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古时代之英国

1.Normandy人入侵以前之英国

日耳曼民族中Anglo及Saxon两种人之侵入Britain岛，及其信奉罗马基督教之情形，前已述及之。岛中蛮国林立，日久为南部Wessex王国Egbert所统一。然当日耳曼种人之侵略方终，国内之统一方始时，又有北蛮者（英人名之为Danes）先后入英国，不久即征服Thames河以北一带地。然为英国王Alfred the Great（八七一年至九〇一年）所败。迫之改奉基督教，并与之分疆而治，其界线自伦敦起横断岛中，至Chester止。

Alfred之提倡教育，与Charlemagne正同，广延大陆上及Wales之僧侣，来教授其国中之人民。凡国中之自由人民，其境况足以自给者，均须熟习英国之文字，凡志在充当教士者，并须熟习拉丁文。彼曾翻译Boethins所著《哲学之慰藉》及其他著作为英国文，同时并提倡编纂极著名之Anglo-Saxon编年史。为用近世文字编纂历史之第一次。

当九世纪末年，丹麦、瑞典、挪威诸王国，先后建设，Scandinavia人之不满于其国家者，多出没于北海一带。故英国自九〇一年Alfred死后百年间，Dane种人之入侵，纷至沓来，无时或已。而英国人亦尝有征收Dane税（Danegeld）于国民之举，为贿赂Dane种人令其不再入侵之用。最后Dane种人之王Cnut于一〇一七年自立为英国王，然其祚不永。继而起者，为最后之Saxon王Edward the Confessor其人。在位亦不过二十年。一〇六六年Edward死，Normandy公William入继王统。Saxon期之英国史，于是告终。吾人于叙述William the Conqueror事业之先，应先述当日英国之状况何似。

当William the Conqueror即位之时，大Britain岛，在地理上凡分三部，与今日同。南部小王国，先后灭亡，英吉利之领土已北达Tweed河，与苏格兰王国分界。在其西者，有Wales，其人民属Briton种，日耳曼族入侵时，其数已不甚多。国内Dane种人，久已同化。英吉利全岛均属于英国王之一人，当时国王处理国家大事，虽不能不征求巨官贵族及主教所组织之会议曰Witenagemot者之同意；然其权力，仍日有增加。分全国为区，曰Shire，每区各有地方议会一，为处理地方事务之机关。

自Whitby大会教皇党胜利以来，教会内部，大施改革。而且常与欧洲大陆交通，故英国因此不至于孤立于海上。当日英国之文化，虽亦有不如欧洲大陆者，然其建设巩固之王国，组织完备之政府，亦正不落人后也。

然英国虽孤立海中，而封建制度，亦正不能免。Normandy人入侵英国之后，当然挟欧洲大陆之封建制度以俱来。实则William the Conqueror未入英国之前，英国中已有封建制度之痕迹。国内每有数区，同属于伯爵（Earl）一人者。势力宏大，实为国王之劲敌。同时教士在其领土中，亦每握有政治大权，与同时Frank王国中之状况，正复无异。英国大地主权力之巨，亦与欧洲大陆上之封建诸侯同。

2.William the Conqueror之入英及其政绩

William the Conqueror不但要求英国之王位，而且强迫国内人民之服从，有违命者以大逆不道论。至其要求王位之根据，已不可考。相传William曾赴英国谒见Edward the Confessor，愿为其附庸，唯英国王如无子，则须以英国王统传之。然其时Wessex公Harold于Edward未死之前，已使其兄弟得国内伯爵之封土三，势力雄厚。故英国王去世，彼竟不顾William之要求而入即王位。

William乃诉之于罗马教皇。并谓如得英国王位，彼必使英国教士听命于教皇。教皇Alexander第二闻之大悦，遂斥Harold得位之不正，而力赞William之侵入英国。故William之侵入英国，颇含有神圣战争之性质，人民响应者，颇不乏人。当一〇六六年春夏之间，Normandy各海港中多从事于造船之业以备运兵之用。

是时英国王Harold之地位，极不稳固。一面William有入侵之虞，一面英国北部有北蛮骚扰之事。当彼战胜北蛮大宴群臣之日，William率兵入国之消息传来。是时已入秋间，Harold军队中之农民多回里收获，故其军力甚薄。

