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卦的育德原则及审美阐发[11]

张乾元[12]

内容摘要：蒙卦的“养正”观念发展成为古代教育的总纲领和总方针，“育德”是启蒙教育的起始点和根本任务。蒙卦要求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的思想动向，因材施教，应求而教，准确把握启蒙的良机。同时要求学生要开展自查自纠、自抵御和自完善，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实现自我“击蒙”。“蒙”卦的教育原则不仅影响了古代幼童启蒙育德的理念，进而影响到对学者整个人生的道德与学识的培养，并形成了哲学的“蒙养之道”、审美的“蒙养生活”，以及书画笔墨技法的“蒙养之灵”等。

关键词：蒙；童蒙；蒙师；养正；育德；生生；天地之德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智慧宝藏。孔子晚年整理和研究古《易》，并以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不同的文体进行解释，构成《易传》。古《易》和《易传》合为今天所见的《周易》（也称《易经》），是秦始皇焚烧百家之书而保留极少的文献之一。《周易》64卦的排序首先是乾、坤两卦，乾卦象征天道，坤卦象征地道。乾、坤如同父母，衍生和统领其他62个子系卦。乾坤交合生子，成为第三卦“屯”。屯卦的意思是天地、刚柔初始交合，艰难孕生，雷雨交作，未能通畅，天造草昧，杂乱无序，愚昧昏暗，不能前进。到了第四卦“蒙”象征生育成功，幼童出生面世，纯一蒙蒙，开始感知自然，渐渐开始行走。蒙卦有昏蒙、愚蒙、蒙稚、淳朴之象。蒙卦通过山水卦象传达了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始教育理念，它通过蒙师和童蒙的上下承乘关系来展示圣人的育德原则。

一 启蒙育德四则

蒙卦由上体外卦艮（山）和下体内卦坎（水）组成，卦象是山下有水，山下有泉。水是流动的，是智慧的象征，但水又象征坎险，幼童蒙稚，不可外出作为。“山下有险，险而止。”坎险的根源是内在的蒙昧，此时必须像山一样安定内养，知险而止，开始实施启蒙教育。圣人教育的原则在此卦可简略归纳如下：

首先，“蒙以养正”。孔子《易传》彖辞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对蒙童教育的总纲领是“养正”，这是先圣的伟大功绩和盛德。未化则邪，未明则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启蒙教育，未必把“正”放在第一位。“正”代表了正义、道义、正理、正气、正直、中正，合乎自然规律，合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

《孟子·公孙丑》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知晓懂得了天地之道，然后善养浩然正气。“知言”犹如“格物致知”，先知道理、规律、善恶、是非、邪正，然后从自体内养正气，正心内省。孟子的养气，先正心、正志，使心志专一纯正，继而配义与道，与天地正气合一，让浩然正气充塞于整个血气精神之中。 “善养”既表达出对“养”的诚意与善待，又表示对“养”的得法与合度。“知言养气”是对“养正”的发挥，它是一个长期而主动的内在自修过程，浩然正气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

童蒙没有自己辨别善恶、真假、美丑的能力，必须依靠蒙师的正确引导，而蒙师所遵循的正理则是天地正道、圣贤大德，“养正”的目的是“去邪”，涤除了任何私欲、本欲、邪恶、奸诈才能心正及身正。内在的天地正气从血脉中流出，如同清泉从山石中涌出一样。泉出则险退，正存则蒙消。“蒙以养正”是每位教师的天职。今天，不管每一科目的教师都必须担当起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任务。教师和学生都要坚定不移地去追求道义和正义，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成为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君子，而不是成为追逐金钱利益的小人，这一点必须始终强化。

其二，“果行育德”。孔子《易传》象辞指出“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如果把“养正”作为古代教育的总纲领和总方针的话，“育德”则是启蒙教育的起始点和根本任务。道德修养不能速达，贯彻整个人生实践，应随时修正，不断完善，与时俱进。山下泉水刚刚流淌，势必会遇到四面八方的障碍和堵塞，这是“蒙”的初期处境。但是行进已是势不可挡，必须果断决策，打通险阻。幼童的蒙稚、愚昧、疑惑、无知都是障碍的象征，启蒙教育就是从身边的问题开始治蒙、开蒙。对幼童果断进行道德培养、正确引导，毫不含糊。孔子所要建立的理想化的儒家德育宗旨，是引导学者遵循天地自然正道，树立仁义礼智信的“君德”。

