与比希勒编：《希罗多德与波斯帝国》[R.Rollinger,B.Truschnegg and R.Bichler eds., Herodot und das Persische Weltreich（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1）]等诸多重要专著与论文。一般而言，当代西方学者大多选取某一具体史家对波斯、罗马等帝国的记载与描述进行个案研究；对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的思考尚不多见。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为主。黄洋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希腊罗马文明对以波斯帝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基本态度，及其以东方作为“他者”的认知模式；[1]晏绍祥对希腊文史料中展示的波斯帝国“专制”与“集权”的特征进行了评价；[2]王以欣选取波斯君主居鲁士在希腊史学中的形象这一个案，分析了希罗多德等人在撰述波斯史时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口传史料在塑造希腊史学中波斯帝国君主形象方面的作用；[3]褚新国则对波利比乌斯的政体论进行了梳理与评价。[4]2019年6月29—30日，复旦大学与上海大学还联合组织了“世界史视角下的古代史：欧亚对话与帝国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宣读的多篇学术论文均牵涉到“古希腊史学中的帝国形象”这一主题。[5]
然而，在初步整理了上述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国内外学术成果后，笔者发现，就帝国形象在希腊史学中的演变这一问题而言，仍有若干相当重要的宏观问题尚未得到解答。首先，生活于同一时代或不同时期的希腊史家对帝国这种统治模式或具体帝国政权的描述究竟是彼此基本独立的，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高度统一性？其次，作为一个群体的希腊史家们到底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提出的政体循环论的指导下构筑了自己作品中的帝国形象，还是在政治思想理论的框架之外为古希腊罗马与后世读者们提供了另一种认识和理解帝国的模式？这些疑点正是本书试图澄清的一些关键问题，也正是进行这一相对宏观的研究的主要价值所在。
本书试图将对帝国形象的研究放在希腊史学这一特定范畴内进行考察。诚然，古希腊文献中对帝国形象进行表述、思考与论述的并不只有史学作品。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著作、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戏剧、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及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演说词都在塑造希腊人对帝国形象的认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很早即已形成自身传统的体裁，希腊史学在展示帝国形象时一方面受到古希腊政治思想、文学修辞手法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也承载着许多独具一格的内容与认识，值得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尽管各位希腊史家在政治立场、个人阅历、社会地位乃至族裔血统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但在他们对帝国形象的描述中，后世作家对前代榜样在君主形象塑造、帝国历史功能定位、道德评判模式乃至具体事例与描述语句等方面的承袭相当频繁，其相关性远远超过了史学对其他文学体裁——如政治思想著作、演说词或戏剧等——的借鉴程度，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中提出的政体论和希腊悲喜剧中反映的雅典普通民众的帝国观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明显区别、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历史观。因此，从希腊史学的视角观察帝国形象演变的思路是不无裨益的。
在希腊史学作品所记载过的众多帝国中，波斯帝国是希腊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对外交往对象之一和作为希腊文明参照物的“他者”；而从公元前2世纪起，随着罗马逐步将整个希腊化世界纳入帝国行省统治的模式，罗马帝国逐渐成为后期希腊史家关注的重点和地中海世界整体史的载体。波斯与罗马构成了古希腊史学中最重要的两大帝国形象，也是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考虑到古代语境下各种地域归属关系和文学体裁界限相对模糊的客观事实，本书对“希腊史学”的界定采用相对广义的标准。在时空范围上，它涵盖了从“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4世纪的各位来自希腊语世界（或在希腊语世界长期生活过，如希腊化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的、使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如史家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书写并继承了希腊历史撰述传统的相关作品及残篇；在体裁界定方面，本书将个别与狭义上的古希腊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并最终成为希腊史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一些体裁，如人物传记和地理纪行类作品也纳入考查范围之内；而为了全面、透彻地说明某些历史观念问题，本书中的个别章节（如整体分析色诺芬历史观的第四章与综合探讨“再造罗马”历史话语表述模式的第九章）也会将作为同一作家历史思想载体和在现存成文史著稀缺时代成为历史观念核心承载者的对话、诗歌与演说辞等文本纳入探讨范围之中。
本书的重点在于揭示帝国形象在希腊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不变”与“变”，即提炼出该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各部史学作品中的共性与符合渐变发展规律的个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希腊史学本身的固有规律与发展脉络。为此，本书在方法论的选取方面力图坚持宏观历时性线索梳理与个案研究并重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本书所研究的古希腊史家年代跨度从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身处5世纪上半叶的奥林匹奥多鲁斯，跨度近千年之久。因此，本书所涉及的各位希腊史家虽然普遍使用古希腊文这一共同文化载体进行思考与创作，但生活时代、社会背景、空间地域与作品体裁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必然导致其历史叙述的角度、立场与关注重点有所区别。