英国军队占据Hastings西之Senlac邱上，以待敌人之至。战马甚少，端赖持斧之步兵。Normandy人则骑兵较多，并用弓箭。英国兵士战斗甚力，Normandy兵不得进。然不久英国军溃，英国王之目中箭而阵亡。William既败英国兵，英国王又复战死，则其入即王位，已无问题。唯William不愿以征服者自居，彼于数周之内，嗾使英国有力之贵族及主教承认其为英国王，开伦敦城之门而纳之。一〇六六年耶稣圣诞之日，在Westminster寺中被举为王，乃加冕即位。

William即位以后，国内有诸侯之不服，国外有领土之纷争，详细情形，兹不多述。一言以蔽之，曰处处胜利而已。

William统治英国之政策，极足以表示其政治之手腕。彼虽将欧洲大陆之封建制度引入英国，然同时又能维持其王权，不使衰落。凡在Senlac战役以前之不助彼者，均以叛徒论。唯愿为其附庸者，则仍允保存其本有之领土。其他在Senlac战役中，与之反抗者，或后来抗命者，则藉没其财产，转给其同志。

William宣言彼之治国当一秉Edward the Confessor之成法，不愿变更英国之习尚。故彼颇尽力于学习英国语，维持贤人会议（Witenagemot），遵守英国旧习。然彼同时又极不愿受人民之约束。故国内各区，虽封诸伯爵，而同时又由中央政府另任区官曰Sheriff者，统治其地。而且分封诸地之时，故使一人之封土，散在各区，以免集于一地，致召尾大不掉之患。最后，凡国内之附庸，均令其誓忠王室，以免有援助诸侯以反抗国王之举。

William既即位，极欲周知国内之情形，故有编辑Domesday书之举。凡国内之土地，各区土地之价值，土地中之佃奴及家畜，新旧地主之姓名等，无不记载极详。此种报告，于英国王当日征税上之便利，固属甚大，即后世之研究历史者，亦视同稀有之奇珍也。

William增进教会之利益，亦复不遗余力。召Normandy之Bec寺住持，意大利人名Lanfranc者来英国任Conterbury大主教之职。凡主教均有管理教务之权，并得设法庭为审理教案之用。唯主教与附庸同，均须誓忠于英国王。罗马教皇不得英国王之同意不得干涉英国之内政。凡教皇代表不得英国王允许者，则禁其入境。英国教会不得英国王之允许者，不得受教皇之命令；教皇而欲驱英国人于教会之外，亦非得英国王之赞成不可。教皇Gregory第七因William之得领土，教皇援助之功居多，令其为教皇之附庸，英国王竟不之允。

据上所述者观之，Normandy人之侵入英国，不仅一种朝代之变迁而已。英国民族之中，并新增一质焉。Normandy人之入英国者，多寡虽不可知，然吾人可断其必不少，而其影响于英国宫廷及政府上者亦甚大。百年以后，英国之贵族、主教、住持、官吏，几皆染Normandy之习惯。“此外，建筑家及工匠之修造城堡、炮垒、大礼拜堂、寺院、乡区礼拜堂者，莫不Normandy人。商民自Normandy中Rouen及Caen诸城迁入伦敦及其他诸城，Flanders之织工亦入英国散居于城乡各处。当其入英国之始，多自成团体，然至十二世纪末年，即与英国人合而为一。而英国人种因之愈强，愈有力，愈活泼，其职业及兴趣，亦因之愈复杂云。”

3.Henry第二之政绩

William卒，其子William Rufus（一〇八七年至一一〇〇年）及Henry第一（一一〇〇年至一一三五年）相继即位。Henry第一卒，内乱随起。国内贵族有拥戴William之甥Stephen者，亦有拥戴其孙女Matilda者。一一五四年Stephen死，英国人乃承认Matilda之子Henry第二（一一五四年至一一八九年）为王，是为Plantagenet朝之始。是时国内因战争频仍，元气大伤。贵族多乘机自立，跋扈异常。欧洲大陆诸国人，多入英国军中充兵士，骚扰尤烈。