“蒙”的教化在于传承乾、坤父母的天地之德。乾天德“元亨利贞”；坤地德“元亨利牝马之贞。”乾和坤开辟天地，始创万物为“元”；亨通无阻，所向披靡为“亨”；雨泽化育，大美大利为“利”；无私无畏，坚贞正固为“贞”。乾以统天御天，刚健中正，自强不息，保合大和而贞。坤因顺天承天，牝马性柔，厚德载物，含章含美而贞。乾、坤各有“四德”，以其品性不同而呈现出两种不尽不同的大德。儒家将“元亨利贞”的天德拓展为“仁义礼智”的人德。孔子所推崇的“大人”正是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文言》）乾坤之德相合构成大人、君子道德的最高标准和典范。

其三，“匪我求童蒙”与“童蒙求我”。“蒙”卦建构了蒙师与童蒙对应而论的教育法则。内卦“水”是针对蒙师而言的，外卦“山”是针对蒙童而言的。教育不能只强化一端，而放纵另一端的，师与学两者必须同步提升。教师为先导，学生为主干，本末一体，不可偏陂。教师好为人师，主动出击，则启蒙失败；学生戏弄欺诈，诬陷于师，则师道毁灭。蒙卦指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启蒙教育是非常神圣和严肃的事情，匪（非）是老师去求学生学，而是学生主动来求老师教。这一教育规则重点强调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的思想动向，因材施教，应求而教，准确把握启蒙的良机。其目的是要激发学生自体的主动求知欲、问惑心、兴趣感，等待其诚心求学问疑之时，及时应其心志，鼓励推动，引上正道。而在学生亵渎、轻慢、逆反、厌倦学习时，不可以填鸭式强行灌输，不能急于求成，否则适得其反，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正蒙》指出：

“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尽其道，其惟圣人乎！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有如时雨之化者”，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而后教之也。[13]

洪钟不扣不能自鸣发出巨声，圣人不问不曾自夸其有大道。学者欲求学，惑者欲求问，正是施教之良机，如同山下出泉，春风化雨，教师必须果断实施教化，培养美德。育德一个循序渐进，系统化的培养过程。不能等待将来道德缺失、违反规则、穷凶极恶时再来“后教”，局势很难逆转。

其四，“发蒙”与“击蒙”。蒙童对世界的认识是迷糊的、昏暗的、空缺的。教师面对一个等待解惑、期盼理解、渴求知识的群体，蒙童环绕包围在身边，就像一个大家庭。教师一定要珍惜“包蒙”的求知环境，爱教如亲子，善待每一位学生，因材施教，进行合规律而又合目的的“发蒙”。

蒙卦初爻始端的“发蒙”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发蒙的初期阶段，要求“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刑”有刑法、法式、法范之意。“刑人”是所树立的崇高典范。育德不是儿戏，必须像刑法一样严肃、严谨、严正。模范典型，必须纯粹，无可非议。“说”通“脱”，脱去罪人的桎梏刑具。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更为广泛的学生明确法律，避免犯罪，远离桎梏。“育德”的前提是“正法”，免于“桎梏”是最低要求。

蒙卦上爻末端的“击蒙”是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启蒙教育的最后阶段是学生的自我纠错与“击蒙”。蒙昧发展到不良极致，会出现为寇、为乱的行为，必须坚决遏制，绝不留情。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大学时期（16—17岁由小学入大学），仍存有格物未穷、致知不尽、意未尽诚、心有不正、身有不修的现象发生，这都是导致不能“明德”的因素。主要原因不全在读书工夫的缺乏上，而在自体的内在修养上。私欲增长，阴险加剧，是道德由明转暗的根源。[14]朱熹主张依靠广大流行的天理、正气来熄灭私欲、恶德。“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5]圣人所以要立教，就是要明德、去欲、解蔽。依照天理育德，塑造中正的美德，在小学、大学都要贯彻始终。童蒙时期的“寇心”、欺骗、险恶，需要依靠教师的严格训导。教师要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公开批评，不可迁就。同时学生要开展自查、自纠、自批评、自订正、自抵御和自完善，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实现自我“击蒙”。

二 审美阐发三例

自汉代开始，《周易》冠居群经之首，为历代文人的必修科目，其对中国文化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影响至深。同样，“蒙”卦的教育原则不仅影响了古代幼童的启蒙育德理念，进而影响到对学者整个人生的道德与学识的培养，并形成了哲学的“蒙养之道”、审美的“蒙养生活”，以及书画笔墨技法的“蒙养之灵”等。

（一）美在通理。蒙卦象征天地阴阳造化生成之初，天地之德、天地之性，聚集其身，淳朴未改，血脉相连。“发蒙”所要培育的乾坤之德，在君子成长发展的事业中则体现出至善大美。乾德之美在于“美利天下”。孔子《易传》乾卦“文言”曰：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16]

