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为幸福做点事（序）
我执迷于快乐幸福理论研究，已然40载，尽吾一生。
1980年，中国经济理论界进行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大讨论。由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一直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严格区分开来，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志。而彼时又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拿来重新讨论，以明辨经济发展的曲直得失。这就不能不对“目的”这一范畴做更加深入的哲学思考，即在经济目的之外的“人本身的目的”问题。当年，我就是这样的思考者之一。
彼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读书杂乱，方向似有还无，文史哲经皆入我目。从对生产目的的思考开始，联系到各种人类行为的目的，我觉悟到，目的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系统的概念，有终极目的、中间目的、具体目的，以致人们的任一有意识行动，都受一定目的支配。这样，生产目的讨论仅限于经济学范围恐怕就难以达到“目的一般”，解释人类行为路径的理论思维就易生偏狭。于是，我依着由个别而一般、由具体而抽象的归纳思维逻辑，把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抽象、上升到哲学维度进行思考与解释，一路穷追到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在经过反复思考综合，并将形形色色的行为目的进行对立统一整合后，最终使我对生产目的问题的思考形成一个哲学性的结论：人类发生的一切行为，其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各自的快乐满足，都是人们精神上“舍苦求乐”的结果。
在国内，快乐幸福问题的研究迟迟不彰，经济学中则一般被视为异端。国内经济学界囿经济学研究于经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学问逻辑，绝不轻言快乐幸福。自叹之余，学者们均不屑弱弱一问：GDP增长是为了什么？哪怕有人敢于这么一问，发展之途可能就不会迷离幸福之道如此之远！雾霾或可减轻三成。于光远先生以80高龄著成《吃喝玩——生活与经济》一书，呐喊发展经济与改善生活皆在于众生之“乐”。于老先生声嘶力竭，却也无奈于GDP拜物教现实。大梦谁先觉？2002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因研究快乐心理学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事发突然，国内经济学界对此不置可否，如梦初醒，不知所云，忐忑中给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留下一丝空隙。而卡尼曼的“回到边沁”一文，则或多或少把经济学理论视野带回到了那个古典经济学起源的元初时代。
回顾幸福研究的学术历程。1988年，《快乐论》一书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人本经济学原理》。前一本是关于快乐幸福的带哲学思辨的理论书稿，后一本是以人的快乐幸福为本而构建的经济学理论。然而，边沁主义的最大幸福思想在国内外几乎都被转化为最大GDP发展原则。一些地方追求GDP而不是GNH（国民幸福总值），几乎是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只是程度轻重、手段各异、时间先后、显示不同而已。GDP中心主义的发展后果实际上并不理想，严重的生态破坏、巨大的贫富差距与幸福指数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下降的情形，颠覆了国民财富等于国民幸福的古典主义假说与梦想。收入增长了，人们却并不幸福。于是，“收入—幸福”悖论提出来了。
我们需要认真地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2003年，我申请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浙江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我省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这差不多是国内最早关于以幸福指数来衡量、解释与检验经济发展成效的政府项目。《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此成果。不是说课题本身有多少创新性，而是说明政府、媒体、理论界一起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国民幸福成效这个事情了。
随着关注幸福的人增多，幸福研究由终极目的理论思辨转向“你究竟有多幸福”的实证性研究并为之构建一套衡量幸福的指标体系，幸福指数研究自此在国内应运而生。当然，“您究竟有多幸福”的调查，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在国际心理学、社会学界的幸福调查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只不过，彼时关于幸福指数调查的问题比较简单，结构也相对单一。
1974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幸福悖论”，他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出版了其最负盛名的《无快乐的经济》一书。经济学研究介入的结果是极大地丰富了幸福研究的实证路径与客观性思维，并直接指向收入与幸福的关系验证。20世纪末，荷兰的《幸福研究》（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杂志创刊；21世纪初，《牛津幸福手册》问世，这些事项极大丰富了幸福研究的理论交流与实证分析。
近20年来，国际上关于经济与幸福关系问题研究的专门论著逐渐丰富。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经济与幸福问题的研究也日趋重视。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奇组织斯蒂格里茨、阿马蒂亚·森等20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以幸福测度经济进步”的国家项目研究；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下令在英国实施GNH（国民幸福总值）核算计划。由此，如何为幸福经济学建立一套基础性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深化幸福经济理论研究，成为一项需要解决的重要学科任务。本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现实需求下完成的。
显然，幸福经济学是以作为手段的经济发展与作为目的的人类幸福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本书通过对幸福经济学的学科渊源、经济在幸福整体框架中的位置等问题研究，明确了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标任务、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为幸福经济学建立起一个基础性的学科理论框架。
本书通过对经济与幸福的基础理论关系研究，阐明作为工具价值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与作为终极价值的国民幸福（GNH）之间的内生逻辑关系；通过阐释代表性思想家的幸福学说，拓宽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和幸福经济思想的历史纵深；通过系统阐述经济—幸福关系的核心理论机理、幸福基本原理和幸福主要特性，为幸福经济学建立稳定的原理基础；通过运用主体客观性、对象客观性、类近似性以及“最大化”原理，为经济学中的幸福计量与经济—幸福关系研究建立重要的计量原理分析基础；通过解析幸福的层序结构解释了人类主要经济过程与幸福之间的耦合联系，并着重对财富—幸福悖论进行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通过阐述幸福的非经济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使经济在人类幸福框架中的位置更加清晰，书的理论结构也更加完整。最后，在幸福经济理论原理与实证分析基础上，进行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研究，建立起幸福经济学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全书共九章，融合多学科幸福学说并与经济学原理相融合，解决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只从某个侧面研究幸福问题的理论局限，建立了幸福经济学比较宽厚、扎实的学科理论基础。本书把幸福思想、幸福原理、幸福计量、经济与幸福关系、幸福悖论、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等有机结合起来，为幸福经济学成为一门经济学新兴分支学科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原理基础与学科体系，在国际幸福经济学界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价值与基础理论意义。
当然，关于本书的理论要领，还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理论节点：科斯把所有局限条件归纳在“成本”之中，本书则把所有成本支出归结到人的生命成本自身，认为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成本与收益终将回应到人类自身的苦乐；贝克尔用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解释人类行为，本书则用统一的人类行为原则——幸福原则解释经济学；阿马蒂亚·森主张以死亡率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指标，本书同其观点，并运用寿命指数与幸福指数进行了对应性研究，以解决幸福指数主观性在人自身生命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基础问题。在本书中，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抽象为人类自身的生命现象，对立统一于人类自身的两条单一性规则——生命的有限性约束与有限生命对于快乐幸福的无限追求，支配着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
1932年，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发出预言：经济问题有望在一百年内得到解决。可见，展望未来，经济问题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那么，人类的永恒问题是什么呢？是幸福！经济对幸福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缺乏的是对经济在人类幸福整体框架中的位置的理解，理解幸福的其他来源，以及经济发展如何能够更好地为人类幸福服务。
陈惠雄
2020年8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