由于这种多样性的客观存在，针对时空背景和体裁形式差异巨大的多部希腊史学作品异同的笼统概括势必存在巨大风险；我们只有以围绕各位希腊史家的扎实个案研究为基础，才有可能在相对孤立零散但坚实可靠的细节知识基础上探讨古希腊史学传统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线索是否存在、其特征为何等宏观问题。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反复目睹的那样，作为一种绵延近千年之久、生命力异常强大的文化传统，古希腊史学本身具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整体性、继承性与互文性特征。希罗多德对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历史观念的影响不仅仅是通过其文本本身实现的，还反映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约瑟福斯（Josephus）、狄奥多鲁斯（Diodorus）、普鲁塔克（Plutarch）等后世史家对其传统与作品的继承、引用、改造与批判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希罗多德、泰西阿斯等早期史家所谓“东方主义”传统的研究也不可人云亦云，而应小心翼翼地将他们本身的思想建树与历史贡献从后世史学撰述与文学批评传统笼罩在其作品上的“迷雾”中剥离出来。因此，在宏观视野的观照下展开希腊史家的个案研究、并力图在个案结论的基础上归纳希腊史学中帝国观念的演变趋势的研究模式同样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在对相关代表性希腊史家的个案研究积累基础上，概括出蕴含在古希腊文明的历史记忆之内的、与希腊政治思想理论中对帝国统治模式的定位同中有异的帝国形象，从而为国内学界理解西方自古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帝国观念及其史学背景提供线索与依据。本书将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为基础，同时注意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本书将以一手资料、即希腊作家们留存至今的著述或残篇为基本依据，坚持论从史出、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同时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们在相关个案研究中业已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力求在对个别史家的论述章节中取得突破；另一方面，本书的整体布局将始终以宏观意义上的希腊史学发展脉络为直接关注对象，对帝国形象在希腊史学中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历时性的探讨，并适当引入对希腊史学与拉丁史学、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横向比较的视角，以期对帝国形象在长达近千年之久的希腊史学记载中的特定面貌及其历史演变进行整体性的纵向把握。
本书的“波斯篇”为第一至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将分别对希罗多德和泰西阿斯两位古典史家塑造的波斯帝国形象进行分析。在现当代古典学研究者构筑的不同论述版本中，希罗多德与泰西阿斯分别被视为古希腊东方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笔者试图在这两章中通过文本材料证明，希罗多德与泰西阿斯的文本本身并无突出的东方主义意识；他们对后世东方主义观点的所谓先导作用往往来自于后人的某种误读。与同时代的大部分希腊作家一样，希罗多德与泰西阿斯的波斯观中既有对现实世界中战争对手敌视的一面，又包含着对历史记忆中古老、辉煌的波斯乃至东方文明的平视乃至仰视态度。
第三和第四章将集中分析色诺芬对波斯帝国及以波斯为典型代表的专制统治模式的二元态度。一方面，色诺芬将波斯帝国的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无限理想化，借助历史记忆与理性建构交织而成的理想波斯帝制模式来寄托自己在苏格拉底哲学影响下所形成的、追求哲学意义上至善与幸福状态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色诺芬又认为现实中的帝国统治模式势必包含暴力、欺诈等道德意义上的负面因素，并对追求至善过程中的这些“权变”手段予以宽容。色诺芬对帝国统治模式的二重态度中包含着无从回避的张力，并在许多场合下暴露出难以圆满解释的深刻逻辑矛盾。
本书第五章拟通过古希腊史学语境下波斯宫廷宴饮形象这一个案，展示色诺芬以降古希腊波斯观中东方主义形象的演变历程。古希腊历史叙述体系中对波斯宫廷宴饮的早期描述同古风时代、古典时代早期的希腊会饮文学关系密切，将波斯宫廷宴饮展示为贤哲们侃侃而谈、其乐融融的理想化场景；随着东方主义观念的形成与不断发展，波斯宫廷宴饮在现存古希腊史学作品及残篇中的形象被不断丑化与妖魔化，最终构成了奥姆斯特德等现当代波斯史专业研究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骇人记忆。
本书的“罗马篇”为第六至第九章。第六、七两章展示了地中海东部知识精英在同罗马文明的“遭遇”阶段形成的尚不完备、难以自圆其说的帝国观。其中，第六章以波利比乌斯关于罗马在不到53年内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普世史体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以波利比乌斯为代表的希腊知识精英在对罗马霸权的早期介绍与研究过程中所暴露的、难以避免的认识局限性。第七章剖析了使用希腊文进行史学创作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罗马观中固有的二重矛盾性——罗马政权的世界帝国形象与自身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犹太族裔上帝选民观念之间的张力与矛盾贯穿了这位史家著述活动的始终。
本书第八、九两章力图在2世纪以降罗马史资料相对匮乏的客观条件下，通过波桑尼阿斯的《希腊纪行》与帝国晚期历史叙述传统中的“再造罗马”话语模式这两项个案的研究，揭示帝制统治之下希腊知识精英同罗马帝国政权逐渐建立文化认同的曲折历史进程。我们在第八章中看到，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所建立的文化记忆模式一方面试图排斥罗马帝国在“自由希腊”历史记忆中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对晚近罗马元首“亲希腊政策”的充分肯定之上去构建自己的文化记忆，从而在光辉、自由、理想化的古希腊历史与安宁、富足、虽未尽完美但差强人意的现实罗马帝国统治模式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记忆的桥梁。而当我们跨越高质量史料极其匮乏、历史线索混沌不明的“3世纪危机”时代，来到本书第九章所探讨的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高举“再造罗马”话语叙述模式的旗帜、试图同已占据地中海世界文化话语权的基督教文明分庭抗礼的希腊多神教知识精英们已完全建立了与那个从前遭到他们祖先漠视与抗拒、如今则被他们自己高度理想化的罗马帝国政权的文化认同。
[1]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晏绍祥：《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
[3]王以欣：《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与口传历史》,《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