乾天的创生美德使万物大衍不息，生生不已，变化无穷，天下万物皆承受其生命能量与美好利益。天地含有大美而从不炫耀显扬自己的功绩，君子效法天德，贯通万物造化生长之理，去除私欲邪恶才有心利于他人，不求名誉回报方显道德崇高。美的品性在于“利天下”，而非利自己、求功誉。审美情感喜悦在于美利他人而不言，这是大的快感和大的情调。利益交换、私欲满足、好大喜功皆无美善可言。大美必含大德，大德大利天下，所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这是儒家道德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坤德之美在于“黄中通理”。孔子《易传》坤卦“文言”曰：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17]

五色“黄”为中性色对应五行“土”，居四方的轴心位置，故曰“黄中”。坤地顺应天道，滋养万物，居自己的正位，不言其成就，含藏柔顺、谦卑、居中、处下、包容，宽厚的黄中之理。君子贯通此理，体现于个体四肢劳作的日常实践之中，体现在国家、社会、群体的盛大事业和美的创造之中，则显现为最极致的美。所有至美、大美必须含有天地正理、正法、正则，内光大、文明，外含蓄、中和，不偏不倚，中庸仁慈。因此说，美是黄中之理在劳作中的体现与事业中的发挥。理显现为美，德转化为情。“蒙”将育德宗旨付诸日常社会实践和人生健康发展的全部过程，显现美、传递美、开发美、创造美。

（二）开学养正。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文艺理论，其旨在弘扬儒家的文道、文德、文理、文心，彰显《周易》占筮的“大衍之数”。其结构章法按照《易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的数理，以《序志》篇象征太极总纲，其余49篇为文论应用。刘勰在末篇《序志》将其写作的缘起和用心说得很清楚。刘勰否定和批判六朝追求文辞华丽的表面形式，缺乏义理本质，矫揉造作、文风浮糜的低俗现象，认为君子树立美好的品德，岂能像战国驺奭之类能言善辩、油嘴滑舌，只做表面文章。因此，刘勰开章写《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就是为了端正学风、文风，批判虚伪、浮假，师法夫子文章，明白太极神理，正末归本，正本清源。

刘勰认为孔子所编纂的《五经》讲的都是天、地、人的三极恒理、常道，是不可以删减或改动的鸿教大训。《五经》效法了天地变化之道，探究了万物发展规律，验证了鬼神的功能作用，制定了人类的伦理纲纪，深入到道德性灵的深处，把握了文章的骨髓精华。因此能用来教化引导学者，起到启蒙、正蒙、击蒙的作用，并努力将六朝文学的形式流弊校正扭转回来。《文心雕龙·宗经》指出：

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18]

孔子整理、修订《五经》，经义既能陶冶、端正性情，辞句也能经营、构置文理。因此能够开导、启发文学写作，善养正气、修养正德、昭明正道。“开学养正”是“蒙以养正”之理在文学理论上的应用和阐发，开辟了一条笃实纯正、义贞事信、风清骨劲的文学正道。其《养气》篇所提出的“玄神宜宝，素气资养”乃是主张文艺创作的“养正”，要保持童蒙的素气素心，反对劳心苦思、过度钻砺所导致的神疲气衰、性伐命伤，要清和心志，调畅精气，保养蒙性，素朴天真。刘勰将《蒙》之“蒙以养正”与《孟子》的“知言养气”自然结合在一起，成为吐纳文艺、舒怀投笔的审美修养之道。

（三）蒙养生活。古代书画理论中引用“童蒙”“蒙养”“养正”的例证很多。像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的“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张怀《书断》的“童蒙有求，思盈半矣”。明末画家恽道生《道生论画山水》的“其进道也，如发蒙振落矣”。都是直接引用，可惜没有再进一步展开发挥。清代画家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石涛修订后名为《画谱》）对“蒙养”之理进行的审美阐释与拓展，在古代艺术理论中影响很大。其《笔墨章》曰：

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飘缈，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19]