Henry第二遂用严厉之政策以收拾危局。毁非法建筑之炮垒，遣散异国之兵士，削夺乱时所封之伯爵。Henry之困难甚大而且多，一方面不能不恢复英国国内之秩序，一方面又因娶Guienne公女嗣之故，欧洲大陆上之领土，增加不少，统治尤为不易。彼一生虽专心于大陆上之领土，而其在英国之政绩，亦正不小也。

彼欲实行其司法之大权，及除去当日私战之恶习，故有改良司法制度之举。分遣司法官巡行全国，每年至少一次。并建著名之中央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以审理英国王治下之法案。法官凡五人：二教士，三俗人。大陪审官制度（Grand Jury）亦发端于此时。一面有判决法案之权，一面亦有控告罪人于巡行法院之义。

至于小陪审官制度（Petty Jury）之渊源，已不可考，虽不始于Henry第二时，然著陪审制度为定律者，实自彼始。以十二人为陪审官而断定被控者之犯罪与否。此种制度，与罗马之专由法官判决者既异，与日耳曼种人之专持神诉或宣誓保证者，尤属不同。沿用既久，遂为今日英国民法之根据。

Henry第二在位之日曾有与Thomas a Becket冲突之事，颇足征当日之君主实有赖于教会中人。

Becket生长于伦敦。自幼即入教会为下级教士，不久入侍英国王，Henry第二之得位，彼有力焉。新王感之，任为“大法官”（Chancellor）。Becket处理国事，井然有序；维护君权，不遗余力；好猎尚武。教会中收入既巨，起居饮食，俨然王者。Henry极信任之，乃予以Canterbury大主教之职。大抵当日君主之重臣，每于教士中选任之。盖因教士之智识及教育，每较常人为优；而且官吏之职，又非世袭，远不若诸侯之危险也。

Henry第二之任Becket为Canterbury大主教也，其意原在于统驭英国之教士。彼欲令教士之犯法者，受中央法庭之审判，凡主教均须尽封建之义务，凡教士不得上诉于教皇。不意Becket被任之后，即辞其大法官之职，尽力于维持教会之独立。并力主教会权力，应在政府之上，因此遂开罪英国王。Becket不得已遁入法国，求罗马教皇之保护。

不久Becket复与Henry第二言和。Becket乃驱逐英国大教士数人于教会之外。同时英国王并疑其有阴谋篡夺王子王位之举，怒甚，乃向其臣下言曰：“岂无一人可为吾复此恶劣教士之仇耶？”闻者以为王真有杀之之意，竟刺死Becket于Canterbury大礼拜堂中。实则英国王本无杀Becket之意。迨闻其被刺，懊悔欲绝。尤恐他日之果报。罗马教皇欲逐英国王于教会之外。英国王求和，向教皇代表力言其无杀死Becket之意；允将籍没之财产，仍交回Canterbury礼拜堂；愿助军饷为恢复圣地之用；并允组织十字军，亲赴Jerusnlem。

4.大宪章

Henry第二之末年，颇为多事。一面有法国王Philip Augustus之播弄，一面有诸子之纷争，前已略述之。Henry既死，其子Richard the Lion-hearted即位（一一八九年至一一九九年），为中古史上最奇特之君主。然治国无能，虽在位十年，而居英国者不过数月。至一一九九年卒，其弟John即位（一一九九年至一二一六年），为英国君主中之最庸劣者。然其在位时代，在英国史上极有关系。第一，英国丧失欧洲大陆领土——Normandy Brittany Anjou等——之大部；第二，英国王受人民之逼迫，颁布《大宪章》（Magna Carta）。欧洲大陆英国领土之丧失，上已述及，兹仅述其颁布大宪章之情形。

当一二一三年时，John令国内之诸侯渡海入欧洲大陆以恢复其新失之领土。诸侯群以为若辈无从军国外之义务，坚执不允。而且若辈对于英国王之专制妄为，亦颇示不满之意。至一二一四年，国内一部分之男爵（Barons）集会宣誓以力迫英国王承认若辈提出之宪章。其中将国王不应为之事，胪列无遗。John不允，诸贵族率其军队向伦敦而进，遇王于伦敦附近之Runnymede地方。王不得已于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宣誓尊重国民之权利。

