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洋教时期的民教冲突与反洋教思想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西方势力踏波东来的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那就是西方传教士。虽然之前已不乏西洋教士的身影，但自雍正元年（1723）颁布“禁教令”直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发布对天主教的“弛禁”上谕^[1]这一百多年间，其传教活动为中国律例明文禁止，因而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但弛禁之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其中有允许传教的条款^[2]，从此，西方宗教开始以合法的身份进入中国领土。但是，众多官绅民众对洋教的态度和情感，并不是一纸传教条约所能驾驭和控制的。于是，1860—1899年，中国人民进行了持续的反洋教（以下简称反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反洋教时期层见叠出的民教冲突^[3]，是当时国人反教思想发之于外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支配着国人反教行为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明清以来对民众实施教化的《圣谕广训》，它由官方撰写并以政令方式加以推广，由专门机构组织人员进行定期宣讲。《圣谕广训》之外，其余众多的反教宣传品，包括对反教影响较大的名儒著作以及各类反教揭帖、告白、檄文等，也对反教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反教宣传品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主要是官绅民众共同参与的结果，而其中官绅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当时，相当多的宣传反教的文件主要是由官绅撰写、印发并散播的。载有对洋教、洋人相对片面、主观看法的反教宣传品，通过多种渠道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众的思想认识与清廷上层的思想文化导向，保持着相对的一致。通过这种上感下应的引导使民间的反教情绪被煽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义和团运动前几十年的反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