这里的“蒙养”主要讲笔墨技法的内在修养、功夫。“生活”不能简单理解为现在的日常生活，而是含有《周易》的生命、衍生、大生、广生、天施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意义。生命鲜活，健康生长是一切美的首先条件。相反，衰败腐朽、僵化滞板，则是构成丑的主要因素。石涛强调要使笔墨的灵活，一要有墨法训练的修养，二是要有笔法生动的理解。墨要得蒙养才能灵，笔要活泼才能神。如果二者偏于一端，则是有墨无笔或有笔无墨。观察“山川万物”的反正、聚散、远近、虚实等多种变化性，是理解“生活”“生动”“活泼”“灵活”的重要发端和方法。“荐灵”对应“生活”。“荐”，一而再也，频频发生。“荐灵”意为灵而又灵。“生活”意为生而又生，“生生之谓易”。这些是对“蒙养”的直接引用，石涛对“蒙养”的进一步哲学阐发则表现为对“蒙养生活之理”和“蒙养之道”的论述。其《资任章》曰：

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养之功，生活之操，载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质也。以墨运观之，则受蒙养之任。以笔操观之，则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观之，则受胎骨之任。以鞟皴观之，则受画变之任。以沧海观之，则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观之，则受须臾之任。以无为观之，则受有为之任。以一画观之，则受万画之任。

蒙养生活有操，则周流环抱有由。周流环抱有由，则山水之任息矣。

然则此任者，诚蒙养生活之理，以一治万，以万治一。[20]

“资”是资源、资本、资助。“任”是承当、凭借、任用、担负任务、发挥作用等。“生活之操”，操守着生动变化的规则。君子立足社会不依赖炫耀浮夸，因为他有了“蒙养”的正气功力，有了灵活变化的创生意识，有了承载宇宙之道，把握山川自然本质的资质，所以内养自身而成名。从运墨法看，凭借了蒙养正气的功法；从操笔法看，凭借了生动变化的技法。从山水画看，得力于能认识其内在的胎骨龙脉；从表面皴法看，得力于能掌握画变的形式规则。观沧海能秉受天地的大道规律，观坳堂能把握短暂的时间功能，顺自然而为，无为而无不为。凭借掌握万物万变的法则，会通太极一画原理。太极由一生万，由万而一。“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北宋邵雍《观物篇》）“蒙养”“生活”“胎骨”“画变”等都含有对应和互释的关系。

“蒙养”与“生活”对仗，“物生必蒙”，因养而活，生而又生，养而又养，生养不息。“蒙养也以仁”、“不息也以道”。（《资任章》），此构成了形而上的“蒙养之理”。“蒙养生活”又与“周流环抱”对仗，显示出“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易传·系辞》）,“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的变动、流畅、环抱、冲荡、生生、和谐的太极变化之道。《石涛论画》还指出：

写画一道，须知有蒙养。蒙者因太古无法，养者因太朴不散。不散所养者无法而蒙也。[21]

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的开篇就指出：“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这是以综合了《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老子》“有生于无”“朴散则为器”，以及《易纬》“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气形质具而未分离，故曰浑沦”等理论。太极一画为无极，朴散生有形之器。“蒙”和“养”共同体现的太古、太极之道，太朴不散，所以为无法。按照石涛的解释，绘画一道，浑镕了天地一气，无法而不散，自归于“蒙养之道”。“蒙”卦尚处于由无向有转换的过渡期，天地化育之初，仍含有混沌、蕴、无法的形而上特征。因此，可自归于“一画也，无极也，天地之道也”。

虽然，“蒙”稚的状态是空蒙纯然、朴拙浑然的，但与太极鸿蒙的无形仍有不同。“蒙”“蒙童”“蒙养”皆可见、可闻、可触、可味，为存有、为实在、为有象、为有形、为生生，体现出健康旺盛的生命力和果行亨通的开辟精神。山水画所表现的空虚幻、古浑玄妙，虚实皆为有形，而非无形无象。但透过空蒙生灵之象，可传达太极混沌之理。

石涛画论综合了易学、道家、玄学等理论，对易理的阐发尤为精辟突出，易学范畴、辞句、原理的引用参伍错综。画论研究者如果不深入学习易学，很难分清其语言出处与内涵，解释混乱与误导就难以避免。石涛《苦瓜和尚话语录》对“蒙”卦做了专项的命题式研究、引申、发挥及审美应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为清代美术理论的顶峰之作。

三 结论

“蒙以养正”的育德原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仍然发挥着启发人、教导人、规范人、塑造人、鼓舞人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美学智慧极为丰富，我们必须深入挖掘，继承发扬，将其原理与时代生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紧密联系，充分发挥它的民族性、历史性、永恒性、变化性、辩证性和审美性，增强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当代新兴艺术学理论学科构建，就像“蒙”卦的初期阶段，不能脱离对古典艺术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能离开“养正”和“育德”，也不能只做形式上的统计、量化、宣传、炒作，而当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端正心态，务实创新。

（责任编辑 熊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