英国之《大宪章》，殆为政治史上最重要之公文。其中条文颇能将当日君民间争执之问题，以简明之文字缕述无遗。此种宪章，不但君主与贵族间之契约，实君主与国民间之契约也。不但贵族之权利得有保障，即国民之权利亦得有根据。盖君主既尊重诸侯之权利，故诸侯亦尊重人民之权利，不得因小罪而夺商民农民之货物与器具。为君主者，除三种封建赋税外，不得再征收其他之国税，唯得国会之允许者，不在此例。所谓国会乃指上级教士及诸侯而言。

《大宪章》中最重要之条文，莫过于下述之规定：无论何人，除非即送法庭审判，不得逮捕之，拘禁之，或剥夺其财产。吾人欲知此种规定之重要，只需回想法国于一七八九年以前，君主权力甚大，可以不经审判，拘禁人民，而且拘禁之期，并无一定。《大宪章》中并规定国王须允商民之自由往来，并尊重国内各城市之特权；政府官吏并不得擅权以虐待其人民。

《大宪章》实为国民自觉后之第一种大举动，为百年来君主、教士、法学家等惨淡经营之结果。其中无一字足以引起种族或血族之不同，或维持英国法律与Normandy法律之互异。故英国之《大宪章》一方面为一期国民生活之结果，一方面为另一期之新纪元，而后一期之多事，实不亚于前一期云。

《大宪章》虽颁布，然英国王John习于诡诈，故曾有食言之举而终归失败；即此后之英国王，亦无一能废止此宪章者。他日英国王虽亦有不遵宪章，擅作威福者，然人民每能迫君主使之毋忘《大宪章》，故《大宪章》始终为英国宪政发达史上之砥柱。

5.国会之发达

John之子Henry第三在位时代（一二一六年至一二七二年），英国国会，渐形发达。国会之为物，不仅为英国宪政中之最要机关，而且为世界上文明各国之模范。Henry第三每喜任外国人为官吏，擅作威福，允教皇征税于英国人民，凡此种种举动，均足以激贵族之怒而失国民之心。贵族与市民遂合力以抵抗之，即史上所称之男爵战争（The War of the Barons）是也。为领袖者即Simon de Montfort其人。

昔日Saxon时代之贤人会议Witenagemot及Normandy诸君在位时代之大会议（Great Council）均由英国王时时召集国内之贵族、主教及住持组织之，为商议国家大事之机关。至Henry第二时代，开会尤频，讨论亦较烈，国会（Parliament）之名，于是乎始。

至一二六五年，因Simon de Montfort之力，国会中乃始有平民之代表。除贵族教士外，每区另派骑士二人，每城代表二人。

至Edward第一时代，国会中之有平民代表，遂定为成法。彼之召集市民，盖因当日之市民，渐形富有，政府需款；不得不求助于此辈富民也。同时凡国内之重大政务，彼亦愿遍得国内各级人民之同意。故自一二九五年召集模范国会（Model Parliament）后，人民代表，每得与贵族及教士同出席于国会。

国会最初即力主如国王需款，必先允许“解除疾苦”（redress of grievances）方可。所谓解除疾苦，即国王对于一己或官吏之非法行为，须先加以改正，则国会方可与国王以征税之权。昔日之国会，随王之行止往来无定所。自Edward第一以后，国会之地址乃固定于Westminster城（今为伦敦城之一部分），至今不改。

当Edward第二在位时代，国会于一三二二年郑重宣言：凡关于国王及王储之大事，须顾及国家及国民之状况，并须“得国中教士、伯与男及平民之同意”而决定之。五年之后，国会竟敢废Edward第二，而立其子Edward第三为王。

新王即位后，屡与法国战争，需款甚急，故每年召集国会一次；并为结好于国会起见，每向国会征求意见而容纳其陈述。允许凡法律“不经宗教上及政治上之贵族与平民之劝告与同意者”不得通过。至是国会渐分为二院，“宗教上及政治上之贵族”——即主教与贵族——组织贵族院；平民——包括乡绅及城市之代表——组织平民议院。国会从此一变而为近世之制度矣。